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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琐忆

杨 忠

每当看到天边两三点星光,会常常想念古源的满天繁星。

古源是我在“文革”期间曾下放落户的山村。1968年11月,江西高等院校解散,只留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高校除留下一些家庭出身好、正在搞“牛鬼蛇神”专案的老师继续干革命之外,其余教师分配至各县乡村,到生产队落户当农民。我和内子马秀娟及温州籍的数学系老师李启敏先生三人被安置在广昌县赤水公社沈坊大队古源生产队。12月初,我们三人先和学校的其他老师一起到了赤水公社。公社政府办公地在旴江江心小岛上,有二桥与两岸相连。赤水原名白水,古称银溪,因旴江流经此处水色清澈如银,故名。苏区时期讳称白字,更名赤水,遂沿用至今。小小公社办公地无法安排许多人住宿,当天即由各生产队来人把我们领回各村居住地去。古源生产队队长曹亮发同志找到我们,一行人便顺着田塍往古源进发。前头一人打着国旗,第二人捧着毛主席像,后面三四人敲着锣鼓,我们三人在锣鼓后面鱼贯而行,身后五六人挑着我们简单的行李押后。在队列中前瞻后顾,不禁觉得有点好笑,农民们显然把我们看成了下乡支农的干部,殊不知我们却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人。下午四五点钟出发,到了生产队已是掌灯时分了。我们被领到一间大屋的厅堂下,厅内、厅外的桌边已围坐了百十来人等着我们聚餐。凭着我们在北大读书期间去湖北江陵搞“社教”十个月和分配到江西之后又在农村搞了一年“社教”的经验,我深知12月初尚不是农民年终分红聚餐的时候,他们显然为了表示欢迎而提前聚餐了。古源不通电,厅上点着两盏气灯,映照着张张笑脸。吃饭时,我发现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另备有一个空盆,有时挟到的菜自己不吃而置于盆中,大约是要省下来带回家的。席间无狼吞虎咽之状,反倒礼让有加,基本上是轮流举箸,毫不多取。我忽然明白,虽然是聚餐,实际上仍是一种平等分配,只有小孩们毫无顾忌,开怀大嚼。望着席间笑语喧闹、其乐融融的男女老少,心想今后我们将要在山村和如此朴实、热忱、真诚的农民们一起生活,远离城市那喧嚣的“革命”环境,心中生起了一丝平静。

饭毕,队长带我们到各自的住房安歇。我的住所要从聚会的厅屋平坝边上过一个二尺宽、三尺长的小桥,桥的尽头顶着我的房门。进屋不久,总觉得房中有一股牛的气味,极度疲劳后朦胧睡去,半夜似乎听到楼下有老人沉重而缓慢的叹息。次日晨曦初露,起床察看周围环境。只见农人们的住房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一层层散在稍宽的平坝上,屋边不远便是层层梯田,一直连到半山腰。村边到处是梨树,离村不远处还有一架硕大的水车缓缓转动,听人说那是村里榨茶油的油坊。我的住房看上去是个两层的小楼,仔细一看,昨晚所经的小桥不过是一块踏板,连着我的房门和昨晚聚餐厅屋门前的平坝。走到坝下才知我的住房楼下原来是一座牛栏,里边住着一头老水牛,牛栏的顶棚便是我那住房千疮百孔的地板了。我忽然悟到半夜听到的老人叹息原来是老水牛喘气,而我房中的牛的气息自然也是它老人家发出的了。

一切安顿下来之后,我和马秀娟回苏州、北京看望双方的父母,元宵节过后才返回古源。我们的工资关系已转到广昌,原单位不再管我们,而当地各级政府又视我们为外来干部,反正工资不归他们发,还能做些事,对我们的管理较为宽松,比起“五七”干校来,不但自由,而且劳动强度也不太大,实际上靠自己自觉劳动。我们受多年教育,早已养成了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观念,每天跟着农民学农活,虽不致过累,但也会尽力而为。广昌一下子来了数百干部,多为省、地机关、学校来的,加上县机关自己的下放干部,其实是一支可观的力量。县和公社开三级干部会,都要下放干部参加,帮助贯彻农村政策,宣传不时传来的“最高指示”,抓春耕春种、夏收夏种等生产环节。每个公社的下放干部组成一个“五七”大军连队,每半个月,各生产队下放干部要到生产大队集中学习一天,传达各种文件和会议精神,我们则利用到大队学习的机会,翻看三四天前的报纸,了解一点“文革”的形势。

古源生产队队长曹亮发同志是个老实而又认真的党员,他视我们为上级派来的驻队干部,几乎每晚都找我们商量队里的事务。队里每晚要记工分,每家也会来一二人,大家坐在一起抽烟聊天,队长也就顺便布置第二天的农活,报告队里的大小事情,和大家一起议论,最后再作决定,民主而融洽。其实农民们一年的劳作是很辛苦的,年终计算下来,强劳力一天的工分只合一、二角钱,妇女们更低。好在粮食是自己种的,油是山上的油茶树籽和田里种的油菜籽榨的,粮油均按人口分配,吃饱肚子没有大问题。烟叶也是自己种的,晒干后揉碎,用纸条卷成小喇叭,便是他们的香烟。自留地种点蔬菜,养鸡养猪,在集市上可卖一点自养的鸡、鸡蛋等,换一点活钱。但活钱实在太少,衣服被褥十分困难,冬天往往仍然穿单裤,大人小孩晚上都提着火笼来开会记工分。所谓火笼,是土制的手炉,竹编的小筐里放置一个陶罐,铲上几铲烧饭后剩下的余火,倒也经济实用。

我们学会的农活其实不多,大半是不需多少技术只要一点力气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最累的农活是插秧和挑担。插秧一天,腰好像断了一样,还要时时拍下叮在腿上吸血的蚂蝗。特别是七八月之交,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时候,真如打仗一样,人人劳累异常,农民们真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几乎天天要挑灯夜战。马秀娟那时很瘦弱,农民们照顾她,让她和几位妇女举着火把照明。那件工作也不轻松,火光引来了各种虫子叮咬,她们虽用衣服包裹着头脸,也还会被咬得奇痒难耐,狼狈不堪。挑担子是南方农民的基本功,男女老少挑着百多斤的重担在田埂上健步如飞。我们刚去时最不习惯的就是挑担,肩膀压得红肿了,又结了厚皮,才慢慢适应。后来在平地上短距离内也能挑上百把斤,但若长途跋涉、上岭下岭,便只能挑五六十斤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艰苦与劳累只剩下淡淡的印象,留下的却常是美好而略带浪漫的回忆。记得有一次去公社粮库送公粮,途经一座有一二百级石阶的山岭,我们挑着数十斤稻谷一级级攀登,已登顶的小青年们便如飞似地下来抢过我们的担子。过了山口前行不远便是旴江,虽然远处有桥,但农民们为抄近路,涉水而过。我们趟着清澈的河水前行,水深过膝,清凉无比,一身的燥热顿时消散。送完公粮,已暮色苍茫,远处农户炊烟升起,残阳入水,霞光映波,忽然想起王维的两句诗:“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好像就是眼前的写照。归途经过凉亭,大家休憩饮水。广昌各地,十里五里必有凉亭,可蔽风雨,也便休息。山径穿亭而过,亭内两厢有石凳,可坐可卧,角落处还有茶桶,总有附近的百姓烧好茶水,置于亭中,茶叶是山上野生的,倒也解渴。如此朴厚的民风,不知现在如何?

我在牛棚顶上住了半年,队里决定修建新的队部。古源生产队由会背、古源、狗脑盖等几个自然村落组成,每个聚居点不过二三十户人家,依地势而成,新队部便在几个居民点的中心区修建。一切工作均由村民承担,山上伐下的杉木制作屋梁门窗,墙壁则由板筑而成,在夹板中填上粘土砂砾,逐层夯实,待干透后拆去两边的木板,一堵墙壁便建成了。我想商代傅说当年的板筑,大约也是这样吧。新队部建成后,我们搬进了旧队部。那是在村边的独立房屋,中间是厅堂,两边有厢房,后面还有厨房。从此我们的生活大为改善,马秀娟还在屋后不远处发现了一眼泉水,她搬来石块略加修整,围起了一个小小的石栏,底部铺上沙石,泉水从沙石中渗出,清澈明净,我们的日常用水便全靠它了。有时顽皮的伢仔们路过,往水里扔树叶石块,妇女们便喝止他们,说那是“马同志的泉水”,那孔山泉从此姓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泉水似乎比现在市场上的各种瓶装的所谓纯净水、矿泉水都更加甘甜,那孔山泉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天下第一泉”。

农事稍闲时便要入山砍柴。所谓砍柴,其实多半是捡拾枯枝朽木,有时亦需砍伐一些不成材的杂树,然后将树枝集成堆,砍下拇指粗的柔条代替绳索,捆成两束,用两头尖尖的柴担插入柴束中,便可担下山。这些工序全是向十五六岁的少年学来的,他们也喜欢和我们一起去砍柴。一次,马秀娟担柴返村,转过山隈,看见一条大黑花蛇盘在路上,吓得丢下柴担,落荒而逃。回来向我叙述她的历险经历,仍心有余悸。我们的燃料全靠自己解决,故每隔十天半月便要砍柴去,特别是秋天更要多砍柴火,以备雨雪天气使用。冬闲时,生产队会安排大家去修水库,主要工作是打夯挑土、加固水库的堤坝。生产队的水库都不大,约二三处。我们每天和农民一起早出晚归,午餐自带,需在前一晚备好,往往是煮好的红薯和咸菜稀饭,捡几块石头架锅,点燃枯枝便有热饭菜。修水库是农村的大事,它保障了开春之后春耕春种的水源和一年农事的用水,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抵御水旱灾害。但农村兴修水利非一家一户可完成,必须集体劳作。现在已是一家一户独自耕种,不知水利问题如何解决的。

古源是个美丽的山村,每个屋场背后便是层层梯田,从高处下瞰,似一面面明镜,高高低低地映衬着蓝天白云。村外的梨园,每当初春,梨花怒放,一片洁白。夜晚,皓月初上,薄雾消融,远近枝头上堆雪挂银,在梨树下半倚半坐,淡淡花香沁人心脾,四周静寂无声,心中全无念想,真不知今夕何夕了。沿着我们屋后的小路向上,是入山砍柴的路径,小径随着山势升高,林木也渐多,西接层峦叠嶂的尖峰公社,人迹稀少。山岩如蹲如削,若连若断,断处山泉泻银跳珠而出,山涧内白石嶙峋,水清见底。入山渐深,溪流越急,盘曲欹侧,奔泻而下,时有点滴湿人衣袂。登岩以眺,群山环簇,势凌霄汉,峰峦拥翠,树影婆娑,头顶白云变幻百出,四周山石或卧如长龙,或蟠如鸦髻,神施鬼设,不可名状。傍晚返村,日月未照而风光朗彻,沿溪下山,水流潆洄,泉声叮咚,如奏一曲水龙吟也。入夜,明月挂檐,清风入户,篝灯夜读,洵为一乐。

除了山水胜绝之外,古源的农作物亦是一景。春天,如雪的梨花绽放归去,似金的油菜花便铺天盖地而来,从平地排到山腰,令人心旷神怡。夏天则碧荷红莲悦人眼目,使人神清气爽。莲子是广昌名产,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白莲以“豫章汝水者良”,明代豫章境内的汝水即建昌江,广昌县属建昌府,流经广昌的旴江便是建昌江上游,故李时珍所指质优的白莲,当主要指广昌白莲。每当夏日,“亭亭如车盖”的荷叶、粉红的莲花随风起舞,赤脚从莲田边走过,莲叶的清香扑面而来,一天的劳累也随之散去。莲种在水田里,种植其实很辛苦。我们跟着农民入莲田除草,起先常被藕根、莲茎划伤皮肤,后来才懂得规避。我现在临池观荷,虽也常被“青荷盖渌水,芙蓉葩红鲜”的美景感动,但也常想起种莲的苦辛,感受又自不同。莲子成熟后采摘下来,便由妇女们加工,她们要先从莲蓬中把一粒粒青莲子剥下,再用细小的莲刀在莲子上拦腰切割,使外壳脱落,然后剥去莲子的红色外皮,露出白净的莲子,再用竹针捅去莲芯,置于笸箩中,用微火慢慢烘干,以使莲子色泽洁白。若用日晒,则色偏黄,便不佳。经过妇女们的精细加工,便成了著名的广昌通芯白莲。马秀娟和妇女们一起劳作,颇能熟练自如地完成这些工序。莲子之外,莲芯是名贵的药材,藕与莲子还可制成多种保健食品与饮料。广昌白莲畅销国内外,我在美国超市曾见到售卖,一些地方还能见到“中国广昌通芯白莲”的广告。但“文革”期间“以粮为纲”,经济作物的种植多受限制,白莲往往植于较贫瘠的水田中,产量不高。且莲农只生产莲子,并不加工其他莲产品,故收入绝少。听说现在经过改良品种、扩大种植,亩产已成倍增长,且发明了与水稻套种,解决了与稻争田的问题,大大提高了效益,莲农们的生活想必已经大为改善了吧。除白莲外,广昌还盛产晒烟与泽泻。晒烟叶肥厚硕大,呈红褐色,俗名“黑老虎”,为广昌土产大宗;加工成烟丝,可远销港澳南洋。泽泻是中药材,但赤水公社种植不多,主要集中在县南端的驿前、高虎脑一带。高虎脑在红军战史上颇有名,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彭德怀、杨尚昆等曾在高虎脑山指挥红三军团打过惨烈的高虎脑阻击战,是保卫苏区的著名战斗。

我们下放古源期间受到农民们许多照顾。除劳动生产、家居生活方面的诸多照料之外,队里还把全队最好、离水源最近的一块地给我们作自留地。邻居们帮助我们犁田,教我们播种,慢慢地我们逐步掌握了一些种植技术,不大的自留地分别种上红薯、黄瓜、丝瓜、芥蓝、空心菜、韭菜等,每日抽空去锄草、浇水、施肥、捉虫,经过精心培护,各色蔬菜茁壮生长,不但能自足,还可采摘一些送给村里一位无儿无女的婆婆。我们种的黄瓜尤令人喜,顶花带刺的鲜绿黄瓜挂满瓜架,大队的干部和其他下放干部路过我们的自留地,常常摘下黄瓜便吃。看着自己种的作物一天天生长,快乐无比。山外的城市机关学校的“文化革命”依然闹得如火如荼,山村里却静悄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樵读书,无人打搅。有时真要“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颇为劳累。但休息时坐于树荫下,披襟当风,听着鸡鸣狗吠,倒也别有乐趣。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

夜晚,队里开完会后,劳累了一天的村民们便歇息了,小山村一片漆黑,远处的蛙鼓虫鸣更衬出了周围的宁静。这时,我们总会点上煤油灯读一会儿书。这固然是一种习惯,但在当时,夜晚除读书外,实也无事可做。我们在下放农村之前已将大部分书籍托运回北京马秀娟的家中了。那批托运的书在火车站曾被工宣队当做“封资修”的东西没收,扣押了两个月,差一点化为纸浆,几经周折,才得以运回北京,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随身带到古源的书不多,只有《论语》、《左传》、唐诗、宋词等基本书籍和我们在北大读书时的一些课堂笔记。幸亏下放在山村,我才能将《左传》、《诗集传》、《通志略》等和民国时出版的《中国书史》、《四库全书叙》、《词选续词选校读》等通读一遍。特别是翻阅魏建功先生讲授的“文字音韵训诂”、王力等先生讲授的“古代汉语”笔记,整理顾颉刚先生讲授的“经学历史”、王重民先生讲授的“目录学史”、阴法鲁先生讲授的“诗经”等课堂笔记,先生们的音容笑貌便历历在目,使我们常想起在北大学习时的情景。经过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五年的熏陶,古代先贤们留下的典籍已深入心中,我们相信,这些知识将来总会有用。现在回想,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当年能有一段山居读书的机会,实在是一件幸事。

我们在古源才住了两年,县里听说赤水有两个北大毕业的下放教师,便通知我去县文教局,说是帮忙写一个材料。现在回忆,好像是写一个公社中学的教改经验。写材料的差事完成后,县文教局下令,调我去县教育学校;名为学校,实为文教局办事机构,负责不定期培训中小学老师,帮文教局写些报告、讲话稿等。

我到教育学校去算是“上调”,不久,马秀娟也被“上调”到赤水公社小学,教语文、算术、音乐。三个月后,县里又将她上调到广昌中学。从此我们离开了古源山村,仍是队长亮发同志领着几位农民,挑着我们简单的行李送我们到县城。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古源,倒是村里的农民若到县城办事或大队的干部和下放干部来县里公干,会来我们住所歇歇脚、喝杯茶。在县城工作两年,江西省的各类大学陆续复校招生,我们才返校任教,从此告别了广昌。

在古源山村两年的生活,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一段经历,许多琐细的情景常勾起我们无尽的回忆。在国家十年“文革”时期,学校半停学,工厂半停工,城市一片混乱。只有农民继续辛勤地劳动,他们不太懂“文革”中的许多事情,却深深懂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古老的法则。全靠他们的劳作和农村的稳定,才保障了全国人民的衣食。古源农民待人的朴厚和处事的淡定,常使我们感动。至今我们仍珍藏着三件古源的物件:一根扁担、一把镰刀和一把柴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在京城寓所,望着窗前总似罩着一层薄雾的夜空,常想起古源的一钩弯月和满天繁星,常想起耕作的辛苦和收获的喜悦。而队长亮发的憨厚举止和山村青年们爽朗的面容,总时时在眼前显现。不知他们现在可好?衷心祝愿古源的白水青山常在,衷心祝福古源的农民健康富足。

杨忠,1941年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于赣南师院、江西大学、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