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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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出

成为印刷重镇之后的上海,并没有自我封闭,而是充分利用其特殊的经济、地理和文化优势,迅速将印刷文化传播给周边地区,并向全国辐射,成功地扮演了一位文化二传手的角色。

(一)输出技术工人,普及印刷技术

晚清时期的上海,聚集着数量可观的印刷技术人才,《申报》上时常可以见到外埠招聘上海印刷技工的广告,譬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六日,《申报》载“招雇排字人”广告:“今有外埠欲雇用一排字人,须知英话,熟悉排各项零单情形。如有技术精明者,工资加重。倘愿承斯乏,望缮一英文信,信内说明曾在何处就业,需工资若干,固封后信面书PRINTER字交申报馆转送可也。”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报》载“招匠刻书”广告:“本宅有书数部,约三百万字,拟招名匠到温州写刻,每月须刻三四万字,轮船盘川,本宅照付。如愿办者,即取刻样,开名工价,交信局寄温州瑞安城内孙资政第酌订可也。”

资料表明,南起福州,北至哈尔滨,均曾留下过上海排字、印字、铸字、照印等类技工的身影。譬如:光绪二十一年,英美传教士在福州设立第一家铅字印刷所——美华印刷所,就从上海招聘了4名排字工及印刷技工,并在当地招收学徒,将铅印技术引入福州[1]。1906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远东华字报馆,即函托上海招雇技术工人,11月19日《申载》刊载《印刷人乘轮赴北》的新闻报道云:“有俄人在哈尔滨开设远东华字报馆,函托上海西报馆雇用排字、印字、铸字等人,兹已雇就十七人,于昨日趁宝隆洋行过罗奴轮船启行。”他们不仅是所在书局的技术骨干,而且还带教当地学徒,为近代印刷术的推广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印刷设备与纸墨原料的集散基地

如前所述,晚清时期,东西方先进的印刷机器、配件及纸墨原料等物,曾依靠洋行及部分书局(如申报馆、商务印书馆等)的贸易,大量输入上海。而印刷设备与原料的国产化过程,最早也是在上海完成的,如上海虹口顺成机器厂生产的印刷机器、上海机器造纸局生产的各类纸张等。因此,上海一隅,遂成为全国印刷生产资料的集散基地。

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廿六日,《申报》载《京都设西法印书馆》,云:

现闻京师已开设西法印书馆,其馆在武英殿衙门前,由香港英华书院置大小铅字两副,其价值二千余金,黄君平甫亲赉之,至京师呈于总理衙门。兹者总税务司赫公、丁君韪良先生,又在上海美华书馆代办第一号正体铅字暨字盘、字架一切物件及机器印书架两架,已由轮船寄送至京,想不日可以开工。

同年十月廿四日,《申报》载《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云:

近日上海、香港等处中西诸人,以此法印书籍者,实属不少。其功加倍,其费减半,而且成事较易,收效较速,岂非大有益世之举哉。顷闻苏杭等处来申购买铅字者,接踵而至,购买印书机器者,未闻有人。不知铅字集成之板,若无机器,仅用人工,诸多不便。倘能以数百金购一机器,则发逆焚毁诸书,可以次第集印,多则五年,少则三载,诸书如不齐全,我不信也。

实际上,有更多的交易并未被载入文献。然而,只要随手翻开《申报》《时报》《东方杂志》或《月月小说》等上海地区的报纸杂志,我们就能找到许多有关印刷机器、铅字、油墨及纸张等印刷生产资料的广告。不难想象,当时大江南北的书局、报馆及相关人员,也一定可以轻轻松松地按图索骥,从上海购得各自需要的印刷设备与原料。

(三)输出书籍报刊,传播旧学新知

晚清时期的上海,不仅是印刷生产资料的集散基地,还是印刷产品的批售中心,正如扫叶山房所云:“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渎为挹注之资。故本坊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邮筒往来,日必数十起,轮轨交驰,寄运灵捷。”[2]正是在如此畅通的渠道中,旧学新知,广为传播。具体而言,上海向外埠输出书籍报刊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1.设立外埠分局或代售处,实行连锁经营

开设外埠分局,以广书籍之销售流传,这在申城出版业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譬如简玉山房在宁波税关前设立分店,“运售铜、铅、石印及近时新出各种名书”[3];文渊堂则在汉镇鲍家巷正街设立分堂,发兑书籍,“其价概照上洋之例”[4]。那些实力雄厚的书局,则往往设有多个分局,以建立自己独立的销售网络。如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廿四日,《申报》载“点石斋各省分庄售书告白”,称:“机器印书,创自本斋,日渐恢扩,极盛于斯,历计十余年来,自印、代印书籍,凡书房习用者,花名应有尽有。兹于戊子、己丑两年间各省皆设分庄,以便士商就近购取。”其所设分庄有:京都琉璃厂点石、汉口黄陂街点石、广东双门底点石、福建鼓楼前点石、苏州元妙观前点石、金陵东牌楼点石、杭州青云街点石、湖北三道街点石、湖南省府正街点石、四川重庆府陕西街点石、成都省城学道街点石、江西省城点石、山东省城点石、山西省城点石、河南省城鸿影庵街点石、陕西省城点石、云南省城点石、甘肃省城点石、广西省城点石、贵州省城点石等20家。再如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汉口设立第一个分馆,之后一发不可收,光绪三十年(1904),已设有京师、奉天、天津、济南、汉口、成都、重庆、广州、福州、开封、长沙等11个分馆,宣统元年(1909)增加到18个,至1914年已多达20个,较1904年新增的9个分馆为龙江、太原、西安、泸州、常德、南昌、杭州、潮州、芜湖。这些分馆,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络,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国东西南北的重要城市,沪版各种图书可以快捷地在其中流通。

当然,开设外埠分局,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做支持,对于那些规模不大的书局来说,设立代售处,无疑更为经济实用。譬如出版新小说十分积极的改良小说社,虽然没有开设自己的分社,但在上海设立了棋盘街南洋官书局、点石斋、江左书林、中国图书公司等4个分售处,在外埠设立了北京官书局、保定官书局、天津官书局,奉天商务印书馆、震东书社,广东文盛书局、两广官书局,汉口六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南京南洋官书局,苏州文怡福记、广智书室,杭州务本堂、崇实斋,成都粹记书局,重庆二酉山房,厦门新民书社,江西文盛书局,绍兴墨润堂、奎照楼,云南崇正书局,山西书业昌记,宁波汲绠斋,徽州屯溪经香阁书社等24个经售处[5],这种由代售处联合而成的销售网络,其能量亦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为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影响,增加书刊的销售量,书局往往双管齐下,既建立自己独立的分局,也辅之以代售处,其最终构成的销售网络,颇为惊人。《东方杂志》第4年第1期(1907年5月25日出版)开列有商务印书馆外埠分局及代售处的名录,计有:

京都:商务印书馆分馆、各书局;

天津:商务印书馆分馆、各书局;

保定:直隶官书局、文林堂、学界博品馆、萃英山房、籀雅堂书坊、大有山房、启文书局;

广州:商务印书馆分馆、各书局;

嘉应:启新书局、焕文阁、务本公司;

揭阳:邢万顺;

琼州:琼芝馆;

汕头:启新书局、应时书局;

香港:聚文阁、聚珍书楼、裕文堂、锦福书坊、英华书局;汉口:商务印书馆分馆、各书局;

武昌:新学界、启新书局、普通书局、震亚书社、鼎鼎书社、中东书室、劝学图书社、同文信记;

沙市:集成书局;

宜昌:令原室;

长沙:商务印书馆分馆、集益书社、普通书局、群治社、作民译社、江左汉记、开智书局、鸿文书局、同文译社;

永州:美新书局;

开封:商务印书馆分馆、各书局;

吉林:省城文合堂;

奉天:省城商务印书馆分馆、各书局;

海城:官书局、启明书局、文艺轩、九思堂;

锦州:天禄阁、三元堂;

营口:承文信书局、成文厚、文胜堂;

济南:全省官书局、书业德、书业公司、艺德堂、聚和堂、同文真记书局、京都翰文斋、鸿雪楼、维新书局;

宁阳:教科书馆;

沂州:汇文堂、友林堂;

曹州:南华书社;

莱州:三盛堂;

潍县:翰文斋、振兴书局、泰盛堂、敬文堂;

烟台:诚文信书局、文胜堂;

太原:大学堂、书业昌记、书业德、德源堂、晋新书社、义成书局、鸿文书局;

西安:官书局、新智识图书社、通泰堂、树德堂、义兴堂、公益书局;

甘肃:省城庆春堂;

云南:省城官书局、务本堂、德兴隆;

贵州:贵阳通志书局、崇学书局;

四川:省城商务印书馆分馆、官报局、广学会分局、二酉山房、英美会书室、善成堂、翰文社;

重庆:商务印书馆分馆、二酉山房、中西书屋、广益书局、实学书局;

江西:省城开智书局、文盛堂、养正书局、尊业公司;

吉安:开智书局;

赣州:开智书局、日新书报公司、蔡文彬堂书坊;

九江:点石斋;

安徽:省城正谊书局、萃新社、万卷楼、芸香阁;

屯溪:三元书局;

颍州:普通阅报馆;

芜湖:震华社、科学图书社、汇海书局、新亚公司;

庐州:大启堂;

定远:文辅堂;

寿州:最新书局;

南京:南洋官书局、启新书局、新智书局、泰西书局、新学仪器馆、远山洋行、大昌书局、启明书局;

苏州:公益会社、广智书室、拥百堂书庄、玛瑙经房、来青阁、文仪福记;

通州:翰墨林、厚生图书社;

徐州:劝学社;

镇江:文成堂、复春办馆、开智书社;

丹阳:春记书庄;

清江:金声堂、燮记书庄;

淮安:普及官书局、开化书局;

扬州:小琅环书局、宝文阁、立成科学仪器馆、华瀛公社;

兴化:文明转轮处;

海门:云程阁、中英药房;

常州:晋升山房、新群社、宛委山庄、饷华书社、撷新书社;

宜兴:亿和成;

常熟:海虞图书馆;

无锡:日升山房、经纶堂书坊;

江阴:广孟义馆;

松江:益智社、明新书局;

浏河:怡记书庄;

青浦:鼎新书社、昌明书局;

洙泾:两宜斋、益群书社;

杭州:官学局、史学斋、崇实斋、德记书庄、问经堂、知新书局、务本堂、锦文堂;

海宁:源顺昶记;

硖石:文魁堂、新新书室;

宁波:汲绠斋、新学会社、奎元堂、倪新记、长丰书庄;

定海:公泰纸号;

绍兴:教育馆、墨润堂、奎照楼、聚奎堂;

余姚:玉海楼;

黄岩:万兴源纸号;

鹭桥:王源丰号;

兰溪:开智书局;

温州:点石斋介记、日新书局;

嘉兴:群记图书仪器公司、缀云阁、同源祥书庄;

平胡:绮春阁;

福州:商务印书馆分馆、各书局;

泉州:耶稣圣教书局;

厦门:倍文斋、时务书局、开新世界图书社、文奇斋、尔炽号;

广西:省城麟经阁;

日本东京:金港堂书店、大华书局、古今图书局、广兴隆号;

旧金山:开智书局、中西日报馆;

槟榔屿:维新书室;

安南:广兴隆号;

河内:广兴隆号;

仰光:集发号;

哈尔滨:广吉印务局。

这230余家书局、报馆、图书馆、商栈,遍及海内外90多个省市地区,构筑成一个空前庞大的销售网络,无论是晚清小说,还是报纸杂志、教科书本,只要进入其中,就能流通全国,无远弗届,甚至可以远渡重洋,传播到日本、美国。

2.临时赴外,设铺销售

所谓外出销书,主要就是做赶考生意,即大比之年,赴外埠设铺于考棚前,兜售以时文制艺为主的书籍。譬如扫叶山房,“每逢大比之年,届时分往金陵、浙江等处发售”[6],光绪八年(1882)九月九日,《申报》载“武昌扫叶山房谨白”,称“本坊分设湖北省考棚店,发兑书籍,诸蒙博雅惠顾,源源而来,惜未带足为欤。现适鄂省虎榜报捷之后,仍回上海。如诸君子添置各种书籍,请函致抛球场本坊购取,当班寄奉,庶不致误”云云。

光绪二十八(1902)、二十九(1903)年,开明书店赴金陵、开封两地售书,王维泰《汴梁卖书记》记录了临时书铺的开设情形:“金陵卖书后,同人相约作汴梁之游,藉开风气。于正月梢,载书二十余箱,为数计二百余种,趁轮启行”, “十八抵汴城,复有友人代为安寓,赁考棚街屋设肆,大书‘开明书店专售新书’布牌,并写‘广开风气,输布文明’招帖,遍帖通衢,以招同志”,“先将各书编分门类,写一总目,贴之壁间,旁书‘定价从廉,划一不二,送货记账,概不应酬’十六字”[7]。开明书店赴金陵、汴梁卖书,虽也是做赶考生意,但此时科举已经变革,改八股帖试为策论实学,故所售之书与扫叶山房不同,其销售情况亦颇为令人满意,详参表3。

表3 1902年开明书店金陵书展销售统计

本表资料来源:公奴《金陵卖书记》,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

3.外埠来沪采购

所谓“外埠来沪采购”,是指外地书局或文化机构赴沪批量采购书籍,并不包括个人旅沪时的购书行为。光绪七年(1881)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载“群玉山房精刊书籍”广告,称“本号在宁城又新街开张,今至申地采办书籍,随带精刊各书发售”,另“寄售浙宁铅板书,如蒙赐顾者,请至宝善街荣锦里大发椿记栈内购取可也”。既采购沪地之书,又发售浙宁之书,一举两得,获利一定甚夥。实际上,像群玉山房这种设在栈房里的外地书局采购处或采购员,在晚清时期的上海绝非少数,申城的书局为了争夺生意,专门派出人员到栈房中拉客,流弊所及甚至“多方笼络,妓院酒楼,马车烟馆,投其所好,以为交易之术。一或入其毂中,轻则亏拆资本,重则身败名裂”[8]。为了协调好申城书业与外埠采购同行之间的关系,上海书业公所还专门就书籍折扣、银洋结算等问题,制定过若干规章制度。

外埠文化机构赴沪采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奉天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七日,《申报》载“奉天图书馆总理陈炳焕敬告沪上书业诸君子大鉴”启事:

本馆奉前将军赵、钦帅徐、抚宪唐、提学使张命令,为辅助教育、广开民智起见,组建图书馆于奉天大南门内西式楼房数十椽,刻已竣工,约四月间即可择时开办。炳焕不学无状,谬承总理馆事,去□回南,专购江浙湘鄂图书。昨来沪上,即蒙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无锡译书公会、小说林、宏文馆、广智书局、普及书局、科学仪器馆、文盛书局、集成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先后惠赠出版图书及仪器各一份,又蒙有正书局惠赠石印名人碑帖九十六种,属为本馆陈列品。拜领之余,殊深感谢沪上各大书肆主人热心教育,如有表同情者,即乞检送自行出版新书各一份,暂作样本,俾得略事浏览,酌情选购,如愿作陈列品者,收领后即登报申谢。不愿者,乞于送书时声明,以便如数奉还,或照付书价。再本馆另辟图书发卖所,凡有裨学业图籍,均拟购运,竭力提倡平价发卖,为学界谋便利,为书业谋交通,区区私愿,如蒙赞成,即于三月十八日以前,惠临二洋泾桥长春栈三十六号,面商一切,或与棋盘街中国图书公司唐孜权君接洽。专此布闻,敬颂发达。

四月二日,《申报》再次登载陈炳焕的感谢启事,开列沪上各书局赠书种数如下:文明书局168种、商务印书馆340种、广智书局147种、科学仪器馆书8种、普及书局45种、有正书局碑帖96种、集成图书公司94种、无锡译书公会25种、小说林93种、宏文馆9种、文盛书局14种、彪蒙书室68种、松江益智社44种、群学社11种、兰陵社12种、时中书局52种、会文学社49种、新学会社59种、月月小说社1种、昌明公司70种、沈君叔达1种、宋君镜澄百科全书1种、世界社6种、鸿文书局13种、美生书馆10种、严君贻庭1种、商学公会1种、南洋官书局88种、预备立宪公会4种、江苏教育总会1种、科学普及社5种、中华学社3种、通学报社5种、夏君琅云2种、均益图书公司23种、群益书社10种、江左书林10种、汪君仲良1种、澄衷学堂9种、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27种、明强书局1种、中国图书公司45种,共计1672种。

在短短半个月时间中,奉天图书馆竟获赠免费图书1672种,自当心满意足;而上海各书局,不仅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奉献了爱心,同时,也借此在东三省为自己做了免费广告,可谓名利双收,堪称是一则双赢的书林佳话。

4.推出函购服务,以广流通

书籍函购业务,是伴随着近代交通、运输、邮政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兴盛起来的。晚清时期的上海,河、海、陆交通洵称便利,信局、邮局、商栈林立,这为书局开展函售业务,提供了物质保证。商务印书馆、改良小说社、鸿文书局等书局,均在其书刊广告中列有“外埠函购,原班回件”之类的承诺。《东方杂志》第六年第四期(1909年3月25日出版)载《商务印书馆通信购书章程》,具体介绍了该馆书籍函购业务的细则:

本馆总发行所设在上海,各省分馆现已设有一十八处,贩卖所数百处,以便采购。惟我邦幅员广大,势难遍及。兹定通信购书章程,条列如下:

一采购图书者,务将名目及书价、寄费径寄本馆,得信后立即照信配齐,原局寄奉,断不致误。

一图书概照定价核算,若为数较多,可酌量折扣,临时函商定夺。

一寄递款项,或由信局兑寄现银,或由邮局购买汇票,均随尊便。惟必须挂号,或取收据,以免遗失,其兑费、汇费,由购书人自理。

一欲托本馆选择图书者,可将种类、部数及用书者之程度,详函见示,本馆当代为慎选,以副雅意。

一 僻远之地,信局、邮局不能汇兑款项者,其书价及寄费,可用邮票代之,办法如下:(甲)邮票以一角二角者为限,如有零数,可将一二分者合足,三角以上者不收。(乙)邮票抵实洋,以九折计算,如寄邮票一元,仅能购书九角(因本馆将邮票售出时,均须折扣,故以九折计算,以少赔累)。(丙)邮票有污损及不能揭开者不收,寄时务须用原来蜡纸分别衬隔,俾免胶液粘着,致难揭开。(丁)不收之邮票,当即寄还原主,其邮费即由所寄邮票中取用。

一书籍寄费,邮局、信局各自不同,本馆特定折中,办法如下:(甲)寄费照书价加一成,如购书一元者,应加寄费一角。(乙)邮局寄费至少须五分。(丙)信局寄费至少须一角。(丁)此项寄费如本馆用剩有余,是当照数寄还,以昭信实。

一欲得本馆书目者,请专函示知,当即寄奉。

透过此章程可知:当时函购的费用,包括书价与寄费两块,书价“概照定价核算,若为数较多,可酌量折扣,临时函商定夺”;而寄费则“邮局、信局各自不同”,商务印书馆的标准是收取书价的一成,即10%,但最低信局不低于五分,邮局不低于一角。那么,商务的收费标准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呢?

光绪三十年(1904),清朝邮政部门曾颁布过重新修定的邮寄费用清单,其中专门列有“刷印物及书籍”一项,参见表4。不过,它是按照书籍的重量和投寄地区来确定资费的,计算颇为麻烦。所以,各书局通常与商务印书馆一样,采用按书价计算邮费的办法。至于收取的百分比,则多寡不一,譬如改良小说社的广告称“外埠函购,原班回件,邮费加一成,远省倍之”[9];鸿文书局出版的《最近绘图女界现形记》小说,定价五元,“外埠函购,邮费加二”[10]。当然,有时候,书局为了促销,也会特别免收函购的邮费,如1909年8月22日,鸿文书局在《申报》登载广告,列出《新野叟曝言》《新儿女英雄》《新官场现形记》等小说26种,声称“合购半价,另售七折,外埠邮费奉送,本月底截止”;而沪上各书局推出的购书赠物、发送折价券等促销活动,函购者也能同等享受,唯所赠书籍的邮寄费,须购者自理。函售邮购,乃是晚清沪版书籍十分便捷的传播方式,特别是对于边远、内地的读者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得书渠道。

表4 晚清时期印刷品及书籍类邮资表(1904)

本表资料来源:《总邮政司新定寄费清单》, 《东方杂志》第1年(1904)第2期。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上海]2003年总第73辑)

[1] 参谢永顺等《福建古代刻书》第五章“西方印刷术传入与福建刻书业结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

[2] 《扫叶山房书目》篇首启文,时间未详,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本。

[3] 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十四日《申报》所载简玉山房广告。

[4] 光绪十年(1884)六月八日《申报》所载“汉镇文渊堂书局”广告。

[5] 1909年8月17日,《申报》载“改良小说社新小说出版广告”。

[6] 光绪八年五月十六日《申报》所载“扫叶山房分设湖北书坊”广告。

[7] 详参公奴《金陵卖书记》、王维泰《汴梁卖书记》两文,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

[8] 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八日《申报》所载书坊告白。

[9] 1911年6月18日《申报》所载改良小说社小说广告。

[10] 1910年11月19日《申报》所载鸿文书局小说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