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诗序的基本类型及其流变

古人非常重视文章的体制。如明代吴讷曾说：“文辞以体制为先。”[1]徐师曾也说：“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2]就“序”这种文体来说，吴讷将其分为单篇序、集序、赠序三种类型，认为“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3]。对于赠序之文，则要求取法韩愈，才能得“古人赠言之义”。[4]其分类是比较含混和粗放的。徐师曾稍微细致些，他从表达方式上立论，认为“序”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5]但又析出“名序”“字序”“他类之文有序者”“序略”“小序”“集序”等类目，与吴讷一样，还是含糊不清的。由此可见，明人的所谓“体制”，实际上是指一种文体表达上的特征，是与其他文体相区别的标志。本文研究唐代诗序，则不从表达方式上进行分类，因为唐代诗序基本上都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的统一体。通过对唐代诗序的整体考察，我们会发现每一篇诗序都表述了一首（或一组）诗产生的具体情境，展现了唐人诗歌创作的真实背景，再现了作家当时情境下的精神状态，因此按诗歌功能用途和创作情境来对诗序进行分类，这样便于对具体的作品进行细致分析。我认为可以分为“赠序”“游宴序”“追忆之序”“独特经历之序”“独特诗歌观念之序”等五类。下面逐一缕述。

（一）赠序

“赠序”，即送别友人或相互酬赠赋诗之序。这是唐代诗序中最为流行、用途最广泛的一种诗序。又可以细分为“帝王赐序”“赠别友人（友人离别而去）”“留别友人（自己离别而去）”“酬赠友人”四个小类。

唐代疆域辽阔，鼎盛时期，单于、安北、安西、北庭、安南六大都护府分属“关内”“陇右”“河北”“岭南”四道，均置于唐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其疆域所及，“东至海，西逾葱岭，南尽林州（即林邑），北被大漠”[6]，大约相当于今天东至库页岛，西达咸海，北极东西伯利亚，南抵越南中部，超过了西汉极盛时期的版图。至于唐朝的声威所及，则东臣新罗、日本，北服西伯利亚的流鬼国，南震南海，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7]在幅员广阔的版图上，唐代国内的交通路线在继承秦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载，上都长安与各州之间都有通道，其主要路线有六条：上都西北行至陇右道鄯州（今青海乐都）驿站，可达凉州、甘州、伊州（今新疆哈密）、安西都护府（今库车）；上都西行至剑南道松州（今四川松潘）驿站，可至剑南道文州（今文县）；上都西南行至剑南道益州（今四川成都）驿站，可远达姚州（今云南姚安）；上都东北行至河东道河中府驿路，可达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和天德军（今乌拉特前旗北）；上都东行至东都洛阳驿站，可到温州、漳州（今福建漳浦）；上都东南行至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阳）驿路，最远可达梧州、广州。[8]不仅驿路畅通四达，而且邮驿制度更趋完备，它承袭汉代“三十里一置”，全国共设驿站1639所。陆驿备马，水驿供船，以便官员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因而兼具汉代“驿”“邮”两种性质。驿站除设供来往官员止宿的官方馆舍外，也允许私人开设店肆，这些私人客栈不仅出卖酒食，还提供租赁工具，杜佑说盛唐时期可以“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9]。水路交通方面，除黄河、长江、淮河等著名的大江大河之外，还有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江南更是河道稠密，船运迅捷，唐人舟行诗众多即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唐代与朝鲜、日本的海上交通也比较发达，有“新罗道”“南岛路”“大洋路”三条直航的海上路线；从广州出发的印度洋上的南海航路则直接将唐朝与大食帝国联系起来，形成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10]唐代鼎盛时期的著名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都有“行万里路”的漫游经历，就是在上述历史地理背景下。诗人们在恢宏广阔、如诗如画的大唐王朝，以都城为中心，或使往四方，或自四方云集京师，为求学、从宦、赴军、游历而不断奔忙，在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通都大邑的客栈酒肆，达官要人的别墅山庄，风景秀美的山川胜地，空旷苍莽的边塞军营，甚至淳朴简陋的农家村舍，举行宴会，有人离别而去，也不断地有人路过或赶到这些宴会中。唐代赠别、留别、酬赠诗就大部分产生于这样的背景或氛围。

1．帝王赐序。唐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存在不平衡性”这一论断，认为“它（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1]唐代似乎是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外，唐诗作为唐代艺术的杰出代表，却与当时繁盛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是同步的。最鼎盛的盛唐恰巧也是诗歌的盛唐。仅从帝王赋诗来看，似乎就能说明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帝王能诗首先要推唐朝，而帝王赠诗并序，应该是诗序中规格最高的一种。如唐玄宗的《送贺知章归四明并序》就体现出一种盛世情怀：

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鉴止足之分，抗归老之疏，解组辞荣，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迟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将归会稽，遂饯东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帐青门，宠行迈也。岂惟崇德尚齿，抑亦励俗劝人，无令二疏，独光汉册，乃赋诗赠行。

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

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僚怅别深。[12]

序文先写对年已迟暮的贺知章辞官归道的理解和应允，接着写命百官“供帐青门”饯别以“宠行迈”，其目的是既“崇德尚齿”（表彰德行品行高尚又年迈的贤者），又“励俗劝人”。玄宗满怀着自信，要“无令二疏[13]，独光汉册”，说明他有明确的盛世意识。可以想象玄宗当年的这首诗及诗序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社会影响，赐诗者的自信和诚意，受诗者的感激和荣宠，旁观者的艳羡与憧憬，也许真的达到励俗劝人的效果。诗结尾的“独有青门饯，群僚怅别深”不仅仅是门面话，也绝不是假装的诚恳，确实是一种盛世情怀的展露。[14]

帝王赐序并诗在当年应该是一种重要的赏赐。如果说赏赐金银珠宝是一种物质上的褒奖，可以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的话，那么赐诗赐序则是一种比金银更贵重的精神鼓励，可以流传不朽。可惜留存下来的并不多，除上引诗序外，唐玄宗还有《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并序》《鹡鸰颂并序俯同魏光乘作》（《全唐诗》卷三），《送李含光赴金坛诗序》《送李含光还广陵诗序》《送李含光还广陵诗序》（《全唐文》卷四一）等。再如唐德宗贞元四年（789）九月，赐宴曲江亭，特制诗序，赐群臣35人，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详见第三章）。还有南唐后主李煜也曾留下《送郑王二十六弟从益牧宣城并序》（《全唐文》卷一二八）。

2．赠别友人。“离别”是人生中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江淹《别赋》[15]中曾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指出“伤感”是离别的情感特征。唐人的离别也以伤感为主要内容，多充满对旅途风景的悬想，慰藉心灵的真挚相思，或是充满激情的鼓励，并期待再次相逢。江淹还说：“别虽一绪，事乃万类。”由于人们所处的具体环境、条件不同，离别的心态也不同。笔者根据《全唐文》和《全唐诗》所收赠别诗序，对唐人赠别诗序作了分析统计，拟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从京城赴边塞、异域或外国。主要作品有：骆宾王《秋日饯麦录事使西州序》（《全唐文》卷一九九）；陈子昂《送麦郎将使默啜序》《饯陈少府从军序》（《全唐文》卷二一四），《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并序》（《全唐诗》卷八十四）；张说《送田郎中从魏大夫北征篇序》《和戎篇送桓侍郎序》（《全唐文》卷二二五）；陶翰《送王侍御赴剑南序》《送封判官摄监察御史之碛西序》《送萧少府之幽州序》（《全唐文》卷三三四）；张九龄《送幽州王长史赴军序》（《全唐文》卷二九○）；孙逖《送蒋胄曹充陇右营田判官序》（《全唐文》卷三一二）；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送李补阙充河西支度营田判官序》（《全唐文》卷三二五），《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全唐诗》卷一二七）；任华《送祖评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全唐文》卷三七六），独孤及《送归中丞使新罗吊祭册立序》（《全唐文》卷三八四）；权德舆《奉送裴二十一兄阁老中丞赴黔中序》（《全唐文》卷四九○），《送袁中丞持节册回鹘序》《送张阁老中丞持节册吊新罗序》《奉送韦中丞使新罗序》《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义武军序》《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送许协律判官赴西川序》《送主客仲员外充黔中选补使序》（《全唐文》卷四九一）；于邵《送房判官巡南海序》（《全唐文》卷四二三）；朱千乘（德宗时人，元和元年春于越州作诗送日僧空海归国）《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并序》。[16]

这类赠序多由朝廷的著名文人撰写，带有鲜明的朝廷特征，文体上多用骈体，说明朝廷趣尚如此。如骆宾王《秋日饯麦录事使西州序》[17]：

曲录事务切皇华，指轮台而凤举；群公等情敦素赏，临别馆而凫分。促樽酒而邀欢，望山川而起恨。于时露团龙隰，云敛雁天。落叶响而庭树寒，残花疏而兰皋晚。闻秋声之乱水，已怆分沟；对零雨之飘风，倍伤歧路。五日之趣，未淹兰藉之娱；二星之辉，行照葱河之境。清飙朗月，我则相思；陇水秦川，君方呜咽。行歌不驻，遽惊班马之嘶；赠言可申，聊振飞鱼之藻。人探一字，一韵一篇。

序文中“指轮台而凤举”点明友人前往的目的地。“促樽酒而邀欢，望山川而起恨”写置酒送别并引起离情别绪，接着描写秋天特有的萧瑟苍茫景象，情由景生，既而又转为想象友人远行途中的情景：“二星之辉，行照葱河之境。清飙朗月，我则相思；陇水秦川，君方呜咽。”景象壮阔，情景交融，极富藻思。最后是探字拈韵赋诗赠别，虽然其诗已佚，但骆宾王等人送别的情景还是真切如画。诗序中展现的边塞景象有骆宾王当年从军西域的体验，带着一股悲凉之气，没有盛唐时期王维出使西域时观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种潇洒情怀。

又如宋之问的《送怀州皇甫使君序》（《全唐文》卷二四一）：

甸服三百里，共京都参化；良吏二千石，与天子分忧。覃怀奥区，必寄能者。皇甫使君，累司宠职，夙著香名，威惠历刺于外台，风流载款于京国。议者应南宫之象，实谓光朝；使乎奏西河之能，更劳为郡。襜帷即路，供帐出郊，宿雨碧滋，浮汉城之气色；朝阳红景，入太山之草树。新丰美酒，不换离心；函谷重关，能摇别恨？河内未理，暂借寇恂；颍川既辑，伫归黄霸。庙堂侧席，群公以尚义相高；川陆分途，我辈以赠言为贵。况筵开灞岸，路指太行，请居人赠王粲之诗，去者留阮公之作。

此序带有典型的朝廷气象。先写天子选吏的目的，接着颂扬皇甫使君的才能德行，堪称良选，再展现饯别的场景，景色雄奇而秀润，并含有壮丽的想象，最后是期待和赋诗。可惜“王粲”式的送别诗和“阮籍”式的咏怀之作已佚。从此序可以看出宋之问的诗序还保持着王勃的作风，整饬藻丽，喜欢用典，有文采之美，但缺乏深挚的情感。这是御用文人立足于朝廷、赢得声誉的资本，也是他们不能尽用其才的不幸。

再如张说《送工部尚书弟赴定州诗序》（《全唐文》卷二四一）：

《宵旰》，天子送冬卿之诗也。河朔愆岁，恒阳俟牧，借威六官，导俗千里，俾乎列城迁仰止之化，邻境蒙波及之泽，不然者，岂一小郡而劳大贤哉？尚书河东侯，朝廷之旧宰也。操法度于掌握，运陶钧于方寸。是将敷皇惠，寒谷挟纩而知暄；畅君恩，疲人饮德而自饱。苏其槁瘁，乐我阳和，亢宗殿国，亦望于此。于时春带余寒，野衔残雪，太官重味，御酒百壶。供帐临岐，假丝竹以留宴；倾城出饯，会文章以宠行：三台厚常寮之意，八座深联事之瞩。既而离人遽起，班马争嘶，寻太行之连山，想邯郸之长陌。虽仰瞻鸿雁，来往易于前期；而相对桑榆，迟暮难于远别。送归之地，欢怅如何？应制华篇，凡若干首，骞翔鸾凤，欲挂千金之木；纠合蛟龙，附藏群玉之府。置之怀袖，以慰遐心云尔。

这是一篇庄重而稍带真情的赠别诗序，因为“河朔愆岁，恒阳俟牧，借威六官，导俗千里”，所以赴任定州责任重大，虽然“尚书弟”是朝廷旧宰，但毕竟此行是要宣皇恩而惠边民，虽是一般性的客套话，但写得庄重而稳健，尽管语带夸饰，却甚切情境。接下来照例是离别情景：“于时春带余寒，野衔残雪，太官重味，御酒百壶。……既而离人遽起，班马争嘶，寻太行之连山，想邯郸之长陌。”何以表达这样的情怀呢？只有将“应制华篇”“置之怀袖，以慰遐心”了。这篇诗序，显然比宋之问站得更高，笔力雄壮，公务性、应酬性、抒情性都比较突出，但未达到藻思纷纭、兴酣情逸的状态。

中唐时期这方面的诗序以权德舆为代表，如他的《奉送裴二十一兄阁老中丞赴黔中序》：

裴兄居谏大夫五年，休问籍甚，其于匪躬据古，切劘献替，掖垣众君子徒见其拜章伏阁，而莫知其所以言者。然则发舒纯诚，宏大聪明，以贡于穆清者，可胜道耶？每汉廷大僚与六官贰职之缺，群情属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诏书有黔巫长帅之拜，秩于清宪，褒以命服，周行诸公以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别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虑安集之不称，凡所以辍近臣惠远人之旨，纤悉备厚。上许周月之代，兄求三岁之理，又以见首公急病，而忘其僻远淹恤，然后诸公知惜别为细，而感恩为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道夜郎，置吏以示绥怀，以安剽轻。失其理则萧然愁扰，得其和则欢然感悦。方略招徕，系于官师，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为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诚洞开，推人情以赋政，便习俗而不扰。彼四封之内，如热得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简以传循吏，使者急宣以将征命，虽欲复三岁之言，其可得乎？未间则褰赤帷，饮醇酒，宴宴言笑，中无町畦。虽郁蒸雾雨之候，无自而入矣。大丈夫被荐绅，彯华缨，宏宣职业，无有远迩。则向之玉堂清禁，论思侍从，与今日龙节前导，金龟映组，皆所以事君也，岂有中外之异耶？祖軷沾醉，宣言相勉，在加餐寓书而已。至若山川风物，与骚离瞻望之叹，皆备于诗人所赋，故不再书。[18]

这篇赠别诗序中有所谓“辍近臣惠远人”“牂牁通道夜郎，置吏以示绥怀”之类的朝廷策略，又有希望裴兄“使大化淳流，在明诚洞开，推人情以赋政，便习俗而不扰”之类的祝愿和“宣言相勉，在加餐寓书”“山川风物，与骚离瞻望之叹，皆备于诗人所赋”之类的慰藉旅程的话。由此可见，权德舆的诗序重视叙述完整的离别过程，且赋诗是叙情，赠序则是宣理。虽诗与序还是连接在一起，但主旨已经有所区别，重在“赠言”。议论成分增加，这也是中唐时代诗序的总体特征。

再如权德舆还有《送袁中丞持节册回鹘序》，先叙“国家用文教明德，怀来外区”的大政方针，然后叙回鹘君长“纳忠内附，译吉语于象胥，复古地于职方”，因此天子派袁中丞持节册回鹘。再叙中丞的品德和才干，及朝廷缙绅的宴会赠别，照例要一番慰勉和赋诗。值得注意的是，权德舆写下这样一段话：“近臣主文，乃类歌诗；鄙人不腆，忝记言之职。故西南之册命，使臣之优诏，皆得书之，授于史官。”这可以解释权德舆的“序”体文章“诗少文多”的原因，他重视记叙之文，稍轻咏怀之诗，且他的记叙忠于史实，要“授于史官”，而离别抒怀的诗歌属于个人情感。故凡是有关国家大政典章制度的庄重场合，权德舆都表现得稳重端庄，能够控制情感。像这篇序文的受赠者，与权德舆“同为江西从事”，是老相识，但文中绝对看不到激情洋溢的文辞，而是显得含蓄内敛，持重有故。这大约也是他为几代皇帝看重的原因。因诗人人品的持重而文风敦厚稳健，是中唐时期这类赠别诗序的一种艺术特征。权德舆的赠别诗序有时也以悬想旅途情景慰勉友人，如《送主客仲员外充黔中选补使序》：“昔司马长卿以驷马车归故里，有郊劳负弩之荣，今君道剑门，抵左绵，铜梁玉垒，乔木可辨，昼锦星轺，其乐何如？又想夫归自涪陵，出于南荆，沿巴峡之风水，冒阳台之云雨，昏旦万状，发于歌诗。”虽描摹悬想虚境，却如历实景，平实而真切，又与歌诗相互映发，也很好地表达了依依惜别的情怀。

由以上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类诗序具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是都站在朝廷的角度立论，具有宣声威和恩惠于边鄙四夷的政治用意，因此庄重稳健是主要风格特征；二是都有对宴会场景和旅途风景的描述，将送别与慰勉相结合，表现双方的真挚情怀，由于对诗和文持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有从初唐的尚丽、盛唐的尚气到中唐尚理的变化，诗的因素逐渐被淡化，而文的因素逐渐加强，这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时代风气对文风的影响。

总体上看，由于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晚唐时期基本上就丧失了这些领土。因此，送人赴边塞从军或出使外国就逐渐减少，甚至绝迹。考察这些诗序可以感受到诗歌与朝代一样兴衰起伏，盛唐时期诗歌中雄视四方的气象在中唐之后逐渐消失。

（2）从京城调任地方官。以送别官员赴任地方为书写内容的诗序是唐代赠别诗序中较多的一种。一般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任职的意义及其原因，宴会送别的情景，对行者的鼓励和期待，悬想一路风景以慰藉相思，最后引出赋诗道别。主要作品有：杨炯《送徐录事诗序》《送东海孙尉诗序》（《全唐文》卷一九一），骆宾王《饯宋三之丰城序》《初夏邪岭送益府窦参军宴诗序》（《全唐文》卷一九九），张说《送严少府赴万安诗序》《送毛明府诗序》（《全唐文》卷二二五），宋之问《送怀州皇甫使君序》《袁侍御席饯永昌独孤少府序》（《全唐文》卷二四一），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偶遇巴西姜主簿序》（《全唐文》卷二一四），张九龄《饯宋司马序》（《全唐文》卷二九○），孙逖《送张补阙归邺序》《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送遂州纪参军序》《送康若虚赴任金乡序》《禹庙别韦士曹序》（《全唐文》卷三一二），李华《送薄九自牧往义兴序》《送张十五往吴中序》（《全唐文》卷三一五），王维《送郓州须昌冯少府赴任序》《送郑五赴任新都序》（《全唐文》卷三二五），陶翰《送史判官之河南序》《送李参军水运序》《送李参军序》（《全唐文》卷三三四），任华《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全唐文》卷三七六），独孤及《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送广陵许户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送宇文协律赴西江序》《送韦员外充副元帅判官之东都序》《送孙侍御赴凤翔幕府序》《送泽州李使君兼侍御史充泽潞陈郑节度副使赴本道序》《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杨郎中入蜀序》《送商州郑司马之任序》《送洪州李别驾还任序》《送韦司直还福州序》《送颍州李使君赴任序》《送渭南刘少府执经赴东都觐省序》《送蒋员外奏事毕还扬州序》（《全唐文》卷三八七），于邵《送王郎中赴蕲州序》《送峡州刘使君忠州李使君序》《送赵评事之东都序》《送蔺舍人兼武州长史序》《送前凤翔杨司马赴节度序》《送张中丞归魏博序》《送高侍御还凤翔序》《送崔判官赴容州序》《送康兵曹入蜀序》（《全唐文》卷四二七），《送穆司法赴剑州序二首》《初夏陆万年大楼送奉化陆长官之任序》《送冷秀才东归序》（《全唐文》卷四二八），权德舆《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史往淮南浙西序》《送水部许员外出守郢州序》《送循州贾使君赴任序》《送崔端公赴江陵度支院序》（《全唐文》卷四九○），《送张仆射朝觐毕归徐州序》《送司门殷员外出守均州序》《送袁尚书相公赴襄阳序》《奉送韦十二丈长官赴任王屋序》《送杜少尹阁老赴东都序》《送许校书赴江西使府序》《送张校书归湖南序》（《全唐文》卷四九一），《送李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序》《送台州崔录事二十一太赴官序》《送义兴袁少府赴官序》《送再从弟少清赴润州参军序》《奉送从叔赴任鄱阳序》《送三从弟况赴义兴尉序》（《全唐文》卷四九二），梁肃《贺苏常二孙使君邻郡诗序》《送前长安裴少府归海陵序》《送皇甫七赴广州序》（《全唐文》卷五一八），韩愈《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治所序》《送郑尚书序》（《全唐文》卷五五六），柳宗元《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全唐文》卷五七八），符载《送薛评事还晋州序》《送崔副使归洪州幕府序》《送卢端公归恒州序》《送卢侍御史赴王令公幕序》（《全唐文》卷六八八）。

这类赠别诗序经历了初唐骈体，盛唐骈散交织，中唐完全散体的流变历程。如杨炯《送徐录事诗序》：

徐学士风流蒨蒨，容貌堂堂，汝南则颜子更生，洛阳则神人重出。书有万，览之者实符于郑元（玄）；州有九，游之者颇类于班固。怀岐嶓之旧迹，想江汉之遗风。粤在于永淳元年，孟夏四月，始以内率府录事出摄苍溪县主簿。同彼漆园之庄周，聊居贱职；异乎安平之梁竦，不惮劳人。骖而欲行，纷纭而戒道。

是日也，鹤鸣于野，龙升于天。《诗》成流火之文，《易》占清风之卦。圣主以协时同律，义在于省方；皇储以守器承祧，任隆于监国。留台务静，博望时闲。于是久敬之善交，平生之故友，临御沟而帐饮，就离亭而出宿。居成别易，坐觉悲来。平原二客，追子高而已远；河上诸公，饯林宗而有慕。两乡风月，万里江山。修路为下泣之思，长天非寄愁之所。何以处我？戒之必轼；何以赠行？上路不拜。孙子荆倾国之送，岂若是乎？潘安仁金谷之篇，尽于斯矣。

这篇序中有“皇储以守器承祧，任隆于监国”之句，当作于永淳元年（682）李显监国时，杨炯在弘文馆任职。开头夸赞徐录事的才能，并对他“摄苍溪县主簿”表示祝贺，杨炯曾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对担任地方官职是表示认同的；但另一方面又对“职贱”“劳人”表示不满，流露出一种怀才不遇之感。尽管如此，杨炯还是以“庄周”“梁竦”为喻劝勉友人安居贱职。接着就是叙宴别场面：“临御沟而帐饮，就离亭而出宿”，但离别真正来临时，又顿生悲感，“两乡风月，万里江山。修路为下泣之思，长天非寄愁之所”，于是效古人赋诗赠别。杨炯的诗序带有浓厚的书生气息，可能与他长期侍制弘文馆有关。序文中大量用典，有些典故是比较恰当的，如写友人的遭际方面；有的典故则无味，如“《诗》成流火之文”无非是说“七月流火”，来点明时间。这种作风虽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但也导致晦涩难懂，骈体诗序最终由散体所代替，也是情感表达的必然需求。

又如张说《送毛明府诗序》：

昔之谓良宰者，讲道议行，训俗式人，出自郎官，迁登郡守，不以才限流品，位迁宠赂，圣历之际，任贤稽古。毛明府执德不回，发言无择，雍容文雅，罢曲江之曳裾；樽酒弦歌，即平乡之制锦。甲朝辞洛，宴别嘉宾；孟夏涉河，路践芳草。眷彼燕赵，顷罹戎寇，金革毒三北之师，杼轴丑二东之赋。毛公将胜苛居简，止浊徐清，不下堂而为理，有入境而先叹。朋知坐闲，弦望保时？益赋金谷之诗，远送邯郸之陌。爱而不见，同夫树萱。

相比之下，张说的这篇赠别序写得平实许多，没有像杨炯那样处处用典，而是多用整齐的四字句，显得肃穆庄重，也比较真切地表达了对友人的热情劝勉和殷切期待，已经没有任职下僚的屈辱之感，只有对“毛公将胜苛居简，止浊徐清，不下堂而为理，有入境而先叹”的赞誉和自己“爱而不见，同夫树萱”的惜别之情。这篇序可能作于开元年间（713—742），尽管还是运用骈体形式，文章却显得气清调逸，似乎摆脱了初唐的滞重。

盛唐之后孙逖的诗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如他的《送康若虚赴任金乡序》：

昔太史公涉汶泗，登邹峄，以观孔氏之遗风。康子之吏于是邦，有以见古人之心矣。况大君出豫，将事升中之礼；有司择人，俾佐奉高之邑。利在求旧，急于使能，位卑才难，亦可宗也。夫强学业者义之用，工文者艺之本，明识者智之府，令名者德之舆。子曰：“（疑）士四德以待百事，如农之既勤，若射之有志。行无越思，往无不利，彼游刃于理剧，固恢恢乎有馀地矣！”初余以朋友之故，谪居荒服，憔悴湘滨缙云，不调明时，殆将十载。是举也，所谓理旧污，续常职，信有国之令典，知若人之晚成。五月鸣蜩，载驱翘翘，赠之维何？折彼柔条，饯之维何？席彼秀葽。炎云在天，景风拂野，时燠方炽，吾子勉之。请各赋诗，以无忘平生之好。

孙逖的这篇赠序可以说融合了上举杨炯、张说两篇诗序的特点，开始显出通脱流畅的笔调。开篇用司马迁、康子的典故来显示“古人之心”，为友人的远赴金乡作铺垫，然后运用“强学业者义之用，工文者艺之本，明识者智之府，令名者德之舆”的排比句，强调“学”“艺”“智”“德”的重要性，并以孔子的话劝勉友人克服职位卑下的屈辱感，要“游刃于理剧，固恢恢乎有馀”地做出成绩。再结合自己“谪居荒服，憔悴湘滨缙云，不调明时，殆将十载”的经历，鼓励友人终成大业。最后是“请各赋诗，以无忘平生之好”。此序显然在文体上已经摆脱了骈体的局限，大量运用散文句法，对真切地表情达意有重要帮助，少了一些做作，多了一些真率，成为中唐散体诗序的先声。

中唐时期，独孤及的赠别诗序完全运用散文来写作，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如《送宇文协律赴西江序》：

复周正之年，天子以润州刺史张公林（本集作休）为豫章太守。豫章之人，既庶且富，部从事、县大夫缺而不补。先以檄征协律于会稽，时人皆贺豫章之得贤、协律之遭遇君子。则曰：“夫子刃有余地，不啻切玉。割小鲜而用其铓，无乃不可乎？”夫子曰：“不然。盖其不患秩卑，而患已素餐；不患国士之不我遇，患遇之而不答。苟有用我者，吾其为执射乎？”于是举帆西陵，是日于迈，然后知大丈夫之感义而不私其身也。于越长路，江皋暮春，沉吟秦山，凄怆镜水，岂不知今日斗酒，明旦不共？顾怀安败名，无勇也；怨别伤离，非丈夫也。苟将申其道而成其务，则万里咫尺，少别何有？二三子其咏歌之，以代杂佩。

这篇序是赠别由会稽调任豫章太守的宇文协律的，很巧合的是独孤及也用到了上引孙逖赠序中的孔子话语。在赞美协律的治理才华之后，突接对话来表白：“盖其不患秩卑，而患已素餐；不患国士之不我遇，患遇之而不答。苟有用我者，吾其为执射乎？”表达了对知遇之恩的理解，体现了大丈夫“感义而不私其身”的品质。主旨已明，就转入送别，“于越长路，江皋暮春，沉吟秦山，凄怆镜水”。景物已经引起了别离的伤感，而作者却偏说“怨别伤离，非丈夫也。苟将申其道而成其务，则万里咫尺，少别何有？”于是“咏歌以代杂佩”。将大丈夫重义气、轻离别，重事业、轻私利，重名节、轻其身的豪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体上完全运用平实晓畅的散文，对后来的韩、柳有重要影响。

又如《送商州郑司马之任序》：

往岁司马宰湖，而湖人安辑，是德政之孚也。大驾东狩之往复也，其供帐职办，无不整具，因是天子以为能，故宠之以两绶，劳勤也。今兹佐商，增秩也。人谓使人任器之道，当处司马以剧，而观其利用。司马曰：“与其徇名以利人，宁勤身以安亲？况佐郡之逸乎？”于是五采其衣，是日南迈。流火戒节，寒蝉嘹唳，峣阙白云，片片秋色。二三子之感时伤离者，斯可以言诗矣。

这篇诗序很短，内容却非常丰富，先叙郑司马的政绩和得到皇帝信任的原因，为下文增势。核心部分通过设问和司马的对答表现人物的精神境界，突出“与其徇名以利人，宁勤身以安亲”的仕宦之道。独孤及的这类诗序贯穿了一个主旨：勉励行者修德敬业，建立名节和勋绩，很好地在劝勉中体现了朝廷的意愿，在中唐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如《送洪州李别驾还任序》：

别驾昔尝宰三县，佐四郡，未始不以廉直为己任，亦未始以廉直为己名。仕有余力，则寄傲于琴，趣远是以曲高，意精是以声全。得于心而形于手，故非外奖所及。当其操弦，如操政焉。时人知其琴，不知其政，善而无伐、光而不耀故也。今也来思，上台解榻，卿大夫士从之如不及，时因观操缦之妙，可以见从政之道。是行也，吾子其懋修乃德，恪儆尔位。夫亦将抑与不暇，求于何有？维汤汤郢音，明旦将远。庐峰湓水，大江间之风景可同，而听不可共，由是众君子赋诗以壮别。且曰：“备《折杨》、《皇华》之韵，用抒他年之相思。”

这篇诗序除强调“以廉直为己任”“以廉直为己名”外，还用“操弦”比喻“操政”，突出李别驾“善而无伐、光而不耀”的品质和对其“懋修乃德，恪儆尔位”的勉励。最后以赋诗壮别，表达对“庐峰湓水，大江间之风景可同，而听不可共”的相思深情。文笔轻灵秀脱，文气通畅，具有议论、描写、抒情相结合的特色。

中唐时期另一位赠别诗序的重要作家是年龄稍小于独孤及的权德舆（他的诗序特征请参阅后面相关章节）。独孤及的儿子独孤郁是权德舆的女婿，两家关系很深。独孤及和权德舆都非常重视这类赠序对士人精神状态的影响，他们的为政理念、为官思想和做人之道都在这些文章中有所表现。由于他们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显赫，所以对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开展也影响深远。

综合来看，送人由京城赴地方任职的诗序，明显在中唐时期达到繁盛高潮，上列权德舆、于邵、独孤及等人除所录的这些赋诗之序外，还有大量的未提赋诗而只赠文的“序”，这一现象说明中唐时期的赠别诗序有这样一些特征：官员赴任多由当时文坛地位和官职较高者撰序；官员赴任的地点多在内地，往边塞的较少，且多入幕之作。由此可见方镇在广泛吸纳仕宦文人，这与中唐中央弱、地方强的总体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著名文人如李白、韩愈、柳宗元等在京任职时间短，因而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唐时期这类诗序具有群体赋诗的特色，既缺少初唐的文采，又没有盛唐的豪兴，而以议论为主，总体上趋于理性，追求敦厚平正。这说明代表性文人的作品风格引导甚至决定了一个时期某种文体创作的总体格调。

（3）从地方入京为官、赴选或朝觐。送友人入京为官、赴选或朝觐的人本在地方或方镇幕府，远行者对前途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期待，送行者尽管出于各种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真诚祝愿友人远赴京城取得成功。主要作品有：骆宾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全唐诗》卷七八）；陈子昂《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并序》（《全唐诗》卷八四）；宋之问《送尹补阙入京序》《送裴五司法赴都序》（《全唐文》卷二四一）；孙逖《送李郎中赴京序》（《全唐文》卷三一二）；李白《暮春于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全唐文》卷三四九）；任华《桂林送前使判官苏侍御归上都序》（《全唐文》卷三七六）；独孤及《送贺若员外巡按毕归朝序》《送余杭薛郡守入朝序》《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还京序》《送六合林明府清白名闻上都赴选序》《送崔詹事中丞赴上都序》《送李副使充贺正使赴上都序》《送开封李少府勉自江南还赴京序》《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全唐文》卷三八七），《送陈留张少府勋东京赴选序》《送孟评事赴上都序》《送柳员外赴上都序》《送陈赞府兼应辟赴京序》（《全唐文》卷三八八）；于邵《送李员外入朝序》《初冬饯崔司直赴京都选集序》《送朱秀才归上都序》（《全唐文》卷四二八）；权德舆《招隐寺上方送马典设归上都序》《送郑秀才入京觐兄序》（《全唐文》卷四九一）；梁肃《送谢舍人赴朝廷序》（《全唐文》卷五一八），《送朱拾遗赴朝廷序》《送窦拾遗赴朝廷序》《奉送刘侍御赴上都序》（《全唐文》卷四九二）；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全唐文》卷五五六）；刘禹锡《送裴处士应制举诗并引》（《全唐诗》卷三五六）；符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全唐文》卷六八八）。

这类诗序虽然叙写的内容大体相同，但明显存在文风格调方面的区别，总体上看，初唐时期骈文居多，当然也有陈子昂《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并序》等少数接近散文的诗序；盛唐时期骈散交织，很注重气象，但也有王维那样的持重骈文；中唐以后就都运用通畅流利的散文，注重文气疏畅。

如骆宾王《秋日送尹大赴京》：

尹大官三冬道畅，指兰台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于时兔华东上，龙火西流。剑彩沉波，碎楚莲于秋水；金辉照岸，秀陶菊于寒堤。既切送归之情，弥轸穷途之感。重以清江带地，闻吴会于星津；白云在天，望长安于日路。人之情也，能不悲乎？虽道术相望，协神交于灵府；而风烟悬隔，贵申心于翰林。请振词锋，用开笔海，人为四韵，用慰九秋。

挂瓢余隐舜，负鼎尔干汤。竹叶离樽满，桃花别路长。

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素书如可嗣，幽谷伫宾行。

这篇诗序中“三冬道畅，指兰台而拾青”是对尹大的祝愿，而“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则表达惜别的情感。然后大量运用典故和景物描写，就这两个方面进行渲染，“重以清江带地，闻吴会于星津；白云在天，望长安于日路”绾结客我双方，最后赋诗“人为四韵，用慰九秋”。诗与序有一种对应关系，序中所涉及的内容，在诗中也有交代：诗首联概括客我双方，友人赴京“干汤”即“指兰台而拾青”，我则“隐舜”即“剑彩沉波，碎楚莲于秋水”；第二联写离别，是对序中描写的精练概括；第三联写景衬托气氛，是对序文写景部分的补充；末联与序文末尾相映照，是对友人旅途辛劳的慰藉。无论序还是诗，都追求情景交融，凝练整饬。

再看孙逖的《送李郎中赴京序》：

今上有天下之十载。銮辂在丰。而大夫师长，庶士御事，分曹成周，俾赞居守。岁八月，诏下东都，召水部员外郎李公拜工部郎中，崇德也。李公主善秉哲，敏才虑行，葆光能明，冥枢自达。始以茂才擢第，与今中书舍人许公俱补广陵掾。相与沿达淮泗，啸歌云物，《雅》、《颂》允铄，东南有光。官匪慢而趣成，道不行而乐在。自时厥后，盖四三年，或翰飞禁垣，或鹰腾仙阙，接武轩陛，迭耀冠剑。夫岂求之欤？皆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所谓谦受益，德必闻。昆仑琅玕，南国橘柚，无远不届，彼何言哉！传置具车，候亭出饯，西颢沆砀，北阴肃杀，风落崤渑，霜飞河，金羁载驰，紫亭何远？夫居四民，时地利，周所以贵冬官；草奏议，应列宿，汉所以宠郎署。之人也，之德也，必能简孚乃职，克休厥声，天秩虚求，明庭仄席矣！凡今作者，赋诗赠行。

此序应作于开元九年孙逖在洛阳任秘书正字时，因为开元十年他应制举登文藻鸿丽科，在朝廷任左拾遗了。诗序用大量的篇幅颂扬“李郎中”的“温良恭俭让”品性，与骆宾王诗序不同之处在于加强了人物履历的叙述，李郎中的从官经历、政绩和品德正是皇帝召他入京的重要理由；相同的是描写部分仍然采用了工整的骈体格式，但句式变化较多，呈现出骈散交杂的状态。这种格调在稍后时期的李白诗序中还可以看到。如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则阳曲丞王公神仙之胄也。尔其学镜千古，知周万殊。又若少府贾公，以述作之雄也，鳌弄笔海，虎攫辞场。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庙之器，口折黄马，手挥青萍。咸道贯于人伦，名飞于日下，实难沉屈，永怀青霄。剑有隐而气冲七星，珠虽潜而光照万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亩，湛恩八埏，大搜群才，以缉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见举，贾公以王霸昇闻。海激伫乎三千，天飞期于六月，必有以也，岂徒然哉？有从兄太原主簿舒，才华动时，规谋匠物。乃黕翠幕，筵虹梁，琼羞霞开，羽觞电举，然后抗目远览，凭轩高吟。汾河镜开，涨蓝都之气色；晋山屏列，横朔塞之郊原。屏俗事于烦襟，结浮欢于落景。俄而皓月生海，来窥醉容；黄云出关，半起秋色。数君乃辍酌慷慨，摇心促装，望丹阙而非远，挥玉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鸣翰林，幸叨玳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笔。请各探韵，赋诗宠行。

诗序结构和孙逖序文几乎一样，也是以散文文体叙述远行者的履历、品德与才华；不同的是李白文笔更加雄壮，诗人的气质、飞扬的才气更加突出，尤其描写景物最富于诗意：“汾河镜开，涨蓝都之气色；晋山屏列，横朔塞之郊原。屏俗事于烦襟，结浮欢于落景。俄而皓月生海，来窥醉容；黄云出关，半起秋色。”令人想起他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飞度玉门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秋色，白波九到流雪山”等雄浑壮健的诗句。李白的诗序与他激情飞越、意境壮阔的诗歌息息相通。

中唐时期，总体上偏于理性，一些像盛唐时代那样空阔虚泛的诗序，为沉稳着实的风格所代替，独孤及就是典型代表。如《送贺若员外巡按毕归朝序》：

今年春，上以富人侯为丞相，百揆时叙，九州赋错。方欲齐职贡之法，崇底慎之典，使六府修，九叙成。谓尚书吏部郎贺若公贞明直躬，特达公器，才足以茂功藏事，政足以宏道救物。故俾绣衣持斧，巡抚江介，分王命也。公电发神机，霜淬智刃。其始至也，问谣俗，省疾苦，命司书示年数之上下，削郡县之版图，且为之实其多与寡，以差等井赋焉。然后劳之来之，安之集之，俾其有宁宇而族聚，以宣天子之宏恩而煦之。于是乎民之乐矣，如饥者之得以食也，寒者之获以纩也。乃使苞茅之贡必叙，而杼轴之诗亦不作。冬十一月，爰命郡吏致事，言旋于京师，且将捧府檄于南陔，侍版舆以西上。事有成而功不伐，以是觐扬天子，以尽考绩之事，礼也。夫其由家以及于国，资事亲以事君，甘旨之未遑，勤于王家；奔走之不暇，以显亲身。斯真能奉慈训不废陈力，将君命不违色养，忠孝之大者，又人子人臣之所难及也。而况奸宄已弭，干戈将戢。天子方以律令章程，责成三府。然则操六辔，骤四骆，周爰咨询，以成天下之务，在是行乎？翰飞方骋，瞻望何及？唯献酬东阁，弼成大猷，使烝人粒海水静，农夫高枕。及亦预焉，凡执手于路者，请偕赋《鸿雁》，取“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以为善颂。

内容仍然以颂扬入京者的政绩、品德为主，但着重强调的是“贞明直躬”“茂功藏事”“宏道救物”等方面的从政才能和“问谣俗”“省疾苦”“差等井赋”“宣天子之宏恩”等具体的牧民政绩，于颂扬中可以看出评价标准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文章也变成了通畅的散体。当然为了显示庄重，结尾的赋诗是《诗经·小雅·鸿雁》一类的四言颂体诗歌，这是中唐时代复古文化思潮的一种反映。

（4）入京应举或落第还乡。唐代文士，业精艺成，率多入京，交游明公巨卿，借其揄扬，以求登科第、入仕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唐代送人入京应试或安慰友人落第还乡的诗歌也很多。但是这类诗歌题目很具体，作序的情况亦并不多见。主要诗序有这些：陶翰《送王大拔萃不第归睢阳序》《送卢涓落第东还序》《送谢氏昆季下第归南阳序》《送田八落第东归序》（《全唐文》卷三三四），任华《夏夜对雨饯李玕擢第还郑州序》（《全唐文》卷三七六），独孤及《送弟愐之京序》《送张泳赴举入关序》（《全唐文》卷三八八），权德舆《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送从史南仲登科后归汝州旧居序》（《全唐文》卷四九一），梁肃《送韦十六进士及第后东归序》《送元锡赴举序》（《全唐文》卷四九二），柳宗元《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送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觐省诗序》《送崔子符罢举诗序》《送从兄再罢选归江淮诗序》（《全唐文》卷五七八），沈亚之《送李胶秀才诗序》（《全唐文》卷七三四）。

送人应举一般是以勉励为主，用壮气来助行色。如独孤及《送张泳赴举入关序》：

彼驰骛乎士林者，鲜不争九流之胜负，徇三川之声利，而张侯独以善闭关。乃知纯白内充，天机外朗，则尘垢糠秕，所不能入。癸巳岁六月，始以出处之道，问仕于余。予洒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纮屡顿，此志士所当登秀造而取青紫。不奋不跃，如休明何？”由是罢琴高台，投竿旧浦，单车匹马，是日西上，君子以为知几。吾见垂天之云，不复顾北溟矣，盍使居者歌吾子乎？

这篇短序赞美张泳“纯白内充，天机外朗”，内秀与外美兼备，鼓励他“今四表文明，八纮屡顿，此志士所当登秀造而取青紫。不奋不跃，如休明何？”并期待他如鲲鹏奋飞，大展宏图。由此可见这类诗序的基本特征。

送人及第的诗序以真诚祝贺为主要内容，如任华《夏夜对雨饯李玕擢第还郑州序》：

今年东都秀才登第者，凡十数人，陇西李玕为之称首。且宗伯方以拔淹滞、愍勤旧为务，而玕则年甫二十余，岂张公意耶？其如考旧文则上等，试文策又上等，欲以年少弃，可乎？不可也。朝廷由是翕然，谓张公之用心也，周选才也，当不胶柱于一途耳。夏五月，李玕将归于郑。我中司李公，惜明晨东郊之别，成此夜西园之会。桐叶滴其疏雨，竹枝鸣其夕风，夜酒既醉，俾我小为之序。

任华是盛唐名士，以任诞放逸著称，他的诗歌写得像散文，散文写得更随意通脱。这篇小序虽以赞美李玕为主，却从座主张公下笔，笔笔陪衬突出李玕的文采隽秀，最后以“桐叶滴其疏雨，竹枝鸣其夕风”的诗意境界渲染饯别宴会情景，颇能引人回味遐想。

相比之下，中唐权德舆的诗序就平实得多。如《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

每岁仪曹献贤能之书于王，然后列于禄仕，宣其绩用耳。小司徒以楚金余刃，受诏兼领，彭城刘禹锡实首是科。始予见其丱，已习诗书，佩觽鞢，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及今见夫君子之文，所以观化成，立宪度。末学者为之，则角逐舛驰，多方而前，子独居易以逊业，立诚以待问，秉是谦悫，退然若虚。况侍御兄以文章行实，著休问于仁义，义方善庆，君子多之。春服既成，五彩其色，去奉严训，归承慈欢，与侍御游久者，贺而祝之曰：“太邱之德，万石之训。”亦将奉膳羞于公府，敬杖履于上庠。公卿无惭，龟组交映，不待异日而前知矣。鄙夫既识其幼，乃序夫群言耳。

这是权德舆送刘禹锡的诗序，从“序夫群言”来看，是应该赋诗的。序文以平实的笔调回忆了少年时期刘禹锡的“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并赞赏他的“君子之文”和中举高第后“秉是谦悫，退然若虚”的品德，最后是长者对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的期待和鼓励。

与及第的荣耀相比，落第则是人生的重大挫折，因此送人落第还乡诗序以安慰为主，如陶翰《送田八落第东归序》：

田子行于古而志于文，雅多清调，将有新律，锋镝甚锐，将来者其惮之。勿以三年未鸣、六翮小挫，则遂有清溪白云之意。夫才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其中矣。将子少安，吾以是观德。灞亭柳绿，昆池草青，于何送归？无易咏歌。

陶翰是盛唐著名文士，他的诗序大多充满高度的自信，因而特别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在这篇诗序中，既赞美田八“雅多清调”“锋镝甚锐”，又劝他不要因小小的挫折就隐居清溪白云，还用屈伸之道宽慰友人。在“灞亭柳绿，昆池草青”时节，怀揣这样的诗序及诗歌返回故乡，得到这样的慰藉，也应该是人生的一件幸事。

中唐时期，考生人数增加，落第者也相对更多。柳宗元因为“永贞改革”而远贬南方，他与这些落第士人多有交往，因此他有很多安慰落第者的诗序。如《送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觐省诗序》：

严氏之子有公贶者，退自有司，踵门而告柳子曰：“吾献艺，不售于仪曹之贾，货不中度，敢逃其咎！洁朝将行，愿闻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予谕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趋向；以淬砺之诚，修其文雅。行当承教戒于独立之下，濬发清源，激扬洪音。沛哉！铿铿乎充于四体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国冯翊公，有大勋力盈于旂常。极人臣之尊，分天子之忧。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缋粱肉之美，不知耕农之勤劳，物役之艰难。趋其庭，有魏绛之金石焉；候其门，有亚夫之棨戟焉。中人处之，不能无傲。而子之伯仲，皆脱略贵美，服勤儒素，退托于布衣韦带之任，如少习然。故继登上科，以及于子。是可举严氏之教，诵乎他门，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内讼，谦如此，其何患乎贾之不售而自薄哉！于是文行之达若高阳齐据者，偕赋命予序引。予朴不晓文，故书严子之嘉言，编于右简，窃褒贬之义以赠。

这篇诗序通过问答方式申述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多少带有传道明志的目的，他在慰勉中展现自己独立不欹的人格魅力，具有鼓舞友人自信向善的力量。文体方面，融骈文的整饬于散文的流美之中，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5）赠别道人、僧人诗序。在唐代诗人中有一群人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僧道诗人。他们占据青山白云的风景胜地，不需要为朝廷负租庸调的赋税，以诵经祈福、修身养性为主业，过着自由自在、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而道观和佛寺往往是文人习业、游览的场所，文人和僧道之间关系密切，加上僧道善诗者不在少数，因此唐诗中赠别僧道的诗歌也很多。其中与本课题相关的诗序主要有：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全唐文》卷一九一）；张说《送张先生还姑射山序》（《全唐文》卷二二五）；陶翰《送惠上人还江东序》（《全唐文》卷三三四）；王维《同崔兴宗送衡岳瑗公南归并序》（《全唐诗》卷一二六）；李白《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序》《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全唐文》卷三四九）；独孤及《送张徵君寅游江南序》《送少微上人之天台国清寺序》（《全唐文》卷三八七），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全唐文》卷四九一）；梁肃《送灵沼上人游寿阳序》《送沙门鉴虚上人归越序》（《全唐文》卷四九二）；韩愈《送张道士序》《送浮屠令纵西游序》（《全唐文》卷五五六）；柳宗元《送贾山人南游序》《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全唐文》卷五七八）；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并序》《送惟良上人并引》（《全唐诗》卷三五四），《送鸿举游江南并引》（《全唐诗》卷三五六），《赠别君素上人诗并引》《赠别约师并引》《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道送归江陵并引》（《全唐诗》卷三五七），《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并引》《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送景玄师东归并引》《送僧元暠东游并序》（《全唐诗》卷三五九），《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全唐诗》卷三六二）；元稹《赠毛仙翁并序》（《全唐诗》卷四一九）。

由上列篇名就可以看出，撰写这类诗歌及诗序者，或有佛、道信仰，且与僧人、道士交往较多。盛唐之前，道教为国教，赠隐居入道者诗序较多，这与盛唐人好隐居修道获得名声的人生方式有关；中唐之后，佛教渐渐占上风，文人与僧人交往比较频繁，特别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作家，他们以佛门的空静化解内心难排的苦闷，以求得精神的慰藉。

总体上看，赠别僧人、道士诗歌在唐代各个时期的内容有所不同。初唐时代，道观、佛寺成为文人甚至帝王、勋贵游宴之所，故多表现为文人拜访僧人、道士，在寺庙道观赋诗；中唐之后变成了僧人、道士拜访文人，云游四方，到京城、方镇（尤其南方贬臣所在地）求名人赠诗赠序。中晚唐僧人成为重要的诗人群体，甚至形成一些诗歌流派，由此也可以看出世风的变化。这些僧人有的就是因找不到政治出路而出家的，故中晚唐时代文人与僧人交往频繁。

（6）文人之间交游及其赠别诗序。文人流动性较大，唐代诗人多喜欢漫游，因此在游历过程中，尤其中唐之后，文人穿行于方镇之间，因公因私，多有“客中送客”、参加各种送别的情况，也有幕府任职的文士送别来往友人的情况。这类诗序主要作品有：王勃有大量的这方面诗序（参看第四章）；杨炯《李舍人山亭诗序》（《全唐文》卷一九一）；骆宾王《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并序》（《全唐诗》卷七七）；卢照邻《七日绵州泛舟诗序》《杨明府过访诗序》（《全唐文》卷一六六）；陈子昂《忠州江亭喜重遇吴参军牛司仓序》《晖上人房饯齐少府入京府序》（《全唐文》卷二一四），《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并序》（《全唐诗》卷七七）；张九龄《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全唐文》卷二九○）；李华《江州卧疾送李侍御诗序》《送十三舅适越序》《送房七西游梁宋序》《送薛九远游序》《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赠别序》（《全唐文》卷三一五）；陶翰《送孟大入蜀序》《仲春群公游田司直城东别业序》（《全唐文》卷三三四）；李白《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昭夷序》《送黄钟之鄱阳谒张使君序》（《全唐文》卷三四九），《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全唐诗》卷一七七），《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全唐诗》卷一七五），《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全唐诗》卷一七九）；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送王判官赴福州序》《送薛处士业游庐山序》《送武康颜明府之鄂州序》《送李白之曹南序》《宋州送姚旷之江东刘冉之河北序》《送崔员外还鄂州序》《送司华自陈留移华阴赴任序》（《全唐文》卷三八七）；于邵《送蔺侍御使还序》《送卢判官之梧州郑判官之昭州序》《送杨兵曹太祝兄弟序》《送家令祁丞序》《送贾九归鸣水序》《送从叔南游序》（《全唐文》卷四二八）；权德舆《萧侍御喜陛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观诗序》（《全唐文》卷四九○），《送韦起居老舅假满归蒿阳旧居序》《奉送崔二十三丈谕德承恩致仕东归旧山序》《送前溧阳路丞东归便赴滑州谒李尚书序》《月夜泛舟重送许校书联句序》《送从兄颖游江西序》《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送王仲舒侍从赴衢州觐叔父序》（《全唐文》卷四九一）；梁肃《送李补阙归少室养疾序》《送韦拾遗归嵩阳旧居序》《送周司直赴太原序》（《全唐文》卷四九二）；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送孟东野序》《送窦从事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杨支使序》《送殷员外序》（《全唐文》卷五五五），《送权秀才序》《送湖南李正字序》《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郑十校理序》（《全唐文》卷五五六）；柳宗元《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豆卢膺秀才南游诗序》《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送从弟谋归江陵序》《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全唐文》卷五七八）；符载《送卢端公归巴陵兼往江夏谒何大夫序》《夏日卢大夫席送敬侍御之南海序》《钟陵夏中送裴判官归浙西序》（《全唐文》卷六九○）；欧阳詹《题华十二判官汝州宅内亭并序》（《全唐诗》卷三四九）；李贺《送沈亚之歌并序》（《全唐诗》卷三九○）；沈亚之《送杜憓序》《送受降城使序》《送叔父归觐序》《送韩北渚赴江西序》（《全唐文》卷七三四）。

这类诗序多表现文人的性情，公务性、应酬性因素较弱，抒情性因素较强。如卢照邻《七日绵州泛舟诗序》：

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访奇交于千里，惜良辰于寸阴。常恐辜负琴书，荒凉山水，于是脱屣人事，鸣棹川隅，言追挂犊之才，用卜牵牛之赏。边生经笥，送炎气以濯缨；郝氏书囊，临秋光而曝背。似遇缑山之客，还疑星汉之游。愿驻景于高天，想乘霓于缩地。繁丝乱响，凉酎时斟。戏翔羽于平沙，钓潜鳞于曲浦。乘流则逝，不觉忘归。咸可赋诗，探韵成作。

卢照邻是初唐时期沉沦下僚的诗人，且中年以后为痼疾所苦，他作诗序不多，大致和王勃一样，严格遵守四六规范，用精心组织的锦绣骈文显示自己的才华。像这篇短序就是大量用典，词藻华美。最突出的成就在景物描写方面，如“繁丝乱响，凉酎时斟。戏翔羽于平沙，钓潜鳞于曲浦。乘流则逝，不觉忘归”，把绵州泛舟的景象和流连忘归的感受表现得非常充分，富于诗情画意。

李白这方面的诗序更加充满诗人的激情，完全展现他豪爽真率的性格，壮丽奔腾的想象，淋漓彪举的兴会。如《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

余少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子拜见，预饮林下，耑乃稚子，嬉游在傍。今来有成，郁负秀气。吾衰久矣，见尔慰心，申悲道旧，破涕为笑。方告我远涉，西登香炉。长山横蹙，九江却转，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众射万壑，此宇宙之奇诡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窥焉。羡君此行，抚鹤长啸，恨丹液未就，白龙来迟。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负夙愿，惭归名山。终期后来，携手五岳。情以送远，诗宁阙乎？

这篇诗序作于李白晚年旅居宣城之时，序中通过对李耑今昔境况的描述，勾勒出他一生经历的曲折。“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听说李耑要前往庐山，马上勾起了他的豪兴，于是悬想：“长山横蹙，九江却转，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众射万壑，此宇宙之奇诡也。”深深遗憾未能畅游，“孤负夙愿，惭归名山”，并相约“终期后来，携手五岳”。李白并没有因为长期流放夜郎而改变他性格的天真底色。诗歌已佚，但序中对庐山的描述还是令人想起他的《庐山瀑布二首》中的名句：“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潈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首诗和此篇诗序可以相互发明，诗与序中的那股浩然之气与激情是相通的。

再如李白作于流放夜郎途中的《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

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犹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

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

四坐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

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

诗与序都没有丝毫的悲感，李白完全为“水月如练，清光可掇”的景象和友人张谓的“胜概”“逸兴”所感染，呈现出表里通透清澈的精神境界，“四坐醉清光，为欢古来无”的风流胜慨也极为精彩。

李白的性格与才华也见于独孤及的赠别诗序里。如《送李白之曹南序》：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一旦幞被金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与白云为伍。然则适来时行也，适去时止也。彼碌碌者，徒见三河之游倦、百镒之金尽，乃议子于得失亏成之间，曾不知才全者无亏成，志全者无得失。进与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车桐门，将驾于曹，仙药满囊，道书盈箧，异乎庄舄之辞越、仲尼之去鲁矣。送子何所？平台之隅。短歌薄酒，击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风波，未始有极，哀乐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别乎？请偕赋诗，以见交态。

这篇诗序是独孤及文集中非常罕见的骈散交织之作，一方面可以看到李白与独孤及有交往，另一方面可以知道李白天宝三年（745）“幞被金马，蓬累而行”之后，有燕、宋游历，并访道求仙于曹南。[19]序中李白的经历是可信的，独孤及对李白的评价也很高，认为李白是“才全者无亏成，志全者无得失”，同时也可以看出时人对李白多有议论和不理解。序文整饬凝练，同时表现出独孤及诗序重议论的特点。

韩愈无疑是中唐时代赠别序的重要作家，他的诗和序一般是分开的。即他一方面继承独孤及、权德舆等人赠文为别的做法，改造文体，创立了后代以为规范的“赠序”体散文；另一方面，作为文人他也未能免俗，在群集宴别的场合，也赋诗赠序。如《送陆歙州诗序》：

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员外郎陆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贤，都邑游居之良，赍咨涕侇，咸以为不当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宰臣之所荐闻，天子之所选用，其不轻而重也较然矣。如是而赍咨涕洟以为不当去者，陆君之道，行乎朝廷，则天下望其赐；刺一州，则专而不能咸。谓先一州而后天下，岂吾君与吾相之心哉？于是昌黎韩愈道愿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诗曰：“我衣之华兮，我佩之光。陆君之去兮，谁与翱翔。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为留。我作此诗，歌于逵道。无疾其驱，天子有诏。”

这篇诗序的特殊性在于诗和序连在一起，以致《全唐文》编者也无法将它们分开。诗与序在韩愈看来都是赠别、抒怀、纪兴的方式，表现了韩愈的泛文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是模仿《诗经》的古体诗，充满浓厚的复古情调，说明复古文化思潮深刻地影响文体、文风的改革。

3．留别友人。“留别诗序”一定是“赠别序”，其独特之处在于作序诗人是留下诗序赠送设宴招待自己的友人，自己离别而去。[20]著名的作品有：王勃《还冀州别洛下知己序》《春日桑泉别王少府序》《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全唐文》卷一八二），《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秋日饯别序》（《全唐文》卷一八一），骆宾王《于紫云观赠道士并序》（《全唐诗》卷七八），陈子昂《赠别冀侍御崔司议并序》（《全唐诗》卷八四），韦嗣立《自汤还都经龙门北溪赠张左丞、崔礼部光禄并序》（《全唐诗》卷九一），苏源明《秋夜小洞庭离燕诗并序》（《全唐诗》卷二五五），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全唐诗》卷三九一）。

许浑是明确在诗序中注明“留别”二字的，如他的《访别韦隐居不值并序》（《全唐诗》卷五三四）：“余行至双岩溪访元隐居，己榜舟诣开元寺水阁，见送棹回，已晩，因题是诗留别。”又如《留别赵端公并序》（《全唐诗》卷五三五）：“余行次钟陵，府中诸公宴饯赵端公。晓赴郡斋，一约余来，且整棹，因留别。”序文都点明留别的情况，到后来宋代诗人作诗，一般就将本可作为序文的文字当作诗的题目，因而长题诗歌普遍起来。

下面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离别诗序的特点。如苏源明《秋夜小洞庭离燕诗并序》：

源明从东平太守征国子司业，须昌外尉袁广载酒于洄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宴，会庄子若讷过归莒，相里子同袆过如魏，阳榖管城、青阳权衡二主簿在坐，皆故人也。彻馔新尊，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济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载，止洄源东柳门。入小洞庭，迟夷彷徨，眇缅旷漾，流商杂徵，与长言者啾焉合引。潜鱼惊或跃，宿鸟飞复下，真嬉游之择耳。源明歌云云。曲阕，袁子曰：“君公行当挥翰右垣，岂止典胄米廪耶？广不敢受赐，独不念四三贤？”源明醉曰：“所不与君子及四三贤同恐惧安乐，有如秋水。”晨前而归。及醒，或说向之陈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为序。

浮涨湖兮莽迢遥，川后礼兮扈予桡。横增沃兮蓬仙延，川后福兮易予舷。

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乐方作兮奈别何！

这篇诗并序当作于天宝十三载秋苏源明自东平太守召为国子司业时，诗序详细记叙了须昌外尉袁广载酒于洄源亭宴别的场面，同宴者还有苏源明的朋友四人，“入小洞庭，迟夷彷徨，眇缅旷漾，流商杂徵，与长言者啾焉合引。潜鱼惊或跃，宿鸟飞复下，真嬉游之择耳”，非常富于诗意。酒醉之后，朋友之间相互祝愿，并立下“所不与君子及四三贤同恐惧安乐，有如秋水”的誓言。诗歌运用骚体形式，描写了月夜泛舟小洞庭宴乐兴会空前的离别深情。留别诗序的特点在于表现离别者也是作诗者自己的心境与情感，与赠别之作相比，情感更为独特，对送别者充满感激，往往以誓言来抒发感情。

下面再从赠别诗序发生的地点及唐代赠别诗序的数量两个方面来综论这类诗序的特点。

由表5可以看出“赠别诗序”发生的地点主要有五个地方：京城，长安是百官荟萃之地，官员调选、赴任、述职、朝觐都在京城聚集，举子应试考中或落选，都发生在京城，因而这里社交圈子尤密，文人聚会亦多；洛阳，又称“东都”，那里有分司的官员，有时洛阳亦考察进士，而且洛阳本身是天下的交通枢纽，多有文士在此聚集；蜀中，益州、梓州、绵州、剑南等地，也是官员赴任、文人游历常去的地方，可能也与此地向称“天府之国”，地理环境宜人有关；江南地区，江陵、扬州、会稽、姑苏、杭州、越州、温州等地，风景秀美，富庶安康，是文士最喜欢的游历处所，也是重要的游宦之地，因而多有文人聚会；永州、柳州、连州、潮州等落后的边鄙之地，中唐之后，由于文人南贬也留下一些赠别诗序。

赠别诗序的产生需要一些重要条件，也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两京现象”，由表5可以看出，唐代重要诗人几乎都有在京城送别并留下诗序的经历。而另一个赠别诗序写作最多的地方是洛阳，在唐代这两个城市称“上都”和“东都”，简称“两京”。其中长安固不必说，洛阳也是“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22]。洛阳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高宗武后时期曾大规模建设，特别是武则天时期，朝廷在洛阳制备官员，玄宗也经常行幸东都；中唐以后，洛阳成为闲置官员的分司之地，文人既有充裕的时间，洛阳又有丰厚的物质条件，再加上留守或镇守洛阳的官员多是重臣或文雅之士，这些都为文士之间的频繁酬唱提供了条件。

赠别诗序的产生还需要相对安静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唐之后，衣冠南渡，“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23]，南方经历过永王之乱和刘展之乱，其余虽不时有边夷的侵扰，但整体上看，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及浙东、浙西地区还是相对稳定的，适合游宦，故文人流寓盘旋相对较多。

“赠别”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友人离别之际相互劝勉、安慰、祝愿成为人们表达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符合古人“有德者赠人以言”的寓意。以优美的风景和能够充分开张性情的宴会为触媒，酒酣耳热之际，文士们情难自已，自然会赋诗抒怀，并用序文记录宴会的场面以作为别后相思的资料。

唐代是一个崇尚诗歌的朝代，这种风气终唐之世不衰，在宴会上推举文采超众者作序或向名人求取赠序，成为一种时尚。

从赠别诗序的数量来分析，初唐时期除了四杰及陈子昂外，赠序赋诗并不多。盛唐时期赋诗赠序现象就普遍了，作家、作品的数量都有上升趋势，出现了李白、王维、陶翰这样一些优秀作家，诗序具有典型的盛世风采。中唐时期由于方镇崛起，文人活动有几个相对稳定的中心，出现了相当繁盛的诗序作家群，并产生了如权德舆、于邵、独孤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这样的轴心人物，诗序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而且群体赋诗、相互酬唱成为一时风尚。到晚唐则星落雨散，不仅没有这样的中心，也缺乏轴心作家，文人之间的交流变换为其他方式。这种群体性宴集条件一旦丧失，文人之间的酬唱切磋必然会减少，但晚唐时代具有独特经历和传奇色彩的诗序却展现了风采。晚唐作家孤芳自赏的追忆之序代替了中唐盛极一时的群体赋诗赠序。

4．酬赠友人。文人之间相互酬赠诗歌，在唐代是普遍的现象，《全唐诗》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诗作是文人间相互酬唱、赠送的作品。诗人的情绪或感触用诗歌表达出来后，往往是寄给最亲密的朋友来欣赏、分享。中唐时期元白唱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酬赠成为原唱与和作产生的艺术触媒，从某种意义上讲，酬赠是唐诗产生的主要动力和重要方式，因而诗序也特别多。很多诗人名气并不大，有些诗人甚至仅凭一首诗序留名史册。据笔者搜检，《全唐诗》收录的主要作品有：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全唐诗》卷八三）；张说《会诸友诗序》；陶翰《送崔司户过陇迎大夫序》；韦嗣立《奉和张岳州王潭州别诗二首并序》《酬崔光禄冬日述怀赠答并序》（《全唐诗》卷九一）；崔泰之《同光禄弟冬日述怀并序》（《全唐诗》卷九一）；宋鼎（开元时人）《赠张丞相并序》（《全唐诗》卷一一三）；王维《谒璿上人并序》（《全唐诗》卷一二五）；苑咸《酬王维并序》（《全唐诗》卷一二九）；储光羲《秋庭贻马九并序》（《全唐诗》卷一三七）；李华《寄赵七侍御并序》（《全唐诗》卷一五三）；韦丹《思归寄东林澈上人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李白《历阳壮士勤将军名思齐歌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赠武十七谔并序》（《全唐诗》卷一七○）（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赠黄山胡公求白鹇并序》（《全唐诗》卷一七一），《题元丹丘颍阳山居并序》《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全唐诗》卷一八四）；岑参《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并序》（《全唐诗》卷一九八）（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并序》（《全唐诗》卷二一○），《奉寄平原颜太守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钱起《白石枕并序》（《全唐诗》卷二三六）；元结《寄源休并序》《与党评事并序》《与党侍御并序》《招孟武昌并序》《漫酬贾沔州并序》（《全唐诗》卷二四一）；皇甫冉《酬张继并序》（《全唐诗》卷二五○）；秦系《献薛仆射并序》（《全唐诗》卷二六○）；李端《书志赠畅当并序》（《全唐诗》卷二八五）；皇甫澈《赋四相诗并序》（《全唐诗》卷三一三）；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并序》（《全唐诗》卷三一七）；权德舆《酬李二十二兄主簿马迹山见寄并序》（《全唐诗》卷三二二）；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并序》（《全唐诗》卷三五一）；刘禹锡《马大夫见示浙西王侍御赠答诗因命同作并序》《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并引》（《全唐诗》卷三六一）；卢仝《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并序》（《全唐诗》卷四○六），《酬卢秘书并序》《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全唐诗》卷四○七）；白居易《赠友五首并序》（《全唐诗》卷四二五），《琵琶行并序》（《全唐诗》卷四三五），《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并序今本以序为题此从英华本增》（《全唐诗》卷四五七）；许浑《题勤尊师历阳山居并序》（《全唐诗》卷五三三），《听歌鹧鸪辞并序》（《全唐诗》卷五三四），《贺少师相公致政并序》《酬钱汝州并序》《酬邢杜二员外并序》（《全唐诗》卷五三五），《酬和杜侍御并序》《寄献三川守刘公并序》（《全唐诗》卷五三六），《和李相国并序》（增补新注《全唐诗》第三册）；温庭筠《病中书怀呈友人并序》（《全唐诗》卷五八○）（增补新注《全唐诗》第四册）；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并序》（《全唐诗》卷五八四）；陆龟蒙《丁隐君歌并序》（《全唐诗》卷六二一），《二遗诗并序》（《全唐诗》卷六二四）；吴融《赠李长史歌并序》（《全唐诗》卷六八七）；皎然《早春书怀寄李少府仲宣并序》（增补新注《全唐诗》第五册）。

这类诗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1）偶有所感，赠（寄）赠友人。如李华《寄赵七侍御并序》：

自余干溪行，经弋阳至上饶，山川幽丽，思与云卿同游，邈不可得。因叙畴昔之素，寄怀于篇云。

这篇诗序交代创作之由是“山川幽丽”引起了与朋友同游的愿望，但“邈不可得”，因而寄怀友人（具体详情参后面李华诗序研究）。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如韦丹《思归寄东林澈上人并序》：

澈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此《七咏》者，俾予益发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卜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派。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然而游，不假东门之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翼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霄，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达其深趣矣。

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

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

澈公寄赠的庐山诗，引发了作者的思归之兴，因而想象将来共游匡庐的情景：“芳时胜侣，卜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派。”那种“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的自由自在与眼下的“王事纷纷”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产生了“浮生冉冉只如云”的感慨，进而通过预想的约会来冲淡世事繁杂带来的种种烦恼。

又如岑参《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并序》：

青衣之山，在大江之中，屹然迥绝，崖壁苍峭，周广七里，长波四匝。有惠净上人庐于其颠，唯绳床竹杖而已。恒持《莲花经》，十年不下山。予自公浮舟，聊一登眺。友人夏官弘农杨侯，清谈之士也。素工为文，独立于世，与余有方外之约，每多独往之意。今者幽躅胜概，叹不得与此公俱。爰命小吏刮磨石壁，以识其事，乃诗以达杨友尔。

这首诗产生的过程稍异于前一首。青衣山“在大江之中，屹然迥绝，崖壁苍峭，周广七里，长波四匝”的奇丽景色引起了作者的游兴，因而题诗于山巅惠净上人幽居，寄赠友人杨郎中分享自己的这一份“幽躅胜概”，这样的诗歌既是独抒性灵的结晶，又是联系朋友情感的纽带，在唐诗中别具风采。

“诗人多感”是最普遍的规律，而引起感慨的触媒则千差万别，既可以是独特的游历，江山风景引发的胜慨，也可以是友人寄赠的诗作，甚至可以是一件珍爱的物品。如钱起《白石枕并序》：

起与监察御史毕公耀交之厚矣。顷于蓝水得片石，皎然霜明，如其德也。许为枕赠之。及琢磨将成，炎暑已谢。俗曰：“犹班女之扇，可退也。”君子曰：“不然，此真毕公之佳赏也。”故珍而赋之。

赋诗的感触来自一块“皎然霜明”蓝水片石，因为美石“如其德”，具有警戒象征意义，成为毕公的“佳赏”，故而珍藏此石，作诗抒发感慨。

有时这种感慨来自独特的遭遇。如白居易《琵琶行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白居易将自己的贬官遭遇和琵琶歌女的人生遭际绾结在一起，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深沉感慨，成为那个时代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感伤情怀。那种困境中相互慰勉的精神上的沟通，永远温暖着在艰难困苦中渴求慰藉的心灵。这篇诗序犹如一个巧妙的入口，引导读者去品味诗歌的艺术意蕴，诗与序相互辉映，令人回味无穷。

再如晚唐诗人吴融的《赠李长史歌并序》：

余客武康县既旬日，将去，邑长相饯于溪亭。座中有李长史，袖出芦管，自请声以送客，且言：“我业此二十年。年少时，五陵豪侠无不与之游。梨园新声一闻之，明日皆出我下。洎巢贼腥秽宫阙，逃难于东江。淮间非吾土，又无知音。敝衣旅食，双鬓雪然。然风月好时，或亭皋送别，必引满自劝，不能忘情。一曲未终，泫然承睫。越鸟胡马之戚，感动傍人。罗进士隐初遇金陵，有赠诗，尚能成诵在口。”余悯李之流落，仰罗之所感，故赠之。时光启戊申岁清明月之八日。

诗序中的“李长史”是与白居易诗中“琵琶女”命运相同的人物，由于已经处于末世，命运更加凄凉：“洎巢贼腥秽宫阙，逃难于东江。淮间非吾土，又无知音。敝衣旅食，双鬓雪然。”如果说白诗中琵琶女“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多少还带着人生自然的“年长色衰”因素的话，那么李长史的“风月好时，或亭皋送别，必引满自劝，不能忘情。一曲未终，泫然承睫。越鸟胡马之戚，感动傍人”则是时代巨变带来的心灵悸痛，是个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悲剧所致。因此其喟叹甚至超越了杜甫“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那样的沧桑之感。

（2）因思念友人或亲人而作。思念是人在孤独境况中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心理现象，也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唐诗中许多杰作就是思念的结晶。如元结《寄源休并序》：

辛丑中，元结与族弟源休皆为尚书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南，久理长沙；结以曾游江州，将兵镇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见，故抒所怀以寄之。

元结是安史之乱前后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关怀民瘼的良吏，从这篇诗序可以看出他对族弟的相思情怀，表现出诗人心系民生之外的另一面。再如《招孟武昌并序》：

漫叟作《退谷铭》，指曰：“干进之客，不能游之。”作《桮湖铭》，指曰：“为人厌者，勿泛桮湖。”孟士源尝黜官，无情干进。在武昌不为人厌，可游退谷，可泛桮湖，故作诗招之。

因为友人“孟士源尝黜官，无情干进。在武昌不为人厌，可游退谷，可泛桮湖”，故作诗招友人游赏，实际抒发的是对友人深切的思念之情。

他还有一篇《漫酬贾沔州并序》：

贾德方与漫叟者，惧漫叟不能甘穷独，惧漫叟又须为官，故作诗相喻，其指曰：“劝尔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则因为深感友人的“作诗相喻”，认为做官“不益身”，故酬赠以见己意。在朋友情谊之外，颇见彼此真率自然的性情。

（3）酬答友人寄赠之作。如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并序》：

皇帝改元之二年，余与赵公同制入辅，并为黄门侍郎。夏五月，连拜弘文、崇文大学士。冬十月，诏授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彤弓玈矢，出镇西蜀。后九月，赵公加大司马之秩，右弼如故，龙旗虎符，出制淮海。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万里何远？公手提兵柄，心匠化源；芳词况余，情勤靡极；质文相映，金玉锵然。蜀道之阻长，楚郊之风物，襟灵所属，尽在斯矣。永怀赵公岁寒交好之情，因成诗人不可方思之义，聊书匪报，以欵遐心。

此诗及序作于唐宪宗元和初期，赵公，指赵国公李吉甫。武元衡的这篇诗序颇能见出朝廷重臣之间的趣尚，一方面表现出对出镇重藩的自豪得意，另一方面又深感责任的重大而不敢怠慢，再者因“蜀道之阻長，楚郊之风物，襟灵所属”，又不得不托诗“以欵遐心”。虽然敦厚肃穆，而“芳词况余，情勤靡极；质文相映，金玉锵然”又见雅意情深，值得珍重，是达者心声的真切流露。

互相酬赠最著名的诗人是中唐时代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

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马通州，二十九日与乐天于鄠东蒲池村别，各赋一绝。到通州后，予又寄一篇，寻而乐天贶予八首。予时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十三年，予以赦当迁，简省书籍，得是八篇。吟叹方极，适崔果州使至，为予致乐天去年十二月二日书。书中寄予百韵至两韵凡二十四章，属李景信校书自忠州访予，连床递饮之间，悲咤使酒，不三两日，尽和去年已来三十二章皆毕，李生视草而去。四月十三日，予手写为上、下卷，仍依次重用本韵，亦不知何时得见乐天，因人或寄去。通之人莫可与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其本卷寻时于峡州面付乐天。别本都在唱和卷中。此卷唯五言大律诗二首而已。）

这篇诗序可以看出元稹在贬官的寂寞途中寄诗白居易，寻找乐趣和精神寄托。元白往返酬唱的创作方式影响很大，直接催生出“元和体”的长篇排律，成为一时风尚。

（4）献敬赠诗并序。由于某种原因或目的向地位高的官员献诗也是赠酬诗产生的方式。如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并序》：

尚书东苑公镇襄之三年，四维具举，而仍岁谷熟。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时从事及上客从公登城南楼观之。初烁空焮谷，漫若朝炬，忽惊狂烧卷风，扑绿一峰，如尘烘斾色，如波残鲸鬛，如霞驳，如珊瑚露，如丹蛇蚑离，如朱草丛丛，如芝之曲，如莲之擎，布字而疾抵电书，写塔而争同蜃构，亦天下一绝也。成式辞多嗤累，学未该悉，策山灯事，唯记陈后主《宴光壁殿遥咏山灯诗》云：“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辄成三首，以纪壮观。

其一：

风杪影凌乱，露轻光陆离。如霞散仙掌，似烧上峨眉。

道树千花发，扶桑九日移。因山成众像，不复藉蟠螭。

其二：

涌出多宝塔，往来飞锡僧。分明三五夜，传照百千灯。

驯狖移高柱，庆云遮半层。夜深寒焰白，犹自缀金绳。

其三：

磊落风初定，轻明云乍妨。疏中摇月彩，繁处杂星芒。

火树枝柯密，烛龙鳞甲张。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

段成式是晚唐前期的著名文人，这篇向徐尚书敬献的颂体诗序及诗歌，记录了当时上元节观山灯的民俗，巧妙地歌颂了徐尚书因连年丰收而与民同乐的政绩，生动描述了“报穰祈祉”灯会的“天下绝景”，宛然如画：“初烁空焮谷，漫若朝炬，忽惊狂烧卷风，扑绿一峰，如尘烘斾色，如波残鲸鬛，如霞驳，如珊瑚露，如丹蛇蚑离，如朱草丛丛，如芝之曲，如莲之擎，布字而疾抵电书，写塔而争同蜃构。”同时，诗人巧妙地表达了“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的愿望。

综上所述，诗序由“赠别”向“酬赠”变化，实际上体现了由群体行为向个体行为的转变。中唐以前赠别诗序远远多于酬赠诗序，中唐之后则相反，这说明产生诗歌的情境空间逐渐缩小。当完全缩小到个人单独空间之后，于寂寞中独自品味心灵的诗歌就会大量产生。晚唐时代由于各种群聚条件的丧失，独抒性灵的诗歌占绝对优势，是诗史中的重要一环。

（二）游宴序

公宴之风始于先秦，《诗经》中就有大量宴饮诗，《左传》《国语》有宴享时赋诗的记载。从汉武帝“柏梁台”联句以来，由皇帝组织的朝廷宴会赋诗逐渐形成风气，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兴盛局面，萧统《文选》就收入《公宴》诗14首。进入唐代之后，总体上和平兴盛局面形成，唐代宴会诗歌更加发达。宴会的数量、规模空前，赋诗场面更加壮观，留下很多记叙宴会赋诗的诗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朝享宴会。皇帝赐宴亲自制序，如唐玄宗《春中兴庆宫酺宴序》（《全唐诗》卷三）：

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搢绅之盛；所以岩廊多暇，垂拱无为，不言而海外知归，不教而寰中自肃，元亨之道，其在兹乎。况乎天地交而万物通，阴阳和而四时序。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已卑；致敬鬼神，不知饮食之斯薄。往以仲冬建子，南至初阳，爰诏司存，式陈郊祀。挹夷夏之诚请，答人神之厚眷。烟归太乙，礼备上玄。足以申昭报之情，足以极严镈之道。然心融万类，归雷雨之先春；庆洽百僚，象云天而高宴。岁二月，地三秦，水泛泛而龙池满，日迟迟而凤楼曙。青门左右，轩庭映梅柳之春；紫陌东西，帘幕动烟霞之色。撞钟伐鼓，云起雪飞。歌一声而酒一杯，舞一曲而人一醉。诗以言志，思吟湛露之篇；乐以忘忧，惭运临汾之笔。

兴庆宫在长安皇城东南兴庆坊，是唐玄宗发迹的地方，这篇宴会诗序当作于开元后期或天宝初期，序中说“岩廊多暇，垂拱无为，不言而海外知归，不教而寰中自肃，元亨之道，其在兹乎”，这是大唐稳定繁荣的表现。唐玄宗是一代雄主，诗序表现了他的治国方略，如辟崇门接纳“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的贤士，悬重禄接待“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运筹帷幄”的将帅，然后重视礼乐教化。既“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又“致敬鬼神”“式陈郊祀”。诗序也表现了玄宗的儒雅风流、文采俊逸，“心融万类，归雷雨之先春；庆洽百僚，象云天而高宴”表现的是他踌躇满志的博大胸怀，“撞钟伐鼓，云起雪飞。歌一声而酒一杯，舞一曲而人一醉。诗以言志，思吟湛露之篇；乐以忘忧，惭运临汾之笔”显示的是他兴酣赋诗的才华，而“岁二月，地三秦，水泛泛而龙池满，日迟迟而凤楼曙。青门左右，轩庭映梅柳之春；紫陌东西，帘幕动烟霞之色”的皇城景色描写，更显示出一种辉煌壮丽的盛世气象。

皇帝赐宴往往选择某个重要节日，如唐德宗设立“中和节”。如他的《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章十六句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

朕闻天地之德莫大于和，万物以生，九功乃叙。是以中春之首，纪为令节。布阳和之政，畅亭育之功，式宴且欢，顺时而举，盖取象于交泰之义也。今岁华载阳，嘉雪呈庆，君臣同乐，实获我心。近以听政之余，参比音律，播于丝竹，韵于歌诗，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乐，教习甫就，毕陈于兹。于是辟广庭，临内殿，张大会，示群臣，千载成文，威仪有序，礼冾欢浃，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尽，和莫甚焉。聊复成篇，以言其志。

芳岁肇佳节，物花当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氤氲。

德浅荷玄贶，乐成思治人。前庭列钟鼓，广殿延群臣。

八卦随舞意，五音转曲新。顾非咸池奏，庶协南风薰。

式宴礼所重，浃欢情必均。同和谅在兹，万国希可亲。

与唐玄宗宴会诗序相比，德宗的气象远远不及，但他的诗序追求一种“中和”之美，比较典型地表现了中唐时期的状况。序中先说明“天地之德莫大于和，万物以生，九功乃叙”的大道理，再叙述今年风调雨顺的年景和君臣同乐的景象，说“张大会，示群臣，千载成文，威仪有序，礼冾欢浃，中心是嘉”，并期望“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因此要赋诗言志。他的诗中描写了“乾坤既昭泰，烟景含氤氲”的景象和“前庭列钟鼓，广殿延群臣。八卦随舞意，五音转曲新”的宴会场景，表现的是“同和谅在兹，万国希可亲”政治愿望。

朝廷酺宴盛况有时展现在大臣撰写的诗序中，如张说《东都酺宴四首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

先天元巳孟冬十月，东都留守韦公（韦安石），夤奉圣朝，述宣嘉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伊之二县，将吏咸集，佩章有序，锵锵济济，侃侃訚訚，供张于兴教之门，式酺宴也。原夫乐生于心，非因结风之奏；和达于气，无待阳春之节。盖泽之所及也深，则情之所感者远。国家天地一统，君臣百年，朝荣旧德之序，野赖先畴之业。玄化渐渍，洪恩既久。太上功德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无为，汉祖事亲之日。生尧舜于天属，见文武于同时。前古未逢，斯人何幸？是日六乐振作，万舞苒弱。鸟兽徘徊，士女踊跃，则知众庶观德之所乐也。旨酒络绎，大庖燔炙。芳溢风烟，醉流阡陌，又知衣冠之所适也。由近而视远，万国之庆皆然；自明而察幽，三灵之欣可接。若夫吟咏德泽，播越人声，斯固雅颂之余波，政教之遗美。凡我词客，安敢阙如？赋诗展事，垂列于后。

重华升宝历，轩帝眇闲居。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

忘味因观乐，欢心寄合酺。自怜疲马意，恋恋主恩余。

朱城尘曀灭，翠幕景情开。震震灵鼍起，翔翔舞凤来。

雕盘装草树，绮乘结楼台。共喜光华日，酣歌捧玉杯。

晓月调金阙，朝暾对玉盘。争驰群鸟散，斗伎百花团。

遇圣人知幸，承恩物自欢。洛桥将举烛，醉舞拂归鞍。

恺宴惟今席，余欢殊未穷。入云歌袅袅，向日伎丛丛。

驶管催酣兴，留关待曲终。长安若为乐，应与万方同。

这篇诗序叙写先天元年（712）十月，东都留守韦安石奉旨召集洛京五省及河伊二县官员酺宴的情景，阵势庞大，场面热烈，正是玄宗立为太子将执掌大权的时候，因此这些与宴大臣赋诗献颂以博其欢心。诗序充满庄重典雅的氛围，非常适合当年的情况，而诗歌也是颂圣的敦厚雍穆格调，“欢心寄合酺”“酣歌捧玉杯”“承恩物自欢”“长安若为乐，应与万方同”就是典型的表现。

张九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全唐文》卷二九○）是张九龄等奉旨送张说上任赐宴之序。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改“集仙殿”为“集贤殿”，并任命张说为大学士，序中可见玄宗重视经术，重视“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也可以看出张九龄等文臣要“润色鸿业”的心态，其中宴会场面有一种皇室气派：“降圣酒之罍，颁御厨之膳，食以乐侑，人斯德饱。时有侍中安阳公等承恩预焉，学士右散骑常侍东海公等摄职在焉。或卨稷大贤，或泉云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宁；武帝得人，汉家为盛。而高视前古，独不在于今乎！咸可赋诗，以光鸿烈。”

再如，开元十八年唐玄宗赐宴宰相及百官的情景记载于孙逖《宰相及百官定昆明池旬宴序》（《全唐文》卷三一二）中，描述了三月上巳昆明池朝宴的场面：“秉钧宗公，执事庶尹，元衮赤舄，黼衣绣裳，奉璋峨峨。佩玉锵锵，仰丹阙而拜命，俯清川而乐饮。大庖孔硕，尹京为致饩之司；旨酒思柔，柱史为佐樽之政。既锡之以高会，又悦之以备乐。修妓罗舞，名倡间歌，含姑洗于钟鼓，动阳春于羽籥。陟则设帘，降则具舟，榜文鹢以溯洄，与飞鸥而狎玩。鲂甫甫，凫鹥翼翼，薰风敷散于草木，喜气宛延于郊甸。”在醉乐之后，宰相们认为“以为正国风、美王化者，莫近于诗”，本来“诗以展事”是古老的传统，因此“乃命革划浮靡，导扬《雅》《颂》，斩雕为朴，取实弃华，亲题首章，以倡在位。皇矣上帝，式歌文王之德；穆如清风，方闻吉甫之颂。请问其目，列之于左”。

这些宴会诗序大致代表了朝廷宴会赋诗的基本面貌和艺术风格，总体上看，以歌功颂德为主，表现一种君臣之间相互沟通感情、协调关系的交际功能，也体现了儒家“诗可以群”的诗学观念。

（2）文人游乐宴会。此类诗序最多。如王勃《秋日宴季处士宅序》《秋日宴洛阳序》《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越州秋日宴山亭序》《春日孙学士宅宴序》《夏日宴张二林亭序》（《全唐文》卷一八一），《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全唐文》卷一八二）；杨炯《崇文馆宴集诗序》《宴皇甫兵曹宅诗序》《宴族人杨八宅序》（《全唐文》卷一九一）；骆宾王《秋日于益州李长史宅宴序》《晦日楚国寺宴序》《秋日与群公宴序》（《全唐文》卷一九九）；卢照邻《宴梓州南亭诗序》《宴凤泉石翁神祠诗序》（《全唐文》卷一六六）；张说《季春下旬诏宴薛王山池序》《南省就窦尚书山亭寻花柳宴序》《邺公园池饯韦侍郎神都留守序》（《全唐文》卷二二五），《岳州宴姚绍之并序》（《全唐诗》卷八八）；宋之问《早秋上阳宫侍宴序》《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安平王宴别序》《奉陪武驸马宴唐卿山亭序》《三月三日奉使凉宫雨中禊饮序》《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宴龙浤诗序》《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三月三日于灞水曲饯豫州杜长史别昆季序》（《全唐文》卷二四一）；陈子昂《梁王池亭宴序》《孽大夫山亭宴序》《冬夜宴临邛李录事宅序》（《全唐文》卷二一四）；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洛阳郑少府与两省遗补宴韦司户南亭序》（《全唐文》卷三二五）；孙逖《湖中宴王使君序》《赵六宅浴后宴序》（《全唐文》卷三一二）；李白《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饯副大使李藏用移军广陵序》（《全唐文》卷三四九）；独孤及《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联句赋诗序》《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华山黄神谷临汝裴明府序》《建丑月十五日虎邱山夜宴序》《冬夜裴员外薛侍御置酒宴集序》《清明日司封元员外宅登台设宴集序》（《全唐文》卷三八七），《扬州崔行军水亭泛舟望月宴集赋诗序》（《全唐文》卷三八八）；于邵《九日陪廉使卢端公宴东楼序》《春宴萧侍郎林亭序》（《全唐文》卷四二六），《春宵饯卢司马文归沣阳序》（《全唐文》卷四二七）；权德舆《韦宾客宅宴集诗序》《腊日与诸公龙沙宴集序》（《全唐文》卷四九○）；梁肃《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晚春崔中丞林亭会集诗序》（《全唐文》卷五一八）；顾况《江西观察宴度支张侍郎南亭花林序》《宴韦庶子宅序》（《全唐文》卷五二九）；韩愈《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全唐文》卷五五六）；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全唐文》卷五七八）；符载《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九日陪刘中丞贾常侍宴合江亭序》《中和节陪何大夫会宴序》《鄂州何大夫创制夏亭诗序》（《全唐文》卷六九○）。

初唐四杰等重要诗人的宴会诗序因为后面有专节论述，这里仅以不设专章的作家为例。如张说《南省就窦尚书山亭寻花柳宴序》：

寻花柳者，上赐群臣之宴也。大哉春气！同夫圣心，无物不荣，有情咸达。况乃五教敷洽，万邦怀和，尉候警而莫犯，刑法存而不用。历观近古，此遇良难。诸公入金门，侍瑶殿，窈窕云阁，葳蕤华馆，不亦泰乎！然王事靡盬，夙夜在公，接良会于恺泽，散烦襟于清旷，不亦优乎！尔其嘉宾爰集，胜赏斯备，召丝竹于伶官，借池亭于贵里，雕俎在席，金羁驻门。远山片云，隔层城而助兴；繁莺芳树，绕高台而共乐。旨酒未缺，芳塘半阴，盍陈既醉之诗，以永太平之日？

张说是初盛唐之交的重要文人和大臣，他的文章被称为朝廷“大手笔”，与上面引用的那篇诗序相比，此篇虽然仍是敦厚庄重的格调，但是文人气息有所展现，如“远山片云，隔层城而助兴；繁莺芳树，绕高台而共乐。旨酒未缺，芳塘半阴，盍陈既醉之诗，以永太平之日”，就是典型的朝廷大臣在忧劳王事之余，“散烦襟于清旷”的诗酒风流的表现。

再如宋之问《宴龙浤诗序》：

玉树凉台之侧，丹溪洞壑之傍，灵圣之所往还，蛟螭之所潜伏。飞泉鹤挂，蹑江隅之七里；曲磴龙盘，架彭门之九折。潭如月映，狎之者无从；石似霞开，陟之者莫晓。斜驰洛邑，径路接于风烟；却枕寒郊，年代成乎今昔。群公以乘星戾止，纳言以捧日来游，虽复八舍七车，情每存于野托；貂冠鹊印，志弥尚于幽寻：探胜迹而忘疲，对良朋而不倦。于是藉织草，挹清樽，咀芝术，浮兰桂，同谢客之山行，类渊明之野酌。时临夏首，绣羽啭而添歌；序属春余，丹花舒而助笑。相趋动色，纵赏飞谈，睹轩盖而为轻，悦薜萝而是重。兀然而醉，心已合于大道；怳尔而醒，迹暂均于小隐。物外之兴致斯远，俗中之嚣尘自隔。此之嘉会，佥曰难逢，曹子建七步之才，论情实愧；江文通五色之管，岂宜虚掷？

这篇诗序模仿王勃笔法的迹象很明显，是比较典型的骈文，运用典故较多，描写景色多用凝缩的对称句法，在宋之问显示文采的诗序中比较有代表性。

而柳宗元《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展现的则是另类文人的生存状态：

予既谪永州，以法华浮图之西临陂池丘陵，大江连山，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遂伐木为亭，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予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予序。昔赵孟至于郑，赋七子以观郑志，克己其慕赵者欤？卜子夏为《诗序》，使后世知风雅之道，予其慕卜者欤？诚使斯文也而传于世，庶乎其近于古矣。

柳宗元的这篇诗序描述了一群聚集在永州法华寺西亭宴会的贬谪文人的心态。他们一方面耽玩风景，以散胸中忧郁，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诗歌来抒发志趣，希望在将来的时空中找到知音。因此他们追寻古代风雅传统，既赋诗又撰序，期望“诚使斯文也而传于世，庶乎其近于古矣”。

符载是晚唐时代写序体较多的作家，其中一篇《江陵陆侍御宅宴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图》表现了文人宴聚观画的情趣，比较特别。序中描述唐朝著名画家张璪在宴会上挥毫作画的情景：“员外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摧挫斡掣，霍瞥列，毫飞墨喷，椊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真是非常神妙的高超绝技。符载说“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并揭示了艺术创造的灵感状态及其艺术规律：“遗去机巧，意冥元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因而符载等人的观画赋诗就具有超越“兰亭、金谷”的文化内涵，可以流传后世。

（3）群聚赋诗宴会。此类主要出现在初唐时期，如崔知贤《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并序》[24]：

夫执烛夜游，古人之意，岂不重光阴而好娱乐哉。且星度如环，晷才周而已袭；月华犹镜，魄哉生而遽圆。忽兮遇春，俄兮临望重。城之扉四辟，车马轰阗；五剧之灯九华，绮罗纷错。兹夕何夕，而遨游之多趣乎！且九谷帝畿，三川奥域。交风均露，上分朱鸟之躔；溯洛背河，下镇苍龙之阙。多近臣之第宅，即瞰铜街；有贵戚之楼台，自连金穴。美人竞出，锦障如霞；公子交驰，琱鞍似月。同游洛浦，疑寻税马之津；争渡河桥，似向牵牛之渚。实昌年之乐事，令节之佳游者焉。而戒晓严钟，俄喧绮陌；分空落宿，巳半朱城。盖陈良夜之欢，共发乘春之藻。仍为庾体，四韵成章，同以春为韵。

薄晚啸游人，车马乱驱尘。月光三五夜，灯焰一重春。

烟云迷北阙，箫管识南邻。洛城终不闭，更出小平津。

《三月三宴王明府山亭得鱼字》（同赋六人，孙慎行为之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

调露二年（680），暮春三月，同集于王令公之林亭，申交契也。夫尚平远迹，寻五药于西山；仲莲高蹈，让千金于东海。遗形却立，终须独善之资；排患解纷，未洽随时之义。岂若天地交泰，朝野欢娱，元巳迨辰，季阳司月，列芳林而荐赏，控清洛以开筵。追李郭之佳游，嗣裴王之故事。远近送春日，表里状皇居。曾干霞骞，烛城阴于翠鹢；浮梁雾绝，写川态于文虹。树密如鳞，花繁似霰。鱼纵相忘之乐，莺迁求友之声。景物载华，心神已至。于是恺佳宴，涤烦襟。沿杯曲水，折巾幽径。流波度曲，自谐中散之弦；舞蝶成行，无忝季伦之伎。而岁不我与，人生若浮。挥鲁阳之戈，奔曦可驻；骋山公之骑，余兴方遒。度诗陈志，式记良会。仍探一字，六韵成章。

京洛皇居，芳禊春余。影媚元巳，和风上除。

云开翠帟，水鹜鲜居。林渚萦映，烟霞卷舒。

花飘粉蝶，藻跃文鱼。沿波式宴，其乐只且。

初唐时期，尤其是高宗武后朝，由于贞观年间扫平了内乱外患，开创了比较和平安祥的周边环境，并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奢华宴乐之风兴盛，调露二年所产生的《高氏三宴诗集》便是这一时代风气的产物。通过上面两篇诗序可以看到，在宫廷范围的文学圈子里，皇亲国戚提供了歌舞宴乐的创作环境，并且以文雅风流自赏，以颂圣歌德为主旨，吸引了大量的文学之士。实际上他们创作出来的还是六朝以来的“小庾体”式的雅歌，弥漫着纸醉金迷的气息。但另一方面，文士群宴赋诗，想重现或超越魏晋风流，着力讴歌当代的繁盛气象，并运用骈文来记录赋诗的情形，诗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竞赛的氛围，客观上也促进了诗歌的繁荣。文士将当时社会一些欣欣向荣的景象记录在诗文中，展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尤其诗序充满了一种华丽壮大的气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4）家宴。如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等。这里仅以权德舆《秋夜侍姑叔宴会序》（《全唐文》卷四九○）为例，以见唐代家庭宴会的特点：

叔父至自东周，第如新定，就长子桐庐尉之养也。途出云阳，德舆之侨居在焉。拜庆之后，式展宴饯，掇蔬焚枯，以实圆方。叔父诸姑既就坐，群从伯仲，或冠或丱，中外稚孺，凡四五十人，差其长幼，为侍坐之列。畅之以旨酒，既醉不喧；侑之以清弦，中奏弥静。天天申申，其乐无垠，发之于恬旷，得之于名教。稍间，则圆魄照坐，微风入林，残暑尽销，清光交映。歌诗类事，举节应觞，觉听视之内，无非和乐。虽谢庭羯末之盛，雪花柳絮之兴，及夫情适于中，率礼无违，亦一时也。乃命编次其文，且书其时，时建中四年之七月，德舆操觚以序。

这篇诗序是权德舆年轻时期的作品，地点在他的故乡丹阳。文中说叔父从洛阳去桐庐，“途出云阳（即丹阳）”。此序的最大特色是叙述了一次气氛和睦的家庭宴会情景：“叔父诸姑既就坐，群从伯仲，或冠或丱，中外稚孺，凡四五十人，差其长幼，为侍坐之列。”这是一次人员众多的家宴，宴席上既旨酒交错，还有清弦佐欢，接着是“圆魄照坐，微风入林，残暑尽销，清光交映”，乘此良宵，于是“歌诗类事，举节应觞，觉听视之内，无非和乐”，这种情绪是有强烈的感染力的，以致“虽谢庭羯末之盛，雪花柳絮之兴，及夫情适于中，率礼无违”。通过此序，既可以看到权德舆一家人丁之盛，又见一片和睦融洽的氛围，长幼有序，文雅中正，纯朴陶然，简直有一种盛世气象。其实，此序作于建中四年（783），德宗正遭遇“建中之难”，中原叛乱刚告一段落。可见德舆之文多着眼于平和雍睦的气象，选材与立意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不过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出：即使是中原战乱时代，江南的家宴仍然是一派祥和安静。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原衣冠贵族举家南迁的原因。

由表7可以看出，宴会举行的地点主要有这样几个重要地方：长安、洛阳及其附近的风景胜地或王公贵族的山亭、山池。侍宴陪游、文人聚会、休暇览胜是直接动因，交际应酬、以风雅自赏是宴会常见的特点；蜀中的益州、梓州等地，是官员及文士常去的地方，故多文人游历宴会；江陵是南北方向官员上下必经之地，因此多盘旋游历的文人，地方官迎送、接待来往官员多要文人参加宴会；江南的杭州、苏州、越州等地也是文人游览胜地，当地官员也喜欢邀约文人宴集。

“安史之乱”以前，宴会主要在两京地区举行，蜀中也是重要地区；中唐以后，除两京外，主要在江南地区，与中唐时代的政治形势和文化重心南移有关。通过考察宴会诗序的情况，可以观察世风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诗歌风格的变化，或者说宴会诗序成为时代风向的一种标志。

（三）追忆诗序

之所以设立诗序中的这个类别，是考虑到唐诗中存在一种重要的“追忆”现象，唐代诗歌除了在宴会、离别或游历、唱和的当下情境中即兴产生之外，还有许多是在独特经历之后，诗人带着感伤，饱含缅怀之情，噙着泪花，于今昔对比中写作完成的。在诗人经历了许多人生挫折之后，进入中晚年时，常常在某一场景的触动下，展开追怀往事的联想，写出感慨深沉而沧桑的作品。尤其在中晚唐时期，当一个好容易建构起来的辉煌盛世突然消失后，盛唐人那特有的激情澎湃的炽热火焰仿佛被冰水浇灭，变成了由冷峻思考带来的沉静与肃穆，好像进入了中晚年。诗人们往往追怀那往昔的故事，追忆自己个人的经历和历史成为最普遍的现象。所以咏史、咏物诗大量涌现，诗中的人生感慨特别鲜明，甚至出现了李商隐那样的感伤主义诗人，专门在开掘心灵世界方面努力。许多诗序就记载了这类诗歌产生的过程，其中有很多细节值得回味和探索。

宇文所安先生写了一本饶有意味的小书，名字就叫《追忆》。他在该书导论中说：“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25]他的论述揭示了追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艺术地再现往事。如果没有杜甫的《忆昔》，我们对“开元全盛日”的印象就会贫乏许多，比起史书的枯燥记载，诗歌的追忆要生动形象、集中完美、珍贵高雅得多，由于“追忆”往往是个人独特的心理行为，当这种私人心理活动展现出巨大的历史概括性和普遍性时，将产生同样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我们看重的“史诗”，往往就是在这些情境下创作出来的。

唐代的追忆诗序主要有几下几种情况：

（1）追怀往事。据索检，初唐时期还没有这方面的作品，盛唐以后，尤其安史之乱后，才出现追忆的诗序。如赵冬曦《澭湖作并序》（《全唐诗》卷九八）：

巴丘南澭湖者，盖沅湘澧汨之余波焉。兹水也，沦汇洞庭，澹澹千里。夏潦奔注，则泆为此湖；冬霜既零，则涸为平野。按《尔雅》云：“水反入为澭。”斯名之作有由焉尔。而此乡炎暑，子月草生。弥望青青，相与游藉，岂盈虚之可叹，亦风景之多伤。感物增怀，因书其事。

三湖返入两山间，畜作灉湖弯复弯。暑雨奔流潭正满，微霜及潦水初还。

水还波卷溪潭涸，绿草芊芊岸崭岝。适来飞棹共回旋，已复扬鞭恣行乐。

道旁耆老步跹跹，楚言兹事不知年。试就湖边披草径，莫疑东海变桑田。

君讶今时尽陵陆，我看明岁更沦涟。来今自昔无终始，人事回环常若是。

应思阙下声华日，谁谓江潭旅游子。初贞正喜固当然，往蹇来誉宜可俟。

盈虚用舍轮舆旋，勿学灵均远问天。

此诗作于开元四年作者贬官流放岳州之时，他经常与张说登楼游湖，这首诗是原唱，张说有和作。在赵冬曦与张说的唱和诗中，唯有这一首是七言歌行体，继承了初唐四杰歌行抒发今昔感慨的传统，序中交代了澭湖命名的来由，描述了冬夏景象的变化，产生盈虚变化的感伤之情，因“感物增怀”而作诗歌。诗中通过对澭湖冬夏景色的描写，表达了“来今自昔无终始，人事回环常若是”“盈虚用舍轮舆旋，勿学灵均远问天”的人生感慨。此年，作者正好四十岁，追忆当年的“阙下声华日”，对比今天的“江潭旅游子”，产生感慨似乎是一种必然，诗与序不仅互相呼应，而且序成为理解诗歌的一把钥匙。

追忆往事成为中唐诗人比较突出的心理结构，他们的很多诗歌都是追忆往昔的结晶。如元稹《黄明府诗并序》：

小年曾于解县连月饮酒，予常为觥录事。曾于窦少府厅中，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令，连飞十二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乡黄丞也。此后绝不复知。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东数里，遥望驿亭，前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似识。问其前衔，即曩时之时逃席黄丞也。说向前事，黄生惘然而寤，因馈酒一槽，舣舟请予同载。予不违其意，与之尽欢。遍问座隅山川，则曰：又褒次其右。感今怀古，作《黄明府诗》云。[26]

这篇诗序说明《黄明府诗》是在“感今怀古”的背景下创作的，而动因就是黄明府过去的一段往事。今日的突然相逢又勾起往昔的记忆，这种今昔之感由于包含了一个跨度较大的历史空间，人事的变化又容易产生沧桑感慨，形成颇富诗意的审美境界。同时，过去的“逃席”，今日又相迎，并樽酒尽欢，也是难得的人生快意之事，对多感的才子诗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诗料了。又如他的《桐孙诗并序此后元和十年诏召入京及通判司马以后作》（《全唐诗》卷四一四）作于“元和十年（811）正月”，六年前元稹贬掾江陵。于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当“山月晓时，见桐花满地，因有八韵寄白翰林诗”。由于时间仓促，没有纪题。现在诏许西归，“去时桐树上孙枝已拱矣，予亦白须两茎而苍然斑鬓”，因此“感念前事，因题旧诗，仍赋《桐孙诗》一绝”。诗序说明这首小诗包含了一段并不算短暂的充满无限感慨的生命历程，因而拓展了诗歌的艺术空间，产生令人回味的意蕴。

白居易是元稹的密友，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是唐代少见的高寿诗人，他除了大量写唱和酬赠诗作外，还常常回忆自己的过去。如《想东游五十韵并序》（《全唐诗》卷四五○）：

大和三年春，予病免官后，忆游浙右数郡；兼思到越，一访微之。故两浙之间，一物以上，想皆在目，吟且成篇，不能自休，盈五百字，亦犹孙兴公想天台山而赋之也。

这篇诗序可以说明他晚年心态的特点，“忆游浙右数郡；兼思到越，一访微之”，甚至到了“一物以上，想皆在目，吟且成篇，不能自休”的地步。因此想模仿当年孙绰想天台山而作《天台山赋》，作《想东游》来表达对过去游历生活的深深眷恋，颇似画家在年迈力衰的时候，挥毫写出曾经游历的山川来安慰自己饥渴的心灵。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在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的回忆之作。这种抽取记忆珍藏的表现方法，进入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将人带进一个深邃的境界里，获得心灵安慰和美妙的艺术享受。

又如他的《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全唐诗》卷四五九）：“元和五年，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时年三十七。会昌二年，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又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时年七十一。前后相望，殆将三纪。观今照昔，慨然自叹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几变，因题六十字，以写所怀。”将36年的人生沧桑浓缩在60字的诗歌中，确实令人感怀。再如他的《感旧并序》（《全唐诗》卷四五九）也是因为李建、元稹、崔韶、刘禹锡四位好友相继谢世，“二十年间，凋零共尽。唯予衰病，至今独存”，“因咏悲怀，题为《感旧》”。这种感慨真实而深沉，是白居易诗歌感人的力量源泉。

追怀往事有时也让人产生命运无常的慨叹。如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并引》（《全唐诗》卷三六五）：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而贬朗州司马，十年后“召至京师”，据说就是因为写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竟然再次远贬连州刺史。14年后，他又回来了，再写下这首著名的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24年命运无常，朝代更替，物是人非，都浓缩在“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揺于春风”的景象里，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四句诗浓缩的是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也表现出作者顽强、兀傲的个性。

也有诗人运用组诗的方式追忆往事，容纳更多的内容。如李绅《新楼诗二十首》（增补新注《全唐诗》第三册）：

到越州日，初引家累登新楼，望镜湖，见元相微之题壁诗云：“我是玉京天上客，谪居犹得小蓬莱。四面寻常对屏障，一家终日在楼台。”微之与乐天，此时只隔江津，日有酬和相答。时余移官九江，各乖音问。顷在越之日，荏苒多故，未能书壁，今追思为新楼诗二十首。

这组诗是开成二至三年（837—838）秋李绅任宣武节度使时所作。创作的动力来自当年与元、白唱和的往事，因“荏苒多故，未能书壁”，故追思而赋诗。这组诗中《杜鹃楼》《满桂楼》《龙宫寺》《晏安寺》《龟山》《寒林寺》《琪树》《祭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都有序。值得注意的是李绅诗多追忆的序文，其创作呈现一种追忆状态，如《渡西陵十六韵》《悲善才》《别连理树》《虎不食人》《忆过润州》《忆万岁楼望金山》《上家山》《忆放鹤》（增补新注《全唐诗》第三册）、《题法华寺无言二十韵》《宿越州天王寺》《却到浙西》《姑苏台杂句》《开元寺》《真娘墓》《重到惠山》《别石泉》《别双温树》《重别西湖》《建元寺》《望鹤林寺》《入扬州郭》《拜三川守》《庆云见》《灵蛇见少林寺》《拜宣武军节度使》《到宣武三十韵》都有序。

（2）追怀历史遗迹。中唐之后咏史、怀古诗大量涌现。如储光羲《临江亭五咏并序》（《全唐诗》卷一三九）：

建业为都旧矣。晋主来此，而礼物尽备。虽云在德，亦云在险，京口其地也。呜呼！有邦国者，有兴亡焉。自晋及陈，五世而灭。以今怀古，五篇为咏。临江亭得其胜概，寄以兴言，虽未及乎辩士，亦其志也。

晋家南作帝，京镇北为关。江水中分地，城楼下带山。

金陵事已往，青盖理无还。落日空亭上，愁看龙尾湾。

山横小苑前，路尽大江边。此地兴王业，无如宋主贤。

潮生建业水，风散广陵烟。直望清波里，只言别有天。

城头落暮晖，城外捣秋衣。江水青云挹，芦花白雪飞。

南州王气疾，东国海风微。借问商歌客，年年何处归。

古木啸寒禽，层城带夕阴。梁园多绿柳，楚岸尽枫林。

山际空为险，江流长自深。平生何以恨，天地本无心。

京山千里过，孤愤望中来。江势将天合，城门向水开。

落霞明楚岸，夕露湿吴台。去去无相识，陈皇安在哉。

诗序中点明赋诗主旨是“寄以兴言”，即通过比兴手法，表现对王朝兴衰“虽云在德，亦云在险”的看法，而诗歌依次展开具体描述，通过今夕景象的对比，抒发感慨，序与诗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组成一个艺术整体。其目的显然是想通过怀古总结历史教训，在大乱之后应该有现实指向，作者的“补衮”意识，在中晚唐时期成为一种时代主潮。

追怀历史事迹的诗歌在中晚唐达到高潮，出现许多著名作品。如郑嵎《津阳门诗并序》（《全唐诗》卷五六七）：

津阳门者，华清宫之外阙，南局禁闱，北走京道。开成中，嵎常得群书，下帷于石瓮僧院，而甚闻宫中陈迹焉。今年冬，自虢而来，暮及山下，因解鞍谋餐，求客旅邸。而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阑酒余，复为嵎道承平故实。翌日，于马上辄裁刻俚叟之话，为长句七言诗，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韵止，以门题为之目云耳。

《津阳门诗》是一首长篇怀古诗，类似白居易的《长恨歌》，规模更加宏大，白诗关注的是爱情悲剧背后的原因，郑诗更多的是将这段宫中生活的历史面貌通过“裁刻俚叟之话”表现出来，其中寓含了作者的身世之感，包含了历史的辉煌和苍凉结局的对比，令人深思。晚唐时代以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咏史、怀古诗特别多，值得探究。

晚唐诗人追怀历史遗迹的目光有时还回溯到更遥远的历史空间，如陆龟蒙《庆封宅古井行并序》（《全唐诗》卷六二一）：

《春秋左氏传》云：襄二十八年，齐庆封乱而来奔。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余与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于其旧。后七年，荆人使屈申围朱方，执庆封而尽灭其族。按《图经》，润之城南一里，则封所居之地。询诸故老，井尚存焉。因览其遗甃，故歌之以志其恶。

这篇诗序的写作目的比较奇特，是“歌之以志其恶”。这“恶”也许有几重含义，一方面是“齐（国）庆封”的内乱导致庆封举族南奔；另一方面是“荆人使屈申围朱方，执庆封而尽灭其族”的残酷屠杀的罪恶。一个“聚族而居之，富于其旧”的家族整体的覆灭，总是让人难以释怀的。这两者（内乱和外屠）在陆龟蒙所处的晚唐都有代表性，因此他的感慨具有惊悚视听的作用，也表现了作者悲叹之余的怨愤情怀。

（3）追怀古人。诗人追怀古迹，自然会转向追怀古人，因为人是事的行为主体，由于今人与古人之间往往会产生异代同感，或者古人的品行、故事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因而会引起诗人的无限缅怀。如权德舆《徐孺亭马上口号并序》（《全唐诗》卷三二六）：

钟陵东湖之南有亭，亭中有二碑：一则故曲江张公所制《徐征君碣》，一则北海李公所制《放生池碑》。戏夫！二君子久随化往，而二文之盛，传于天下。贞元初，余为是邦从事，每将迎郊劳，多经是间。且以其尚贤好生，皆醇仁之首也。因叹不得与二贤同时，论文变损益。亭址圯坏，苔篆磷趺，古风如在，感旧依然，而通馗在侧，平湖在下，波流毂击，日月无穷。因于马上口号绝句诗一首，以寄愀怆。

湖上荒亭临水开，龟文篆字积莓苔。曲江北海今何处，尽逐东流去不回。

这篇诗序中包含了三重内涵：一是张九龄《徐征君碣》记载了汉代名儒徐孺子的高风亮节；二是张九龄、李邕的两篇鸿文流传天下，增添了钟陵的文化意蕴；三是“亭址圯坏，苔篆磷趺，古风如在，感旧依然”与“通馗在侧，平湖在下，波流毂击，日月无穷”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的“愀怆”之情就特别深刻，同时也表现了他追慕先贤“尚贤好生”的醇仁品格的人生境界。

同样一个张九龄，在刘禹锡看来却是另一番感受，他在《读张曲江集作并引》（《全唐诗》卷三五四）中说：

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有骚人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密启廷争，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予读其文，因为诗以吊。

圣言贵忠恕，至道重观身。法在何所恨，色伤斯为仁。

良时难久恃，阴谪岂无因。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

刘禹锡作为元和时期著名的贬谪诗人，对南方边鄙瘴疠之乡的痛苦生活有切肤感受，因此对张九龄当年的建议“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感触很深。而张九龄自己贬官时也有“瘴疠之叹”和“拘囚之思”，并运用“托讽禽鸟，寄词草树”的方式，表达内心深处的牢骚和苦痛。刘禹锡虽然也赞同世人对九龄“为良臣”的看法，但认为他的这条建议“阴谪最大”，是“色伤斯为仁”，并认为张九龄后来的“终为馁魂”是神明的惩罚。诗中慨叹“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也显示出一种揶揄的嘲讽语调。实际上，将“放臣”逐于不毛之地并不始于张九龄的建议，早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如此。显然，刘禹锡的诗序和诗歌通过咏叹张九龄的建言和人生际遇，表达了朝廷重臣至死都不肯原谅永贞贬臣的怨愤，是有所寄托的，并不是对张九龄个人的怨恨。

也有因追慕古人而模仿其文体风格的情况，如白居易《访陶公旧宅并序》（《全唐诗》卷四二八）：“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白居易是陶渊明诗歌接受史上重要的一环，他因为“夙慕陶渊明为人”而作“效陶体诗”，他的创作从“讽谕”转向“闲适”，陶氏人格及其诗歌风格的影响非常重要，白诗的平易通达、冲淡闲适之美在这些诗中均有表现。

与白居易的追慕古人不同，欧阳詹则追袭古人赋诗的情事和寓意而作诗，如他的《玩月并序》（《全唐诗》卷三四九）：

月可玩。玩月，古也。谢赋、鲍诗、朓之庭前、亮之楼中，皆玩月也。贞元十二年，瓯闽君子陈可封游在秦，寓于永崇里华阳观，予与乡人安阳邵楚长、济南林蕴、颍川陈诩亦旅长安。秋八月十五夜，诣陈之居，修厥玩事。月之为玩，冬则繁霜大寒，夏则蒸云大热。云蔽月，霜侵人，蔽与侵，俱害乎玩。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况埃壒不流，太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四君子悦而相谓曰：“斯古人所以为玩也。”既得古人所玩之意，宜袭古人所玩之事，作玩月诗云。

这篇诗序具有一种文人雅士特有的韵味，有一种追慕先贤的历史深邃感。抓住中秋之夜玩月的独特情境，通过描写“埃壒不流，太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的景象和“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的感受，在这样的氛围和背景下创作的诗歌应该具有一种清丽幽渺、雅洁隽永的意境。

（4）追怀友人。追忆诗歌中最多的还是追怀自己的友人。如楼颖《东郊纳凉忆左威卫李录事收昆季太原崔参军三首并序》：

仆三伏于通化门东北数里避暑之地，地即故倅天官顾公之旧林，今贰宰君李公之别业。右抵禁御，斜界沁园。空水相辉，步虹桥而下视；竹木交映，弄仙棹而傍窥。足涤烦襟，陶蒸暑。独往成兴，恨不与数公共之，率然有作，因以见意。

竹水谁家宅，幽庭向苑门。今之季伦沼，旧是辟疆园。

饥鹭窥鱼静，鸣鸦带子喧。兴成只自适，欲白返忘言。

诗序交代创作的缘由是因在“故倅天官顾公之旧林，今贰宰君李公之别业”避暑时，面对“空水相辉，步虹桥而下视；竹木交映，弄仙棹而傍窥”的景致，“独往成兴，恨不与数公共之”，因此作诗记兴，“兴成只自适，欲白返忘言”只能产生在这样的情境中，而追怀几位友人是这首诗产生的真正原因。

又如“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的《慈恩寺怀旧并序》（《全唐诗》卷二八四）：

余去夏五月，与耿湋、司空文明、吉中孚，同陪故考功王员外来游此寺。员外，相国之子，雅有才称。遂赋五物，俾君子射而歌之。其一曰凌霄花，公实赋焉，因次诸屋壁以识其会。今夏，又与二三子游集于斯，流涕语旧。既而携手入院，值凌霄更花。遗文在目，良友逝矣，伤心如何。陆机所谓同宴一室，盖痛此也。观者必不以秩位不侔，则契分甚厚；词理不至，则悲哀在中。因赋首篇，故书之。

诗序中追怀的王员外是代宗时宰相王缙之子，官终考工员外郎，他“雅有才称”，曾与李端一起游慈恩寺并赋《凌霄花》诗。如今李端与友人重游旧地，又适逢五月的凌霄花盛开，而王员外已故，情景依旧而物是人非啊！“流涕语旧”因而“伤心如何”，对友人的深情怀念化作诗句：“去者不可忆，旧游相见时。凌霄徒更发，非是看花期。……孔席亡颜子，僧堂失谢公。……始聚终成散，朝欢暮不同。春霞方照日，夜烛忽迎风。……问天应默默，归宅太匆匆。凄其履还路，莽苍云林暮。九陌似无人，五陵空有雾。缅怀山阳笛，永恨平原赋。……唯应抚灵运，暂是忆嘉宾。存信松犹小，缄哀草尚新。鲤庭埋玉树，那忍见门人。”唐诗中这类诗歌都因情感的真挚而千载之后依然保持鲜活的魅力，这些诗歌已经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刘禹锡《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

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元和十五年（821）春刘禹锡丁母忧北返途次衡阳作。五年前，作者与柳宗元共同被贬，在湘江岸边分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就是当时情景的生动再现。如今“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投诗悼念故人，自然情不能堪。长庆二年（823），刘禹锡到夔州任刺史，又作《伤愚溪三首并引》（《全唐诗》卷三六五）：

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

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

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

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

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

诗序中游零陵的僧人的一句话，勾起了作者对故人的深刻记忆，以致“悲不能自胜”。这三首被称为“即事睹景，怀古思旧，感慨悲吟，情不能已”的佳作，甚至被认为古今这类诗歌中“最工者”。[27]

再如皮日休《伤进士严子重诗并序》（《全唐诗》卷六一四）：

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见有与进士严恽诗。后至吴，一日，有客曰严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怀文见造，于是乐得礼而观之。其所为，工于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时可轶骇于常轨。其佳者曰：“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余美之，讽而未尝怠。生举进士，亦十余计偕。余方冤之，谓乎竟有得于时也。未几，归吴兴，后两月，咸通十一年也。霅人至，云：“生以疾亡于所居矣。”噫！生徒以词闻于士大夫，竟不名而逝，岂止此而湮没耶？江湖间多美材，士君子苟乐退而有文者死，无不为时惜，可胜言耶？于是哭而为诗。鲁望，生之友也，当为我同作。

十哭都门榜上尘，盖棺终是五湖人。

生前有敌唯丹桂，没后无家只白。

箬下斩新醒处月，江南依旧咏来春。

知君精爽应无尽，必在丰都颂帝晨。

诗序中的严子重就是晚唐诗人严恽，皮日休为童子时就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又读到他的很多诗歌，对他很是敬佩。然而严恽竟然十次考进士不中，于咸通十一年（871）病逝。这是晚唐时代典型的“一生襟抱未曾开”诗人。“生徒以词闻于士大夫，竟不名而逝，岂止此而湮没耶？”说明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因此皮日休要为这些江湖间美才的不幸命运一洒同情之泪。诗中“知君精爽应无尽，必在丰都颂帝晨”两句说人间不能尽其才，在阴间一定可以有所作为，这样的安慰更让人感到透骨的凄凉，一种悲惨的绝望之情弥漫全诗，是晚唐时代整体上悲伤格调的代表之作。

（5）追和故人或古人之作。追忆诗序中还有一种更为特别的创作现象，就是诗人在日后的某个特别情境下，追和自己以前的作品或者追和故人的前作。如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全唐诗》卷二二三）：

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余年；莫记存殁，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夔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

锦里春光空烂漫，瑶墀侍臣已冥莫。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雕鹗。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

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

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长笛谁能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这是杜甫生命最后时期的一篇心思浩茫、意境浑厚的作品。高适既是作者的朋友，又是支撑岌岌之朝纲的重臣，曾经作《人日寄杜二拾遗》赠杜甫。如今杜甫重睹故人旧作，人已逝，因而“泪洒行间，读终篇末”，加上自己老病怀旧，海内仅存的“忘形故人”又“爱而不见”，所以情不自禁要追酬高适十年前的赠诗。诗中充满对高适的无限追忆和惋惜，既赞美他的“合沓高名动寥廓”和“感时郁郁匡君略”，又惋惜他在“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的严峻时刻竟然“瑶墀侍臣已冥莫”导致“鄠杜秋天失雕鹗”。对高适的一生杜甫这样高度评价：“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自己则只有在老病扁舟的情境下满怀浩渺愁思，为故人招魂了。诗序与诗歌相比，序显得平实简明，诗则意境浑茫，感慨雄深，诗的咏叹、凝重远远超出诗序；而诗序则记载了追和故人旧作的特殊情境，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

又如白居易的《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后并序》（《全唐诗》卷四五三）：

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末句云：“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果如所言，克期平贼。由是淮蔡迄今底宁，殆二十年，人安生业。夫嗟叹不足则咏歌之，故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后也。

这篇诗序所写情事与杜甫相同，但写作目的不同，不是抒发自己与裴度的深情厚谊，而是“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后也”，白居易嗟叹、咏歌的是裴度讨平淮西藩镇带来的二十年“人安生业”的丰功伟绩。

再如皮日休《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并序》（《全唐诗》卷六○九）：

圣人为《春秋》，凡诸侯有告则书，无告则不书，盖所以惩其伪而敦其实也。夫怪之与神，虽曰不言，在传则书之者，亦摭其实而为之也。若然者，神之与怪果安邪？噫！圣贤有不得其志者，则必垂之于言也。大则为经诰，小则为歌咏。盖不信于当时，则取诉于后世。抑鬼神有生不得其志者，死亦然邪？若凭而宣之，则石言乎晋，物叫于宋是也。若梦而辩之，则良夫有昆吾之歌，声伯有琼瑰之谣是也。自兹以后，人伦不修，神藻益炽。在君人者，悟之则为瑞，逆之则为妖；其冥讽昧刺，时出于世者，则与骚人狎客，往往敌于忽微焉。虎丘山有清远道士诗一首，其所称自殷周而历秦汉，迄于近代，抑二千年，末以鬼神自谓，亦神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饰之以俊丽，一句一字，若奋若搏，彼建安词人傥在，不得居其右矣。颜太师鲁公爱之不暇，遂刻于岩际，并有继作。李太尉卫公，钦清远之高致，慕鲁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颜之叙事也典，李之属思也丽，并一时之寡和。又幽独君诗二首，亦甚奇怆。予嗜古者，观而乐之，因继而为和答。幽独君一篇，不知孰氏之作，其词古而悲，亦存于篇末。《太玄》曰：大无方，易无时，然后为鬼神也。噫！清远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隐君子乎？词则已矣，人则吾不知也。

成道自衰周，避世穷炎汉。荆杞虽云梗，烟霞尚容窜。

兹岑信灵异，吾怀惬流玩。石涩古铁鉎，岚重轻埃漫。

松膏腻幽径，沫著孤岸。诸萝幄幕暗，众鸟陶匏乱。

岩罅地中心，海光天一半。玄猿行列归，白云次第散。

蟾蜍生夕景，沆瀣余清旦。风日采幽什，墨客学灵翰。

嗟予慕斯文，一咏复三叹。显晦虽不同，兹吟粗堪赞。

这篇诗序和诗歌当作于咸通十年，皮日休为苏州刺史从事时。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复古思想的现实主义诗人，虎丘清远道士的这首自称神怪的“清健”“俊丽”的诗歌，由于年代久远，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加上颜真卿的刻石，李德裕的继和，还有“幽独君”的二诗，更激起皮日休要追和前人的创作欲望，实际上皮日休在序文中所说的“盖不信于当时，则取诉于后世。抑鬼神有生不得其志者，死亦然邪”是包含深沉的人生感慨的。诗中“风日采幽什，墨客学灵翰”之句，则表现了追慕古代乐府诗传统、反映现实的社会责任感。

总体上看，追忆类的诗序和诗歌，中晚唐时期最多。中唐时期比较多的作品集中在对往事追怀或对故人的思念，晚唐的作品则较多地转向追怀更为遥远的古人或历史遗迹。从感情深度来看，中唐时期诗人，尤其元和贬臣的诗歌情感更真切，因为是自己生命的独特经历凝结的感慨，而晚唐人则相对较弱；从篇幅来看，中唐时期诗序较短，主要提示作诗的背景情况，诗歌用力较深厚，而晚唐人追求趣味、追求奇特，因而诗序篇幅加长，往往带有传奇色彩；从反映现实生活的角度看，这类诗序都有记载史实的作用，中唐时期，多与诗人自己有关，而晚唐则注意揭示社会现实。尤其唐末皮日休的诗序，除了表达复古情绪之外，还广泛揭露具普遍性的可悲可叹的社会现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四）独特经历诗序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特经历诗序”与“追忆诗序”有相似之处。尤其杜甫的一些作品，往往现实境况和往事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别。但是对当下情境及经历的记录也是这类诗歌的特点，即使含有追忆成分也是为了表现当下情怀，因此这里将这些诗歌及诗序单列一类。从总体上看，这类诗序在唐代不同时期具有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如下：

1．初唐时期：诗序数量少，纪实性强，一般是作者生平的亲身经历。主要作品有：卢照邻《失群雁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李峤《晩秋喜雨并序》（《全唐诗》卷六一）；骆宾王《在狱咏蝉并序》（《全唐诗》卷七八）；陈子昂《观荆玉篇并序》（《全唐诗》卷八三）；吴少微《哭富嘉谟并序》（《全唐诗》卷九四）；沈佺期《伤王学士并序》（《全唐诗》卷九五）、《七夕曝衣篇并序》《从崇山向越常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

如骆宾王《在狱咏蝉并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资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徽。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篇诗序和诗歌作于高宗仪凤三年（678），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后，遭人诬陷，以贪赃罪名下狱。序中描述了“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的独特感受，用汉赋的铺排笔法，从洁身、蜕皮、候时、应节等方面写蝉的“声以动容，德以象贤”，表现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的高尚品质。虽然它“吟乔树之微风，韵资天纵”，但是“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还要担心螳螂的威胁。然后联想到自己品行高洁却身遭徽，于是托兴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慨，这样物我同一，哀蝉即怜己，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序中“哀弱羽之飘零”“悯余声之寂寞”与诗中“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有相得益彰之妙。这是骆宾王写得非常成功且诗、序照应交融的代表作品。

有时朋友的遭遇也成为诗人创作的重要情感资源。如吴少微的《哭富嘉谟并序》，写挚友富嘉谟卒后，自己强撑病体“投枕而起，泪沾乎袵席，匍匐于寝门之外，病不能哭，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俾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见？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并“赋诗以宠亡”，诗序中的情意真挚感人。又如沈佺期的《伤王学士并序》，写少年时代就同游洛阳的朋友王赦，尽管“家贫倦道”却“岁常晏如”，他文才出众，“属文豪翰，吟讽所得，时会绝境”。后“余遭浮议下狱。他日，子至来，知君物化”，想到“昔同为人，今先鬼录”，于是“退而赋诗以哀命”。

2．盛唐时期：诗序一方面仍然注重个人经历的记叙，另一方面也关注社会现实，尤其安史之乱后，这类经历往往带有时代风云气息。如李昂《驯鸽篇并序》《塞上听胡笳作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李华《云母泉诗并序》（《全唐诗》卷一五三）；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并序》（《全唐诗》卷一五四）；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全唐诗》卷一七八）；岑参《太白胡僧歌》（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优钵罗花歌并序》（《全唐诗》卷一九九）；高适《燕歌行并序》（《全唐诗》卷二一三）；杜甫《八哀诗并序》《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全唐诗》卷二二二）；元结《舂陵行并序》（《全唐诗》卷二四一）、《贼退示官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独孤及《垂花坞醉后戏题赋得俱字韵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皇甫冉《杂言迎神词二首并序》（《全唐诗》卷二四九）；赵居贞《云门山投龙诗并序》（《全唐诗》卷二五八）。

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山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这篇诗序记录了“仙人掌茶”命名的来历，也表现了李白崇仙慕长生的佛道观念。“空”“寂”虽为佛教宗旨，但此序中的“族侄僧中孚”却是一个善于养生扶寿的人，李白对他的得道与赠茶非常感兴趣。诗序先描述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有乳窟、玉泉、白鼠的奇观，而这白鼠正是饮玉泉才得以长生的，“水边处处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虽八十多岁，而“颜色如桃李”，其秘诀就在于“此茗清香滑熟”，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李白得到中孚的数十片赠品，欣然命名为“仙人掌茶”。中孚还赠诗并要求李白赠答，因此，李白写了这首诗和序，要让“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诗歌基本上是对仙茶生长环境、功用的描述，及赠诗方面的情事，表达了自己不能得道的遗憾和向往之情。诗与序相互补充，相互发明，共同记录了李白的一次独特经历，带有传奇色彩。

“好奇”是岑参诗歌的特点，从军西域的经历给他的诗歌带来许多独特的题材。如《优钵罗花歌并序》：

参尝读佛经，闻有优钵罗花，目所未见。天宝庚申岁，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自公多暇，乃于府庭内栽树种药，为山凿池，婆娑乎其间，足以寄傲。交河小吏有献此花者，云得之于天山之南。其状异于众草，势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耸，生不傍引；攒花中拆，骈叶外包，异香腾风，秀色媚景。因赏而叹曰：“尔不生于中土，僻在遐裔，使牡丹价重，芙蓉誉高，惜哉！”夫天地无私，阴阳无偏，各遂其生，自物厥性。岂以偏地而不生乎？岂以无人而不芳乎？适此花不遭小吏，终委诸山谷，亦何异怀才之士，未会明主，摈于林薮邪！因感而为歌。

歌曰：

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

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

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

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

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

这篇诗序主要突出“优钵罗花”的奇特：“势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耸，生不傍引；攒花中拆，骈叶外包，异香腾风，秀色媚景”，借此抒发“怀才之士，未会明主，摈于林薮”的感慨；而诗歌则运用骚体形式歌咏这种不遇之叹，“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是希望君王能够垂怜那些亭亭独芳却“深山穷谷委严霜”的奇士。序注重叙事的完整性，诗则着重抒发感慨，相得益彰。

安史之乱后，盛世的毁灭给诗人和诗歌题材带来许多重大的变化，抚今思昔的感慨增多了，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增强了，这也成为诗歌的两大主题。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曤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况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倾动昏王室。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这篇诗序叙述了诗人大历二年在夔府观看了公孙大娘弟子表演剑器舞，因而回忆起小时候在郾城曾亲见公孙大娘的舞蹈。通过说明唐玄宗时期教坊内外公孙大娘剑器舞独享盛名的情况，将一个消失了的盛世和当下的衰败现状勾连起来，将巨大的时代感慨包融在其中，形成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廖仲安先生认为杜甫这篇诗序“正是以诗为文，不仅主语虚词大半省略，而且在感慨转折之处，还用跳跃跌宕的笔法”[28]。非常有见地。而我认为诗序的好处在于牵引，一方面引出公孙大娘两代艺术家遭遇历史沧桑巨变的经历，另一方面引出自己独特的时代感慨，表现自己对那个消逝的伟大时代的无限追忆，为诗歌置入一个厚重苍凉的背景。而诗歌的主要笔墨则通过描摹往昔的表演盛况，表达“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倾动昏王室”的感慨。虽然公孙大娘的绝技还有传人，但已经是“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因此杜甫说：“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安史之乱对盛世的毁灭还表现在对社会民生的摧残，导致社会动荡，盗贼纵横，民生凋敝。如元结《舂陵行并序》：

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郭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

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从这篇诗序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刚刚平息时社会百孔千疮的局面，以及“诸使征求”，大肆勒索导致“州县破乱”的严峻状况。作者在“应王命”和“守官安人”的心理矛盾挣扎中，最终还是决定违命待罪，作诗“以达下情”，体现出那个时代以民生为己任的官员的可贵品质。直抒其事，不加任何掩饰，发扬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求径直气健的风格，此诗靠诗歌本身的力量征服读者，感染时代。此诗亦得到杜甫的高度评价，或许是因为它也具有“史诗”性质。

3．中唐时期：诗人多关注人生经历中令人感伤的遭遇，诗序并带有猎奇的因素，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家。主要作品有：耿《甘泉诗并序》（《全唐诗》卷二六九）；杨志坚《送妻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王武陵《宿慧山寺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韩愈《孟东野失子并序》（《全唐诗》卷三三九）；欧阳詹《题华十二判官汝州宅内亭并序》（《全唐诗》卷三四九）；刘禹锡《泰娘歌并引》《伤秦珠行有序》（《全唐诗》卷三五六）、《伤丘中丞并引》《鹤叹二首并引》（《全唐诗》卷三五七）、《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全唐诗》卷三六五）；孟郊《杏殇并序》（《全唐诗》卷三八一）；李贺《申胡子觱篥歌并序》（《全唐诗》卷三九一）；元稹《刘颇诗并序》（《全唐诗》卷四○九）、《卢头陀诗并序》（《全唐诗》卷四一三）；白居易《浔阳三题并序》（《全唐诗》卷四二四）、《长恨歌并传》（《全唐诗》卷四三五）、《燕子楼三首并序》（《全唐诗》卷四三八）、《病中诗十五首并序》（《全唐诗》卷四五八）、《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全唐诗》卷四六○）；孟简《咏欧阳行周事并序》（《全唐诗》卷四七三）。

如孟简《咏欧阳行周事并序》：

闽越之英，惟欧阳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学之禄，助成均之教，有庸绩矣。我唐贞元年已卯岁，曾献书相府，论大事。风韵清雅，词旨切直。会东方军兴，府县未暇慰荐。久之，倦游太原，还来帝京，卒官灵台，悲夫。生于单贫，以狥名故，心专勤俭，不识声色。及兹筮仕，未知洞房纤腰之为蛊惑。初抵太原，居大将军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屡目于生，生感悦之。留赏累月，以为燕婉之乐，尽在是矣。既而南辕，妓请同行。生曰：“十目所视，不可不畏。”辞焉。请待至都而来迎。许之，乃去。生竟以蹇连不克如约，过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先死之夕，剪其云髻，谓侍儿曰：“所欢应访我，当以髻为贶。”甲至，得之，以乘空归。授髻于生，生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殁。则韩退之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予，常叹息其事。呜呼，钟爱于男女，素期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断割，不为丽色所汨，岂若是乎？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有《庐江小吏》，相死或类于此。暇日偶作诗以继之云。

这篇诗序记录了闽越才子欧阳詹的一段生死爱情故事，情节富于传奇色彩。如果与元稹的《莺莺传》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孟简对爱情的态度与元有所不同，虽然他也认为“钟爱于男女，素期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断割，不为丽色所汨，岂若是乎？”但是他还是同情欧阳生的，并将他的爱情故事与乐府古诗相提并论。中唐时代对这类传奇题材的关注，表现了诗歌观念的某些变化，显然其背景与当时迅速崛起的传奇小说有关，即传奇小说题裁、体裁影响诗歌的取材和表现方法。我们再次看到诗序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其他文体的横向影响。

又如刘禹锡《泰娘歌并引》：

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初尚书为吴郡，得之，命乐工诲之琵琶，使之歌且舞。无几何，尽得其术。居一二岁，携之以归京师。京师多新声善工，于是又捐去故技，以新声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见称于贵游之间。元和初，尚书薨于东京，泰娘出居民间。久之，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其后愻坐事，谪居武陵郡。愻卒，泰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焦杀以悲。雒客闻之，为歌其事以续于乐府云。

这也是一个歌伎的不幸爱情故事，泰娘是韦尚书家的歌女，能歌善舞，尤精琵琶，并能“以新声度曲”，在贵游之间很有名气。后来尚书去世，泰娘流落民间，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又随张谪居武陵郡。不幸张愻也去世了，泰娘在荒僻的远郡过着没有爱也没有知音的悲苦生活，只得“日抱乐器而哭”。那“焦杀以悲”的琵琶乐曲声，使刘禹锡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故为泰娘作歌，有意识地继承汉乐府的传统。类似泰娘的女子的遭遇也许中唐之前就有，为什么在这时才大受关注呢？可能与中唐时代一批著名贬臣的独特人生遭遇有关。刘禹锡有这样的题材诗序多篇，长期的贬官生活让他有机会了解民间的苦难，因而他将同情和关注多倾注在这类对象上。

再如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并序》：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尽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即潸然。

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叫红粉不成灰。

这篇诗序叙写的是徐州故尚书张建封爱伎盼盼的故事。作者年轻时游徐州、泗州，酒席上盼盼曾歌舞佐欢。十二年后，作者再次听说盼盼的情况，张尚书逝世后，“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白居易因此作诗抒发感慨。其中“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见说白杨堪作柱，争叫红粉不成灰”等情感细腻的诗句已经具有词化色彩。这类故事因为缠绵感伤、凄厉哀怨，在宋代成为词的重要题材。

有时诗人的独特经历与侠客有关，因而更具传奇色彩。如李贺《申胡子觱篥歌并序》：

申胡子，朔客之苍头也。朔客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庙。当年践履失序，遂奉官北郡。自称学长调短调，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与对舍于长安崇义里，遂将衣质酒，命予合饮。气热杯阑，因谓吾曰：“李长吉，尔徒能长调，不能作五字歌诗，直强回笔端，与陶谢诗势相远几里。”吾对：“后请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断句。”歌成，左右人合噪相唱，朔客大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吾问所宜，称善平弄，于是以弊辞配声，与予为寿。

申胡子是一位没落的世家子弟，因为“践履失序，遂奉官北郡”，他“自称学长调短调”，但没有名气。一天与李贺相遇，豪气大发，将衣质酒，两人对饮。于是在申胡子的激将法引导下，李贺即席作这首歌行，并当场配乐演唱。这篇诗序揭示的诗歌创作情境值得关注，显示了中唐时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实际上已经是词的先声了，李贺诗歌对宋词亦有影响。

4．晚唐时期：诗序受到传奇小说的影响，更加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多以爱情为主题。主要作品有：沈亚之《梦挽秦弄玉》《湘中怨并序》（《全唐诗》卷四九三）；张祜《孟才人叹并序》（《全唐诗》卷五一一）；杜牧《杜秋娘诗并序》《张好好诗并序》（《全唐诗》卷五二○）；李商隐《柳枝五首并序》（《全唐诗》卷五四一）；郑薰《赠巩畴并序》（《全唐诗》卷五四七）；李玖《喷玉泉冥会诗八首》（增补新注《全唐诗》第四册）；陆龟蒙《句曲山朝真词二首》（增补新注《全唐诗》第四册）、《诗并序》（《全唐诗》卷六二四）、《白鸥诗并序》（《全唐诗》卷六五五）；罗虬《比红儿诗并序》（《全唐诗》卷六六六）；若耶溪女子《题三乡诗》（增补新注《全唐诗》第五册）。

如张祜《孟才人叹并序》：

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请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恳许之。乃歌一声河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及帝崩，柩重不可举。议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榇，榇至乃举。嗟夫！才人以诚死，上以诚命。虽古之义激，无以过也。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

偶因歌态咏娇颦，传唱宫中十二春。

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

这篇诗序叙述了一个为皇帝殉葬的贞烈女子故事，“才人以诚死，上以诚命。虽古之义激，无以过也”。女才人死前所歌的正是张祜的《何满子》，因此作者在感叹之余，自然要赋诗抒怀。传奇故事与作者的独特经历相结合成为这首诗歌产生的原因，也是整个晚唐时代诗人创作这类诗歌的心理动力。

又如杜牧的《杜秋娘诗并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已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及《张好好诗并序》：“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沉着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两篇诗序都是杜牧叙述的他人的感伤故事，杜秋娘和张好好的沧桑经历引起了杜牧的共鸣。

再如罗虬《比红儿诗并序》：

比红者，为雕阴官妓杜红儿作也。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辈妓女等。余知红者，乃择古之美色灼然于史传三数十辈，优劣于章句间，遂题比红诗。广明中，虬为李孝恭从事，籍中有善歌者，虬令之歌，赠以彩，孝恭以红儿为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红儿，既而追其冤，作比红诗。

罗虬，台州人，词藻富赡，与同宗人罗邺、罗隐齐名，世称“三罗”。这篇诗序后来为《唐诗纪事》所采录[29]，而《唐诗纪事》或《本事诗》之类的著作对这类题材诗歌的注意，又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并刺激了后来诗歌追求惊悚刺激效果的艺术趣味。

而郑薰《赠巩畴并序》则叙述了另一类独特经历的故事：

九华处士巩畴，擅玄言之要，通《易》《老》。其于净名、僧肇尤精达。余在句溪时，重其能，车币而致之。及到官舍，再说《易》，一说老氏。将儿侄辈执卷列坐而传之。老氏毕业，而寇难作，与巩各散去。不知其何如，存耶亡耶？余既休居洛师，锁扉独静。巳卯冬十一月半，雪中有客叩柴门，樵童视之，走复曰：“巩处士。”遽下榻开关，执手话艰苦。巩背簦笈，草履、杖灵寿、下笠，且咍笑曰：“闻公恬养澹逸，不屑于荣悴，故以玄成来助成之。”升榻届笈，散四书，即《易》《老》《净》《肇》也。明日，讲《肇论》。阶前多偃松高桂，冰栋堕落，有琴瑟金石声，理致明妙，神骨超爽。自谓一时之遇。曰：“与故人为徒，又意此乐之难偕也。”遂成二十韵赠之。

郑薰，字子溥，晚号“七松处士”，大和二年进士及第。诗序中九华处士巩畴的经历是晚唐时代在“寇难”时作情况下读书人命运的缩影，本身就具有史诗价值，当巩畴与作者第二次相遇时，作者感慨良深，“与故人为徒，又意此乐之难偕也”是发自肺腑的情感。

与故人相隔甚远难以相遇时，诗人只好到大自然中去追寻知音。陆龟蒙《白鸥诗并序》为诗史提供了这种样本：

乐安任君，尝为泾尉。居吴城中，地才数亩，而不佩俗物。有池，池中有岛屿。池之南西北边合三亭，修篁嘉木，掩隐隈隩，处其一，不见其二也。君好奇乐异，喜文学名理之士，所得皆清散凝莹。袭美知而偕诣。既坐，有白鸥翩然，驯于砌下，因请浮而玩之。主人曰：“池中之族老矣，每以豪健据有，鸥之始浮，辄逐而害之，今畏不敢入。”吁，昔人之心蓄机事，犹或舞而不下，况害之哉？且羽族丽于水者多矣，独鸥为闲暇，其致不高耶？一旦水有鲸鲵之患，陆有狐狸之忧，俦侣不得命啸，尘埃不得澡刷，虽蒙人之流赏，亦天地之穷鸟也。感而为诗，邀袭美同作。

惯向溪头漾浅沙，薄烟微雨是生涯。时时失伴沉山影，往往争飞杂浪花。

晚树清凉还鹬，旧巢零落寄蒹葭。池塘信美应难忘，针在鱼唇剑在虾。

诗序中“天地之穷鸟”实际上是当时诗人们的象征，感慨白鸥就是感慨自己的命运。闲情逸致中掩盖不住对末世的绝望，诗歌中有一种时代将要谢幕的凄凉。

（五）独特诗歌观念诗序

最早的诗序，主要是用散体文介绍诗歌的创作背景及主旨，由于汉儒对《诗经》的研究，产生了《诗大序》《诗小序》等重要文本，形成了最早的诗歌理论。由经师传诗作序到文人创作立序有一个比较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最早运用诗序论述诗歌理论的是南朝梁代江淹的《拟杂体诗三十首并序》。进入唐代以后，诗人更加自觉地在诗序中评诗论艺，追溯诗歌发展的历程，表达自己的创作价值取向或憧憬的诗歌境界，表述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因而形成终唐之世不衰的传统，使唐代诗序具有文学批评史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诗歌发展历史方面，晚唐诗人皮日休《杂体诗并序》（《全唐诗》卷六一六）可为代表，皮日休认为“由古至律，由律至杂，诗之道尽乎此也”，从体裁变迁角度勾勒诗歌发展史，自有真理性的一面。但它理解的“诗之道尽乎此（即杂体）”却不是真正的“尽”，而是接近文字体式的“末路”，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正是由于晚唐诗人在实践这样的诗歌观念，才导致那种波澜壮阔的诗歌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小结裹式雕虫篆刻的作品大量产生。但是这篇诗序的另一个特点却应该受到关注，就是在序中详细考证某种体裁诗歌的文献依据，为后来的诗歌肌理说埋下伏笔。

2．诗歌美学理想方面，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中有经典表述，陈子昂在简单回顾诗歌五百年发展历程之后，得出“文章道弊”的症结在于“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因为大量的诗歌文献表明：“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因此要弘扬《诗经》以来的“风雅”之道。他进而提出理想中的诗歌风貌应该是“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篇短小的诗序历来被认为是吹响了唐诗风格和体裁改革的时代号角，端正了唐诗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并序》（《全唐诗》卷一）以历史上一些帝王“穷极奢丽”最终导致“覆亡颠沛”为借鉴，提出“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的诗歌创作理念，反对“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对初唐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实际上李世民的诗歌还是继续着六朝宫体传统，其理论和创作之间存在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而李适（德宗）《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章十六句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提出“中和”是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参比音律，播于丝竹，韵于歌诗，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乐。”这样就能够达到“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的政治目的。

与帝王追求“中和”出于政治教化不同，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全唐诗》卷四二八）追求的是另一种自娱自得的“适与意会”的内心境界的“和”。这种“和”要求“返乎真，归乎实”。白居易的诗歌美学理想还非常重视“情”的因素，如《不能忘情吟并序》（《全唐诗》卷四六一）中说：“乐天既老，又病风……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泥。”

与白居易的仕途通达相反，柳宗元则是命途多蹇，《愚溪诗序》（《全唐文》卷五七八）通过对“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的愚溪描述，实际上表现了他的诗歌理想是追求“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包容性和“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的浑融境界。

3．诗歌创作方法方面，唐代诗人自觉继承《诗经》的比兴传统，在他们的诗序中有丰富的表述。如骆宾王《浮槎并序》（《全唐诗》卷七九）通过“浮槎”生前“垂荫万亩，悬映九霄”和死后“万里飘沦，与波浮沉”的对比，得出“万物之相应感者，亦必同声同气”的结论，表述了他“感而赋诗”的创作方法。他在《伤祝阿王明府并序》（《全唐诗》卷七九）中进一步说：“夫心之悲矣，非关春秋之气；声之哀也，岂移金石之音。何则？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则百忧交轸。”因此“触目多怀，周增流恸”。骆宾王的诗歌寓意深刻，感慨深沉，应与他的这种创作方式相关。

张说在《五君咏五首并序》（《全唐诗》卷八五）中提出“达志，美类，刺异，感义，哀事”的诗歌观念，在《玄武门侍射并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中又主张“赋诗颂义”，强调诗歌的颂美功能。而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有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则主张运用“比兴体制”和“微婉顿挫之词”反映民生疾苦。柳宗元在《凌助教蓬屋题诗序》（《全唐文》卷五七九）中也提出“夫厚人伦，怀旧俗，固六义之本”的诗歌创作方法。

4．乐府诗的理论方面，唐代诗人有很多阐述。如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回顾了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全唐文》卷一六六）：

闻夫歌以永言，庭坚有歌虞之曲；颂以纪德，奚斯有颂鲁之篇。四始六义，存亡播矣；八音九阕，哀乐生焉。是以叔誉闻诗，验同盟之成败；延陵听乐，知列国之典彝。王泽竭而颂声寝，伯功衰而诗道缺。秦皇灭学，星琯千年；汉武崇文，市朝八变。通儒作相，征博士于诸侯；中使驱车，访遗编于四海。发诏东观，缝掖成阴；献书南宫，丹铅踵武。王风国咏，共骊翰而升沉；里颂途歌，随质文而沿革。以少卿长别，起高唱于河梁；平子多愁，寄遥情于垅坂。南浦动关山之役，作者悲离；东京兴党锢之诛，词人哀怨。后人鼓吹乐府，新声起于邺中；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言古兴者多以西汉为宗，议今文者或用东朝为美。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犹负日于珍狐之下，沉萤于烛龙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见凿空，曾未先觉。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

中唐之后，诗人从关怀现实人生和社会民瘼的角度，要求发扬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缘事而发”的精神，形成了著名的“新乐府”创作高潮，相应地，其诗歌理论在一些重要的乐府诗序中有所表述。如元结有《补乐歌十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二风诗并序》《系乐府十二首并序》《漫歌八曲并序》《引极三首并序》（《全唐诗》卷二四○）等作品，强调乐府诗“贱士不忘尽臣之分”的讽谏作用，既要求乐歌“犹乙乙冥冥，有纯古之声”，又肯定“尽欢怨之声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并运用“引兴极喻”的方法，创作了大量批判现实、关心民生的作品。顾况进一步肯定悲歌的意义，他在《悲歌序》（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中说：“情思发动，圣人所不免也。故师乙陈其宜，延陵审其音，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耶？遂作歌以悲之。”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他的《新乐府序》（《白居易集》卷三）说：“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的主张得到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的广泛赞同，蓬勃兴起了“新乐府运动”这股讽喻诗潮，其流风直接影响至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等人。

如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并序》（《全唐诗》卷六○八）：

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入之于埙箎，和之以管钥。诗之美也，闻之足以劝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故《周礼》太师之职，掌教六诗。小师之职，掌讽诵诗。由是观之，乐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故尝有可悲可惧者，时宣于咏歌。总十篇，故命曰正乐府诗。

这篇诗序直接继承了白居易的理论，强调乐府的“美”“刺”功能，反对“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要求雅正传统，将“有可悲可惧者，时宣于咏歌”。因此他还写作《补周礼九夏系文并序》《三羞诗三首并序》《七爱诗并序》（《全唐诗》卷六○八）（增补新注《全唐诗》第四册）等颂美和刺上的诗歌，丰富了他的乐府理论。

另外，沈亚之《湘中怨并序》将“事本怪媚”的“湘中怨”改造成“著诚”的乐府诗；《文祝延二阕并序》（《全唐诗》卷四九三）又将“祷词”改成“变风从律，善阐物志”的颂政之作。刘驾《唐乐府十首并序》（《全唐诗》卷五八五）中说这组诗“自《送征夫》至《献贺觞》歌河湟之事也”，“虽不足贡声宗庙，形容盛德，而愿与耕稼陶渔者歌田野江湖间，亦足自快”，表现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颂圣心态。曹邺《四怨三愁五情诗十二首》（增补新注《全唐诗》第四册）中说：“郁于内者，怨也；阻于外者，愁也；犯于性者，情也。三者有一贼于前，必为颠、为沴、为蚤死人。邺，专仁谊久矣。有举不得用心，恐中斯物殒天命，幸未死间作《四怨三愁五情》，以望诗人救。”强调倾泻内心忧郁。丘光庭《补新宫并序解》（《全唐诗》卷七六八）中说：“新宫，成室也。宫室毕，乃祭而落之，又与群臣宾客燕饮，谓之成也。……其诗有风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鸣、南陔之类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朴之类是也；有颂焉，清庙、我将之类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诗者，以其国为诸侯，身行王道，薨后追尊故也。新宫既为小雅，今依其体，以补之云尔。”《补茅鸱并序解》又说：“茅鸱，刺食禄而无礼也。……茅鸱为风乎，为雅乎？非雅也，风也。何以言之？以叔孙大夫所赋，多是国风故也。今之所补，亦体风焉。”则要求填补颂诗的缺陷，等等，都补充完整了乐府诗歌创作的理论。

5．唱和诗歌理论方面，诗人之间相互酬唱是中唐时期非常独特的现象，与中唐时期方镇相对安静，德宗朝姑息方镇的整体环境有关。很多唱和诗序（按：唱和诗往往是以诗集的形式出现）表述了唱和诗歌理论。如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全唐文》卷四九○）这样论述唱和的历史渊源：“古者采诗成声，以观风俗，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言必类而思无邪，悼《谷风》而嘉《伐木》，同其声气，则有唱和，乐在名教，而相博约，此北海唐君文编盛山集之所由作也。”说明“唱和”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以文会友；同其声气。唐使君在盛山12年，与其部属创作了大量唱和诗，内容非常丰富：“营合道志，咏言比事，有久敬之义焉。暌携寤叹，惆怅感发，有离群之思焉。班春悲秋，行部迟客，有记事之敏焉。烟云草木，比兴形似，有寓物之丽焉。方言善谑，离合变化，引而伸之，以极其致。”属和多达23人，足见唱和之盛，一个长达12年聚集几十人的唱和诗集，是中唐特有的现象，而序中还流露出今昔之感，有一种自觉记录史实的用意。

再如《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全唐文》卷四九○）：

儒有秦公绪者，当天宝理平之世，兴丽则鼓盛名于当时。遭多故，道进身退，越部山水，佐其清机，圆冠野服，翛然自放。宅遐心于事外，得佳句于物表，不知华缨丹毂之为贵者几四十年。方帅时贤，轼闾悬榻。昔郑公通德，有乡门之号；秦君丽句，创里亭之名。慕风骚者，多所向仰。贞元中，天下无事，大君好文，公绪旧游，多在显列。伯喈文举之徒，争为荐首，而寿阳大夫公之章先闻，故有书府典校之拜，时动静不滞于一方矣。七年春，始与子遇于南徐。白头初命，色无愠怍，知名岁久，故其相得甚欢。因谓予曰：“今业六义以著称者，必当唱酬往复，亦所以极其思虑，较其胜败，而文以时之，闻人序而申之。”悉索笈中，得数十编，皆文场之重名强敌，且见校以故。随州刘君长卿赠答之卷，惜其长往，谓余宜叙。嗟夫彼汉东守，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珮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元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至于室家离合之义，朋友切磋之道，咏言其伤，折之以正，凡若干首，各见于词云。

诗序叙述了秦公绪（按：当为秦系）、刘随州（长卿）与权德舆父亲权皋之间的唱和情况，酬唱原因是：“今业六义以著称者，必当唱酬往复，亦所以极其思虑，较其胜败，而文以时之，闻人序而申之。”酬唱方式是：“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珮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元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此序的主要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了中唐时期文人之间相互酬唱风气形成的原因及其内涵，为唱和诗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还有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全唐文》卷五五六）：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韩愈这篇诗序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成为他那“不平则鸣”诗学理论的重要支撑，虽然他认为“愁思之声”“穷苦之言”优于“和平之音”“欢愉之辞”，但他同时也肯定了王公大臣如果真心喜爱文学，也能写出好的作品，就像他肯定“鸣国家之盛”和“鸣自己内心的不平”同样能产生好的有价值的作品一样。这篇诗序也显示了韩愈诗学理论的完整性。这是他创作唱和诗的理论基础。

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全唐文》卷五七七）：

仆闻之，世其家业不陨者，虽古犹今也，求之于今，而有获焉。王氏子某，与予通家，代为文儒。自先天以来，策名闻达，秉毫翰而践文昌。登禁掖者，纷纶华耀，继武而起。士大夫掉鞅于文囿者，咸不得攀而伦之。乙亥岁，某自南徐来，执文贶予，词有远致。又著论非班超不能续父兄之书，而乃徼狂疾之功以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专矣。间以兄弟嗣来京师，会于旧里。若璩、玚在魏，机、云入洛。由是正声迭奏，雅引更和，播埙篪之音韵，调律吕之气候，穆然清风，发在简素。非文章之胄，曷能及兹？况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赞关石，廌冠银章，荣映江湖。则向时之美谈，必复其始。某也谓予传卜氏之学，宜叙于首章。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诗凡若干首。

与韩愈的唱和诗理论强调真性情相似，柳宗元的唱和诗序主张酬唱者的“道同”，要求“正声迭奏，雅引更和，播埙篪之音韵，调律吕之气候，穆然清风，发在简素”，与他“文以明道”“归本大中”的观念一致。他在《送辛南容归使联句诗序》（《全唐文》卷五七七）中提出文人之间的酬唱或联句既要“求达其道”，又要“比词联韵，奇藻递发，烂若编贝，粲如贯珠，琅琅清响，交动左右”，即强调“道”与“艺”的完美结合。

晚唐时期陆龟蒙与皮日休的唱和也是令人瞩目的诗学现象，他们除在反映现实、针砭时弊方面有共同的诗歌观念外，还十分重视日常生活情趣。如《渔具诗并序》（《全唐诗》卷六二○）：

天随子渔于海山之颜有年矣。矢鱼之具，莫不穷极其趣。大凡结绳持纲者，总谓之网罟。网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罺。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囡。缗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车。横川曰梁，承虚曰笱。编而沈之曰箄，矛而卓之曰猎。棘而中之曰叉，镞而纶之曰射，扣而骇之曰桹，以薄板置瓦器上，击之以驰鱼。鲤鱼满三百六十岁，蛟龙辄率而飞去。置一神守之，则不能去矣。神，龟也。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错薪于水中曰参。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笭箵。其他或术以招之，或药而尽之。皆出于《诗》《书》杂传及今之闻见，可考而验之，不诬也。今择其任咏者，作十五题以讽。噫，矢鱼之具也如此，予既歌之矣；矢民之具也如彼，谁其嗣之？鹿门子有高洒之才，必为我同作。

陆龟蒙隐居鱼钓于海山之颜，但未能忘却人世，因此结合自己的隐居生活以咏“矢鱼之具”来比兴“矢民之具”，并邀皮日休同作。这实际上是乐府诗歌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此外陆龟蒙还有《樵人十咏并序》《添酒中六咏并序》（《全唐诗》卷六二○）等“补沮阙漏”和追求“物古而词丽，旨高而性真”的作品，为晚唐诗增添了现实主义光彩。

[1] ［明］吴讷《文章辨体·凡例》，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

[2]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

[3] 同注②，第42页。

[4] 同注③，第42页。

[5] 同注③，第135页。

[6]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历代州域形势》五。

[7] 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第247—24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8] 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第405—40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9] 杜佑《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10] 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第440—44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10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12] 《全唐诗》卷三，第31页，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

[13] 二疏，指汉宣帝时的疏广和疏受，东海兰陵人，受为广之侄。疏广时任太子太傅，疏受任太子少傅，人称其荣。二疏功成名就便退归乡里。辞官时天子、太子赐金，公卿大夫设宴相送，送者之车达到数百辆。见《汉书·疏广传》。

[14] 《会稽掇英总集》卷二载玄宗此诗并序，其后载所和应制诗，有李适之、李林甫、席豫、宋鼎、郭虚己等36人和作。其中也不乏精品，如李白《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真诀自从茅氏得，恩波宁阻洞庭归。瑶台含雾星辰满，仙桥浮空岛屿微。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转引自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第458—459页，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

[15]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昭明文选》，第452页，京华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6] 增补新注《全唐诗》第五册，第1078页。

[17] 按：“西州”属陇右道。原属高昌，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灭高昌，列其地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以统之。

[18] 按：此序中提到“壬子诏书有黔巫长帅之拜”，与题中“赴黔中”相应，则此序当作于“壬子”年。然考权德舆一生只有大历七年（772）为壬子年，后一“壬子”为唐文宗大和六年（832），此时权德舆已经去世15年了。而大历七年权德舆才十四岁（如果按吴汝煜先生考证，则只有十二岁）。权德舆三十岁之前未离开过江南，而此序所叙及的“别殿前席，沃心交感”，“今日龙节前导，金龟映组，皆所以事君也”等，显然离别地点在京城。故此序存在问题，要么“壬子”有误，要么是伪作，俟再考。

[19] 按：独孤及生于725年，比李白小二十五岁。此文当作于天宝三年之后，当是独孤及早年作品。如果情况属实，则独孤及青年时期的诗序也应该有学习王勃的倾向。但李白集中未见与独孤及的交往，故此文甚为可疑。俟考。

[20] 参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六章“留别诗与赠别诗”，第131—13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新1版。

[21] 此表只能是大概的情况统计，因为有些诗序创作时间、地点难以确定。另，本表只对代表性作家作统计。

[22] 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全唐文》卷二一二，第2147页。

[23] 《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第4002页。

[24] 按：崔知贤，高宗时人，生卒年不详。曾与陈子昂、席元明、韩仲宣、周彦昭、高球、弓嗣初、高瑾、王茂时、徐皓、长孙正隐、高绍、郎余令、陈嘉言、周彦晖、高峤、刘有贤、周思钧等参加高正臣家的一次“晦日高氏亭林宴会”，陈子昂亦作诗序。崔知贤的这篇诗序是长孙正隐作序，《全唐诗》的小传将诗与序分属两人，而增订注释《全唐诗》则将此诗属长孙正隐名下。《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情况与此同。

[25] 〔美〕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26] 《元稹集》卷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遍问……其右”，《唐诗纪事》作“遍问褒阳山水，则褒姒所奔之城在其左，诸葛所征之路，在其右”。

[27] 《吴氏诗话》卷下，引吴子良语。转引自陶敏《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第282页“集评”部分，岳麓书社，2003年11月第1版。

[28] 《唐诗鉴赏辞典》第5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29] 按：［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九“罗虬”载：“红儿者，善歌，常为副戎属意。副戎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增彩。孝恭以副戎所盼，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篇，以追其冤，号《比红诗》，盛行于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1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