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Centralized Nationalism）
从清朝向民国的过渡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是个关键时期。“自治”和“中央集权”的争论考验着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在从清末提倡自治转向民初拥护中央集权的重要知识界人物中，有像梁启超这样的人。[1]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留美学生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也可以揭示在这一历史交叉点上，“民主”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据顾维钧说，1911年秋爆发的武昌起义使许多中国留美学生感到意外。[2]早些时候，当革命党与立宪派的争论在别的地方激烈展开时，留美中国学生会有意避免卷入。在留美学生中，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支持是有限和低调的，虽然孙本人曾亲自与一些学生接触。[3]《留美学生月报》常有关于立宪运动的报道，却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鲜有提及。[4]
留美学生一般都支持改良派的立宪运动，而回避令留日学生热血沸腾的革命言辞。[5]有几个因素促使留美学生倾向于改良政治：美国知识界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与激进政治相左的教会学校背景（许多留美学生都出自这一背景）；加之，许多学生享受政府资助，这也使他们倾向于维护一个政治上稳定的中国。
在国内形势逐渐紧张的1911年，留美学生的政治态度与士绅立宪派相仿。后者持改良的立场，一直到1911年秋才意识到革命不可避免。[6]曾担任留美学生会东部会主席的朱庭祺在《月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武昌起义不是反满革命党的胜利，而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激化的结果。[7]朱当时是《月报》的国内时局分析人，他的观点很可能有人追捧。
武昌起义后几个月，顾维钧和朱庭祺等学生领袖发起成立了“爱国会”（The Chinese Patriotic Union），这是一个面向国内“一切有头脑和爱国人士”的雄心勃勃的组织。发起者声称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保守和头脑冷静”的，他们自身是“非政治、非干预、非革命、非党派、非宗派”的，而该组织要努力促进“国内和国外的中国人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利益”。[8]也许并非偶然的是，这一时期《月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内经济发展的文章。此后“爱国会”就销声匿迹了，但它所提倡的以“非革命”和“就事论事”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却预示了留美中国学生日后的政治倾向。
到1912年初，许多留美学生都意识到“共和不可避免”[9]。1912年2月《月报》的社论说，“一个月前我们可能会考虑另外形式的政体，但现在共和主义的烈火已经燃起。挽救局势的唯一方法是对之加以引导，而不是将其扑灭”[10]。朱庭祺此时的观点是，共和政体是“较好的体制”，因为它可使中国人避免“小皇帝、庸皇帝和恶皇帝”。[11]1913年2月学生会总部秘书处向塔夫脱（Taft）总统发出函件，要求美国承认中华民国。[12]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们在表示支持共和政体的同时，还拥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1912年3月《月报》的一篇社评开始，该杂志不断呼吁建立这样的政府：
防止可能摧毁这艘“最古老的帝国和最年轻的共和国”之船暗礁的唯一办法是尽快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共和国来说，以地方权力做基石将会是灾难性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可靠基础是现实，而不是理想。[13]
如前面指出的，清末留美学生中已经存在贬抑地方主义的倾向。但那个时候，当他们倡导“新的民族主义”时，他们想要的，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大清朝廷，而是要制约中央权力。1911年初《月报》的一篇社评表达的就是这一立场。社评作者在谈到资政院的召开时明确地表示，他希望这个立法机构能够“对北京的中央政府施以强大的压力”[14]。
对中央权力应加以限制的观点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消失了。一位叫Yoeh Liang Tong（童）的耶鲁大学学生在1913年东部学生会夏季年会上发表的一篇讲演代表了立场的转变。他对刚成立的国民党提出了批评，强烈反对“政党政府”，理由是新生的共和国还没有做好应对政党政治的准备：
在我们虚弱混乱的国家消除派系纷争、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巩固之前……在中国度过了眼前关键的过渡期之前，我们不能有政党政府，因为政党政府对我们的坏处多于好处，它会导致国民的分裂而不是团结。[15]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童发表讲演的几天前，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遇刺，很可能是袁世凯下面的人干的。童对这一血腥案件未置一词。除了政党政治，童还认为工会和妇女参选权运动是中国“进步过快”的表现。他告诫说：“突然和过猛地离开旧有习惯的做法……蕴含着严重的危险。”同时，他也对媒体提出了批评，指责它们“过分地重视权利而缺乏必要的责任感”，他认为“中国眼下最急需的不是争议，而是搁置分歧，稳定和团结”。[16]童赢得了大会讲演比赛的头奖。
为什么在共和取代清朝之后，学生们对中央政权的态度改变了？为什么他们对限制政治权力、有利于社会参与的做法不再感兴趣了？布拉森吉特·多拉（Prasenjit Duara）在对20世纪初一二十年间中国“中央集权派”和“联省自治派”的考察中，把“联省自治派”与民主改革挂上了钩，认为它在为“公民社会”做铺垫。[17]当时主张联省自治的人依据的主要是美国模式[18]。为什么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反倒坚定地认为新生的共和国应该实行中央集权而不是强化地方分权呢？
学生们的立场反映了在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突然变得既有希望又有危险的历史关头，他们对国家政权态度的改变。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共和国的建立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使中国面临外国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这时期前后的《月报》不断提醒大家关注日本、俄国和英国分别对满洲、蒙古和西藏所怀的野心，将此视为对中国领土完整和新生国家主权的威胁。清末已在学生中滋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这时成为主张实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背后的支撑。
国内的形势也令人沮丧，中央财政能力的疲软最让人担心。《月报》的一篇社评认为恢复中国财政信用是“当务之急”，表达了对中央政府难于从各省征收足够税收的担忧。[19]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也被视为对新生共和国的潜在威胁。
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随着共和政体的建立而出现：中国应当如何治理？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重新改造了天皇制；在建立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时，中国也需要某种东西作为象征和体现。在许多留美学生看来，只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才能捍卫新生的国家。正如许多学者正确指出的，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态度在中华帝国的传统中有悠久的历史。[20]但共和初期对中央权力的强调却有帝制时代所不存在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此时列强的虎视眈眈是中国人必须考虑的因素。
尽管步履维艰，但希望并未泯灭。共和国的建立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生。留学生们为“婴儿”共和国和“新生”的民族而欢庆。一些学生因为美国未及时承认中华民国而感到焦虑。这表明他们认为共和国的建立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件[21]，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大家庭的一员。正因此，中国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而这种需要在中华帝国时代并非必需。
为赢得美国公众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中国留学生常常引用美国革命的例子。此外还有法国革命，它也常被当作中国共和革命的激励之源。[22]学生出版物中对西方经验的援引大多简单而含混，不过偶尔也能见到较为具体的对西方事例的探讨。一个例子是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社评。与对中央集权的强调并行，社评作者高度评价了这位主张加强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联邦主义者”，并引述他的话说，“行政当局的能量是定义一个好政府的首要因素”。社评称汉密尔顿是一位“天才”，是“我们最喜爱的作者”，并向读者推荐说，“他写的每一篇东西都极有价值”。[23]在“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月报》社评认同汉密尔顿而不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制约与平衡论及杰斐逊的个人解放与自由论，并非偶然。在此时的中国留学生眼中，美国开国之父们的意义和分量并不一样。
学生们对“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centralized nationalism）的呼唤与中国当时政治背景各异的一些知名人士颇为一致，这些人包括梁启超、章太炎、蔡锷和李大钊。[24]梁启超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创建了具有政党雏形的“政闻社”，提倡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但民国成立以后，梁转而支持加强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所属意的各省联邦。[25]他后来进入政府，担任袁世凯任总统时期的内阁成员，希望借此帮助建立有效率的中央政权。[26]
在民国初期，袁世凯被很多留美学生认为比孙中山更有能力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27]，也更可能使国家稳定。1912年1月《月报》发表的一篇社评认为，“将民族统一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任务交给袁世凯是稳妥的。[28]
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袁世凯。康奈尔大学的一些学生就致信《月报》表达对袁的不信任，称袁为“叛徒”，因为他在1898年“百日维新”时背叛了光绪皇帝。[29]在同一封信里他们还对《月报》的拥袁立场提出质疑。但《月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答复道：“袁的政治生涯诚非无懈可击……但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他本人誓言要挽救中国于分裂之边缘。”[30]
认为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信念使学生们容忍袁世凯的独裁。直到1916年初袁要恢复帝制的说法传开之前，学生们很少对他反民主的做法提出批评。袁复辟帝制的消息令学生们难以置信并感到愤怒，留美中国学生会总部写信强烈谴责袁的企图。一些人把愤怒撒在袁的美国顾问、复辟帝制的支持者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身上。[31]1916年6月袁因尿毒症猝死的消息传来，让许多学生松了一口气。
[1] 孙隆基：《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与1911》，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4、6月）；李良玉：《从辛亥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载《江淮学刊》第172期（1994年4月）。对这一重要的政治转变尚没有人做细致、集中的探索，一些新近的研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转变。见Michael H. Hunt，“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rong State”，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p.62-79，以及Samuel S. Kim and Lowell Dittmer，“Whither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ibid.,pp.237-290。两文都认为清末和民初的改革派一以贯之地倾向于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其中后者还认为（p.252）在过去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事实和迷思中，国家都起着中心的作用。在Jonathan Unger编的Chinese Nationalism一书中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
[2] 《顾维钧回忆录》。顾的回忆录也有微缩胶片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已将其译为中文。
[3] 同上。1909年秋天一位广东籍学生曾把顾维钧引荐给孙中山，三人“交谈甚欢”，一直谈到半夜。孙谈及要组建一个革命党以推翻满族统治。但看来这次谈话对顾维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对孙的支持主要来自唐人街的华人。顾认为一些学生也属于革命党，但他们通常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此外，据顾说，在留美中国学生的会议上，有意地避免对“革命与立宪”的主张做公开的辩论。
[4] 在一篇少见的有关激进的留日学生的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常常被误解和受到不公平的指责，我们希望这个秘密的正式调查将有助于消除一些政府官员们头脑中的怀疑。”见“Students in Japan in Close Watch”，载《留美学生月报》1907年11月，p.6。
[5] 最近在中外学者中都有对革命党和改良派争论的反思。见Tang Xiaobing（唐小兵），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pp.137-164。
[6] Rankin（兰金），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p.280），以及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p.216）都隐含地提到这一论点。
[7] T. C. Chu（朱庭祺），“Cuurent News from China”，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11月，pp.11-15。这也是包括Min Tu-ki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Min评论说，“省咨议局的反政府立场是与它们反对中央集权密切相连的，这最终导致了革命”（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171）。
[8] “The Ai-kwoh-hwei”，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1月，pp.221-228。
[9] 社评“A Republic is Inevitable”，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2月，p.283。
[10] Ibid.
[11] T. C. Chu（朱庭祺），“Review of Home News: China's Revolution”，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12月，p.140。
[12] Yun-slang Tsao，“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载《留美学生月报》1913年2月，pp.243-244。
[13] 社评“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3月，p.396。
[14] 社评，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1月，p.242。
[15] Yoeh Liang Tong，“Over-progressnes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3年11月，pp.46-49。
[16] Ibid.
[17]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ap. 5，“Centralism and Federalism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18] Duara：《民国的中央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中译文），载《二十一世纪》第25 期（1994年10月），第30页。又见张学继：《民国时期的缩省运动》，同上，第43—49页。
[19] 社评“The Supreme Task”，载《留美学生月报》1913年11月，pp.3-4。
[20]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252.
[21] 许多学生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感到困惑甚至愤怒，后者于新共和国成立的头一年在对其承认与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月报》在一篇题为“The Chinese Republic and Its Recognition”的社评中，敦促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中华民国都更期待美国的承认”，因为美国被认为“对中国有着无私的友谊”，和“对共和事业的同情”。该社评接着说道，正因如此，“我们对美国至今未满足我们的承认要求甚为不解”。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3月，p.397。
[22] 在《两个革命的对话》一文中，孙隆基特别论述了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法国大革命被中国人视为楷模。
[23] 社评“Government and Constutition”，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1月，p.175。
[24] 在《从辛亥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李良玉论述了民国初年蔡锷和黎元洪对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孙隆基在《两个革命的对话》中论述了李大钊在民国初年的态度。
[25] 梁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谈到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26] 梁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思想久已有之，始自1905年写《开明君主论》。梁在知悉袁世凯想恢复帝制之前基本上是忠于袁的。
[27] Jerome Chen（陈志让）认为1912年初没有其他人能使中国保持不分裂，见Yuan Shih-k'ai, p.254。
[28] “Reveolution and the Supreme Cause”，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1月，pp.203-204。
[29] “Yuan Shikai—a Trator”，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2月，p.345。在信上签名的有胡适和赵元任等人。
[30] 《月报》主编：“Reply of Y. S. Tsao”，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2月，p.347。
[31] 社评“Republic or Monarchy？”，载《留美学生月报》1915年11月，pp.1-5；“Republic or Monarchy？”Ibid.,p.7；又见Suh Hu（胡适），“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Ibid.,p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