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

一、五彩石印技术考

据研究^[1]，至迟在元代，中国就已发明彩印术，至元六年（1340）资福寺所刊朱墨两色《金刚经注解》，乃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到明代末期，套印术获得长足发展，不仅所套色彩增至四色、五色，而且还出现了更为先进的“饾版”“拱花”技术，印制出了一批十分精美的彩色书籍，其中有湖州凌闵两氏的套色印本、江宁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及休宁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等代表之作。其后，木刻彩印术流传不断，直至20世纪晚叶的荣宝斋、朵云轩，依旧在使用这一技术复制古代书画、笺谱。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木刻彩印具有工序复杂、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等诸多不足，其传播和普及受到极大限制，很难适应社会日益蓬勃的出版需求。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现代印刷术的传入，一种操作较为简便、投资相对低廉的彩印技术——五彩石印术，遂开始传入我国。

五彩石印术传入我国的确切时间，今难详考，综合前人所述，主要有三种说法：①王念航《彩印业创建史话》云：“后有鸿文五彩书局，为西洋人所创设，华经理为邬金亭，有石印机一部专印彩色钱票等。又有中西五彩书局，备石印机二部，系购自同文书局，西洋制造，较旧制已有进步，创办者为魏允文、魏天生，时在一八八二年，专印钱票及月份牌等。”^[2]②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谓：“当时上海无彩色石印，市上发行之彩色石印月份牌，悉由英商云锦公司以原画稿送至英国彩色石印局代为印刷。迨富文阁、藻文书局及宏文书局等出，上海乃有五彩石印。”^[3]③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第七章第二节“平版印刷工艺”则称：“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聘请日本技师，始办彩色印刷。”^[4]

就现有资料来看，贺氏之说，似较为可信。笔者查阅晚清时期的《申报》，找到了富文阁的开业广告，时在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二十八日，题为“上海富文阁专印中西颜色仿单、图画、新样铅板、石印书籍画谱法帖”，广告提及岭南人卢海灵，曾远赴英国伦敦跟随“大书院啊山打先生”学习五彩石印技术，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富文阁彩印书局，开业一年，即赢利一千三百余两白银。可惜不知何故，富文阁仅经营了两年多，就倒闭了。

富文阁时期的五彩石印品，“色彩无浅深之分，单调粗浊，所谓平色版而已”^[5]。至光绪三十年（1904），两家较具经济实力的书局——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斥资雇用日本五彩石印技师来华工作，上海地区的五彩石印技术始有明显提高，“色彩能分明暗，深淡各如其度”, “仿印山水花卉人物等古画，其设色能与原底无异”^[6]。当时来华的日本技师著名者有和田满太郎、细川玄三、冈野、松冈、吉田、武松、村田、丰室等多人，他们不仅亲自动手制版，还带教了一批中国徒弟，上海彩印业资深职员徐志放，曾在《近代彩色平印制版的发展历程》中回忆道：“我师傅一辈，很多人都是日本人，如津金、渊上等的徒弟。”^[7]

据贺圣鼐文，日本所传彩色石印制版方法，有所谓“光石”与“毛石”两种。光石法，可细分为二：“一为汽水纸（即转写纸）及特制墨料绘画然后落石；一为彩色制版，先用玻璃纸（即胶纸）按照底样，以一种尖钢笔从而描刻之，嗣即落石，再翻印红粉色纸多张，视底样若干色，于是将红粉色分落若干石，既落石后，再将各石各色之应深应浅、或浓或淡，亦按照底样描而点之，藉以表示一版之印色。深浅版成之后，即可依次套印完全彩色图画。”

毛石法，“则不用汽水纸，只用玻璃纸，其翻印、落石等法，与光石无甚分别；其所异者，不用钢笔描绘，而以一种油墨条从事绘画，即可应用，套成彩色图画”；自十三岁便学习彩色制版的徐志放，对此亦有颇为详细的描述：“首先将约半毫米厚度全透明的胶膜薄片（时称玻璃纸），覆在画稿上用针尖对其轮廓用实线和虚线刻出，四周居中刻好十字规线，嵌入黑墨，粘上红粉，转印到印石上”^[8]，再“用腊笔状的油条墨，在每块色版上，根据色量要求作涂布描绘，借助版面砂目，能反映出浓淡层次，替代网目的作用”^[9]。

五彩石印技术主要用于印制钱票、月份牌、各种质地的商品牌子（有棉、丝、纱、布等类）、仿单、舆图及书画等物，根据印制工艺的繁简，有所谓“大生活”“小生活”之分^[10]。这些印刷物，大多具有色彩鲜明、字画清楚等特点，因而深受欢迎。譬如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五彩地图《大清帝国全图》（价洋每幅四元）、《坤舆东西半球图》（价洋每幅三元五角）、申昌书局五彩石印年画《众神全图》（价洋每轴二元）等^[11]，虽价格昂贵，却仍旺销海内。

五彩石印术在书籍印刷业中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用于印制书籍的彩色插图，这类书籍以通俗小说、戏曲居多^[12]。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的文玉山房书局委托画印五彩有限公司，石印《五彩增图东周列国志》小说^[13]，此书阿英先生曾有收藏，其《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14]载：

五色增图石印本，书名《五色增图列国志》，亦是蔡元放本翻印。刊印年代不详。据杨家源序，似为光绪十七年（1891）。图仿点石斋本，绘像四十八幅，每回插图二幅。图像每页印一种颜色，六色替换。文字页，间有加图案边另色印者。书签阴版绿印，美观别致。八册。曾见有壬辰（1892）五彩石印公司大本，图目一如此本，只是单色印，不知两书是否一家所刊也。亦八册。

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于上海三洋泾桥的焕文书局，以五彩石印术印制了一批通俗小说戏曲，计有《五彩绘图梨花雪传奇白头新传奇合刻》（价洋五角）、《五彩绘图儿女英雄传正续》（价洋九角）、《五彩绘图列国志演义》（价洋一元六角）、《五彩绘图荡寇志》（价洋一元二角）、《五彩绘图西游记》（价洋一元）等多种。值得注意者，焕文书局在书刊广告末尾声称：“以上各书墨色绘图，价目不同”^[15]，可见五彩绘图小说，其价格要高于普通石印小说。这里，不妨再举一个更为明确的例子，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初二日、十月十三日，文宝五彩石印书局分别在《申报》登载书刊广告，前者列有石印大本《绘图廿四史演义》，六册价洋六角；后者则有《五彩绘图廿四史演义》，称“逐节绘图，以西法五彩石印，颜色鲜艳，图画精细”, “连图六大本，暂售工料洋九角”，前后相对比，同一部小说，同样大本六册，但五彩印本要比墨印本贵出二分之一。

[1] 参顾廷龙、冀淑英《套印和彩色印刷的发明与发展》, 《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二章“明代”之“湖州套印”“南京彩印”等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8、451页；马孟晶《文人雅趣与商业书坊——十竹斋书画谱和笺谱的刊印与胡正言的出版事业》, 《新史学》1999年第10卷第3期。

[2] 原载上海市彩印工业同业公会会刊《彩印工业》1951年创刊号，后经节录收入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49页。

[3] 原载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后收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57页。因贺氏曾任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彩印股职员，故其说颇为人所重，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等均沿用之。

[4] 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

[5] 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57页。另外，贺文称商务印书馆聘用日本技师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实误，《申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登载商务印书馆广告“欲印五彩地图、银钱票、月份牌及照相铜版者鉴”，云：“本馆现从日本东京聘到精致做五彩石印、照相铜版工师十余人，制出各件，极蒙大雅嘉许，各省官商，如有欲做以上所件者，务请光临，无不价廉物美，以副雅意。”

[6] 参见前注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

[7] 《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8] 参见前注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

[9] 参见前注徐志放《近代彩色平印制版的发展历程》。

[10] “大生活”专功月份牌、日历底板、纺织品商标等，多数有人物之类；“小生活”专功香烟牌子、烟壳、小商标包装之类。参见徐志放《近代彩色平印制版的发展历程》。

[11] 分别见《申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十二日广告“商务印书馆新出五彩地图”，同年十一月初一日申昌书局广告“新印五彩《众神全图》”。

[12] 间或亦有古代典籍，譬如光绪十七年（1891）画印五彩公司就曾为文玉山房五彩石印绘图郝懿行注《山海经》，见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广告“文玉山房各书出售”。

[13]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十日《申报》登载文玉山房广告“新出石印书”。

[14] 《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15] 见《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所载广告“上海三洋泾桥焕文书局新出五彩绘图各种闲书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