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三部曲

孙钦善

五年的大学生活难以忘怀，这五年有幸在北大中文系1955级这个集体中度过尤其值得怀恋。我们这个集体的成员，是经过严格的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的，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调干生、四分之三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两相结合，自治能力很强，显得特别成熟。今年适逢毕业四十周年，遵照大家的约定，需要写一篇回忆文字，想来想去，只能写一点琐忆。琐忆难免零碎，表达起来总不能凌乱无序，回顾五年的大学生活，恰好分成三部曲，姑且以此为题。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三点一线”，第二部是“广阔天地”，第三部是集体科研。第二、第三两部，在时间上又有交叉。

所谓“三点一线”，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批判用语，指的是整天奔波于课堂、饭厅、宿舍之间的封闭式的学校生活。这一段生活从1955年9月入学，延续到1957年“反右”之前，学习是忙碌的，特别是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更是如此，但校园是平静的。这一阶段的学习场所主要是课堂，还有图书馆。课堂特别值得留恋，在那里我们听到许多名师的讲授，如文学方面，游国恩先生讲先秦文学史，林庚先生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冯钟芸先生讲隋唐文学史，吴小如先生讲宋元文学史，季镇淮先生讲近代文学史，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史，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研究，杨晦先生讲文艺思想史，吕德申先生讲文艺学引论，郑奠先生讲《文心雕龙》，等等；语言方面，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王力先生讲汉语史，高名凯先生讲普通语言学，周祖谟先生、朱德熙先生讲现代汉语，梁东汉先生讲文字学，等等；为加强文献基础知识的教学，根据杨晦主任的建议，周祖谟先生还为我们开出了古代要籍解题。教学计划中还有一些外系的课，如冯友兰先生给我们讲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等。在课堂上，我们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老师们的道德风范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除了上课之外，课下与老师也有一些接触，例如我们一班，就曾登门访问过林庚先生，林先生跟我们谈治学、谈人生，娓娓道来，启发极深。刚从中学上来，对于没有固定的教室，开始有些不习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下课就得赶紧去新教室，颇有些奔命，不过很快也就适应了。教室除了上课之外，也是自习的地方。图书馆是课堂的延伸，读参考书、课外书都在这里，利用率很高，这一点也与中学大不一样。当时在办公楼南侧的大图书馆，去的机会并不多，主要去文史楼三楼的文科阅览室，那里有文科参考书借阅处、部分开架书和阅览的座位，人总是很拥挤，课余能在那里占一席之地相当不易。出纳台的老师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们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同学笑容可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找书，还常常给予指导。说起当时的文史楼，还有一事印象极深，不能不顺便一提，这就是在一进门的过厅中用玻璃柜陈列考古专业的珍贵文物供人欣赏，昼夜并无专人看管，竟然可以安然无恙，现在看来近于不可思议。课堂和图书馆算是一个点，该说饭厅了。当时用餐在大饭厅和小饭厅，开始是包伙制，每月交12.5元，便可以敞开吃。用餐时每桌四个菜已经摆好，凑足十人便可享用（站着用餐），主食和汤自取。因为是凑桌，不一定老是同班同学聚在一起，所以饭桌也成了扩大交往的媒介。虽是大锅饭，但经常变换花样，吃起来很可口。变花样似乎有一定的规律，如星期六的晚餐必是抓饭，饭菜焖在一起，红红的胡萝卜丁，白白的土豆丁，酱红色的米粒，可谓色香味俱全，每每忆起，难免垂涎。后来改为饭票制，粮食也有了定量，但对我们一些大肚汉还很照顾，专门开辟了一个主食区，买好菜后可以到那里敞开肚皮吃馒头、米饭。一班受到特殊照顾的有汪祖棠和我，还有没有别人，记不清了，老汪因为是运动员，我则因为饭量大。饭厅是多功能的，除了用餐外，也是会场、剧场、电影厅，在大饭厅我们听过周总理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的报告，参加过全校大会，每年除夕的团拜和每周周末的舞会也都在这里举行。对于一些同学来说，参加舞会是要经过团支部动员的，尽管如此，还总是有人逃避。说到宿舍，刚进校时因新楼尚未完工，暂时安排住小饭厅，当时由东到西、南北排列间隔放了四列双层床，每列中的床两两并为一组，组与组之间留有空档进出，因此每个空档就形成一个小间。床位根据报到先后依次分配，记得跟我住在一个小隔断间的有孟琮、阎光华和李广才同学。孟琮和李广才是北京人，成了我们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的生活向导。阎光华是济南考来的，是山东老乡，有自来熟之感。这是入学后最早形成的小集体。过了一个月，新楼造好，旧生搬进，我们由小饭厅搬进腾出的十三斋，算是住上了真正的宿舍。十三斋是二层楼建筑，但比较简易，一个门洞每层左右两大间卧室，每间大卧室又用三个半不拉的隔断分成三个小间，靠南侧是窗户，靠北侧是通道，每小间放四个双层床住八个人，三小间正好住下一个班。中午小憩还比较安静，晚上大家下自习回来可就热闹啦，每小间都在海侃，遇到有趣的话题，三个小间的人一起打岔，这不能不说是半截子隔断提供的方便。后正培同学当时正抱着《红楼梦》啃，有一天晚上他发表了“薛宝钗称得上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论，一时成为趣谈，后来细想一下，就当时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对某些框框就范的所谓“驯服工具”的片面宣传而言，他的话倒还真有一些道理。在十三斋住了一年，跟着高年级依次递升，搬进二十九斋四层，我们一班住在东头六个房间，关上楼道的门自成一体，于是这段楼道便成了联系全班的纽带。各小房间的人都很和洽，我们403室还照了合影，特别印上“四〇三之家”的字样。“反右”开始，情况有了变化，情同手足的兄弟被错误路线分开，后来每想到被错划“右派”的同学的劫难，总是心痛如绞。以上是第一部曲，成为后来教育革命批判的对象，但我们却着着实实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奠定了大学学业的可贵基础。

从“反右”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完整的教学计划也受到冲击，第一部曲再也奏不下去了。“反右”落实到整改，出现了全国的“大跃进”, “大跃进”在学校的首要表现，就是58年的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系里占据多数的爱好文学的同学则把注意力放在要求分专业上，即要求成立文学专业，与汉语专业分家，以摆脱被认为是枯燥、繁重的汉语课程。当时的系主任杨晦先生坚决不同意，认为学生的知识要博一些，文学与汉语有机联系，分专业不妥，反复跟大家辩论。于是杨晦先生一时成为主攻对象，文史楼里大字报劈天盖地而来。记得有一张漫画大字报，是我们年级同学的杰作，上面画着一个学生，两手托着两大摞书，大汗淋漓，书的上面画着一只大公鸡，两只爪子一前一后分别踩在两摞书上，标题是“有鸡联系”。这张大字报颇有轰动效应，不少人都认为讽刺得很“过瘾”，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后来常常想起这张大字报，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书到用时方恨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得当时我们思想片面的严重性，还是杨晦先生说的“有机联系”在理。

教育革命冲破了学校的大门，我们开始接触广阔天地，奏响了大学生活第二部曲。走向广阔天地是从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劳动开始的。1958年初春，中文系组成“方志敏团”汇入了建设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大军，谢冕同学利用旧曲填词，创作了《方志敏团团歌》，唱起来雄壮高昂，鼓舞斗志，充分表达了同学们“修好水库，造福人民”的决心。十天劳动我们一直上夜班，晚十点出工，早六点收工，亦如歌词所唱：“迎着朝霞，顶着星星”。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灯火点点，与天空的繁星交相辉映，颇为壮观。我们的劳动工具有铁锹、土筐、扁担，劳保用品有扎头的羊肚毛巾和围脖子垫肩。活计或挖砂土备料，或运砂土装车。自己汇入劳动大军如同沧海一粟，既感到个人的渺小，又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当时开展劳动竞赛，生产班组还派了我一个活儿：每次劳动结束时测量备料的土方报成绩。没有皮尺，临时用一根画有刻度的绳子作量具。最难堪的是每次报成绩我们总是落在其他班组的后面，常常落埋怨，被怀疑是不是少量了。记得后来在毕业鉴定会上，王水照同学特别就此表扬我，说是敢于实事求是，其他未免浮夸。说老实话，当时在浮夸成风的情势下，我也有压力，测量时总是往上毛估，如果说有差别，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劳动很快就结束了，当上完最后一个夜班迎来黎明的时候，我们登上已经筑得相当高的坝顶，全班同学头扎羊肚毛巾，或额前打结，像陕北娃子，或脑后打结，像河北老乡，肩上披着垫肩，手持铁锹土筐，留下一张难得的合影。从此我们与十三陵结下深厚情缘，毕业时全年级还组织了一次旧地重游，虽说旧地，但已换新颜，大坝上修了公路，建起亭阁，水库已变成美丽的人工湖。1958年秋季开学以后，我们又被派往平谷县农村劳动，我们一班分在离县城三里多地的赵格庄，全班分组住在几户老乡家里，一起在公共食堂里吃饭。干的活儿是深翻土地，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常常挑灯夜战。有幸在这里赶上了全县的公社化，与社员一起到城关参加了全县的庆祝大会，会场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发言讲的全是豪言壮语，好像共产主义就在眼前。那天正赶上是八月十五，庆典加节日，回村以后晚上各生产队又赛着宰猪饮酒来庆贺。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杀了两头猪，在公共食堂做肉，还煮了一大锅下水，一直等到午夜才吃上。睡下不久就坏了事，顾倬宇同学忽然闹起肚子，疼得很厉害，这可怎么办？吓坏了大家。后来急中生智，学着老八路，摘下一扇门板，兜起两条绳子，插上两根扁担，做了个土担架，同学中自告奋勇站出来六条壮汉子，四人一组，倒换抬着送县医院。小路崎岖不平，加上步伐不齐，门板颠簸摇晃，有几次险些把病号掀翻在地。好不容易蹭到县医院，所幸药到病缓，转危为安。记得刚下来时，面临艰苦的生活，牟通同学说：“我们要同舟共济。”当时觉得我们是下乡锻炼的，此话未免有些消极，发生这种情况以后，才意识到他的话还真有道理，下乡不仅使我们接触社会，也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力。在我们下乡的时候，部分留校同学也没闲着，他们大炼钢铁，拆下杨主任家壁炉的耐火砖砌小高炉；还不时登上楼顶平台，服从全校的统一行动，一齐敲脸盆哄麻雀，据说吓得麻雀满天飞，不敢落脚，能累到一头栽地摔死。麻雀吃粮食，当时被列为“四害”，故得除。但不知曾几何时，又说麻雀也吃虫子，不算害鸟，给平了反。平谷回来以后，又去了一次密云，任务是参加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捡漏，把秋收时落下的粮食、花生等捡回来。这也是公社化后产生的新问题，社员吃大锅饭，责任心差，作业粗放，自然收不干净。在密云的一次晚间劳动中，忽然听到一声枪响，惊飞一片大雁，据一起劳动的社员说，是有人用火枪打雁；还说，大雁不是好东西，吃粮食，吃麦苗，一吃就是一大片，该打。听了这话，感情为之一震，仿佛又有什么东西破灭了。记得小时候仰头看雁行，有“一”字的，有“人”字的，群雁服从领头雁，是那么有纪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读古典诗词，写雁的也不少，或远地传书，与离思别情相联系，或秋往春来，与感时伤怀相沟通，感情是复杂的、多方位的，而现在仿佛对大雁只能有单一的憎恶之情了。回校后我还就此以《雁》为题写了一篇小文发表在校刊上，旨在说明接触劳动人民以后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而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现在从生态观点看，大雁也应该是人类之友，不能打，可是至今连雁影也不容易看到了，不能不说是悲剧。上述麻雀问题也好，大雁问题也好，都说明在“大跃进”年代我们的思想有多么片面！回顾走向广阔天地，有得也有失，得到的是接触社会，开阔了眼界，失去的是耽误了学业。权衡得失，“得”还要大大打折扣，因为当时的舆论框框束缚着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分析问题，难以坚持实事求是。例如在农村我们看到一些公社化的弊端，但是不能正视，总是努力往“三面红旗”的调子上靠。

教育革命，大跃进，“拔白旗插红旗”，最后都要结合本职业务落实到整改。我们怎样整改？有同学提出要集体编写一部与旧观点决裂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要鼓足干劲利用58年的一个暑假编成，向国庆节献礼。这个建议得到本年级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也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于是轰轰烈烈地奏响了大学生活第三部曲。当时日夜奋战，图书馆为我们提供方便，食堂也每天准备夜宵，大家热火朝天干了一暑假，终于完成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配合，果真在国庆节前出版了两卷本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55级便因此出了名。后来有人否定集体科研，说什么哪是集体编书，有的人不过是提着暖壶打打开水而已。此话毫无根据，实际是参加的每个人都分配了一定的章节，大家凭着前两年学到的知识和写学年论文取得的初步科研经验，查阅原始资料和参考书，认真进行编写，并通过实干进而增长了才干。说也奇怪，写学年论文时迟迟脱不了稿，现在却能按时拿出东西。当然就内容而言，无疑有幼稚之处，也有错误之处，如套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框框，简单化的批判和评价，等等。所以当时社会和学术界的反应是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记得在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时，何其芳和曹道衡先生等都参加了，他们一方面保护青年人的积极性，一方面坦诚地指出问题，使大家很感动。当时也向几位中央领导赠了书，陈毅同志回信感谢赠书美意，给予鼓励。康生也回了信，写得很长，大谈批判资产阶级，火药味十足，比他同年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的关于《西厢记》的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明是煽动，一味往邪路上引。倒也奇怪，大家并没有听他那一套，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以在修改红皮《中国文学史》编成四卷本时，观点平稳得多，还争取老师的指导。在编成《中国文学史》后，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近代诗选》、《中国小说史》、《成语小词典》等项目继续上马。我参加了《近代诗选》组，季镇淮先生指导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编选注释，师生结合得更加紧密，当时《光明日报》还登过一张季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翻书切磋的照片。季先生待人谦和，治学严谨，言传身教，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还经常带着注释中的问题去请教游国恩先生，游老博学多闻，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游老又极端严谨，对于生僻疑难的典故从不轻易作答，总是留待查查书再说。游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常常因指导我们误了用餐，记得有一年阳历除夕也是如此。编注《近代诗选》时，图书馆在文史楼三楼阅览室专门开辟了一个隔断的阅览桌供我们使用。当时同学纷纷下乡，阅览室空了，才有这个条件。老燕大图书馆原藏有丰富的清人文集，当时都集中放在第三阅览室，我们用07号集体借书证一下子借出大量近代人的集子，码在一块活动黑板上，接连几趟抬回文史楼查阅。这些线装书长期堆放在桌子上，并无专人看管，最后归还时竟然没丢失一本，这也是一个奇迹，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的风气非常强调突出政治，但我们选诗坚持全面观点，虽以反帝爱国为主线，也不排斥其他内容，而且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例如诗人张维屏，我们既选了他反映鸦片战争抗英的《三元里》和《三将军歌》，又选了他富有生活情趣的《新雷》和《夜行》，如《夜行》:“风里村舂未肯停，隔林灯火远逾青。野田月落路能辨，荞麦一畦花似星。”《近代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听杨晦先生说，冯至先生非常喜欢这首绝句。冯先生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欣赏，不仅因为诗本身好，也是对我们编选工作的肯定。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集体科研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简单的数量积累和重复劳动，大家在干中学习、干中磨炼，不断进步和成熟。这段生活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很值得回味。记得59年春天，校刊发表了我的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新雷响，战鼓敲，万马奔腾势浩浩，柳吐新芽桃含苞，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春天时节好播种，干劲满身涌心潮，播出个夏天葱葱绿，收获个秋天黄娇娇。”这首诗反映了当时自己的振奋心境，不过要加以说明，播种也好，收获也好，不是指空洞的“放卫星”而言，而是与潜心、扎实的科研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竟出乎意料，歪打正着落实到集体科研，是值得庆幸的，这使得我们大学生活的第三部曲，奏出了美妙的乐章，而与前两部曲呼应交响，回荡在55级学子成才的起步路上。

（作于2000年，原载《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此次发表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