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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让西方人感到奇怪的是，环境问题以及通过法院为环境问题寻求救济，在日本都不是新鲜事。佩里上将在19世纪后期打开日本国门之后不久，日本的新政府明治政府就开始兴起全面的工业化进程（他们的口号是：“大力生产工业产品”）。这是一个“哥白尼反转时代”，封建地主和地方政府疯狂追赶这次改革浪潮，他们摧毁了幕府（取而代之的是仅仅效忠天皇）和佛教寺庙（神道教被宣布为日本的唯一国教）。直到后来，天皇才下令保护神社和历史遗迹。

这种一蹴而就式的工业化代价巨大，这个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不加控制的污染。第一个环境案例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是古河矿业公司（Furukawa Mining Company）造成的。该公司在谷中村（Village of Yanaka）上游的渡良濑川（Watarase River）大量开采铜矿。谷中村的鱼被毒死，土地也渐渐难以栽种庄稼，因此村民请求政府清理这条河流。他们这样做，实际就是在挑战古河矿业公司。该公司的铜产量占日本全国的48％，而铜是日本第三大出口商品。因此，村民们是没有机会获胜的。立法机关也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当村民们抗议游行时，政府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交付刑事审判。他们的领头者是当时的众议员，他尝试向日本天皇求告，但却以亵渎罪被扔进了监狱。随后大众的骚动越来越激烈，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他们想出一个奇异但又很实用的办法：政府征收了污染土地，并在此建了一座水库。村民被驱离了，“有的获得了少量赔偿，有的没有获得任何赔偿”。这样的结果很难说是公正的，但是有关环境问题的第一声警钟就此拉响了。

一系列类似案件接踵而至，其中最为人知晓的莫过于发生在1916年的一起案件，被告大阪碱业会社（Osaka Alkali）是一家铜矿冶炼公司。当地农民因为庄稼遭受巨大损失，寻求补偿。就在这一次，日本最高法院开启了司法新篇章，最终判决该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对于有限类型的案件，司法大门终于打开了，然而不是挑战工业发展，而是为受害者提供赔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开始了第二次全面工业化攻势。很快，国内很多民众都遭受怪病的折磨，开始到法院起诉。所有的污染行为都是有代价的，而这些事件的污染代价非常可怕。这其中一个污染案例被人们称作“富山痛痛病”（Toyama itai-itai），受害者因为镉中毒，痛苦难忍，常常大喊：“好痛！好痛！”而此时政府和工业企业则按照他们的惯常程式作出回应：首先完全否认，接着封锁证据，继而聘用科学权威帮助开脱，并转而责备受害者，拖延时间，直到受害者死亡。后来在工业石棉案、避孕器械案、棉尘案、烟草案、汽车安全案等美国诉讼案件中司空见惯的那些伎俩，当时在日本法院中都已经用上了。这些案件都很复杂，牵连甚广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所有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中，有四个案件最为出名，被称为日本法制史上的“四大公害诉讼”。第一个案件始于水俣病的发现。日本熊本县的一所化工企业智索株式会社（Chisso Chemical Company）排放的甲基汞流入家庭的餐桌，致使人们从饮食中摄取了甲基汞这一有毒物质。1967年，法庭认定智索公司知情致险和积极隐瞒疾病数据。然而，有关索赔的诉讼拖延了20余年仍然没有结果。另外两个案件发生在日本四日市，源于一个大型石油炼化和发电综合体。周围居民渐渐发病，有的已经死亡，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污染企业也无动于衷。与水俣病案件同年，就在四日市一位受害者自杀后不久，另外12位同样境遇的受害者开始了诉讼活动。就在此时，第四个案件的受害村民也展开了行动，他们受三井矿业冶炼厂（Mitsui Mining and Smelting Plant）的排放物所累，工厂将含镉废渣排入神通川的河水中，致使镉进入当地村民的饮食中。三井公司的医生坚称当地居民的疾病只是营养问题，政府也支持这种说法。1968年，当地多位受害者提起诉讼。到此案判决时，当年的受害者中有21个人已经去世。

“四大诉讼”过程长，拖延久，并且最后的结果也远远不能令原告满意。他们寻求补偿，因为补偿诉讼是在污染之后他们能够提起的唯一诉讼请求，然而任何人都不希望在受害者死后，由家属来领受补偿金。在所有的案件中，法庭都没有下令停止或者减轻污染。然后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些案件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同情，改变了人们的惯常心态：确实存在问题，政府和产业部门都不是上帝，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他们需要作出更好的回答。同时，这些案件也将法院推到前排，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需要自己审查产业对环境的影响，从而也间接地审查政府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的和谐和服从文化失败了，当行政机器出现故障时，就该轮到司法权上场了。

当日光高速公路案走进人们的视野时，“四大诉讼”还处于孕育状态，当时企业对于受害者遭受的严重损害仅仅给予极少的补偿。该案的损害与众不同。当提到工业增长时，日本民众仍停留在“污染代价——责怪受害者——只好向上苍祈祷”的思维定式之中，就在这时政府提出要毁掉神圣的东照宫的环境。神社提起了诉讼，并且诉讼请求不是经济补偿，而是要叫停整个工程。1964年，案子到了东京高等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