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领奖记

刘 烜

我喜欢看季先生颁奖，无论在会场上还是在电视里，我都愿意去看。他颁的奖，都属于文化方面的，与我的专业有关，其实，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的风采。季先生颁奖，很认真，又平易，一丝一毫也没有某种恩赐的派头。现代人的笑，有装笑、阴笑、假笑，以及礼仪小姐式的呆笑，季先生微笑起来却是由衷地高兴：为了中国学术的进步，为了一辈辈学者的成长，高兴得仿佛他自己得了奖似的。

我见到季先生最近的一次颁奖，是在友谊宾馆的贵宾厅。那是1995年11月20日傍晚，宣布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金”，同时为北京大学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出卓越成绩的学者颁奖。那时北京的深秋已笼罩着浓烈的寒意，但是许多平时不太出门的老教授也赶来了。可见大家十分重视，情绪颇为激昂，似乎看到久旱的庄稼地得了甘霖。北京大学的文科，五四以来一直享誉海内外，眼下遇到很大困难。外界一般不易理解，甚至连好多在高校工作的北大校友也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于是，我只得讲“大有大的难处”。“大”指什么？原来重视学术研究是北京大学的一“大”特色。“难处”何在？现今出书要教授自备出版费用，出一本三十万字的书，索取三万元。这相当于一位教授两年多的全部工资。北京大学校方想了办法，亦感杯水车薪。好端端的北京大学竟然出现了全校上下公认的“滑坡”，季先生在这个紧要关头，毅然挺身而出做了两件事。一是以身作则，坚持进行学术研究。他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起床，坚持了五十多年。二十多卷的《季羡林文集》，大部分今年出版，有的还在赶写。在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清晨，季先生踏雪一公里，赶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看书。他本人根本不觉得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仍然和平时一样，但工作人员十分惊奇，逢人便赞叹季先生的毅力、勇气、对学术研究的执著的精神。二是季先生亲自去募集资金，支持学术研究。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四处奔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知天上哪一朵云彩有雨”。现今成立“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金”显然是一场“及时雨”。会场上，灯光透亮。主席台中间，季先生端坐着，穿了一身黑呢中山装，有浩然不屈之气概。特别是在周围的众多西装的映衬下，更显出凝重、肃穆，恰如黑色的中流砥柱。季先生颁奖后又接受许多人向他献花。他忙着向周围认识的每一个人打招呼，因为激动，脸上放着红光。他很快将一大抱鲜花一朵一朵地分给大家；我也得了一朵，是火红的玫瑰。

季先生为别人颁奖，似乎司空见惯；然而人们极少见到季先生自己领奖。我真幸运，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目睹了这个场面。那是因为季先生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过《泰国行》，一共五篇散文；该杂志要授予季先生1995年度散文一等奖。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顾建平先生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应该由谁来给季先生颁奖？应该在什么地方颁奖？踌躇再三，我想不出一条合适的建议。因为，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中，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应该由地位高的人向地位低的人颁奖，年龄大的向年轻的颁奖。所以，向季先生颁奖的人不容易找。最后，杂志社决定由顾建平先生将奖品送到季先生家里；小顾却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送。顾建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时，听过我的课，所以我就称他为“小顾”，季先生也叫他“小顾”。我上北京大学时，虽然也听过季先生的课，现今却已离开了“小字辈”了。我当时忽然悟到，准是小顾特别重视这次使命；或许还会紧张。于是，我就答应陪他一起去送，还主动提出为他照相。他却说：“希望季先生轻松一下，他太累了。”

1996年1月4日，为约定去季先生家送奖的日子。小顾本来熟悉季先生家，临时却约我上午十时半准时在北京大学西门与他会合，再一起去。待我准时赶到指定地点，却没有见到小顾。足足等了十分钟，只见小顾跑着推了自行车赶来，气喘吁吁地说：“真抱歉，自行车突然坏了。”在北京的隆冬季节，我见他脸上都有汗，身上穿的黄皮茄克好像是新的，真挺拔。我们一起赶到季先生家里，季先生已离开了他写作时用的书桌，端坐在他经常接客的房间里了。小顾熟悉季先生，为迟到而抱歉。因为，季先生是十分严格地遵守约定时间的。在我的记忆中，德国哲学家康德，散步也是严格遵守时间的。也许季先生留德十年，受到那里的文化气氛的熏陶。要是论到中国学者的习惯，散步正是兴致所至的时候，大约不会顾及准时与否的。

大家刚坐下，小顾就说：“我们《十月》杂志特别感谢季先生的支持。在季先生支持下，现在我们《十月》是全国大型文学期刊中订户最多的杂志之一。”季先生马上接上去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小顾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大红的证书和一个纸盒，走到季先生的座位旁，轻轻打开纸盒，里面露出一个金光灿灿的奖牌，镶嵌在紫檀木上，显得典雅大方。他指给季先生看，奖牌上镌刻着季先生的名字和得奖作品篇名。大红的证书上写道：“季羡林先生：您的散文《泰国行》荣获第五届《十月》文学奖。”小顾在一旁感慨：“这金牌挺雅致，可惜是铜的，不是金的。”季先生却对他说：“所谓金牌，大都是铜的，听说邓亚萍得了一个真的金牌；她当之无愧。”说完，坦然地笑了，似乎并不在乎是金的还是铜的。小顾又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是奖金，又略带遗憾地说：“奖金只有800元人民币，给季先生是少了一点。”倒是季先生反过来安慰他：“不少，比我这个月的工资还多。”季先生平时的月工资也只有一千元左右，相当于北京市“的士”司机的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过了一会儿，季先生又说：“我从小养成了‘爬格子’的习惯，现在每天还在‘爬格子’，所以，钱是够用的。”前后只用十分钟时间，小顾顺利完成了送奖的任务，如同学生向老师交作业那样的亲切、自然。

季先生站起来，邀请小顾与他一起照相，连同那个“证书”和奖牌。以后，季先生又独自打开“证书”，双手捧着，爽朗地笑着，笑得真高兴。我近来为季先生照过几次相，对这张照片最满意。因为看起来，他比平时至少年轻十岁。

我以为全部程序就此结束了。不料小顾又从旁边拿出一个很长的卷，打开一看，是大挂历。挂历上，每个月都有一只可爱的波斯猫。季先生马上站起来，赶上去看，品评着每只猫的神态、气度。季先生家里也有一只波斯猫，这时候，也在旁边凑热闹。它很温和，两眼炯炯有神，如同画上的一样，只是画上的猫白色的毛更光洁、蓬松，经过特别的照料。看来，这是小顾自己为季先生准备的新年礼物。我平时真看不出来，小顾还很细心，显然知道季先生喜欢猫。我从未养过猫，到季先生家里去，开始认识了这只波斯猫。在我看来，猫的长处，在于感情上的稳定性。你得意时，猫也亲热；你沮丧时，猫也同样亲热，即使你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了“牛鬼蛇神”，猫还是同平时一样的和你亲热。季先生说：“猫通人性。”真是一语中的。在猫的王国里，定然没有“世态炎凉”这个词。小顾事先告诉我说：“希望让季先生轻松一下。”原来这个挂历就是特有的轻松剂。季先生轻松地笑了。小顾在我的心目中也陡然成为“大顾”了。

大家坐下后，小顾又一次阐述他的主张：“中国散文应该提高文化品位。”季先生立刻表示认同。于是，小顾再约季先生写文章，并且坦诚地告诉季先生：“我约了您的文章，也得了奖。”不知是因为被他的坦诚而感动，还是与他的主张获得共鸣，或许兼而有之，总之，季先生又高兴地答应为他写文章了。小顾又问季先生说：“写散文要注意什么？”季先生稍加思索后才说：“照我的体会，写散文要注意艺术上的提高。比如开头、结尾都不容易。作者要背点古文，还应作点传统的语言训练，比如作对子。”我读季先生的散文，感到朴实、淳厚，技巧用得使人感觉不出来，使我常联想起朱光潜先生精心翻译的《歌德谈话录》，那里有穿透一切的洞察力，充溢着睿智，饱含独特的人生体验。季先生到过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他歌颂的春雨、二月兰，我们也见过，但是，他的体验是独特的。我们正是从这里感受到生活的真谛。

约略两个星期之后，小顾给我打电话问道：季先生的奖牌还在吗？一次，我去季先生处，看到那个“金牌”突出地站在书架的最高层上，一抬头定然会见到，可见季先生仍然喜欢它。闲谈间，我又提起那天说过的希望季先生“轻松一下”的意思。这天，季先生情绪挺好，表示应该接受，不过要等眼前的几件急事办完。我接着问：“眼前的急事有多少呢？”季先生慢慢算来：还有三、四本书，早已计划好的，要加紧写完，以便使《文集》基本编好；一定要在1996年开始出版他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共500本。季先生的“眼前的急事”说起来很轻松，其实，这比北京大学绝大多数教授一辈子的工作量都大。况且，季先生还有繁忙的社会活动，有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往。有人说，编书要季先生组织，写书找季先生指导，书稿常请季先生作序，著作出版也靠季先生争取资助，大量图书出版之后，季先生又是全国图书奖的评定者之一。所以，季先生的日程表经常排得满满的。对于一个85岁的老人来说，负担实在过重了。但是，季先生却喜欢这样的生活，习惯于这样的节奏。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和祖国的文化事业血肉相联，和东方文化的繁荣、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传遍全球，所以东方人了解西方的多，西方人了解东方的太少。眼下无论是东方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渐渐认识到这个偏颇，况且现时东方的经济已经崛起，东方的文化已开始走向复兴、繁荣。季先生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正是这股历史潮流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推动着他，使他将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圆融之智，与他在西方文化中汲取的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加上山东大汉的倔强的民族精神，融汇贯通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季羡林的名字，将作为21世纪东方文化的一个象征而闪烁着光彩。为了挑起这付历史重担，祝颂季先生经常有“轻松一下”的机会。

注：“文革”后期，有缘研究禅学，拓展了学术空间，知道禅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化格局的认识；历史上中国人的信仰世界，禅是重要支撑点；中国人人性的发展，向善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禅的作用。在讨论《红楼梦》是儒家还是法家时，感悟到不懂禅读不通《红楼梦》。禅是世界上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都与季羡林先生的支持、教导分不开的。先生今乘鹤西去，我以先生读过的旧文录此志念。

刘烜，1936年生。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本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历任各类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