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笔、御笔手诏与北宋徽宗朝的统治方式

方诚峰

一、前言

在帝制时代，皇帝之意与朝廷之令常有着不可避免，甚至有意为之的混淆。不过，至少在唐宋时期，皇帝本人的批示与以其名义发布的正式命令之间，还是有着明显区分。以皇帝名义而下的命令，隋唐称“王言之制”，宋代还有“命令之体”的称谓，这都是指正式的诏令文书。而据中村裕一的研究，隋唐的口敕、口诏、御札、宣这些在唐代经常出现却细节不详的文书，则属于“私的王言”，有别于正式的“王言之制”（“公的王言”）^[1]。这种公、私之分，在宋代虽有所不同（如“御札”是七种“命令之体”之一，“布告大号令则用之”）^[2]，但却比唐代更加分明。一般而言，宋代皇帝的意志，在最初并非正式的命令，而是要先批示给宰相机构或学士院，然后才以正式的“命令之体”行下。在这一过程中，命令经历了由“私”向“公”的转化。

在这一背景下，徽宗朝大量出现的以御笔、御笔手诏为名的文书，其属性就非常暧昧。有学者认为，宋代御笔是诏令的一种，但与普通诏令不同，它由皇帝直接行下，不容商量，是专制君权极度膨胀、权佞得幸的结果^[3]。也有学者认为，御笔手诏是宋代正常的权力制约机制被破坏的结果，是未经政府审议监督的、不合法的诏令^[4]。或认为它是对宋代旧有文书体系、权力制约体系的突破，开了皇帝对六部以下行政机关进行直接指挥的先河^[5]。亦有学者将御笔或御笔手诏与宋代史料中出现的御札、御批、手书、手诏、手札、内批、内降、上批归为一类，称为“御前文字”，认为它们是“来自于皇帝个人的文书”，相当于“私的王言”^[6]。无论如何，学者们都承认，御笔或御笔手诏是皇帝“私意”对朝廷“公令”的侵害。

对御笔、御笔手诏等命令方式的批评在徽宗当时即有，徽宗退位以后更甚，现代学者对它们的分析、批判，很大程度也源于此。不过，对于御笔、御笔手诏的实际体式，则罕有人问津。因此，本文首先要探讨最为基本的问题：御笔或御笔手诏，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文书？它们与宋代既有的文书体系有什么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其在徽宗朝政治中的意义，尤其是：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新政”迭出的时代，北宋徽宗朝如何在“以文书御天下”方面呈现自身统治方式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