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宋末期黑暗政治影响下的　士风及其在南宋的延续[1]

秦桧专权时期，有人问谪居于南安军的张九成：“近日士大夫气殊不振，曾无一言及天下事者，岂皆无人材耶？”张九成回答：“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则此气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2]张九成认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士风取决于在上之人（即皇帝、执政者等），南渡中后期之所以士风不振，是由于朝政黑暗。张九成虽是针对秦桧独相时的士风发出这番议论，但其结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的确，某种士风的形成与时政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明的政治会促进健康士风的形成，而健康的士风又进而促进政治更为清明，反之亦然。因而，讨论北宋末年的士风，首先需要对当时的政局作一简单回顾。

北宋哲宗去世，因无子嗣，在向太后的一手操纵下，端王赵佶登上了帝位，是为徽宗。从某种意义上讲，宋徽宗的性格并不适合从政，他更具艺术家的气质与禀赋。他喜欢书法、绘画、图书、古玩、花石；他在书法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创造出瘦金体，他对其他门类的艺术也颇为喜爱，且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却漫不经心也并不在行，在他的统治下，北宋末年整个政坛一片黑暗，社会也是危机四伏。

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的耳目之娱，大兴土木，兴建新延福宫和艮岳，劳民伤财；于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大量百姓因此破产，直接导致方腊起义。他又崇信道教，授意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不理朝政，经常微服出游。更严重的是，徽宗所用非人，亲近之人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及梁师成当时即被称为“六贼”，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谀之臣，其他亲近之人如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恶贯满盈。皇帝在上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大臣在下贪赃枉法，朝廷上下乌烟瘴气。

朝政腐败，奸人当政，正人端士动辄被斥，直接导致士风败坏，江河日下。当时恶劣的士风，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同伐异。客观地讲，这一风气并非始于徽宗朝，但此风在徽宗朝较此前更为严重。早在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时，这种风气就有所体现。王安石主持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反对派的大臣如文彦博、司马光、富弼、苏轼等纷纷被贬或自求外放。著名的“乌台诗案”就发生在变法后期。然而，这时的党争大多还停留于政见上的争论，因政治观念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在政治以外，他们中有些人的私交还不错，如王安石与苏轼，二人互有赞誉，惺惺相惜。其后，神宗去世，哲宗嗣位时仅十岁，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倾向于旧党，不久便全面起用旧党，对新党进行排挤，是为元祐更化。旧党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成员的领导下，对新党展开了全面的清算，将所行新法全部废除，对新党人物进行全面打击。此时，旧党对新党的打击，已经沦为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炮制出较“乌台诗案”更为捕风捉影的文字狱，如“车盖亭诗案”等。这些，为日后党争的进一步深化埋下了祸根。高氏去世后，哲宗一改旧政，重新起用新党，新党对旧党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迫害。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在徽宗的坚持下，向太后垂帘听政半年，政局重新调整，召回旧党，新、旧党人并用，调和两党矛盾，此时政局相对稳定。然而好景不长，徽宗在向太后去世后，又以旧党为非，新党为是，新党重新得势，在此情况下蔡京从被贬地召回，于崇宁元年（1102）入相，更新一轮的党争重新开始。

徽宗朝士风的党同伐异，主要仍然表现为新党对旧党的政策清算及对其成员的打击。崇宁元年七月“己丑，禁元祐法”；同月甲午，“用熙宁条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诸议司，自为提举，讲议熙、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为而未暇者”；八月，“复绍圣役法”；三年“秋七月辛卯，复行方田法”。新党将元祐所行废弃殆尽，而悉复熙丰之法，又对元祐旧臣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崇宁元年）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籍元符末上书人，分邪、正等黜陟之。”崇宁三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新党对元祐旧臣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对旧党子弟亦予以种种政治限制，崇宁二年三月“乙酉，诏党人子弟毋得至阙下”。徽宗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已定亲尚未成礼的一律改正。科举之门，亦对党人子弟关闭。崇宁二年三月“丁亥，策进士于集英殿。时李阶举礼部第一。阶，深之子，陈瓘之甥也，安忱对策言：‘使党人之子阶魁南宫多士，无以示天下。’遂夺阶出身而赐忱第”。元祐学术亦遭到禁毁。崇宁二年三月，诏：“以元祐学术聚徒教授者，监司觉察，必罚无赦。”同年四月，“乙亥，诏毁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3]而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其时禁毁之书，除了上述几种，还另有张耒、晁补之、马涓的文集和范镇《东斋纪事》、刘邠《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要求“印板悉行焚毁”[4]。

上述朝廷的诏令，当然不可能是蔡京一人所为，而是新党成员集体意见的表现。比如元祐党籍之立，便有叶梦得等人参与，《宋史·强渊明传》载：“（渊明）与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济成党祸。”[5]又如，禁毁元祐党人文集的诏令颁布后，便有一帮官员为之出谋划策，提出新的建议：

淮西宪臣霍汉英奏：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时崇宁三年也。明年，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亭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汉英遗臭万世，臣僚亦应同科。政和间，潭州倅毕渐，亦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从之。[6]

霍汉英、毕渐二人的行为无疑为投上所好，同时也显示出当时士大夫热衷于参与朝廷对旧党成员的打击。另外，上文引安忱对策，言元祐子弟不当夺魁南宫，固然是出于私心，但也说明党同伐异意识已深入人心。

除了对元祐党人进行迫害，徽宗朝的党同伐异之风还体现在权力之争及具体政见上，并且这两个方面又常常交叠在一起。

先说权力之争中的党同伐异。皇帝的昏庸直接导致大臣专权。在一个缺乏公平的铨选体制下，下级官员能否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官员的喜好；而更高级官员权力的获得，又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好恶；皇帝对官员的判断，有时又根据其他各级官员的意见。这样，下级官员为得到升迁，攀附高级官员；高级官员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政敌，笼络下级官员。各层级官员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徽宗朝这种结党意识很明显地存在于士人意识之中，而且也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在徽宗末年，蔡京与王黼争权，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史称：“时蔡京、王黼更秉政，植党相挤，一进一退，莫有能两全者。”[7]就很显然体现出两党势如水火之状。又《曲洧旧闻》载：“宣和间，王黼当轴，京势少衰。黼之徒恐不为己利，百方欲去之。”[8]也体现出在权力之争中党同伐异的倾向。《宋史》卷三五二传论指出其时党同伐异的激烈程度云：“当是时，王、蔡二党，阶京者芘京，缔黼者右黼。”[9]再举几个具体事例，以见当时这一现象之普遍。蔡京为排斥韩忠彦、曾布，先后授意御史石豫、左肤等相继弹劾二人；王黼与蔡京争权，其党羽王安中便多次讨伐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10]；郑居中去枢密位之后，“阴植党与”[11]等等，无不表明其时结党自坚、党同伐异之盛行，同时也说明此种心理已深入到士大夫的内心，成为其政治性格。

具体政见的差异，也会导致党同伐异的产生。例如，陆佃本是王安石的弟子，并不属于旧党，他只是提出应参用元祐人才、不宜穷治元祐余党等与蔡京相左的意见，便被莫名其妙地打入了元祐党籍。章惇与曾布，明明是地地道道的新党成员，因与蔡京政见不同，在二人被贬之后，蔡京也将他们打入元祐党籍。如果说蔡京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打击还勉强可以说含有为公的意味，那么，对上述三人的打击则显然出于一己之好恶，党同伐异的“党”，成为更小范围的私党，是偏狭的表现。

其次，寡廉鲜耻。葛胜仲在其诗《送友赴试钜野送之西门时方有外舅之戚极目无聊归不得卧作诗五首却寄以风云入壮怀为韵》中这样评价当时士林的状态：“寥寥里选空，龊龊士风丧。狂澜欲东之，泛滥不可障。”[12]又在《策问·士习》中指出：“今之儒服者，往往不能以分义自安。投罅伺隙，干时射进，追逐时好，章交公车。甚者饰游辞以诬善类，倡邪说以渎先烈。彼其居心积虑，岂真有意于整纷救弊哉。不过侥幸爵赏，偷取少顷之荣而已。”[13]连徽宗也承认当时士风之恶：“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14]最形象且有说服力的，要数蔡京的一段有名的言论：

吴伯举守姑苏，蔡京自杭被召，一见大喜之。京入相，首荐其才，三迁为中书舍人。时新除四郎官，皆知县资序。伯举援旧例，言不应格。京怒，落其职知扬州。未几，京客有称伯举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当久弃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15]

好官、好人二者不可得兼，高度概括了当时官场现状。稽考史实，我们发现当时在朝居高位者，确实鲜有正人端士。徽宗朝六个宰相，无一例外在品质上都有很大的问题，有两个被《宋史》列入佞幸传与奸臣传。蔡京这段话的潜台词是，既想得美官，则需唯我是从。在他的眼中，士大夫对朝廷的忠诚尽职、士大夫的独立人格等等凡属于好人的品质，都是阻碍仕途发展的因素。为论证方便，笔者再将寡廉鲜耻这一士风析为曲意逢迎、奔竞成风、见风使舵三个方面详加论述。

一、曲意逢迎。主要是指大臣对皇帝的态度及下级僚属对上级官员的态度。大臣与皇帝在政统上是君臣关系，但在道统上是师友关系，因而，开明的君主往往尊敬大臣、听从大臣的意见；正直的臣子也会批评君主失当之处。唐太宗畏惧魏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宋神宗欲严惩一漕官，蔡确与章惇言不可。神宗怒言一件快意事都做不得，章惇说这些快意事不做也罢，这也说明大臣对皇帝有约束、进谏之职责。在徽宗朝，这种职责也曾有体现。史载张商英为相，“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尝葺升平楼，戒主者遇张丞相导骑至，必匿匠楼下，过则如初”[16]，可见张商英进谏在道义上属正确行为，徽宗也不便公然背道而驰。

然而，在徽宗朝如张商英那样愿意规劝君主的大臣真可谓凤毛麟角，更多的大臣曲意逢迎，明知皇帝所为违制，不仅不进谏，反而绞尽脑汁尽力满足其声色犬马之欲。蔡京甚至还为徽宗穷奢极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曲解《周易》所云“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倡导“丰亨豫大”，鼓吹君主在太平盛世尽情享乐。新廷福宫与艮岳的建造，就是徽宗在蔡京的鼓动下进行的。又如王黼，为了与蔡京夺宠，不顾社稷安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立“天下奉一人”的应奉司。时人作诗讽刺云：“如今应奉归真宰，论道经邦付与谁。”[17]大臣们不以经邦治国为务，反专以邀宠为功，士大夫为帝王师友的独立人格丧失殆尽。

两个祸国殃民的宰相如此，其他大臣亦不甘示弱，凡可讨好徽宗之事，无不竭尽其能为之。宋徽宗自认为圣王再世，其所统治下的赵宋王朝乃太平盛世，臣子便大量编造祥瑞事迹，诸如黄河清、甘露降、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麦连野、野蚕成茧等等。更有如白时中者，专以编撰天下祥瑞为务，史载：“时中尝为春官，诏令编类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尽者，图绘以进。时中进《政和瑞应记》及《赞》。及为太宰，表贺翔鹤、霞光等事。圜丘礼成，上言休气充应，前所未有，乞宣付秘书省。时燕山日告危急，而时中恬不为虑。”[18]边事紧急，白时中居然还不以为意，仍然陶醉在自己编造的神话中。地方官员因献祥瑞之物而获升迁者也不在少数，如知密州李文仲因遣人“采（芝草）及三十万本，每万本作一纲入贡”[19]，升任京东东路转运使。陆游称宣和间“风俗已尚谄谀”[20]，所言不虚。

大臣曲意讨好皇帝，臣僚又逢迎巴结大臣，《曲洧旧闻》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此风之炽：

崇宁初，苞苴犹未盛。至政和间，则稍炽矣。邓子常在北门，所进山蓣数倍于前，缄封华丽，观者骇目。江子我有《玉延行》，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权幸，率用琴光桶子并盖，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犹未伤物命也。赵霆在余杭，每鹅掌鲊入国门，不下千余罐子，而王黼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凡满三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蜜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见。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论之，尚可恕也。[21]

地方官吏为了讨好权臣，进贡物品数量之多、包装之精美，令人瞠目结舌。同样，权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巴结宫中宦官，迎合他们的爱好，竭尽讨好之能事，此处亦举一例说明：

蔡京进退，倚中贵人为重，恨无以结其心。每对同列言：“三省、枢密院胥史文资中为中大夫者，宴则坐朵殿，出则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勋劳者甚众，乃以祖宗以来正法绳之，吾曹心得安乎！”于是幸门一开，建节者二十余辈，至领枢府、封王，为三少，时时陶铸宰执者，不无人焉。[22]

蔡京为得到权宦的欢心，不惜打破赵宋祖宗家法，让宦官参与到朝政之中。这种做法无疑给朝政埋下了隐患，是牺牲国家利益的行为。历史上宦官乱政的教训足以使人警醒，然而为了能久居相位，蔡京却硬是破坏了赵宋王朝创建者处心积虑制订的家法。其迎合宦官之意已到了毫无原则的地步。

二、奔竞成风。《宋史·陆佃传》中对北宋末年士风有这样一段描述：“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23]就指出当时的奔竞之风已为士林认可，俨然成为士林风尚，士大夫竞相为之，以此为能事。那些有条件接触到权贵或权贵家人者，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时相蔡京子攸领书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贵仕。”[24]那些没有得天独厚机会者，也会竭力为自己创造条件：“士大夫动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当然，并非每个造请的士人都有机会受到权贵的接见，但仍有士大夫坚持不懈，甚至有诣蔡京的士子，累月间都是第一个登门造访：“（蔡京）因阅门下见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25]如果能攀附上宦官，更是士大夫们的荣耀，当然也更易升迁。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26]李邦彦“善事中人，争荐誉之”[27]。至于蔡京、王黼的进用、入相，更与宦官密切相关。当时“士夫相习成风，皆以附丽内侍为荣”，“政和、宣和所除宰执尽出其门”。[28]

三、见风使舵。北宋末期士人因利益而相互结合，又因利益而反目成仇。试看王黼的发家史：先因何执中荐而出任左司谏，后闻蔡京将复相，便马上背叛何执中，上疏赞誉蔡京，升左谏议大夫。其时郑居中与蔡京并相，王黼转而投靠郑，于是得以升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当然也因此得罪蔡京，但其马上又找到新的后台——宦官梁师成，并因此而入相。王黼之所为，围绕着“利益”二字展开，对己有利者无所不为，置操守等道德层面的东西全然不顾。《泊宅编》中有一则记载，更反映出当时的士林风气：

崇宁五年，长星见。蔡京斥居浙西，时事小变，士大夫观望，或于秉笔之际有向背语。蔡既再相，门人苏棫者，自漳州教授召赴都堂，审察献议，乞索天下学官五年所撰策题，下三省委官考校，以定优劣。坐是停替者三十余人。[29]

蔡京采纳苏棫的意见，固然表现出其对天下士论的钳制意图，但反向思考，那些秉笔有“向背语”的士大夫唯独在蔡京去位后而不是其在位之际敢于质疑，似乎也很难以正直之士目之。其中多数想来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之辈。而停替者达三十余人之多，可见此风之普遍。

士大夫寡廉鲜耻恶习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就士大夫本身而言，对权力的追逐是产生此风的内在动力。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士人的种种丑态，皆为攫取权力而生。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士人用尽了手段，甚至兄弟、父子反目成仇。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蔡京家族。蔡京与其弟蔡卞相互争权，与其子蔡攸亦明争暗斗。至于蔡攸，为了权利，甚至请求徽宗将其弟蔡絛处死。[30]而更为可怕的是，为争权夺利，政敌之间的斗争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除了诋毁他人、大兴文字狱等常规手段，还有更低劣的暗下毒药等方法，史载张康国或因与蔡京争权而被毒死。[31]

再次，明哲保身。昏庸的徽宗识人不明，所用非人，一批人品低下者登上高位。而敢言敢行、勇于任事者常常被排斥在外，朝廷内外，乌烟瘴气。掌权之臣丝毫没有为苍生谋福祉的责任感，唯以享乐为第一要务。徽宗末年，甚至台谏亦完全被权臣掌握，成为他们打击政敌的工具。而激烈的权力之争，也使一些尚存正义感却不够刚正的官员三缄其口。早在徽宗初立之时，崔就曾上疏指出：“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32]这种士风到了后来发展得更为严重，人浮于事，朝士尸位素餐竟成理所当然。李邦彦“拜少宰，无所建明，唯阿顺趋谄充位而已，都人目为‘浪子宰相’”[33]。身为宰执，殊无建树，亦不以为耻。同为宰相，何执中所为与李邦彦如出一辙：“性复谨畏，至于迎顺主意，赞饰太平，则始终一致，不能自克。”[34]宰执如此，普通朝士亦如是，敢言者很难容身于朝廷。试举一例，周常气节可圈可点，敢于指陈时弊，然“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湖州。寻又夺职，居婺州”[35]。而在朝者，则多为柔媚之人，不敢也无意于言事，如朱谔，“出蔡京门，善附会，不能有所建白”[36]。葛胜仲《策问·官方》云：“患失者以抗直敢言为无策……委靡因循，为窃食之计，殆不可缕数。”[37]蒋猷在政和年间论当时士风：“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辅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无所可否。”[38]士人不以言事为务，明哲保身之习蔚然成风。

明哲保身的士风，直接导致士人不以安邦治国为务，缺乏社会责任感，不愿也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这种恶果，在随后钦宗朝的靖康之难中很快体现出来。在关乎国家存亡之际，除了李纲等极少数官员勇于任事，多数朝臣唯唯诺诺，唯恐避之不及。这种现象，在当时随处随时可见。例如，靖康元年（1126），钦宗即位不久，召大臣决策守京师，问谁可将者，李纲以白时中为对，白时中的回应不唯无耻，而且可笑：“李纲莫能将兵出战乎？”[39]再如，康王赵构如金营为质，“以（王）寓为尚书左承副之。寓惮行，假梦兆丐免”[40]，靖康元年十一月，“议遣大臣割两河与金，耿南仲以老、聂昌以亲辞”[41]。危险面前，大臣们贪生怕死，寻找借口却振振有词。至于对待金人的进攻，朝臣普遍的反映就是退避、割地求和，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取暂时的安宁，北宋终于在这种消极退避的政策中灭亡。

南渡以后，由于时代陵谷之变的巨大冲击，也由于很多正人端士得以召用甚至被委以重任，士风较北宋末年有了一些转变（转变的具体表现，详见本章第二节）。然而，一代风气的形成及结束需要一个过程。由于不少北宋的官员南渡以后仍居于高位，也由于历史的惯性，更由于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北宋末年的败坏士风仍然弥漫于南宋初期的政坛。

党同伐异仍然是南渡时期的一个恶疾。早在北宋灭亡前夕，宋钦宗就已经认识到危险局面的形成与奸臣当国有直接的关系，便将当时的“六贼”流放。“六贼”之首的蔡京属于新党，旧党成员及其子弟、门人据此展开了对新党的清算。而朝臣也相互攻讦，互指为蔡京、王黼党羽，以此达到打击对方的目的。南渡以后，士风与北宋末年相类，一方面表现为新旧两党继续为学术观点争论，进而导致政治上的党争。南渡以后朝臣间的党同伐异最明显地体现在赵鼎与其前后几任宰相对于学术选择与用人之争上。赵鼎前后两次出任宰相，起用了不少元祐党人子孙，并对吕颐浩、张浚及其进用之人大加排斥。吕颐浩为相，赵鼎为御史中丞，“交论吕颐浩之失，乃以使相宫使罢左仆射”[42]。张浚去相位，赵鼎复为相，“张公所用蜀中人才，一皆出之”[43]。另一方面表现为借新旧两党之名打击政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本来与王黼关系密切，同属新党成员，但他们却利用当时轻蔡京、王黼等人之舆论，攻击李纲为蔡京党羽，从而将其排挤出朝。又如秦桧，先是与吕颐浩争权，援引了不少崇元祐学术的名流，增强自己的力量：“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44]后来，因崇元祐学术之士多反对秦桧与金人的议和之举，秦桧转而推崇王安石“新学”，禁二程之学，打击元祐学术，纯粹将学术之争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绍兴初年，因为当时与金是和是战成为朝政的头等大事，其时的党同伐异又表现在一个北宋未曾出现的问题上，即主战与主和之争。主和者对主战派的打击不遗余力；主战者则因主和派的得势，摒弃其他恩怨，组成一个联盟，反对主和派。[45]

南渡士林还承继北宋末年的另一恶劣士风，即权力争夺。权力永远是政治角逐的对象，即使兵荒马乱的南渡时期也不例外。就在南宋政权建立不久，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便开始了。宋高宗有感于李纲的人望，召其入朝为相，这一举动使得本指望入相的黄潜善、汪伯彦大为不满。汪、黄二人本为高宗“藩邸旧人”，拥立有功，李纲位居二人之上，遭到二人嫉恨，政治迫害随之而来，为相“才七十五日而去位”[46]。其后，吕颐浩与秦桧争权，吕颐浩引朱胜非入朝，秦桧败北。赵鼎与张浚不睦，赵鼎去位，张浚荐引秦桧。后秦桧与赵鼎共相，利用高宗倾向于和议，又将赵鼎排挤出朝，而独相达十余年之久。上述宰相更替，每一次斗争都很激烈，卷入其中的官员不在少数。可以说，每次宰相的去位，都有如雪片般的奏章交相弹劾，亦有大批官员随之被罢免，朝士被重新洗牌，朝政大换血，新的一批官员被起用或升迁至要职、言路。当然，这些权力之争的原因较为复杂，但这些权力之争往往与党同伐异这一士风紧密联系在一起。上文所言朝廷官员进退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这就使得后人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因为学术、政策之争，乃见仁见智之事，不能因此判定士人品质的高下，但上述权力之争中，我们不否认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卷入其中之人，同时也不排除很多人参与其中就是为了达到攫取权力这一目的。吕颐浩与秦桧争权，其中很大的因素为主战与主和之争，但是作为主战派的吕颐浩为达到排挤秦桧的目的，却将与秦桧同是主和派的朱胜非援引入朝。至于秦桧，他在元祐学术有利于己时便予以褒扬，不利于己时则予以打击。范宗尹提出解决徽宗末期滥赏官吏的积弊，秦桧先是赞成以期捞取政治资本，见高宗犹豫不决后则对范宗尹反戈一击，更体现出政客阴险的嘴脸，毫无原则，趋利避义。

[1] 本小节部分内容参考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有二年六月壬辰”条，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以下简称《要录》，第2660—2661页。

[3] 以上皆[明]陈邦詹：《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禁元祐党人》上，《续修四库全书》第387册影印宛委别藏清抄本，第309—310页。

[5]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09页。

[6]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91页。

[7] 《宋史》卷三五二，第11127页。

[8]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9页。

[9] 《宋史》卷三五二，第11132页。

[10] 《宋史》三五二，第11125页。

[11] 《宋史》卷三五六，第11211页。

[12] [宋]葛胜仲：《丹阳集》卷一六，《丛书集成续编》本。

[13] 《丹阳集》卷六。

[14] 《宋史》卷三四八，第11033页。

[15] 《曲洧旧闻》卷六，第167页。

[16] 《宋史》卷三五一，第11097页。

[17] 《曲洧旧闻》卷八，第197页。

[18] 《宋史》卷三七一，第11517页。

[1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九《物异考五·芝草》，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0]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页。

[21] 《曲洧旧闻》卷八，第198页。

[22] 《曲洧旧闻》卷六，第167页。

[23] 《宋史》卷三四三，第10919页。

[24] 《宋史》卷三五七，第11231页。

[25] [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1页。

[26] [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27] 《宋史》卷三五二，第11120页。

[28] [宋]无名氏：《靖康要录》卷一五“二年正月四日”，《丛书集成初编》本。

[29] [宋]方勺：《泊宅编》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页。

[30] 《宋史》卷四七二《蔡攸传》：“季弟眥钟爱于京，数请杀之。”（第13731页）

[31] 《宋史》卷三五一《张康国传》：“他日，康国因朝退，趋殿庐。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第11107页）

[32] 《宋史》卷三五六，第11215页。

[33] 《宋史》卷三五二，第11120页。

[34] 《宋史》卷三五一，第11102页。

[35] 《宋史》卷三五六，第11222页。

[36] 《宋史》卷三五一，第11109页。

[37] 《丹阳集》卷六。

[38] 《宋史》卷三六三，第11351页。

[39] 《宋史》卷三七一，第11518页。

[40] 《宋史》卷三五二，第11132页。

[41] 《宋史》卷三五三，第11139—11140页。

[42] [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 《朱子语类》卷一三一“问赵忠简行状”条，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1页。

[44] 《要录》卷五三“绍兴二年夏四月癸未”条，第933—934页。

[45] 关于这一时期的党争，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有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可参看。

[4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