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在帝制时代，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和取得社会地位。对于留美的中国学生来说，专业教育被看作是获取地位和名声的新途径。费侠莉在对留学英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进行研究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教育获得改善命运的“通行证”，又都企图在社会上占据领导者的位置。费侠莉认为，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家机器的旧时精英来说，“他们自身的最高价值和国家权力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根本对立的说法是无稽之谈”^[1]。新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根据1917年对340名留美中国学生所做的调查，他们回国后主要在两个领域就业：教育和政府机构，前者占39%，后者占32%。^[2]随后的二十年间仍大致是这种情况^[3]。也就是说，大批的留美学生被政府部门所吸纳。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会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交通部门和财政部门一类的机构做事，那里多半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的。^[4]专门研究归国留学生的学者汪一驹的数字还显示，1925年在各个政府部门工作的归国留学生中有半数、在有的情况下大大超过半数的人能够部分或全部应用他们在国外学得的知识。^[5]

虽然政府工作的性质在近代已有所改变，但对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来说，“做官”已开始失去吸引力。这些人——如顾维钧的一位朋友——开始寻找其他可以获得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的途径。那位朋友劝说顾学习工程的理由并不只是中国需要建工厂和修铁路，而是他认为工程专业能够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工程师也不必受制于政治权力。用他的话说，工程师不必给当官的磕头。顾维钧几乎被他说服。^[6]

在清末，要想开辟不同于仕途的出路基本上得靠自己。如费侠莉以丁文江为例所显示的，许多在西方受教育的中国人仍然以“儒家的观点”看待读书人的事业。^[7]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精英与政府的关系并没有因为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除而立即受到影响，也没有因为清朝的灭亡而在一夜之间改变。政府——先是清廷后是袁世凯——对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采取一种包揽式的家长态度，专门为他们开科考试，把他们当成新式官吏的后备。只是在袁世凯去世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归国留学生才从根本上感受到政治和体制的变化带给他们的深刻影响。

在清末的最后十年，无论是通过私人还是通过体制，从西方归国的留学生发现自己的出路是和国家的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的。一些留学生和有权势的地方大员之间甚至有受助和赞助的关系。由于在国外特别是西方留学费用高昂，一般人很难承受，只有富家子弟或得到资助的人才出得起国。在改革变得时髦的年代，一些地方大员出面担当了留学生的赞助人。上海的一家杂志在1907年评论道，派遣学生出国已成为“开明的总督和巡抚的癖好”^[8]。

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即是其中之一。1907年3月他在南京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赴美留学考试。虽然学费是由美方提供的（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提供奖学金），10名通过考试的男学生和3名女学生却被说成是“端方派的学生”^[9]。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另一个例子。刘景山记得袁世凯1904年对即将赴美的北洋大学堂学生做的一次“打气讲话”。袁要学生们努力向学，不要卷入“自由与革命的胡说”。他对学生们保证说：“等你们学成回国之后，我要告诉皇上，不，我要请求皇上，委派你们做官。”^[10]

后来在美国，孙中山曾企图说服刘景山参加革命，被刘拒绝了。刘说他的决定与袁世凯的告诫有关。^[11]刘的例子说明，留学生和他们的官僚赞助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往往是松散的，但仍然给了这些学生一定的归属感，有时甚至会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

为使留学生为政府服务，清政府还特别制定了针对归国学生的考试，其象征意义比实用价值更大。1905—1911年间这种考试每年举行一次，目的是把留学人员纳入官僚体制。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之后，出洋留学成了新的乃至唯一的担任政府官职的体制性途径。^[12]

从一开始，这旧瓶里装的新酒就有种怪味。1905年参加考试的14名学生都是从日本回来的。^[13]第二年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从美国回来的，在42名考生中占16名。参加这一年考试的既有耶鲁大学的博士也有日本中学的毕业生，但都在一起竞争。更糟糕的是，考官们根本不具备评审资格，而且歧视学理工科的学生。学工程、法律和医学的被放在“第四等”，这样一来他们便与“进士”功名无缘。一位主考官解释说，自古以来“进士”只授予学文的人。考生要用中文或外文写一篇文章，中文的题目是“尊权、爱亲、敬老、男女有别——此皆世代尊奉之法”（译自英文）——一个典型的儒家命题。42名考生中有32人通过，其中5人授予“进士”，其余授“举人”。有若干新式的政府机构申请用人，其中10人被聘用。^[14]

一位研究现代专业化的学者指出，“职业”（occupations）与“专业”（professions）的重要区别在于，只有“专业”有权拒绝“外部评估”，将其视为“不合法，不能接受”。^[15]归国留学生参加朝廷举办的考试恰恰是把自己置于“外部评估”之下。一位显然是落了第的考生感觉受了屈辱，他说：“我虽然更穷了，但也更明白了。今后我决不会再参加这种考试。”^[16]

拿着新文凭适应旧体制令人心烦。然而，尽管存在诸多问题，考试不但持续下来，而且规模还不断扩大。成功通过考试的人数从1907年的38人增加到1908年的107人，1911年更增至400人。许多人被刚成立的各个新式政府机构聘用。某位人士1911年说，归国留学生们“蜂拥而至北京等待政府的任命”^[17]。新的考试内容与旧时科考或有不同，归国留学生在新式机构中从事的工作与旧式官吏或有差异，但是通过参加为他们专设的科举考试，归国留学生们与他们的前辈遵从的是同样的国家仪式，与政治权力维持的是相似的关系。顶着朝廷授予的功名和做着朝廷任命的官员，归国留学生们很难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政治和职业身份。

清朝灭亡以后，袁世凯试图延续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做法。1915年，他亲自下令举行同样的考试。在192名考生中，有151名通过考试并得到政府任命。这是帝制结束后为归国留学生举行的唯一也是最后一场考试。

为归国留学生举办的考试在北洋时期最终结束。这时的中央政府自身处于政治和财政的动荡混乱之中，无力与新的知识精英建立制度性的关系，对出洋留学放任自流，也不再规定留学生们应学的科目。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奖学金经常无法按时寄达^[18]。政府的财政困难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权威。1900年后建立的负责管理留学生（非庚款学生）事务的机构——中国驻华盛顿教育管理处（The Chinese Educational Bureau）也于1925年永久关闭。^[19]

因为国家混乱，没人管了，这使留学生群体感到调整与政府的关系不但可能而且必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此后它试图并且成功地与知识精英建立了关系。^[20]但这个关系的性质却与过去的“官府”与“士”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南京政府必须面对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知识阶层。如此说来，北洋时期的放任自流导致了未曾料到的结果——知识阶层被解放了。

但自由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转变的过程充满了混乱与烦恼。对过来人而言，当时主要的感觉是失落而不是解放感。原有“仕途”招聘机制的解体让很多人找不着北。时为康奈尔大学学生、后来成为重要教育家的任鸿隽这样描写留学生们对形势变化的反应：

当前清季年，以考试囮留学生，彼时留学者之心，一科举之心也。改政以还，考试之制度废，吾方引以为幸。而吾留学生中，尚有疑失此无以为出身之路者。^[21]

归国留学生最为关心的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但不久他们就发现这并非易事。任鸿隽记述了留学生们类似的经历：“他们什么工作都干，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一些学文科的去修铁路，学机械的去搞教育……许多人不得不放弃所学，只要有工作就行，‘张冠李戴’，‘削足适履’。”^[22]

虽然进入政府工作的体制性途径不复存在，当官仍然是一条相对容易和现成的路，对很多人仍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带来快捷的经济收益和因袭的社会地位。而且如前面谈到的，为政府部门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用不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但是“走官途”在民国时期越来越不被看好。一名学生干脆称之为“寄生虫”式的生活^[23]。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劝诫留学生们要“更加注重生产和工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去谋求官位”^[24]。他的批评得到一个叫纳萨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的美国人的赞同，后者称自己“与中国留学生界有相当广泛密切的联系”。佩弗1922年指责道：

他们是否知道有多少归国留学生跻身腐败官员之列？他们是否意识到有多少中国学生……回到国内，对所面临的形势感到无助和不安，对诱惑开始时做些抗拒，但随后先是小妥协，继而大让步，终至步入官员生涯，现在正和那些从未出过国的旧式官僚一样玩着官场上的游戏，沾染上千古官僚制度的恶习。^[25]

这一时期常听到的公众对归国留学生的批评，是他们与旧式官僚并无二致。这个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但也反映出公众的担忧以及归国留学生自身感到的焦虑：在旧的体制瓦解之后，新的知识精英应当和可能扮演什么角色？这一代受到西方教育和专业训练的中国人面临的挑战是巨大和多方面的。费侠莉在论述丁文江和他的同伴时说，他们归国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和氛围。^[26]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更重要的挑战是：与政治权力建立何种关系，以便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结果是，在国家一定的辅助下，但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在一个向来崇尚官本位的社会为自己辟出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建立起专业知识人的权威。这个过程决非一帆风顺，人们对专业人员的评价也见仁见智。但重要的是，这一代中国专业人士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切实的成就。这也是一个他们向有自觉意识的、真正的专业人转化的过程，体现出他们的勇气、坚韧乃至眼光。建立专业性社团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下面，我们将谈到“专业社团”这个观念是如何被引进中国的，留学生们如何在中国实践“专业精神”，以及他们如何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努力，使专业社团成为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一道风景线”。从世界各地归国的留学生对此都做出了贡献；应该讲，美国留学生的贡献最大。

[1]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2.

[2] 《归国留美学生名录》（Who's Who: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该名录中列出的340人包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留美学生。

[3] Y. 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69.

[4] 《归国留美学生名录》，p.ii。

[5] Y. 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72，见表3，“1925年留美学生：从就业情况看所学是否适用”。

[6] 对顾维钧的采访，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微缩胶卷，第一卷，无页码。

[7]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2.

[8] “The Recent Examination in Nanjing”，World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July-August 1907），无页码。

[9] Ibid.

[10] “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对刘景山的采访。

[11] 同上。

[12] 有关归国留学生考试，见Y. 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p.68-71；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2卷，第848—986页。

[13] 参加1905年考试的这14名留日学生后来都获得了官职，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4] Yen，“The Recent Imperial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for Returned Students”，World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September-October 1907），pp.34-39.

[15] Larson, The Rise of Profissionalism，“Introduction”.

[16] Tyau，“Educational Comments”，World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July-August 1911）.

[17] “The Returned Students and the Peking Examination”，World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July 1911），p.388.

[18] 1914—1926年间政府一共给在美国和欧洲学习的留学生发了358份奖学金。但政府奖学金经常难以按时到达。第一次拖延出现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时期。1917年后由于整个中国政治动荡，又出现了财政困难。1924年一些官费留学生在向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国驻华盛顿教育管理处要求财政资助不果后，转向国内亲友求助。随后教育管理处负责人辞职，该部门也于1925年关闭。

[19] 有关中国政府对中国留美学生监管的详细情况见Y. 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p.43-50。

[20] 有关知识群体与政府的关系见E-Tu Zen Sun（任以都），“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1912-1949”。

[21] 任鸿隽：《建立学界论》，载《留美学生季报》1914年6月，第43—50页。

[22] 同上。

[23] T. L. Li，“Production, Profession, and Specialization”，载《留美学生月报》1917年1月，p.194。

[24] T. L. Li，“What Chinese Students Should Do When They Return？”，载《留美学生月报》1918年1月，pp.163-167。

[25] Nathaniel Peffer，“The Returned Students”，载《留美学生月报》1922年4月，p.498。

[26]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