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照相石印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图像本

通俗小说的图像本起源甚早，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是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通俗小说图像本，至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时期，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刊臻于鼎盛，涌现出所谓“金陵派”“徽派”“武林（今浙江杭州）派”“苏州派”等各具风格的小说版画流派^[1]，线条流畅，人物俊逸，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至清代前期，小说版画虽仍有明末遗风，但刀刻板滞，已有明显的衰落迹象；嘉道以降，则每况愈下，其末流所绘刻者，人物面目狰狞，手如鸡爪，衣冠粗疏，令人不堪入目。

就在如此背景下，照相石印技术传入中国，道光六年（1826），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伦敦自费购来石印机器，并与他的华人助手共同进行了首次印刷，其内容不是文字，而是山水画^[2]，可见石印术对于中国图画的印刷，具有特殊优势。光绪四年（1878），美查创设点石斋书局，专门从事石印业务，其最初所印正是楹联、碑帖及名画等传统书画作品^[3]，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石印本《鸿雪因缘图记》出版，初版五千部“不一年而售罄”，至光绪六年（1880）七月，点石斋又加重印^[4]，获利颇为丰厚。更为重要者，或许正是《鸿雪因缘图记》的热销，促使点石斋开始关注石印图文版书籍，包括通俗小说图像本的出版，从而拉开了近代书局出版通俗小说石印图像本的序幕。

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第一部采用石印技术印制图像的通俗小说，乃光绪七年（1881）六月申报馆出版的《西湖拾遗》，其正文铅印，图像则“用连史纸由石印照相法印出，弁诸简首，格外耀目”^[5]。此后，出版时间相对较早的通俗小说有：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点石斋出版的《三国演义全图》、光绪十年（1884）孟冬同文书局出版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十一年十二月（1886年1月）同文书局出版的《增像三国全图演义》等。自光绪十四年（1888）至十六年（1890）间，石印图像本通俗小说的出版迎来一个小高潮，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书局、鸿文书局等书局，共计推出《儿女英雄传》《镜花缘》《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今古奇观》等数十部小说（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综观上述诸书，大多开本宽大，纸墨优良，文字清晰，图绘精美，洵为通俗小说石印图像本的佳本，较之清代后期的木刻小说版画，不可同日而语。光绪十六年之后，随着通俗小说翻印的盛行，冠以“绘图”或“绣像”之名的石印本通俗小说，更是层出不穷。即便是铅印本小说，也往往附有石印图像，其通常情形是：小说正文“印以新式铅字”，同时“倩工于写生者”，绘成绣像及各回插图，通过照相石印方式，或“冠诸书首”，或“分钉卷中”, “要皆奕奕如生，须眉俱现。书既为说部之弁冕，图亦集艺苑之菁英”^[6]，最终形成一个铅石印混用、图与文并茂的小说新版本。尽管石印图像本小说后来也出现了种种弊端，譬如盗印缩印、绘摹匠气、纸墨粗劣等，但照相石印对于通俗小说图像本的近代传播，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照相石印技术，促使通俗小说真正进入了一个图像本的普及时代。

这里，不妨再来考察两个相关的问题。其一是通俗小说的彩图本。彩色套印技术在元代已经出现，至明代后期获得较大发展，不仅所套色彩增至四色五色，而且还出现了先进的“饾版”“拱花”技术，印制出了诸如《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及湖州凌闵套印本书籍等一批非常精美的出版物。然而，由于木刻彩印具有工序复杂、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等诸多不足，其传播和普及均受到极大限制，用于印刷“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更是寥若晨星，据笔者所知，仅有清康熙十二年（1673）序刊金陵王衙藏板五色套印本《西湖佳话》及清代三色套印本《三国志演义》等数种而已。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现代印刷术的传入，操作简便、投资低廉的五彩石印术传入中国^[7]，它主要用于印制钱票、月份牌、商标、仿单、舆图及书画等物，亦曾用于印制书籍的彩色插图，其中包括少量明清通俗小说。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上海文玉山房委托画印五彩有限公司代印《五彩增图东周列国志》, “描写精工，校对仔细”^[8]，此乃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石印彩图本通俗小说，此后续有问世。据寒斋所藏及各种文献载录，计有光绪三十年（1904）文宝书局石印《五彩绘图廿四史演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章福记书局四色石印本《绘图东周列国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焕文书局石印《五彩绘图儿女英雄传正续》《五彩绘图西游记》、清末简青斋书局三色石印本《增像全图三国志演义》、上海扫叶山房五彩石印《绘图彭公案全传》等十余种。令人遗憾的是，此类具有小说传播史及出版史双重价值的五彩石印本通俗小说，迄今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其二是小说图像的绘制问题。与明清时期的木刻本小说相比，石印图像省却了原先的“刻工”环节，图像绘制的重要性得以大大增强，换言之，画师成为通俗小说石印图像本印行的关键所在。而晚清时期的上海，正是南北书画文人的聚居地，黄式权《淞南梦影录》（1876）卷四载：“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传统文人，大多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其获利谋生手段，包括出售书画、任职报馆、代拟诗词文牍等，为书局出版通俗小说绘制图像或题写图赞，也是一项不错的工作。据笔者初步调查，清代后期由海上画家亲笔绘制图像的通俗小说，就有吴友如绘制的《三国志全图演义》（1883，筑野书屋）、《新说西游记图像》（1888，味潜斋）、《绘图第一情书听月楼全传》（1893，理文轩）；陈作梅绘制的《绘图评点儿女英雄传》（1888，蜚英馆）；陆鹏（字子万，著名画家钱慧安的弟子）绘制的《今古奇观图咏》（1888，萃珍书屋）；四川画家杨文楼绘制的《绘图富翁醒世传》（1893，文宜书局）等。至于为通俗小说图像题写赞语的海上文人，更是人数众多，譬如光绪十四年（1888）味潜斋策划、鸿文书局石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全书凡绣像144幅、插图240幅，图像总数为384幅，每幅均有图赞，字体不一，或篆或草或隶，图赞的题署，更是五花八门，去其重复，仍多达三百余款，其中包括著名文人何桂笙（“读画楼主”）、画家张翰卿（“曾经沧海客”）、王纫斋（“听涛居士”）、书法家陆廷熙（“太瘦生”）等，尽管目前尚不能考知全部参与者的真实身份，然仅凭这份题署名单，便已不难窥见当时的盛景，不啻是一次海上文人题咏雅集。

[1] 参见周心慧《中国古小说版画史略》, 《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2] 参见苏精《中文石印，1825—1873》, 《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

[3] 参见点石斋分别于光绪四年十二月八日《申报》所载“楹联出售”、光绪五年九月二日《申报》所载“续印楹联立轴出售”、光绪五年十月十三日《申报》所载“新印名画出售”等广告。

[4] 光绪六年七月五日，《申报》登载点石斋“重印《鸿雪因缘图记》出售”广告。

[5] 光绪七年六月廿九日，《申报》登载该馆“《西湖拾遗》出售”告白。

[6] 参见光绪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图书集成局在《申报》所载“《增像三国演义》出售”广告。

[7] 参阅本书之《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

[8] 光绪十七年六月十日《申报》所载文玉山房“新出石印书”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