二、由“启”所见宋代科举社会的网络

本文主要是利用魏了翁《鹤山集》中所载“启”的材料，对宋代科举社会的网络进行分析。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籍贯四川邛州蒲江。庆元五年（1199）进士科第三名登第，而后任知汉州、知眉州、知泸州等，共约十七年一直任职于四川各地，其间创建了鹤山书院，弘扬理学。理宗宝庆元年（1225），受到朱瑞常的弹劾，被判“靖州居住”，在史弥远死后回归朝廷，历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等职。魏了翁也是公认的南宋具代表性的文学家、思想家，清人在《宋元学案》卷八〇立有《鹤山学案》^[10]。

“启”，在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中的解释是“古代称官信为‘启’，今用来通称书信。如‘小启’、‘谢启’。”魏了翁《鹤山集》中所载之“启”基本上是书信，而进一步参考司马光《书仪》卷一中定义为“私书”的文书示范格式，例如“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与平交平状”“上书”“启事”“上尊官时候启状”“上稍尊时候启状”“上尊官手启”“别简”“上稍尊手启”“与平交手简”“谒大官大状”“谒诸官平状”“平交手刺”“名纸”等，就会发现“启”具体而言应该是出于对“尊官”“平交”等人进行“问候”“贺谢”等目的而撰写的书信类型^[11]。据此笔者将《鹤山集》的资料整理为表1《魏了翁的“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启”可分为“通启”“上启”“谢启”“贺启”等，对象主要是上司、同僚、友人，内容包括：在其赴任、到任之时的招呼问候（“上启”“通启”）、庆贺其生辰的祝辞、对其推荐的感谢以及作为同僚就任的祝贺（“谢启”“贺启”）等等。与“书”相比，“启”是一种表达更加典雅和形式化的书信。由于“启”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因此，我们不但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分析，观察“启”文当中与科举、官僚人事、政治问题等相关的部分所呈现的宋代科举社会的特征，还可以从中考察“启”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功用。

（一）期集宴（或鹿鸣宴）之时向恩师致意的“启”

河南门下士，或疑少年，蓬莱海上仙，偶蜕凡骨。繄点铁成金，有循吏之化，故搴旗执馘，成竖子之名。衔荷实深，揆量莫称。A. 窃以词章本童子篆刻雕虫之技，道学乃儒者心地汗马之勋。故功名成就，不在于孔翠照影之初，而气质变化，当观于异鸡反走之后。士而知此，天其舍诸！如某者，口黄幼生，汗青活计，抱影韩檠之二尺，刳心邺架之万签。誓铁砚以进修，指污渠而警策。二十作《文赋》，未当陆士衡挺异之年；五字擢英才，已无舒元舆不养之气。偶陪鹄立，获侣鹗飞。牛膝龙肝，滥已甚矣，风声鹤唳，幸可再乎！不谓周人之璞，得侣琅玕之林。遂使东郭之竽，亦窃斗升之禄。虎误再中，隼不空弮，冐幸若然，沾丐奚自！此盖伏遇某官学本诚一，论不蘧蒢。自浩气养心以味道腴，不茹柔吐刚而猎声利。因蜚凫之入觐，陪振鹭之清班。九寺森严，三山密迩。谓即侍紫宸之案，簪笔螭头，而乃厌承明之庐，分符鹤岭。只恐趣大昕之对，未容久外服之留。间者弦歌于一同，已沐驯雉之化，今焉师长于千里，载陪鸣鹿之歌。致使晚生，亦玷公选。B. 某敢不勉睎前辈，益励后图？惟加膏而希光，不速成而求益。C. 君门射策，宁敢过期，谠论批鳞，誓不迎合。或可代诸老先生之对，庶不贻吾党小子之羞。弗负师承。是报^[12]。

这封“启”的对象是知邛州范荪。根据《宋元学案》卷七二《二江诸儒学案》，范荪是张栻的徒弟，在他讲学沧江书院期间，曾经当过魏了翁的老师^[13]。据记载，当时魏了翁正专注于文学，然而，在受教于范氏之后，开始转向理学。下划线A. 的部分所云“词章本童子篆刻雕虫之技，道学乃儒者心地汗马之勋”一句，就揭示了那段时间前后魏了翁思想的转变。这封“启”是写于解试之后，还是类省试（由于四川离京师比较远，因而特别设置了类省试）之后，并不十分清楚，只是文中“君门射策”一语应该是指庆元五年（1199）三月将要参加的殿试，以此为据，推断该“启”应写于其前。此外，从“今焉师长于千里，载陪鸣鹿之歌”一句，可以推测知邛州范荪也参加了那次的期集宴（或鹿鸣宴）。

这封写于期集宴（或鹿鸣宴）之时的“启”，有两处特别的表达：其一是下划线B. 的部分，说的是要给乡里前辈们增加荣耀并激励后辈前进；其二是下划线C. 的部分，提到“我”不能给乡党的晚辈留下耻辱，也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教诲。从这两段材料看来，期集宴（或鹿鸣宴）通常都带有鼓励士人通过科举为乡里社会提高地位的目的。这在周必大《题戊午岁吉州举人期集小录》一文中也能看到类似记载，有云：

选士于里，登名天府，为之首者，期集同举之人，礼也。庐陵号士乡，故此礼尤盛，而今岁特盛焉。求新左君，淳熙己酉裒然居万人之上，今秋克复旧物，而其父母年方五十余，二者皆近所稀有，其盛一也。诚斋杨公、龙泉孙公，朝廷乡党之达尊，交以序美之，其盛二也。每举士或有故不至，至或不多，多者什仅三四，今在坐乃五十人，其盛三也。左君既具著于录，而附以坐客所赋诗，强予题其后，老悖虽不能措辞，窃有祝焉。国朝天圣八年春，参政欧阳公以国学首荐，冠名南宫，是年廷试榜眼则丞相刘公，其后鼎甲则侍郎郭公，中兴第五则资政胡公，至绍兴十八年，参政董公遂唱名第一，其他登甲科，犹未悉数也。诸君勉旃，踵前贤之高躅，增吾邦之盛事，其在兹行乎。庆元四年日南至。^[14]

在该文中，周必大赞誉吉州举士之多，历来更产生了不少著名的人物，随后，在下划线的部分写到对将要接受省试的考生的勉励，并嘱咐其继承前人的伟业，弘扬乡里的名声。由此可见，对于乡里社会而言，科举是提高地域名声的重要手段，因而需要召集地方的名士，举行盛大的鹿鸣宴，为赴京考试的考生们饯行^[1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魏了翁在上文下划线C. 的部分写道：誓于“君门射策”（殿试）中持正直言，不为迎合谄媚之事。鉴于当时正值庆元党禁时期，这句誓言表达的是魏了翁坚持“理学”的正当性，不为时论所模糊、歪曲的信念。《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亦记云：“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说的正是魏了翁在殿试策论时不惜触犯时讳而谈论道学之事。

关于当时禁忌道学的问题，还有另外一则很有意思的材料，是《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韩甲墓志铭》，其文记云：

乃庆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亲策进士。某与韩甲圣可、乐新子仁同舟而下，相与谋曰：“今事势已极，惟有忠正广大以作人才，安静和平以植基本。若相激不已，则天彝泯乱，人心愤郁，国亦随之。此而不言，是为有负，或疑触忌干祸，而三人自矢靡他。”奏入，有司第某为第一，寻置之第三，恩数仍视首选。甲、新皆乙科，授从事郎。然后人知上心好恶，如日月之照明。^[16]

该材料记载的是魏了翁与同乡韩甲、乐新乘船赴京之时，共同发誓不惜触犯禁忌亦要秉持正言的故事。

（二）魏了翁作为省试参详官写给科举合格者的“启”

嘉定十六年（1223），魏了翁作为省试的参详官，负责当年科举的评分工作。他给当时的状元、榜眼、探花等头三名的合格者写了三封“启”，分别是《回蒋状元重珍启》《回蔡状元仲龙启》及《回赵状元发启》。这应该是对科举合格者向主考官致谢的信件以“回……启”的形式进行回礼的书信。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其中之一的《回蒋状元重珍启》：

共审锡第严宸，冠名多士。A. 帝嘉谠论，首扬揭日之名；天启修途，为插生风之翮。恭惟某官气资端厚，检履醇明。厉志秩群，怀孔圣无闻之惧，赋诗见志，慕邹轲不动之诚。当今兹愿治之时，论古者为仁之要。有恻怛至诚之意，无矫激近名之心。亟登乙览之荣，擢寘甲科之右。正人辈出，元气攸关。B. 某曩佐春官，幸窥朝采。方目快景星之瑞，已袖衔连锦之书。论说无疑，忠鲠既符于上意，荣进素定，持循愿谨于前修。^[17]

下划线B. 指出了魏了翁担任该场省试考官的事实，那么他的评分标准是什么？以下是《宋元学案》卷八〇《鹤山学案》中关于状元蒋重珍的记载：

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签判建康军。绍定二年，召入对，首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所当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为言。火灾应诏，以“亲揽大柄，尽破恩私”为言。后又进《为君难》六箴，乞召真西山、魏鹤山用之。每草奏，斋心盛服，有密启则手书削稿，务积精神，以寤上意。后以刑部侍郎致仕，谥忠文。先生本鹤山校试礼部门下士也，其后遂问业，尝有“心授神予”之语。^[18]

蒋重珍由于科举时考官与考生的关系成为魏了翁的门人，在《宋史》有传。从其本传可见，蒋重珍是反对专权宰相史弥远统治的人，在端平元年（1234）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之时，更建言召还真德秀、魏了翁等。此外，魏了翁还替蒋重珍的母亲写过墓志铭（《顾夫人墓志铭》，《鹤山集》卷七三），据此推测，两人之间应是以科举为契机开始并维持了长期的交往。下划线A. 的句子虽然是一般用来表达对皇帝能够支持正见、选拔人才之喜悦的套话，然而，考虑到当时正处于史弥远专权的时期，蒋重珍这些支持“理学”的言论，以及批判史弥远的言行，背后或许是来自魏了翁的秘密支持。此外，魏了翁的门人牟子才也在那时参加了科考，在他的本传中有如下记载：“学于魏了翁、杨子谟、虞刚简。又从李方子。方子，朱熹门人也。嘉定十六年举进士，对策诋丞相史弥远，调嘉定府洪雅县尉。”^[19]当时，牟子才正是由于撰写了批评专权宰相史弥远的对策，虽然科举合格，却被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充任县尉。

对于魏了翁及其门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启”的内容只能提供如上较为有限的信息，然而，通过其他史料的辅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更多具体的情况。魏了翁在故乡的邛州蒲江县建立鹤山书院，广弘“理学”，并有将近十余年的时间于此讲学。特别是在鹤山书院成立之初，曾经为缺少讲习场所的邛州考生大开方便之门，给他们提供学习议论的空间，其结果就是当地的考生在嘉定三年到四年（1210—1211）的解试和类省试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嘉定三年春，诏郡国聘士，邛之预宾贡者比屋相望，未有讲肄之所。会鹤山书院落成，乃授之馆，其秋试于有司，士自首选而下拔十而得八，书室俄空焉。人竞传为美谈。^[20]

是为今白鹤书院。直夫又曰：“书院气势之所钟，当有以文字发祥者。”余乃约十余士之当赴类省试者，会文其上。是岁自类元王万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后亦接踵科第，或以恩得官，莫有遗者。^[21]

若如上所记，鹤山书院产生了十多名解试合格者，有七人获得类省试合格，其中还包括类省试的第一名：王万（字万里）。顺便一提，王万也被列入《宋元学案》卷八〇的《鹤山学案》当中。魏了翁在《太常博士知绍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志铭》中提及撰写该墓志铭的缘由是“述、遵状其事来乞铭。万里，吾徒也，义不可辞”^[22]。“述”和“遵”是王万的两个儿子，他们拿着王万的生平资料上门请求魏了翁为其父之墓志铭执笔，当时魏了翁说：“万里是我的弟子，这件事是义不容辞的。”

其后鹤山书院与科举合格者之间的关系虽不可细考，但若如上述资料所记，在嘉定四年落榜的考生后来也纷纷中举，那么或许可以推测，有不少鹤山门人亦都通过了科考。

（三）任官“成都签判（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试西川幕府）”时写作的一系列“启”

魏了翁在庆元五年（1199）科举考取进士科第三名以后，于庆元六年（1200）出任“成都签判”一职。因为成都府的军额是“剑南西川节度使”，所以魏了翁就任的是“成都府”的“签书节度判官公事”的职位。在其任上，魏了翁写了《成都签判到任谢刘制置启》《通通判王国正启》《上赵运使謩启》《通陈总领启》《通谢尚书启》《通□茶马启》等表示问候致谢的“启”^[23]。笔者将这些“启”的对象之官衔整理如下：

刘制置：四川制置使兼成都府路安抚使知成都府刘德秀（在任：1199—1201）；

通判王国正：成都府通判王国正；

赵运使：成都府路转运使赵謩；

陈总领：四川总领使陈晔（在任：1202—1205）；

谢尚书：四川制置使兼成都府路安抚使知成都府谢源明（在任：1202—1205）；

□茶马：都大提举茶马使。

魏了翁赴任之后，马上送出的是前三封“启”，在到任的同时，对刘德秀、王国正、赵謩等三名上司一一表达了感谢和问候。在谢源明接替刘德秀充任制置使的时候，同时送出了《通谢尚书启》以及祝贺其赴任的《贺谢尚书》两封“启”。另外，由几篇“启”的对象可见，因为四川制置司、成都府路转运司、四川总领所、都大提举茶马司的衙门全都设在成都府，所以魏了翁需要向不同衙门的上司分别进“启”。在这些“启”当中，笔者挑选了几处特别有意思的内容进行考察。

某解龙具而腰笏，对鹜行而面墙。假道涪江，幸尝带冠剑而谒使者；脱巾锦里，乃复裹章服以拜上官。公迟禁地之登，我获恩天之庇。辉光耀凡草，既分甓社湖之珠；文采被诸生，勿惜景阳机之锦。誓期骖蹇，勉附绝尘。（《上赵运使謩启》）

下划线部分说的是，魏了翁在赴京接受殿试之时，曾经一度拜见过使者（赵謩），而今两人再次见面，自己已经成为衣锦还乡的官员，以此向上司（赵謩）表达深切的问候。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五“董参政”条记录了以下一则故事：董德元在赶赴解试途中，拜候同乡的临江府知州（彭合），但因为他是老年的考生而被拒绝接见。虽然这个事例中的知州拒绝了考生的拜候，但由此来看，科举考生在赴京赶考的同时，大概确实有拜候同乡官僚和沿路高官的习惯。

相反，以下一条材料记载的是直到赴任前仍未能有机会拜候的情况：

某生后诸人，早玷末第，窃高下风之行，快睹先甲之传。四海龙门，未能带冠剑而谒使者；一封轺传，行即裹章服以拜上官^[24]。

说的是自科考合格以后，一直想要拜见却苦无机会，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拜见您。

另外，赴任之前与上司之间已有座主门生关系的情况，则如以下材料所记：

某耸观蚊鹤之诏，倍增燕雀之私。褫褐都门，幸尝备弟子礼，以致传衣之谢，筮官锦里，乃复着从事衫，以陪入幕之宾。^[25]

尽管史料上无法证实，但笔者推测谢源明（谢尚书）就是庆元五年科考的考官，并与该次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于是，在科举合格以后，考生向考官表示谢恩，这就是所谓“幸尝备弟子礼”。魏了翁在此番因缘之上，现在再荣归故里，以下属的身份拜见上司。

通过上述诸“启”，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科举社会的一种具体情形：本人赴任、到任或上司就职之时，都适时地送出表达问候的“启”，由此乘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其后在官场的生存发展奠定基础。

（四）赴任之时向曾经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致意的“谢启”

在《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中的“启”，有如下一些“谢启”：包括《成都签判到任谢刘制置启》《代谢刘制置举状启》《除国子正谢丞相启》《除正字谢宰相启》《差知嘉定府谢宰执启》《知汉州谢安大使启》《知眉州到任谢安大使启》《生日谢李参政壁启》《谢刘潼川光祖启》《除潼川运判谢宰执启》《生日谢亲友启》《被召谢宰执启》《除兵部郎官兼史职谢宰执启》《生日谢亲友惠诗词启》《除秘书监谢执政启》《除起居舍人谢宰执启》《生日谢人惠诗词启》《谢安监丞纳币启》《生日谢人惠诗词启》《又谢守倅启》《生日谢守倅以下惠诗词启》《复元官职宫观谢宰执启》《泸州到任谢宰执启》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对宰相任命其职务之事表示感谢的“启”。由此可以确定的是，在以“表”向皇帝表示授予官职的感谢之时，同样也需要对宰相进行类似的感谢。宋代官员的人事职位分为“堂除缺”（宰执任命的职位）、“吏部缺”（吏部任命的职位）、“辟缺”（制置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幕府辟召的职位）三种。然而，如所周知，在南宋时期，关系宰执等中央高官以及地方要害部门职位任命的“堂除缺”在不断扩大^[26]，这一连串对宰相、宰执的“谢启”，体现的正是对其“堂除缺”的感谢。其次，是祝贺生日的“谢启”。此外，以“答启”的形式礼问往来的例子也有不少。这类“谢启”展示了作为官僚或士大夫，彼此之间互相祝贺生日、交换诗文等人际交往的具体情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宣抚司、安抚司、制置司等延开“幕府”的使职实际上拥有辟召下属的权力，而魏了翁就任“幕府”的官员，很有可能是使职的意志在起作用。以下材料提供的是一个近似的例子：

兹盖伏遇某官精识迈伦，吁谟经远，谓收士报国乃为臣之分，故达善引类不蕲人之知。凛乎有大臣之风，久矣非时贤所及。顾如不肖，虽荷夙知，然自获谴以来，亦知惟分之守。执事之庭既无韩愈之迹，主书之吏不识安世之名，而曲为蟠木之容，遽上公车之牍，言扬事久，彪列昈分，使王尊乍贤于一岁之间，而魏尚获免于六级之罚。所阶忝冒，咸轶故常。某敢不益励后图，力惩前覆，观过斯知仁矣，此难为俗人言，公举何私谢为，我当以国士报。心之所蕴，言莫能殚。^[27]

该段前文讲述的是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如何见识、经略俱优，还将提拔优秀人才为国尽忠视作本分。这与制置使所有的“辟缺”权力关系密切。“公举何私谢为”一句，则充分表达了对制置使辟召其职的感谢。除了向推荐自己的官员致谢的“谢启”以外，魏了翁还有代替同僚向给予其“举状”的官员表示感谢的《代谢刘制置举状》等一类形式的书信，相信在使职及其下属之间，围绕“举状”和“辟召”，必然产生了不少的“谢启”^[28]。

安丙曾有过镇压开禧三年（1207）决意叛宋并冒“蜀王”之名降金的吴曦之变等功绩，是长期历任宣抚使、制置使等四川军事要害职位的人物。魏了翁在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之际提出的政治改革案《应诏封事》的第十条“十曰复制阃旧典以黜私意”之中曾言“外三关既失，藩篱决坏，外讧内猘，不得已而用安丙、崔与之，虽或死或病，皆不得久，然二人固非谄事宰相者也”，对制置使安丙有较高的评价。而且，魏了翁与安丙也有比较亲密的日常交往。安丙去世以后，魏了翁专门写了《哭宣抚安少保丙文》（《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作祭。此外，魏、安两家还有婚姻关系。《通安少保定昏启》以及《谢安监丞纳币启》两文正是安丙的孙子（安恭行）与魏了翁的长女之间举行“定昏”“纳币”等礼仪时魏了翁送出“通启”和“谢启”。

（五）绍定六年（1233）十月，郑清之就任右丞相时送出的“贺启”^[29]

“通启”“谢启”“答启”“贺启”等用于官员赴任、到任以及进行礼节性问候等的“启”文当中，大多都是形式化的内容，但是这一篇在专权宰相史弥远死后、理宗开始亲政之际撰写的“启”，却是包含了改革方案实质内容的一封与别不同的“启”：

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王、蔡擅朝之后，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属不能制其可否。二府有同班合班之异，自秦、韩专国以来，恶人异己，而二府之事未尝更相是非。尚书特奉命之司，胡为有先行之笔？都堂为聚议之所，何者开略入之端？台谏耳目之官，但见书名于纸尾，给舍喉舌之寄，未闻驳正于词头。于是有韩卢之嘲，有时被五百之谤。又其甚者，请终言之。翰苑受命于禁中，掖垣代言于閤下。今或先数旬而呈稿，断无杨大年因三让而求归，或后累月而草词，亦非刘原父以九制而被遇。凡曰论思之彦，例蒙献纳之讥。目善类为好名，指直言为归过。于是禁庭宣召，经幄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轮对，帅守监司之陛奏，臣民庶士之匦封，例曰具文，习成结舌。^[30]

端平元年（1234），魏了翁通过《应诏封事》对开始亲政的理宗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请求。《宋史》本传有如下记载：

居数月，百废具举。弥远薨，上亲庶政，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因其任。了翁念国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遂应诏上章论十弊，乞复旧典以彰新化：一曰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三曰复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五曰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曰复制阃之典以黜私意。^[31]

关于这个改革案的分析，已详于笔者的另一文章^[32]，此处不再赘述。就其主旨而言，即魏了翁指出北宋熙宁、元丰时期的新法改革向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的专权时代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连贯的巨大的变革期。在这个时期里，权力不断集中于特定的宰执以及与宰执相关的特定机构，与之相对，侍从、台谏、经筵、制诰、听言等环节的功能丧失，连结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体制不断弱化。面对这样的现状，魏了翁建议进行政治改革，以求恢复原来的官僚架构。这封“贺启”虽然简单，但亦已包含了与上述改革方案旨趣相同的内容。再者，这封“贺启”应当就是《鹤山集》卷三七《与郑丞相书》“忽又从邸报伏睹求言之诏。蜀置自近岁多故，习成皋缓，若须被受，将有后时之悔。散共德意，亟贡封函。尚虑圣化更新，不欲循袭谬例，缴呈录本，乃以鄙见即封诏之词，节成短启，似亦可当录本”中所言“短启”之类^[33]。由此可见，这封“启”产生的背景是端平元年初，魏了翁从邸报中看到“求言之诏”后，一边向皇帝提出“应诏封事”，一边向宰相郑清之寄送“贺启”和《与郑清之书》，希望能够双管齐下，促成政治改革^[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