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
——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钱理群

2008年伊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是从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1957年10月中旬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民主自由问题。你污蔑国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权利没有保证。给吕庆仕的信中（按：吕某是江之浒在外地某大学读书的同学，江在给吕的信中介绍了北大运动的情况，并谈了他的看法，这些信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证）故意歪曲事实，借黄必达（江注：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自杀一事说：“在我们国家里，事实真相永远不会清楚。”引张元勋、沈泽宜的话：“我们贴出这首诗，难保不进监狱”，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引呢？想这样封住党的嘴。“五七年肃反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人被莫须有的罪行投入监狱。”肃反搞清楚历史问题，为什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借大字报上的“为鬼申冤”，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法制不完备，这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我们国家无法，我国有宪法，有人民的法制，这些都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三害’分子可以犯法，而不受应有的处分”，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不是党员？一直把对党的仇恨埋在自己心里，到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己。“现在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了”，企图揭竿而起。实际上是说“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不扩大民主不行”，学生会人员产生是提几个人选几个，人民代表也是等额选举，“简直作孽”。候选人是协商出来的，一致通过也是经过充分讨论的，难道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广大人民兴高采烈的选举他说是“作孽”。他一方面对我们仇恨，一方面又像笑面虎。他说，在我们社会没有民主，他要争取的是反革命的民主。整个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写的还赖得了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应放老实些！

1957年11月3日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关于等级制度和新闻自由。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处于十八层（地狱），那我就要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做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出身的，一般是不同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

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做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作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辞”，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限”，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洋洋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2008年1月14日急就

创造一个完美的燕园
——关于校园建设的建议与思考

张兴根

“没有任何部分比整体更重要”，这是欧洲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的一句名言。罗丹一生致力于雕塑艺术的研究与实践，晚年尤醉心于手的雕塑。他认为手是最能反映人的个性的，因而留下许多关于手的创作。传说，有一次，他的学生称赞他的《巴尔扎克》雕像：“这手像极了！老师，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奇妙而完美的手啊！”这真诚的赞美引起罗丹的沉思，他猛然操起身边的一柄斧子，朝着塑像的双手砍去。他认为这双手太突出了，与雕像的整体不协调。

这个典故生动地说明了个体与整体相互依赖、相得益彰的辨证关系，即：完美的个体经过组合并不一定构成和谐的整体。但美妙的整体却离不开完美的个体。只有完美的整体才是永恒的，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

由此想到燕园的园林之美，别具一格。燕园的建筑布局及园林设计方面确有独特之处，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手法：以严谨规整的“品”字形和四合院的基本组合方式，集中布置在山环水抱的平地上，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园中园，如西校门内办公楼，外文楼，化学北楼，德、才、均、备斋，未名湖南部的一至六院（三院和六院均为解放后扩建），水边山际点缀亭廊台榭；52年院系调整之后所扩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仍延续了燕园的古建园林风格，如南校门内的24、25楼等，布局严谨，景致幽雅，树木葱茏，既有舒适凉爽、亲切和谐的教研和居住的空间，又有山青水秀的人文环境。燕园春色无边，风景无限，凡来北大访问、参观的中外嘉宾无不交口称赞：“燕园美”。

燕园美，美在哪？美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雕作、巧妙组合而成的。90年代以来，燕园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新扩建的图书馆的落成，不仅缓解了藏书库容量紧张和学生在阅览室看书座位短缺的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外观造型和色彩古色古香，与周围的大屋顶筒瓦的哲学楼、第一教学楼、老化学楼、地学楼、文史楼、生物楼浑然一体，相互辉映，给燕园增添了新的异彩；勺园5号楼西北角的“勺海亭”这一古迹在兴建留学生宿舍过程中没有被毁坏掉而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又在其基础上利用一些已被废弃的古建旧木等材料，在荷花池西岸修建了一条曲廊和一个新的“六角形勺海亭”，又为幽幽燕园增色不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们建设发展前进的道路上，由于缺乏整体布局的构思，因而陆续出现了一些败笔：

（一）坐落在西校门内化学南楼东南侧的北京大学校史馆。该馆“见缝插针”于魏士毅烈士墓和北大“三一八”遇难烈士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四英烈纪念碑前，不仅淡化了烈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与化学南楼之间距离过近，空间狭窄不通风，旁边一些树木即将枯死，并且从西部遮挡住了魏士毅等四烈士纪念碑身后的那座松柏并茂的小山的整个身影，破坏了燕园核心区域内的环境与景观。校史馆“斜道偏门”，墙体四周全部采用乳白色的花岗岩镶嵌（包括馆前面的平台），加上门窗又都是通体落地玻璃，其建筑选择用材的基调冰冷，缺乏生机，与周围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的办公楼、外文楼、档案馆、化学南北楼显得格格不入，也有损勺园的亭榭曲廊以及池塘清荷、湖光柳影的风雅。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北京大学凝聚着中国半部现代思想和文化史（蔡元培、鲁迅、胡适、马寅初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曾在这里工作过），因此北大校史馆收集珍藏的史料弥足珍贵。而展厅设在地下室，它低于荷花池水平面七八米。若防潮措施跟不上，校史资料发霉变质，必将后患无穷；另外，也不便年迈的校友到地下室参观。下去要走50余级很滑的水磨石的台阶，不要说老人，就是年轻人也得小心，老人若无人搀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由此可见，北大校史馆无论是选址还是造型以及内部结构都存在严重失误。

（二）位于逸夫二楼西南侧的理科楼群。该楼群楼体体积过于庞大臃肿，空间不通透，有闭塞之感，人们不便进出。尤其现在北侧的配楼有些大门已被封死，主楼里有些楼道走廊也被堵塞，不要说是校外人员，就是笔者今年春天有一次陪一位客人到理科楼群联系考研事宜，走到北侧配楼跟前，门锁着，没有办法只好从逸夫二楼东边绕道来到理科楼群南面进了主楼大门，谁知楼里面的走廊曲折迂回，真像迷宫一样。我陪同客人绕来绕去好半天才找到研究生教务办（临时在此楼办公）。办完事又因有些楼道走廊已被堵死，绕来绕去碰了不少钉子，就是找不到楼道的出口。要不是有一位学生引路，真不知何时才能走出大楼。平时如此，一旦发生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此外北侧配楼的尾巴伸得太长，一直延伸到了东南门新修的马路边沿，既占了部分绿化用地（按现在城市建设规划规定马路两侧至少应有5—10米绿化带），又从东面遮挡了老化学楼、地学楼、光华管理学院、哲学楼局部楼身的景观，也打乱了该区域内楼与楼之间的空间层次感和整体布局。

（三）百周年纪念讲堂。这幢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国家教委和校方以及校外有识之士捐助投入了巨资，但外观造型不是很理想。该建筑北侧造型线条明朗，简洁凝重又古朴典雅，有一定的气魄；相形之下，南边的主体建筑的门面却显得低矮，使人感觉压抑，体现不出北大的人文精神与灵魂。正如今年“五四”期间校友返校有几位老校友在纪念讲堂前纷纷议论，原来以为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气魄非凡，能反映出红楼特色与北大精神，而眼前这幢建筑物给人们的印象是：“头戴瓜皮帽，歪门又邪道”，使人感到别扭。这两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偏激，但却生动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日前又一次到纪念讲堂现场进行了调研，发现原来纪念讲堂既偏离了东西向中轴线，又偏离了南北向中轴线，因而出现了“歪门又邪道”的尴尬局面。倘若当年校方决策人员具有前瞻意识，从选择用地到纪念讲堂外观造型方面多设想几个方案，或将纪念讲堂旁边的“燕园美食餐厅”拆除及天然气减压站北移哲学楼东侧花坛处，坐南朝北，左右视野开阔，是较为理想的方案；或将纪念讲堂西移150米（拆除燕南园两幢旧式小洋楼和两个中式小院落），坐西朝东。这样，可以避免今天的纪念讲堂“歪门又邪道”的现象，而纪念讲堂正门前面的广场又将成倍扩大，两侧栽植若干株松柏、雪松，烘托纪念讲堂庄严雄伟的风姿，展示北大的精神是长青的。现在纪念讲堂周边的环境与景观很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

（四）位于心理系北侧的遥感中心。这幢火柴盒式的大白楼，无论外观造型还是色彩，与其周围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大屋顶灰色筒瓦的生物楼、文史楼、第一教学楼以及周边环境很不协调，尤其从南部遮去了燕园八景之一“博雅塔”多半个身影，大煞了未名湖区的秀丽风景。

（五）在朗润园8公寓西侧湖心岛南侧的小山丘脚下，矗立着一块形状奇特，瘦、透、漏、秀的“北太湖石”，是燕园八景之一。过去在北太湖石旁边无其他乱石，人们进入朗润园老远即能看见它的倩影。但近年来在修复朗润园内的古建四合院过程中，不知是哪一位园林设计工作者别出心裁地画蛇添足，在北太湖石旁边大显手笔堆砌了许多乱石。当然，其用意是想为“北太湖石”旁补景增色，而实质上喧宾夺主，事与愿违，做了一件劳民伤财破坏人文景观的憾事。无独有偶，在朗润园湖心岛南北向和东西向中轴线上，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两幢二层仿古小楼太突出了，它不仅与其周围修葺一新的三座古建四合院和该园东南侧小山顶上的“六角小亭”很不和谐，而且朗润湖的半边湖面被挡了去，平湖变成了小溪。昔日朗润园是荷塘弯转、山丘低迴、绿竹万竿、小桥流水，而今大桥底下干涸无水，翠竹寥寥无几。居住在朗润园近半个世纪的众多资深教授和退居二线的校级领导干部目睹朗润园周遭大小湖泊、小溪断流干涸的“景象”，曾幽默地对人们说：“朗润园现在不朗了！”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当然，上述失误已成为历史，笔者并不提倡像罗丹砍手那样把它砍掉，而是提醒我们的建筑设计师和有关决策人员在今后燕园建设发展过程中，引以为鉴。北大未名湖区现在已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因此，在保护区内原则上不宜再大兴土木，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填埋池塘湖泊水系）都要慎而又慎、周密思考、发扬民主、继承传统、科学决策，并多听取有关园林方面专家和师生的建议与意见，创造出一个局部与整体更加完美、和谐、生机勃勃的新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