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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种对企业自由权力的追求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美国市场内部。如何以自身的利益为主导，设计和掌控一套覆盖全球、标准统一的通信网络一直是美国参与全球传播规制的核心诉求。实际上，从铁路网、海底电缆、无线电传输一直到互联网时代，对全球传播网络主导权的争夺从来都是帝国主义的题中之意，只是在冷战后期，全球通信网络的霸权主导者开始由美国来扮演，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的国际通信系统”，即不仅实现统一标准下的全球网络联通，而且实现美国对这一联通网络的绝对主导。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这一霸权目标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轻易放弃这个利润价值和战略意义都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们在国际电信联盟、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等协调机构中不断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二是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与许多拉美国家一起致力于推动改变全球通信权力的不平等秩序。这突出反映在不结盟运动提出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诉求当中。这些挑战带来了复杂的权力博弈，“尼克松1969年就职后的十年，标志着通信和信息领域展开螺旋式地缘政治斗争的十年”。

这一竞争性局面一直延续到数字化网络通信的早期：标准不一的通信协议、分而治之的区域网络、互不兼容的计算设备、国家对数据主权的保护等，使得普遍联通和互操作性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席勒的档案研究发现，早在尼克松时代，美国就已经形成周密的数据网络政策方案，其核心策略是“将私有线路作为越来越多的互操作企业网络的基础”，尽力满足大型企业用户对计算机通信的需求，让这些公司围绕共同的目标紧密团结在一起，实现私有网络的跨国扩张，并最终从物理网络走向附着其上的协议和软件，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商业资源、数据资源和对外投资实力打破以国家为单位的区域保护力量，实现充分的自由化，最终统合全球数据网络。在尼克松时代的政策指引下，经过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并肩作战，美国的骨干网（NSFNET）逐渐扩散为一个覆盖全球的因特网，而这一网络中关键政策的制定权基本上被美国垄断。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随着因特网成为一个国际“基础设施”，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导的互联网国际治理机制开始形成，因特网也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