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在研究、写作和修改的整个过程中得到我的老师、同事和朋友们诚挚的关心和帮助。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几乎中断了我的工作，她/他们的鼓励因此对我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本书的最终完成不只是我个人最终克服了困难的境遇，也是所有这些好心人不懈支持的结果。我对他们的感激无以言表。
我向我的老师和史学写作的楷模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及我在耶鲁大学所有的教授深深地鞠躬（就像一个心怀感激的中国学生应做的那样）。我要致以深切谢意的人还有柯林清（Chris Gilmartin），她是我的挚友，也是对我抱有信心的人；我热心的同事简·于梅（Jean Humez），她阅读了我的全部手稿并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玛丽琳·杨（Marilyn Young），他们两人是我思想和写作上一贯的支持者。我也在此感谢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的朋友和同事安·科德里亚（Ann Cordiliar）、贺康玲（Kate Hartford）、乔纳森·朱（Jonathan Chu）和马尔科姆·斯马茨（Malcolm Smuts），以及我在耶鲁的同学坎迪斯·霍夫（Kandice Hauf）、艾丝特·斯迪蒙（Esther Stimen）和凯瑟林·克利弗（Kethelean Cleaver）；支持和鼓励我的还有柯伟林（William Kirby）、詹姆斯·沃特森（James Watson）、保罗·柯文（Paul Cohen）和李欧梵（Leo Oufan Lee），他们对我的研究的兴趣和他们睿智的建议使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一年的博士后经历既愉快又有收益。两位不具名审读者对我的手稿提出了很有教益的评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雷尔·贝尔（Muriel Bell）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不懈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从刘广京（KwangChing Liu）先生那里得到的巨大启发，他的文献性著作《美国与中国》（America and China）引导我去查寻极为有用的原始资料。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还有幸得到我在中美两国的其他好友的可贵帮助。在美国的有：凯茜·克琳塞（Kathy Klyce）、马笑冬、钟雪萍、林春、朱虹、金安平（Anping Chin）和约翰·瓦特夫妇（John Watts）；在中国的有：李若琳、汪晖、于羚、刘乃元、虞苗、冯敬兰、鲁晓琴、张友云。她/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我要紧紧地拥抱每一个人。
我还要感谢1985年秋冬我在北京有幸会见和采访的为数不多的早期留美学生。陈翰笙、章元善、李景汉、陈岱荪、周培源以及孟治（在他位于纽约White Plain的家中）给我的教益是书本中学不到的。如今他们均已作古，我将永远珍视与他们会面的经历。我还要感谢任以都、李伟格、潘乃谷和闻黎明的热心帮助，她/他们向我提供了有关任鸿隽/陈衡哲、李景汉、潘光旦和闻一多的情况。我的三位伯父——叶笃义、叶笃庄和叶笃正提供了他们了解的有关罗隆基、李景汉和竺可桢的情况。我要谢谢我的伯伯们。
我要感谢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怀廷研究奖学金基金会（Whiting Fellowship Foundation）、耶鲁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项目、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多尼亚学院研究基金、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及该大学的其他校内资助项目，感谢上述机构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给予的慷慨支持。
感谢下列机构中的资料管理人员提供的专业性协助：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威尔斯利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曼斯菲尔德·弗里曼东亚研究中心孟治收藏（Chih Meng Collection）、位于纽约的美以美教派（卫理公会）下属档案和历史总会（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位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社科部）图书馆、北京欧美同学会。
最后，我要对我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感谢，特别是我慈爱的父母和总是乐于助人的妹妹。我的母亲（她已于1996年春天去世）始终是我重要的力量源泉，是她的精神给我人生中一些最黑暗的时刻带来光亮。我最后要说的是我的儿子圆圆，他幼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我构思和写作这本书期间度过的，我感谢他在这漫长的思想之旅中伴随着我，希望有一天他会理解他的母亲对于中国历史的挚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