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鲁迅
狂人日记
一、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字豫才；1898年又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1930年2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3月，与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等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1933年1月，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举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著作主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二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等。
二、解析
（一）《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2日，原刊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最初收入由北京新潮社于1923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呐喊》中。
（二）内容梗概
“我”在病中从人们的眼光、神色、话语中看出“不妙”，觉得赵贵翁以及路人都是“吃人”的人，自己处于将要被吃的危险境地，晚上翻开历史研究人们为何要置自己于死地，却在满篇的“仁义道德”中看出“吃人”两字。“我”的大哥请医生何先生给“我”看病，“我”以为医生是准备吃“我”的，甚至以为大哥也是“吃人”的人。“我”想起从前大哥为他讲书时提到过“易子而食”和“食肉寝皮”等“故事”，便“明白”大哥在讲那些“故事”时，心里所想的其实是“吃人”之事；而且，所有人都想要逼死人——包括小孩子。“我”本想从大哥开始劝阻那些吃人的人不要再吃人，但被重新押回黑暗的屋子里。“我”随后觉得自己也是吃过人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曾吃过妹妹……最后，“我”认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吃人的世界，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和孩子，便疾呼“救救孩子……”。
（三）人物分析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从“我”的言行、思维的表层来看，“我”是一个迫害狂患者，总处在恐惧、多疑的精神状况之中，如“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但“我”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叛逆者，具有怀疑精神和研究精神；“我”的评议、心理的错乱和偏执之处正是“我”认识之清醒和思想之深刻的表现。“我”喜欢“研究”和“思考”问题，认为“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对“从来如此”的封建道德、封建传统，敢于大胆怀疑和抨击，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反传统的诘问。因此，“我”实际上是精神界英勇的先觉者、战士和伟大的思想家。
（四）主题
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时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似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小说通过“我”梦呓式的独白，揭露了其“吃人”的本质，批判和否定了家族制度和礼教，并通过“我”的呼唤表达了“我”对旧社会旧礼教的抗争。
（五）艺术特色
1．“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茅盾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而“开山”意义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格式的特别”（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日记体”。在中国，此前没有日记体小说，只有笔记体和章回体小说。笔记体和章回体都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则全部采用第一人称——它便于刻画和揭示人物的心理。同时，小说从题目、形式上借鉴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但其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深刻忧愤，其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
2．运用了现代白话
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次运用了现代白话，而且运用得非常娴熟。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有心理、动作、细节的描写，且描写得自然、朴实、生动、形象，但用的都是白话。小说中的一些警句也是白话，如“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等。
3．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小说对“我”的“狂态”的描写所采用的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小说重视对环境的描写、细节的真实性、人物性格的统一性等，如果把“我”的“错觉”加以矫正，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路人对“我”的态度，还是何先生对“我”的诊断，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甚至于“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些部分都证实了“吃人”的事情确实是“从来如此”；“我”敏感、日夜胡思乱想、思维混乱，常常处于迷离恍惚状态之中，常常产生错觉、幻象……小说的这些描写所采用的也都是现实主义笔法，它们真切地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迫害狂患者的特征。同时，小说又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如象征、暗示、双关等，这使对“我”的许多描写具有象征意义，如“我”的所谓“吃人”，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指的是从肉体上把人吃掉，但它却暗示出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在思想和精神上对人的摧残；“我”被关在黑屋子里，感到横梁椽子在头上发抖，全压在“我”身上，“我”的这些心理和感觉是真实的，但小说在这里实际上是用黑屋子象征封建主义、用“我”被关在黑屋子里象征封建主义竭尽全力扑杀它的反叛者……由于运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人物，“我”与清醒的战士之间、“我”的疯话与真理之间便有了一道桥梁——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小说是沿着“我”的狂症愈来愈严重这一线索来逐步展示人物内心的，人物形象也随之越来越鲜明突出；从象征主义角度看，“我”的思想不断深化，“我”对封建主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刻，“我”反叛的性格越来越鲜明突出。可以说，“我”的疯言疯语象征着反抗旧文化的声音，或者说，这些象征着鲁迅的思想、感情。
4．情、景、理相交融
小说有时以传神之笔勾勒了生活的具体场景，但更多的时候是缘事而发，由景入情，由情入理；以“我”的心理活动为线索，以思接千载、情通万里的大写意笔触行文，达到了事到意到、景到情生、情生而理出，从而情、景、理相交融。
孔乙己
一、作者简介（略）
二、解析
（一）《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参见鲁迅：《〈孔乙己〉补记》，1919年3月26日），篇末的日期为作者在编集时所补记；原刊于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4号，最初收入由北京新潮社于1923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呐喊》中。
“孔乙己”是从描红纸上“上大人孔乙己”这样一句令人“半懂不懂的话”中截下来的。用“孔乙己”作为小说中满口之乎者也、说话叫人半懂不懂的人物的雅号，并以之作小说的题目，切合人物身份；同时，又是对培养孔乙己式人物的封建教育制度的蔑视和讽刺，暗寓了小说批判的对象。
（二）内容梗概
孔乙己是鲁镇咸亨酒店里唯一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顾客。他原先曾读过书，可最终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为生计所迫，他只好凭着一笔好字给人抄写东西，以此来混口饭吃。可没多久，他便将别人的书籍纸张笔砚等卖掉，于是，人们就不再找他抄写了。在失去生活来源后，他就开始偷偷摸摸。在偷何家的书时被捉住，并被吊着打了一顿。他好酒，因而，常到咸亨酒店来。他每次出现时，顾客们都取笑他、挖苦他，他就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话进行诡辩，而脸上却常显出颓唐的神色来，沉闷的酒店也因此而出现了快活的气氛。在大人们那儿没法找乐时，他就找小孩玩，给邻居小孩分茴香豆吃，还曾兴致勃勃地教“我”——咸亨酒店的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中秋节前夕，他到很有权势的丁举人家偷东西时，被抓住并被打折了腿；中秋节过后，他曾到咸亨酒店喝酒，但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过酒店了。不过，掌柜始终记着他——因为他还欠咸亨酒店十九个钱呢！
（三）人物分析
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其特点一是穷酸、迂腐——“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的满口“之乎者也”、迂腐颟顸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二是自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使他养成了一种自尊的性格，但他的这种性格却不断受到现实生活的蹂躏；他的长衫虽又脏又破但又不肯脱下，这为的是保持“读书人”的身份。三是贪杯懒做，不会营生，并偶尔以偷窃来维持生活。他不仅用酒来麻醉自己，而且用孔子的“君子固穷”之类的话来自欺自慰；最后因偷窃丁举人家的东西而被打断了腿，在别人的嘲笑中默默死去。不过，他也有其善良、天真甚至幽默的一面，如他兴致勃勃地教“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还给小孩分茴香豆吃，他在周围人们的讥笑声中，百无聊赖，只好到孩子们中去找朋友，求安慰等。
（四）主题
1．小说通过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控诉了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小说多侧面地写到了孔乙己成为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牺牲品的沉重与悲哀，如小说对孔乙己身世的交代以及此前此后的一系列对孔乙己言行的描写，十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毒害——封建教育制度和科学制度不仅使像孔乙己这样的穷书生虽对四书五经烂熟于心但又不具备起码的谋生本领，而且还使他们陷入了为圣贤传道、为天下立太平的自我优越感的幻觉中不能自拔。因而，他们往往不仅穷，而且“酸”；不仅迂腐，而且虚荣。
2．小说还通过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人们对于弱者的凉薄态度，以及从这种态度中显现出来的极端冷漠残酷的普遍人性状况。在小说中，酒客、酒店掌柜、“我”对孔乙己的态度几乎完全一致的——戏弄和嘲讽。
首先，酒客们对孔乙己所持的态度是戏弄、嘲讽的：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答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酒客们捉弄孔乙己的手段是非常巧妙而又辛辣的。他们开始时不触及孔乙己的最痛处，而是先揭露孔乙己的种种“不清白”，然后，再揭露他那最隐讳的痛苦——未能考取秀才，从而陶醉在极大的刺激与兴奋之中。这其实是一种不流血的、没有犯罪感的杀戮！
其次，酒店掌柜对孔乙己所持的态度是戏弄、嘲讽的。由于欠咸亨酒店十九文大钱，所以即使孔乙己长时间不来喝酒，酒店掌柜也仍然能记住他。但当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已不成人形的孔乙己再次来到咸亨酒店时，掌柜又故伎重演地对孔乙己进行着捉弄，店内外又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此时的孔乙己，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凌厉杀伐之下，几乎是徒具形骸的僵尸了，清白、荣誉、尊严对他而言已是身外之物，他所乞求于人的，只是让他多喘一口气而已。因此，他后来无影无踪、湮没不闻，人们便很自然地猜测他死了。
第三，“我”对孔乙己所持的态度是戏弄、嘲讽的。在小说中，“我”是这样感觉到的：“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记得。”在这里，“我”是采取一种戏谑的语调谈及孔乙己的。当孔乙己要教“我”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时，“我”对他的态度则是不耐烦甚至是轻蔑的，这就较戏弄、嘲讽更进一步了。酒客、酒店掌柜和“我”对孔乙己的几乎完全一致的戏弄和嘲讽态度实际上也是封建社会中人们对于弱者的凉薄态度——这种态度显现出了当时中国社会极端冷漠残酷的普遍人性状况。
（五）艺术特色
1．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
小说以“我”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我”是鲁镇咸亨酒店里一名专司温酒的小伙计——一个少年，因而，“我”的叙述便披上了一层朴素客观的外衣，“我”所叙述的内容也因而具有一种还原生活真实的特色。同时，由于伙计是专门侍候人的，在当时的社会里本是低人一等的；而“我”却连侍候人的资格也没有混上，可见“我”的地位何其低下了。但“我”却能用势利的眼光来看待孔乙己，用讥笑的口气来叙述孔乙己的经历，可见孔乙己已经沦落到了何等地步。如“我”这样叙述道：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还没有出场，就已经在“我”心目中有了一个十分低下的位置，最被人看不起的小伙计也看不起他，可以随便讥笑他，由此可见，他已经沦落到连小伙计也不如的地步。这种写法更有力地表现出了孔乙己的没落，说明这个社会对不幸者的冷漠；同时，在这外表冷静的叙述中，也包含了作者的同情、愤嫉与批判。
2．将人物放在典型环境里进行刻画
小说所描写的咸亨酒店是一个典型环境，将孔乙己放在这一环境进行描写，对表现孔乙己好喝懒做的性格是十分合适的——它有利于表现孔乙己周围的人与他的关系以及那些人对他的看法、态度。小说一开始就勾勒出酒店的环境、气氛：曲尺形的大柜台，隔开了短衣帮和长衫客。短衣帮只能站着喝酒，趁热喝下，喝下便走；长衫客则可以要酒要菜，呼唤人家来侍候，慢慢地喝——这一下子便把壁垒森严的等级差别描绘出来了。在这里，不仅顾客之间壁垒森严，而且伙计之间也等级森严：有专门侍候长衫客的，有专门侍候短衣帮的，还有“像”“我”这样连侍候人的资格也没有、只能做温酒一类杂事的小伙计。“我”既要面对凶脸孔的掌柜，又要面对负责监督温酒的且没有好声气的短衣帮……小说通过对咸亨酒店这一环境及其气氛以及其中各种人物的描写，把封建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如壁垒森严的阶级对立和等级差别、腐朽的势利眼、剥削思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关系等，异常真实地反映出来，作为一个穷苦没落的老童生，孔乙己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其悲剧命运也就无法避免了。
3．语言简练、传神
小说仅用三千字左右的篇幅，既描绘了孔乙己的生活环境，又几乎描写了他的一生，而且还刻画了其性格的深层内涵，可见，语言是多么简练。此外，小说语言也很传神。如只用“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样一句话就将孔乙己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性格特点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同时，又预示了悲剧的必然性。又如写孔乙己付钱，先是用“排出九文大钱”，而后则用“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前面的“排”是以表面的镇定、从容来掩饰自己因无端受到别人的讪笑、嘲弄而产生的内心的不安；同时，也是给伙计看的，似乎告诉他：九文，一文不少，请看清啊——意在表现他的“清白”，即他没做假；这充分地显示了孔乙己的既穷且酸。后面的“摸”则看出孔乙己潦倒至极，酸气全无，举步维艰。二字之差，充分地揭示了孔乙己前后命运遭际之别。
4．细节描写生动、传神
“穿的虽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一细节描写揭示了孔乙己既死爱面子又懒惰的特征：不肯脱下一件长衫，是唯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又脏又破，长期不洗不补，既说明他很穷——只此一件长衫，又说明他很懒，连衣服都不洗。这一细节描写颇为生动、传神，它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揭示得十分深刻。其他如孔乙己关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故事和孔乙己满口的“之乎者也”，孔乙己付钱的神态——“排出九文大钱”、“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等均很生动、传神。
5．运用了反讽、对比等手法
如“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是反讽，它在小说中两次出现，使小说不致因为冷静的叙述而使意蕴显得板结凝滞。小说先写了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嘲弄后又写孔乙己对小孩子的态度——这是对比，它除了具有对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反衬作用外，在结构上也产生了适度增加文本张力的作用。
6．以喜剧性的艺术手法传达出悲剧性的意蕴
孔乙己的性格看起来充满了喜剧色彩，但他在本质上则是一个悲剧形象；悲哀与酸楚深深地浸透在他的内心深处——以喜剧来衬托悲剧，使得悲剧的色彩更重，效果也更强烈。
7．结尾余味无穷
小说真正的结尾是“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在这里，“大约”表或然判断，“的确”表实然判断。一般说，这两类互相矛盾的词语不应用在同一个句子中。但这一句子却用了，而且不仅不给人以语法和逻辑上有问题的感觉，反而令人觉得别有一种味道，言尽而意未尽。
风波
一、作者简介（略）
二、解析
（一）《风波》写于1920年8月5日（据《鲁迅日记》），原刊于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最初收入由北京新潮社于1923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呐喊》中。
（二）内容梗概
七斤是鲁镇的一个居民，他家已三代未捏锄柄了，他自己则每天帮人撑船进城，因而，成了一个“出场人物”，很知道些“时事”。辛亥革命刚发生时，他在城里被革命党人剪掉了辫子，成了“光头”。后来，当“皇帝坐了龙庭”时，他带着这一消息在晚饭时分神情沮丧地回到家里。妻子七斤嫂先是以为“又要皇恩大赦”而颇为高兴，但当听说皇帝要辫子时，便又怒气冲冲地埋怨七斤。邻村茂源酒店的老板赵七爷，因七斤两年前曾在酒后骂过他是“贱胎”，便将在辛亥革命发生时盘在头顶上的辫子放下，同时，穿上“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的宝蓝色竹布长衫乘机寻上门来，进行报复——对七斤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质问他“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从而使七斤夫妇惊恐万分，感到仿佛被宣判了死刑似的。七斤嫂在绝望中用筷子指着七斤的鼻子破口大骂，为自己开脱。正在看热闹的八一嫂好心调解，但招来了七斤嫂的“恨捧打人”、恶语中伤。赵七爷则对七斤嫂瞪着眼，进一步地恫吓；之后扬长而去。村里人都认为七斤将没命了，七斤更是惶恐不安。此后众人如避瘟神一样避七斤及其一家，七斤嫂也没好声气。十多日之后，七斤刚进家门，七斤嫂就高兴地告诉他，赵七爷又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也没有穿长衫了。由此，他便断定“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于是风波平息，村里的一切仍复如旧。
（三）人物分析
1．七斤
七斤是一个住在农村的船工，愚昧、麻木、落后，缺乏觉悟，胆小怕事。由于是一个船工，经常往来于城乡之间，所以，与一般农民相比，他“很知道些时事”，“是一名出场人物”。但他所知道的时事也非常有限，只是“雷公劈死了蜈蚣精”“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而对辛亥革命则没有什么认识，更谈不上有革命觉悟。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风波”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引发了这场风波。风波发生之前，他已经因为“皇帝坐了龙庭了”，“皇帝要辫子”而发愁。风波发生后，赵七爷的恫吓使他觉得“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到后来“非常忧愁”，“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计画，但总是非常模糊，贯穿不得”，脑子里最后有的只是一句国骂。
2．赵七爷
赵七爷是茂源酒店的老板，也是一个封建遗老。他不学无术，懂得韬晦，时刻梦想复辟。因为是个酒店主，又“有学问”，使他成为“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但其“学问”又恰恰显示了其浅薄——他只是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三国志》和“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传来，他不但立即放下辫子，而且立即穿上那件“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得意洋洋地跳出来，声色俱厉地恫吓农民，并荒唐地为复辟制造“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之类的舆论。
3．七斤嫂、八一嫂、九斤老太
七斤嫂、八一嫂、九斤老太等都是不觉悟的落后农民。不同的是：七斤嫂粗俗、泼辣，有时也冷漠薄情，如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不是安慰、帮助，而是指着丈夫的鼻子破口大骂，为自己开脱。八一嫂虽热心善良但又未能摆脱落后的思想；而九斤老太则极为守旧又喜欢唠叨，总重复着说着“一代不如一代”这句话。
（四）主题
小说通过在江南某水乡发生的一场由辫子引起的风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了当时封建帝制还在统治着农村、农民愚昧落后、缺乏民主和自由思想的状况；并由此说明今后的社会革命若不彻底改变民众的观念就难以成功。
（五）艺术特色
1．线索分明
小说以辫子事件为主线。小说中有两条辫子，一条是七斤已剪掉的辫子，另一条是赵七爷的辫子。前一条实际不存在的辫子贯穿全文，后一条则辅助性地说明了故事背景的变化。风波是由辫子引起的——在第1部分的后面，辫子预示了风波即将来临；第2部分所写的这场风波的发生发展、高潮，也集中在辫子上；在第3部分里，赵七爷“辫子又盘在顶上了”——这条辫子的盘起，宣告张勋复辟的失败，于是风波平息了。
总之，小说的3个主要部分，故事的开端、发生、发展、结束都是以辫子为事件的中心贯穿起来的。
2．善于通过富有个性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展开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
七斤和七斤嫂等人的愚昧、落后，赵七爷的梦想复辟、不学无术都在对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对话都富有个性色彩和乡土气息，小说矛盾冲突和情节的展开也常通过对话来实现。如第1部分最后，七斤和七斤嫂关于“皇帝要辫子”的对话，预示了风波的来临，第3部分二人关于皇帝“不坐龙庭”的对话则表示了风波的平息。又如赵七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大兵是就要到的”的恫吓，七斤嫂的指桑骂槐，这些都把风波的发展推向了高潮。
3．通过环境描写来渲染气氛、烘托主题
小说开头描绘了江南农村的一个生活场景：临河的土场，太阳收了光线，乌桕树叶、花脚蚊子、小桌矮凳、大芭蕉扇、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这是一个封闭、传统而又宁静的环境，以至于引得文豪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这一环境描写告诉人们，虽然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可是农村却没有任何变化，一如其旧。另外这个传统宁静的环境也为下文一场风波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反衬的背景，从而突出了那场风波的不平静。
小说的结尾，再次出现了“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的场景，这个结尾与开头呼应，说明一切恢复原样。不管是那次革命，还是这场风波，对农村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有力地渲染了气氛、烘托了主题。
4．通过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
（1）通过细节描写来写七斤。七斤的“象牙嘴白铜头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是一个重要细节：在“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他含着它以显出骄傲模样；在风波将要发生时，他是“捏着”烟管，“低着头，慢慢地走来”；在风波的高潮中，他“坐在门槛上吸烟；但非常忧愁，忘却了吸烟，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渐渐发黑了”；风波过后的第二日清晨，他“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与这个烟管有关的细节描写十分准确地反映了七斤在不同时间内的不同心情，从而深刻地显示了他这位船工在这场复辟事件中的思想活动。
（2）通过细节描写来写赵七爷。他盘起、放下、又盘起的辫子，他难得一穿的竹布长衫，他“满脸油汗”，他走来又走去的“独木桥”……辫子、长衫显示了他这位封建遗老的韬晦和复仇心理；“满脸油汗”生动地表现了他对于复辟的兴奋，同时也突出了其丑陋的令人生厌的面貌；而“独木桥”则暗示了他所走的生活之路。
（3）通过细节描写来写六斤。六斤的“双丫角”变为“一支大辫子”，则预示新一代可能还要走前辈的老路。
5．运用了白描手法
小说在对人物的言行、形象及环境进行描写时，都采用了白描手法，如写七斤在不同的境遇里以不同神情掌控其烟管和赵七爷“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是行动的白描，写赵七爷的辫子、长衫和六斤的“双丫角”是形象的白描，写七斤和七斤嫂的对话、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是言语的白描……
这些白描都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及外貌特征，以及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
故乡
一、作者简介（略）
二、解析
（一）《故乡》写于1921年1月，原刊于1921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1号，最初收入由北京新潮社于1923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呐喊》中。
（二）内容梗概
“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阔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卖掉老家的旧屋。在回故乡途中，“我”看到故乡的衰败情景，心中一片凄凉。在故乡，“我”遇到了少年时的朋友闰土，但当年那活泼可爱的小闰土却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变成了一个麻木衰老之人，而且“我”们两个的心灵上还产生了一层厚厚的障壁；“我”看到了卖豆腐的杨二嫂——她在生活的重压下由昔日“西施”式的人变成了一个不顾廉耻、贪图小便宜、挑拨是非的令人厌恶的人。虽然故乡这些人的愚昧、麻木或势利、卑琐使“我”感到异常的悲哀，但当“我”看到闰土的儿子水生和自己的侄儿宏儿成为了心灵相通、友情朴素的朋友时，“我”不禁涌起了一种美好的希望——希望他们有更美好的前途，而不再像“我”和闰土一样在心灵上产生严重的隔膜。
（三）人物分析
1．闰土
闰土是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一个农民。他在少年时代是一位机敏活泼、英姿飒爽的小英雄式人物，然而，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只觉得苦，但又说不出。他敦厚、善良、勤劳、质朴，像海边圆月一样透明，又像海边的沙地一样坚忍沉默。他超负荷地承受了艰辛和痛苦，但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证。而且，悲苦的生活还麻木了他的精神，攫干了他的灵魂，使他在找不到生活的出路时只好皈依于旧道德、旧观念，在虚幻的灵魂自慰中求得暂时的解脱。环境的压抑，旧制度的摧残，使他默认了横亘在自己与童年挚友之间的天然鸿沟，并虔诚而怯弱地向虚幻的“命运之神”低头膜拜。闰土的悲惨遭遇和命运，实际上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广大人民，尤其是被压迫农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还集中地体现了“故乡”苍凉凄惨的悲剧性。
2．杨二嫂
杨二嫂是一个小市民。她原先开豆腐店，那时也长得美丽，因而，人们都叫她“豆腐西施”。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她常常擦着白粉，终日坐在店里，利用自己的美来招引顾客。20年过去之后，当自己的青春已逝、变成了像“圆规”一样的干瘦女人而不能继续以美貌招引顾客来挣钱时，她便直接以言行来牟利——能骗就骗，能捞就捞，能偷就偷，能抢就抢，如信口开河地说“我”放了道台，现在有三房姨太太；明拿暗偷“我”家的东西；从而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她完全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体现了“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命运是农村日益衰败的写照；她的出现有力地烘托了闰土的性格，使他的变化脱离了个别意义，扩展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时代氛围之中。
3．“我”
“我”是小说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一个漂泊在外的现代知识分子。“我”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我”与闰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但那又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而是在以往许多世代关系中的一个环节。人们在少年时因受生活的压迫和等级观念的影响不大，因而，具有一种天真自然的人性，容易形成一种纯朴的亲密友情。然而，当他们步入社会，日益受到生活的重压和传统的熏染，逐渐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产生认同时，他们的心灵就会被渐渐地“封建化”，彼此隔绝冷淡，形成等级差异。“我”与闰土的隔膜实际上反映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因循守旧的农民之间的思想矛盾，同时也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我”在小说结尾时对水生、宏儿们的希冀表现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使新一代走出羁绊的渴望。
（四）主题
小说通过对“我”与闰土之间前后20余年关系的巨变以及自私刻薄的小市民杨二嫂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深刻而沉痛地揭示了中国农村日趋衰败的悲惨景象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可悲变化，揭示出“兵、匪、官、绅”的反动统治是这种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抒发了对旧时代的愤恨和对新生活的期盼。
（五）艺术特色
1．笔调含蓄蕴藉而又抒情色彩浓郁
小说虽包蕴着对社会、时代的抨击与批判，但没有一句直白的抗议和呼号，只用脉脉流水般深情的语言诉说着一切。如小说描写闰土在月夜海边瓜地上手持钢叉的神情的那段文字，简洁明快、清新美丽，像一支童趣盎然的梦幻曲，写出了童年闰土的天真无邪、机敏活泼。但愈如此就愈增添了“我”与成年闰土在20多年之后重逢的悲剧效果：闰土原先活泼机智、无忧无虑，20多年之后则因艰难冷酷的生活而变得像一个木雕石像一样，干瘪、麻木；“我”则在饱经离患和漂泊之后深深负载了生活的重负，已不再是闰土当年那纯真快乐的“迅哥儿”了。当闰土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时，“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和闰土之间的童年幻梦也就彻底破碎了。失去的已无可追回，而眼前的又令人十分痛心：闰土不仅在物质上极端贫困，而且在精神上也极端麻木和愚昧，尤其是等级观念和奴才哲学竟会如此深入他的骨髓。在这里，既有对岁月沧桑的喟叹，又有对失去的友情的怀念；既有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又有无力“拯救天下”的内心隐痛；既有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失望和强烈不满，又有对未来的渺茫期望……种种感情的交织，使得这篇小说既像一首意蕴丰富、格调优美的诗，又像是一篇内涵丰富、情感深沉的优美散文。
2．注重运用对比手法来刻画人物
“我”记忆中的故乡与眼前凄凉萧索的故乡，手持钢叉的小英雄式的少年闰土与干瘪、麻木的木雕石像般的成年闰土，昔日“西施”一样美丽的杨二嫂与今日“圆规”一样的杨二嫂，“我”和闰土二十余年之前关系的融洽与二十余年之后彼此的隔膜，“我”和成年闰土彼此之间的隔膜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和“我”的侄儿宏儿彼此之间心灵相通、友情朴素等均构成鲜明的对比；这对中国农村日趋衰败的悲惨景象的揭示和对旧时代的愤恨、新生活的希冀等情感的抒发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运用了多种描写手法来刻画人物
（1）白描
① 运用白描来描写闰土
小说在描写闰土时没有细致描述他20多年来的辛酸经历，而只是简单地勾勒了他前后不同的两幅肖像和两种性格，将其漫长的生活道路和辛酸经历，高度集中地压缩在这外部特征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之中。这些描写异常逼真传神，对比强烈，内涵丰富。因此，闰土的形象才能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关切。也正因为如此，闰土成了千千万万中国旧式农民的代表，成为鲁迅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② 运用白描来描写杨二嫂
正当“我”同侄子宏儿说话时，突然传来一种尖利的怪声：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
紧接着，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尖利的怪声之后，突然摆出“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的一副骂街式的架势。这就把杨二嫂那种尖嘴利舌、能说会道、语言和行为均有些放肆的泼辣形象活龙活现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了。
（2）细节描写
小说有两处细节描写值得特别注意：
一处是“我”跟闰土见面，很兴奋地称呼他“闰土哥”时闰土的表现——闰土“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闰土这时的神态所包含着的内心活动的潜台词是极其丰富的：他也许会想起他们幼年时代的亲密友谊，也许会想起他自己眼前的可悲处境，也许会想起他同“我”之间在地位上的巨大差距……如此多种感情活动，通过这一描写异常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另一处是闰土挑选“我”搬家剩下的东西时，除选了桌椅抬秤和草灰肥料以外，还选了一副香炉和烛台。这本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但小说所描写的这一细节却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它表明了闰土迷信鬼神，希望“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更深化了人物的悲剧性——闰土不仅承认了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最根本的制度，相信阶级地位的不可动摇，上下界限的不可逾越，尊卑观念的不可破坏，而且还相信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工具之一——鬼神；他不仅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统治阶级去安排，而且还交给鬼神去摆布，这样，他就必然陷入万劫不复、永难翻身的深渊了。
阿Q正传
一、作者简介（略）
二、解析
（一）《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原刊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最初收入由北京新潮社于1923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呐喊》中。
（二）内容梗概
阿Q没有家，孤身一人地借宿于土谷祠；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舂米、撑船……能找到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财产，没有亲人，没有起码的做人权利，甚至连姓氏也没有——曾因自称姓赵而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他一方面在思想上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常常受到所居住的村里人的欺侮，但因生性孱弱或不反抗，或把更弱者作为自己泄恨的对象，或依靠精神胜利法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而从不正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辛亥革命发生后，他因看到平时很威风的赵太爷等地主老财非常恐慌而感到高兴，并以一个革命党人自居。但他既不知何谓革命，又不知为何革命，更不知道如何革命。其“革命理想”也只不过是取代原来的统治者，获得权力、金钱、女人等罢了。辛亥革命后，他因“革命政权”杀一儆百、安定民心的需要而被判处死刑，从而成了革命的牺牲品；而其曾生活过的未庄及其周边地区并无变化——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占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三）人物分析
1．阿Q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落后的贫苦农民。他无房无地，寄住在土谷祠内，靠帮人家打短工为生，既受剥削又受压迫，生活境遇十分悲惨。他因向吴妈求爱而几乎被赵太爷榨取了一切，甚至还因此而被断绝了在未庄的生计。但是，他没有一点觉悟，也没有真正的不平和反抗。
阿Q集中国旧式农民的苦难、不幸、落后、愚昧、麻木等特性于一身，思想性格复杂，但主要的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在不平等社会中处于社会下层或失败者地位的人们，不正视现实，为求得心理平衡而采取的一种自欺欺人、自我解脱的精神麻醉方式。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自欺欺人、自我安慰。他尽管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永远都是失败者；但他不但从不正视现实，不去反抗斗争，反而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当在受到别人的欺负时，他便自欺欺人地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而当这种自我麻醉不能完全满足他的精神需要时，他便又将眼光指向未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而他一直到死也未结婚，更不必说有儿子了。他因长癞疮疤而遭到人们的嘲笑而又无法制止时，便在无可奈何中自我解嘲，认为自己的癞疮长得好，别人“还不配”。他经常被村里人打骂，可每次挨打时心里都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而这样一想，便又飘飘然起来了。当闲人们抓住他的辫子逼他说“人打畜生”时，他承认自己是虫豸，随后又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在刑场画押时先是为自己没有画圆而懊恼，但随后又转念道：“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第二，死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极度自尊自大，又极度自轻自贱。如他形貌丑陋，头上又生了癞疮疤，却忌讳别人提及，甚至忌讳别人提及“光”、“亮”等字眼，而且听见了便怒目而视。
第三，欺善怕恶、欺弱怕强。如他在被王胡、假洋鬼子打后便以调笑、欺凌小尼姑这样更弱小的人来泄恨，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
第四，麻木、健忘。如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
除“精神胜利法”外，阿Q还有很浓厚的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如“男女之大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排斥异端，深恶造反等；不过，他也有自发的革命要求。
阿Q的遭遇十分悲惨。在辛亥革命中，他因活不下去而要投奔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要求革命，但他的“革命”观中又夹杂着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而不是真正的觉醒。最后，他被由封建势力摇身变成的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而走上了“大团圆”之路，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阿Q形象的意义：
第一，阿Q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而在全体国民中形成的一种思潮，是一种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而阿Q则是其集中的载体，因而，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可以从这一人物形象中看出自己精神的某一方面，从而警醒自己，因此，它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具有针砭作用。
第二，阿Q的形象非常形象地提出了农民问题
小说不仅揭示了阿Q的物质“病苦”——他甚至到了生计断绝活不下去的境地；而且还揭示了阿Q的精神“病苦”——极端麻木糊涂。阿Q的物质“病苦”和精神“病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仅仅关涉到他自己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农民问题。小说还把阿Q放在辛亥革命中考察。阿Q神往于革命，但他的“革命”观中却又夹杂着极端的糊涂观念和私欲；而且直到被作为抢匪枪毙时，他也没弄懂什么叫做革命。作为民主革命基本力量——农民的一分子，阿Q竟如此的精神麻木！在这里，小说实际上提出了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问题。
第三，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阿Q这一人物形象实际上是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的形象总结：
其一，从时代和环境来看，阿Q所生活的时代是辛亥革命前后，环境是江南农村，未庄是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波及的地方。
其二，从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来看，阿Q原来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认为“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只是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才使他最终倾向革命的，特别当他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发生恐慌时，他便对革命“神往”了——从阿Q的向往革命这一点可以看到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但阿Q对革命的认识又十分幼稚和糊涂，充满着农民式的私有思想和复仇情绪。他鼓起勇气投奔革命，但又不知道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还去找假洋鬼子。向往革命的阿Q对革命的认识尚且如此，与阿Q共同生活在未庄的其他人对革命的认识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从结局来看，阿Q最后被当作抢犯抓了去，成了新政府“惩一儆百”的牺牲品。而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占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这些都说明了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发动农民、引导农民、依靠农民，反而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
作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哀怜他不幸的遭遇和命运，又恼恨他麻木糊涂、不起来抗争；他塑造阿Q这一人物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对其性格的揭露，意在彻底批判整个旧社会和旧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
2．赵太爷
赵太爷是一个封建地主，未庄的土皇帝，专横、贪婪、狡猾、狠毒、投机。他不准阿Q姓赵，狠狠打了阿Q一耳光，说“你那里配姓赵”。他敲骨吸髓地掠夺阿Q——利用阿Q与吴妈“恋爱”一事，榨取了阿Q的所有财产；后听说阿Q有便宜东西卖，他又急于想买。辛亥革命发生时，他胆怯地破天荒叫阿Q为“老Q”；但他后来又指使秀才到县里告密诬陷阿Q是抢匪，使阿Q被捕枪毙。
（四）主题
小说描写了阿Q及其悲惨的一生；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病苦”；探讨了中国社会进步迟缓、封闭保守的社会文化根源，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悟，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景，从而形象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形象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五）艺术特色
1．艺术描写高度典型化
“精神胜利法”在当时虽有极大的普遍性，但它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时却又有其特殊性；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只能产生在像未庄这样极端闭塞愚昧的地方——未庄实际上是旧中国的象征。小说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2．运用了多种描写手法
（1）细节描写
如在不同的段落里对赵府点灯的描写，把赵太爷悭吝、贪婪的性格充分地反映了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活画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又如阿Q被处决时在供状上画圆圈，本来画押是决定其生死的事，但他先是为圈画得不圆而懊恼，后又以“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来自宽自慰，这充分表现他至死都未真正觉醒，也未抛弃精神胜利法——小说通过阿Q画圆圈的细节，把阿Q的糊涂麻木表现得淋漓尽致。
（2）白描
小说运用传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两章“优胜记略”，通过对阿Q的个性化语言和动作细节的白描，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性格特征的诸多方面，表现得能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3．采用了悲喜交集、笑中有泪的行文方式
小说用带着悲苦笑容的笔触写出阿Q这个既愚昧麻木又不失天真率直的贫苦农民苦难而滑稽的一生，出色地将悲剧和喜剧两种不同的风格融为一体，达到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的有机统一——唯其苦难，其滑稽行为才有了深沉的负重；而唯其滑稽可笑，才愈显出阿Q从肉体到精神的麻木，愈加深了人生苦难的丰富内涵。
4．批判与讽刺色彩强烈
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的议论，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的成分。这些议论诙谐而精辟，给小说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批判、讽刺色彩。
此外，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精练，饱含幽默感，且多反语、夸张，具有高超的艺术性，这也是小说艺术特色之一。
祝福
一、作者简介（略）
二、解析
（一）《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原刊于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上，最初收入由北京北新书局于1926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彷徨》中。
（二）内容梗概
祥林嫂是一位农村女子，大概姓卫，不知道何名；在嫁给祥林后，依祥林被人称为祥林嫂；婆家有婆婆和一个小叔子。她在大约二十六七时祥林死了。之后，做中人的卫老婆子把她带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工。婆婆为了筹钱给小叔子娶媳妇，便在新年过后，带着人把她抓回去，卖给贺家坳的贺老六做媳妇。她拒绝嫁给贺老六，并且搞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不过，还是被人“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后来，她与贺老六生了儿子阿毛。阿毛出生后不久，贺老六因染伤寒而死。阿毛在四岁左右时被狼吃了。那年秋天，祥林嫂再次被卫老婆子介绍到鲁四老爷家做工。但这次在鲁家，她手脚没有先前灵活了，记性也坏得多，脸上整日没有笑影，并总爱向周围的人诉说她丧子的经过。多次诉说后，她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人们甚至拿她取乐。与她一同在鲁家做工的柳妈更是厌烦她，并拿她额角上的伤痕说事，后又以她将来死后会被阎王锯成两半分给两男人之事唬着她去土地庙捐门槛，以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以赎罪。但在捐门槛后，她还是被鲁四老爷视为不祥之人——在年终祭祀时，鲁四老爷仍不让她触摸祭祀的物品。为此，她精神崩溃。之后，鲁四老爷将她辞退。她最后沦为乞丐，流落街头，在一个阴沉的雪天里，在鲁镇的祝福声中，在“我”这个识字的、出过门的、见识多的人没有明确地回答她关于灵魂、地狱之有无、“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等问题之后，带着生的痛苦和对死的恐怖，凄然地死去。
（三）人物分析
祥林嫂：是一个农村女子。她一生不幸——她一次被迫嫁人、一次丧子、两次丧夫，最后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她不仅有体力活之累，而且精神也受周围人的摧残。麻木、不觉悟——婆家视她为一件可以被出卖的商品，她却认同“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惦记着为丈夫守节；在鲁四老爷家干粗活重活，她不以为苦，反而还“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愚昧——柳妈一半出于迷信、一半出于对她的厌烦而唆使她去捐门槛，她信以为真，便花掉了历来积存的工钱去捐门槛，结果，既折财，又没有去掉自己不祥之物的印记。具有反抗性——为了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她不惜出逃、抗婚（不过，她的反抗性里也包含着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成分），她能追问灵魂、地狱之有无、“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等在当时来说几乎是被普遍认可的问题。坚强、勇敢——丧夫后独自到外打工，拼死反抗再嫁，第二次丧夫后独自抚养儿子。
（四）主题
小说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展现了封建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谴责了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和社会，批判了周围群众所施于祥林嫂的冷漠、歧视和嘲弄，同时，也表现和批判了知识分子“我”灵魂深处的浅薄和软弱、无奈与逃避等。
（五）艺术特色
1．采取了倒叙的手法
小说先写祥林嫂的死——这既创造了悲剧气氛，又提供了故事线索，为情节的开展设置悬念；然后刻画祥林嫂在三个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清晰地揭示出祥林嫂死于“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真相。
2．注重通过对“祝福”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小说标题为“祝福”，主要情节之一也是“祝福”——祥林嫂在“祝福”的繁忙劳动中得到满足，在“祝福”中受到打击，最后在“祝福”的热烈氛围中悲凉地死去。强烈的气氛对比，集中的表现效果，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艺术力量，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3．运用白描和“画眼睛”的手法来刻画人物
小说运用白描和“画眼睛”的手法勾画了祥林嫂的语言、动作和三个不同时期的肖像：
祥林嫂逢人就说：“我真傻，真的。”
祥林嫂见“我”时问“我”灵魂、地狱之有无、“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等问题。
祥林嫂第一次进鲁家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第二次进鲁家时：“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时：“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通过这些描写，将祥林嫂一生所受的折磨极为传神而有层次展现出来，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对祥林嫂的迫害。
4．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刻画人物
对祥林嫂，小说从她与两个丈夫、婆婆、四叔、四婶、鲁镇人、柳妈以及“我”等人之间关系的角度予以刻画，既刻画了其忍辱负重、做奴隶而不觉其苦的性格，又揭示了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
5．以人物生活片段描写的连缀成来表现人物的一生
小说以祥林嫂在三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为情节主干，着重描写了她亡夫、出逃、被劫、逼婚、再度丧夫、失子、受恐吓又求赦无效等经历，很好地表现了其悲剧色彩浓重的一生。
伤逝
一、作者简介（略）
二、解析
（一）《伤逝》写于1925年10月21日，最初收入由北京北新书局于1926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彷徨》中。
（二）内容梗概
封建大家闺秀子君认识深受新思潮影响的涓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向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与涓生一起寻住所、筹款子，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涓生被所就职的书局辞退，他们便生活无着，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至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涓生对子君坦露自己不再爱她的真实想法，她便被其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涓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当哭，凄惋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
（三）人物分析
子君：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的新女性。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势力对她恋爱、婚姻的干涉、束缚；因而，庄严地对涓生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不惜和封建旧家庭闹翻，毫不理会“老东西”、“小东西”和路人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和涓生自由恋爱并建立起小家庭。可当她得到涓生的爱情之后，就以为找到了幸福，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于是，不再读书，不再思想，甚至连过去恋爱时“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也没有了，而安于小家庭主妇的角色，乐于做饭做菜喂鸡喂狗，把小家庭生活作为其人生的全部意义，甚至为油鸡而和房东太太明争暗斗；性格也变得怯弱，昔日的勇敢无畏更是荡然无存，从而变得平庸起来了——这使涓生不满、愤怒，进而绝望于爱情。迫于生计，她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之后，又为失去油鸡和狗而凄苦无聊颓唐。她虽接受了新思想，但接受的只是个性解放思想，且只是在婚姻自主这一层意义上的个性解放思想；同时，她“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她把封建的“女子治内，服侍丈夫”的礼俗视为理所当然，在家庭中并无经济地位，靠丈夫养活，即仍然是男子的附属品。因此，她从走出封建旧家庭到走进新式小家庭，从本质上来说，是冲出一个牢笼又陷进了另一个牢笼，并未取得真正的解放；这就注定了她最后在社会的压迫下无奈地回到封建旧家庭抑郁而死。她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她恋爱婚姻的失败和她的死，而更在于她至死也不明白其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她的悲剧，控诉了封建势力对妇女的压迫，并形象地说明个性解放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
（四）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两个原因最为主要：
其一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社会的压迫是造成其悲剧的社会原因。子君与涓生自由恋爱和建立小家庭，而封建势力则视他们自由恋爱、结婚为伤风败俗。由于“小东西”告密，局长下达了免职令，涓生因此而失业。于是，子君和涓生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以至在严寒的冬天，家里生不起火炉。最后，他们因困窘不堪的生活而离异，子君回到她曾勇敢地走出的那个封建旧家庭，在无爱的人间，在父亲烈日般的威严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中，不到一年便寂寞地死去。
其二是涓生和子君思想方面的原因
涓生和子君的个性解放思想是造成其悲剧的思想原因。涓生和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及其剧本《娜拉》《海的女人》……但这一切都是从个性解放的思想出发的，因而，只追求恋爱婚姻自由。因此，在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他们便把狭窄的小天地当作整个世界，把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的意义——子君在建立起小家庭后，就安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再无别的追求目标和生活理想，思想流于庸俗空虚，性格则变得胆怯虚弱。涓生则虽知“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且在失业后也认识到人“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也还有奋斗的勇气。但他的种种努力都只是个人奋斗；同时又把子君看作是自己的累赘，认为在求生的道路上子君只知道拖着自己的衣角，而“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因而，新的希望便是和子君分离，甚至是子君死去——他认为这是“真实”，并把这“真实”告诉了子君。于是，子君便和他离异了。
（五）主题
小说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婚姻及其悲剧，探讨了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问题；揭示了离开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很难实现的这一道理；形象地指出只有认识现实、抛掉幻想，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站稳脚跟，只有不失去“现在”，才可能有“未来”。
（六）艺术特色
1．心理描写细腻
小说采用手记的文体形式和第一人称的写法，把笔力着重放在对人物心灵世界和感情波澜的抒写上。
对涓生，主要采取心灵自剖的方式来表现其内心世界和感情的细微变化过程。他热恋时期企盼子君到来的迷惘、忧虑、焦急，听到子君的自我觉醒宣言后的震惊、欣喜，婚后对子君忙于操劳家务的不满，失业后对子君的感情从消减到消失，其心理变化过程描写得丝丝入扣。如在热恋中企盼子君到来时，他随手抓过书心不在焉地翻看着，而耳朵则聚精会神地听着并分辨着大门外一切往来的脚步声，憎恶那不像或太像子君的脚步声，同时，脑海里还不时闪现出种种祸事的念头。小说还通过对涓生的潜意识、幻觉等的描写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如涓生在接到免职令的夜晚看到子君凄然的脸色时，心绪紊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这表明涓生当时在潜意识中已有将子君看作是生活累赘而意欲摆脱的念头了。又如，涓生视子君为累赘，想要丢弃她时说出了一些“真实”的话，即关于《诺拉》（《娜拉》）、《海的女人》等外国文学作品的评说，而这些话又曾是过去他和子君热恋时在会馆的破屋里所曾说过的；子君当时正是听了他的话才走出旧家和他建起新家的，他现在又重提这些话实际上是要子君再像娜拉那样走出他们现在的这个小家庭——这里是通过写他的潜意识来写他的心理，深刻揭示了他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所掩盖的内心真实。但他在说这些“真实”话时又往往觉得它们好像是从自己的嘴里传入自己的耳中，并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这里是通过写他的幻觉来写他的心理，深刻揭示了他说这些话时的空虚心理。
对子君的心理，小说主要是通过对其神态、动作、细节的描写来揭示的。如子君初出场时“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与涓生同居后“逐日活泼起来”，“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得知涓生失业的消息时脸“变了色”，显得很“凄然”；最后，当涓生对她坦露自己不再爱她的真实想法时，“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小说通过对子君这些神态、动作、细节的描写把一个出身于旧家庭、涉世甚浅的少女，由自由恋爱到结婚到婚姻破裂被遗弃全过程中的稚气、惊喜、疑惧、恐怖、绝望的复杂难言心理细腻地揭示了出来。
2．抒情色彩浓郁
小说在对整个悲剧的叙述过程中蕴含着强烈的抒情成分，如涓生与子君热恋中的深情，新婚时的喜悦、失业后的惶恐以及与子君感情濒于破裂时的痛苦、分手后的绝望、子君死后的悔恨和悲哀等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小说在抒情时采用了多种方法：其一，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如小说开头写涓生所住会馆，其陈设及其周围的环境与一年前一样，但子君却再也不会来了。通过对物是人非的环境的描写，抒写了涓生沉重哀伤的情感。其二，运用重叠反复手法来抒情。如“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段话在小说中三次出现，既渲染了子君回封建旧家后在封建氛围中的可怕的处境、悲惨的人生道路和命运，又表现了涓生沉重的悔恨。其三，通过奇异的想象将感情形象化来抒情。如小说快结束时这样写道：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这些声泪俱下的忏悔，把涓生悔恨悲哀的心情写得极为真诚、深切、强烈而形象化，使人感到极其辛酸，让人在深深地同情子君不幸的同时，也深深地同情涓生的不幸；并对那摧残人性、不断地制造着悲剧和血案的旧中国及其主宰者产生极大的愤慨和仇视。四是运用了细节描写来抒情。如小狗阿随意外复归这一细节隽永感人，它既写出了涓生睹物思人、悔恨交加的心情，又烘托出了涓生回会馆时的悲凉气氛。五是运用饱含情感的语言来抒情。小说语言凝练、和谐、生动、形象、富有哲理，抒情色彩浓郁，尤其是开头与结尾部分的语言，饱含感情，充满诗意。
3．脉络清晰、结构紧凑
小说以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产生、发展和结束为线索来展开情节，以暮春、晚秋和严冬的变换来表示他们爱情的勃动、枯萎和凋零，脉络清晰、构思巧妙。小说开头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交代了写手记的目的；末尾写道：“我活着，我总是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紧扣开头；首尾呼应，结构紧凑。
铸剑
一、作者简介（略）
二、解析
（一）《铸剑》原刊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的《莽原》半月刊第2卷8、9两期上，原题《眉间尺》，发表时未署写作日期；1933年3月出版《自选集》（《鲁迅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出版）时，易名为《铸剑》；最初收入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1月出版的《故事新编》中，收入该书时，篇末补记该篇的写作时间是1926年10月，但据《鲁迅日记》，该作完成的时间是1927年4月3日，因此，“1926年10月”可能是初稿完成的时间。
（二）内容梗概
眉间尺的父亲是春秋战国时期世上无二的铸剑名工。一天，王妃生下一件异宝——一块纯青透明的铁。大王决计用它铸一把剑，并选眉间尺的父亲作铸工。眉父花了三年时间铸就两把宝剑。同时，眉父也知道，他向大王献剑后，大王为了使他不再给别人炼剑，一定会把他杀死；于是，在献剑日那天出门前，把一个剑匣交给怀孕的妻子，并告诉她：里面盛的是雄剑，要好好收着；他将雌剑献给大王；倘若他被大王杀了，待孩子出生后，好好地抚养孩子，孩子成人后，再交给孩子雄剑，为他报仇。事情正如眉父所料，大王在得到雌剑后，真的把他杀了，而且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十六年后，眉间尺长大成人。一天夜晚，他在家里逗弄咬锅盖的老鼠，母亲见他心情温和，担心他无法为父报仇，便把一切实情告诉了他。之后，他身背母亲交给他的剑，踏上了为父复仇之路。途中，他在王城的街市上与人相撞，并与之发生争执，这时，人群中挤进一个黑色人来——那人在天黑之时把他带到杉树林里，一语道破其报仇之事，并告诉他其仇人已知他欲报仇，正下令追捕他，因此，他得交出剑和头，由黑色人代他前去报仇。眉间尺问明情由并得到承诺后，举剑自刎而死。黑色人带上眉间尺的头和剑，向王城走去。大王得报，有一黑色人善于玩把戏，可以给大王解闷，于是，大王召黑色人。黑色人进殿后自报姓名为宴之敖，并要求大王在殿外放上一口大金鼎，注满水，又用火烧，以供玩把戏；大王吩咐手下照办。水被煮开后，宴之敖打开包袱，把眉间尺的头投入金鼎，水花溅起；宴之敖在旁歌唱起舞，头则在水上转着圈子、翻筋斗。不久，水平歌停，大王探头去看鼎内，宴之敖趁机掣剑把大王的头砍落于金鼎中，然后自刎，其头也落入金鼎。眉间尺和宴之敖的头在沸水中狠斗大王的头；待大王的头确已断气后，眉间尺的头和宴之敖的头微笑着合上眼睛，仰面朝天，沉入水中。满朝文武大臣从惊骇中醒来后倾力打捞金鼎中的大王之头，但三人之头早已混作一团，无法分辨。最后，三人只得同时被安放在金棺里下葬。
（三）人物分析
1．眉间尺
眉间尺是个热血男儿——一个复仇者。他有勇气、敢斗争，但开始缺乏斗争经验——欲为父报仇但不知如何为父报仇；其性格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早先优柔寡断——对落入水缸的老鼠，想杀又不忍杀，欲放又不甘放，在无意中一脚将老鼠踏死后，又“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后来果敢刚毅——在听完母亲讲述的父亲的故事后，“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根毛发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后又毅然割下自己的头颅以作为父报仇之用。
2．宴之敖（黑色人）
宴之敖是一个复仇者。他既是复仇精神的化身，又是正义和力量的化身。他冷峻似铁、刚毅机智，同时，又富有斗争经验——他矢志“反抗”，但又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精心谋划、准备，如让眉间尺献出头和剑以备杀敌之用。具有行侠仗义的精神——他不是报私仇，而是报社会之仇：“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为此，挺身而出，割下自己头颅，与眉间尺一起向暴君讨还血债。
（四）主题
小说通过眉间尺、宴之敖合力杀死大王之事，表现了作者对暴虐黑暗势力“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反抗复仇思想。同时，通过眉间尺、宴之敖各自砍下自己的头之事，表达了他们对“自我”的“复仇”——反抗、反思、反省、批判——的思想：眉间尺对自己不能成事、优柔寡断进行反省、批判；宴之敖对“复仇意志”进行反省——“复仇意志”要求人摆脱因选择“结果的善”而行使“手段的非善”的心理负担；这实际上也是对人性的“复仇”的具体化。
（五）艺术特色
1．浪漫主义色彩强
小说感情深沉炽烈，想象丰富奇特，情节离奇荒诞，手法夸张，浪漫主义色彩颇强——小说关于金鼎沸水中头的歌舞和三头搏斗的描写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尤为浓郁，它写得悲壮激越，有声有色，把誓死向暴君讨还血债，至死也不停息战斗的复仇精神，表现得笔酣墨畅，元气淋漓。
2．讽刺性强
小说的讽刺性强：首先讽刺了王公大臣的颟顸愚蠢——他们对金鼎沸水中的头如何打捞都要商议半天；对王头的分辨也毫无办法，只好三头合葬。其次讽刺那些正统的义民——“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第三是讽刺了顺民——他们以得见国王为荣耀，以俯伏得低而自豪。这是鲁迅暴露和改造国民性主张在历史小说中的体现。
3．现实意义强
小说虽然是一篇历史小说——取材于相传为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晋代干宝《搜神记》、相传为后汉赵晔所著的《楚王铸剑记》等中的相关内容，但创作于1926年北洋军阀制造的“三一八”血腥惨案之后，其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因此，显然是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眉间尺和宴之敖都有现实人生的依据，特别有鲁迅自己的影子——现实意义强。
4．语言悲喜庄谐杂出而水乳交融
小说语言细致平实，严肃庄重，但也时或诙谐幽默，绚丽奇诡，充满激情，从而悲喜庄谐杂出而又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