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书札子（省札）与宋代相权

从堂帖到省札的演变略如上述。尽管本文推测唐代个别堂帖的行文可能会有“奉圣旨”这样的用语，但一则尚无实据，二则少数个案的存在无从断定所有堂帖皆须如此，而唐代宰相在很多场合使用堂帖独立处理公事则是确定的，“堂帖势力重于敕命”是这种宰相独立决策权很好的写照。从宋太祖以札子代堂帖至太宗后期，中书札子缩小了使用的范围，且又必须承旨，这对于宰相独立指挥公事，或者说宰相权力的限制是明显的，因而此后曾屡有人提出更张。先是庆历三年（1043）宋祁提出：

愿陛下诏中书、枢密院，自今以往取有司申请不干大事者，许依唐时堂帖之比，直令堂判，院付之有司。^[58]

及王安石任相时，亦试图改变之。据《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

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札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书出牒。”^[59]

王安石所说的“止令中书出牒”同姚崇所说的“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如出一辙，这里的“牒”当即是札子之前的堂帖。也就是说，王安石想改变中书出札子亦须奏请的局面，而独立指挥公事。这固然可以看作是谨命令，对君主权威的维护，自然也可视作权力之争。因而唐介认为：“如安石言，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辅臣皆忠贤犹为擅命，苟非其人，岂不害国。”唐介着眼的是重名分，结果纵然神宗对王安石信任有加，还是不能接受此议，凡事奏请取旨才能出札子的这种制度规定也一直沿用到宋末。

如果凡事“奉圣旨”制度真的不折不扣地施行，那么我们说自唐至宋以来君主专制是在逐步强化，宰相独立理政空间也越来越狭小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真宗时王旦为宰相，因为备受真宗信任，得以“小事一面专行”，在奏事时，经常不经上览，“但批旨行下”^[60]。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君臣相得的特殊情况，但实际情况是君相之间的这种默契是连同列都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当中书札子下行的时候，宰执们但随王旦押字，承受者但见上书“奉圣旨云云”，却没有人知道乃至怀疑这只是宰相王旦“专行”的结果，这样“奉圣旨”而下的札子又与堂帖专行何异呢？同样是真宗时期的例子，天禧四年六月，寇准罢相，据《长编》载：

（丁）谓等不欲准居内郡，白上欲远徙之，上命与小州，谓退而署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61]

所谓“圣旨”“德音”都是指宰执们面请得旨，即是“奉圣旨”了，然而真正落实到文书上，却是轻重由己了，很难有人有能力或者机会核实。与李迪有关的另一个事件，仁宗明道二年（1033），李迪身为宰相“自用台官”，结果要等到数月之后仁宗方才知晓^[62]，则李迪想必是以札子任官，这与前述寇准以札子处分冯拯事出一理。

元丰年间，郭逵讨交阯，传言宰相吴充“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师”。李心传考证此事为误之后评论道：“班师，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获罪不轻。”^[63]其意为大事原则上不能用堂帖指挥，但如果奏请得旨仍是可用的，这样也就突破大事、小事的界限。至绍圣、元符时期，有元祐臣僚被贬谪，“所被受止是白札子”，或又称“白帖”者^[64]，则又是与堂帖无异了。

南宋时省札之“奉圣旨”同样不能做刻板理解。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曾有诏书云：“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65]可见本该“奏裁”之事，实际上却并没有“将上取旨”，就作“奉圣旨”施行了。“空头省札”的应用更能够说明这一点。宁宗时，陈自强拜相，“时押空头省札，以送（韩）侂胄，须用即填之。故一时造命，庙堂或不与知”^[66]。这种“空头省札”尽管必然作“奉圣旨”云云，实际上确是“庙堂或不与知”，而且这并不是特例，魏了翁在论及省札时有云：

所谓“奉圣旨：依”“奉圣旨：不允”，有未尝将上先出省札者矣；有预取空头省札，执政皆先签押，纳之相府而临期书填者矣；有疾病所挠，书押之真伪不可得而必者矣。^[67]

空头省札自然是不可能经过奏请的了，如魏了翁所说，即使那些有“奉圣旨：依”或“奉圣旨：不允”等字样的圣旨，亦有很多是“未尝将上”的。这样的情况下，宰相堂帖处分公事就可能既突破大事小事的限定，也突破奏请取旨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