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考察^[1]

1994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追悼会上致辞：“20世纪下半叶将作为尼克松时代被世人铭记。”今天，多尔的话仍然镌刻在尼克松总统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开放画廊上，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2]当然，这一观点形成的主要缘由，是1971年到1972年尼克松和毛泽东决定改善两国关系后所带来的世界秩序的变化。^[3]

先进的通信网络在这一地缘政治转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却鲜为人知的作用。1972年，中国的对外通信仍以短波或高频无线电通信为主。对美国总统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美国需要更多的线路来最大限度地在全球范围内宣传这次访问。因此，仅在尼克松造访北京几周前，美国在太平洋上空部署了一颗新的卫星，将信号传输到由美国企业在北京和上海建成并安装的移动卫星地面接收站。卫星服务使尼克松得以为这次访问安排全球电视报道以及相关的国际电话和传真通信。^[4]

想把网络力量拓展到中国国内的不仅是美国总统本人。根据一份最近解密的1974年的美国情报报告，“直到1972年，中国仍未将国际电信业务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按照这一报告的描述，中国的无线电和有线电视设施很少，而且有时是过时的——其最大容量的国际通信设备只是一条连接哈尔滨和平壤的6通道电缆，这还是在日本入侵期间安装的。不过，这项保密研究也谈到，现在中国正在与几十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培育更广泛的商业联系，“大规模改造和拓展中国的整个国际通信系统的条件已经成熟”^[5]。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的两年中，中国开始了日益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建设。中国进口了四个卫星地面站；承诺在广州建造一条大容量同轴电缆“将半年一次的贸易展览会的大量交易资讯”传送到邻近的香港；并与日本达成协议，在南海安装一条500英里的海底电缆，将上海与熊本相连接，最终使中国实现与其他国家的通信，并通过日本的交换中心进入到快速增长的跨太平洋电缆网络中。到1974年年初，中国的地面站已经能够向12个国家发送高质量的语音、传真和电报服务，并预计于同年年底实现与另外12个国家的连接。不过，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电话业务“预计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增速都要快”。事实上，截至1977年年底，中国即将开通的200多条卫星电路中的将近四分之一（46条）是与美国联通的（而且有25条，即八分之一是与日本联通的）。就总量而言，仅在1973年到1980年间，中国和美日两国之间的国际电话通信就从35，000条信息增加到了775，000条。^[6]该报告同时预测，中国国际通信量的巨大增长“主要由国际商业交往的增加所驱动”^[7]。

这些发展实际上承载并见证了更深刻、更广泛的转型。早在尼克松当选之前，美国电信业的政治经济转型就已然开始，尼克松政府则当机立断地加速了这一重大转变。尼克松的网络战略重组有两大目的：其一是培育新兴技术对商业组织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其二是刺激围绕网络信息处理形成的新兴市场的增长。在被升级为最重要的政府优先事项后，尼克松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行网络新政，并将之从美国国内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中。

因此，当我们论及“尼克松时代”时，有一个情况往往不太熟悉，那就是：在1969年至1974年，尼克松政府深刻改变了网络系统发展的结构和政策。这些变化通过一个扩散性的进程为资本主义在网络和信息领域不断扩张的迫切需求打开了大门。中美关系的缓和因而产生了一个通常被忽略的影响：将中国与新兴的数字资本主义连接起来。^[8]

这个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又如何在我们的时代中被塑造和重塑，这是接下来这个讲座的主题。在我看来，始于尼克松时代的国家动员为数字资本主义的起源提供了支点。不过，要论述这一观点，需要更早期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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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在1946年步入政坛，恰逢战后格局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候，美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大、最先进和最活跃的传播系统。一方面，这一系统将排他性的优先地位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以及商业用途和商业用户；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和根本意义上依赖着美国政府。我的第一讲旨在澄清这个复杂且鲜为人知的状况。我阐述的方式是对美国历史的回溯。首先，我们需要消除一些误解，这样我们才能评估尼克松时代的网络政策是如何变化的。

那么，什么是美国传播和信息系统发展历史的主要特征呢？我将首先从对邮局——美国第一个制度化的电信网络——的考察开始，然后再转而对比此后其他网络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