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代序）

李欧梵

我本来不打算为这本书写序，原因很明显，书中讨论了我的学术著作，我的作品既然成了研究的对象，就不能够再“说三道四”了。何况我本来就是这个英语世界学术圈里的人，只不过因为提早退休，离开美国学府到香港任教，所以目前我似乎处于英文和华语这两个世界的边缘。这篇小序，是在季进教授再三催促之下，才勉为其难而写的，也是从这个边缘视角，用一种自我反省的态度而写的。

当初季进向我提起，想要研究美国的汉学——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问我的意见，我颇为犹豫，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然而他提醒我，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海外汉学是绝对值得借鉴的，至少它提出了不少新的话题、方法和理论，值得闭塞已久的国内同行参照。我一向主张学术无国界，只有语言的隔阂，应该多鼓励互相交流，最好超越国界，就像我心爱的古典音乐一样。我被他说服了。如今读这本书，真是获益良多，值得向各位同行和读者推荐。

这本书总览半个多世纪——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1世纪初十年——英语世界（以美国为主）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包括近代和当代）的研究，几乎把所有的重要著作涵盖。季进和他的得意门生余夏云下了极大的工夫，使得这本书成为至今为止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我要特别指出，两位作者的评论观点（见本书“绪论”）客观而持平，对各个学者的不同学术观点都采取兼容并包的同情态度，也不忘把这些著作分门别类，放在一个整体的诠释框架之中。这个诠释框架是季进多年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教学和编辑工作所得来的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所用的语言，虽然充满了理论性的名词和用语，但读来都相当清楚，不难理解，这也是一大成就（但仍然引起我的反思）。由于我自己的著作被包含在内，所以我对于本书各章节的详细内容就不做评论了。在此只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反思，即有关西方理论语言“挪用”到中文语境后所产生的问题，说不定和本书所观照的主题有点间接关系。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也附带把自己在美国学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拉进来，因此要声明，这篇前言只代表我个人的感想，不是严格的书评。

一

在美国的汉学界，本来没有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专授现代文学的教授。在传统汉学的领域之中，中国文学指的就是古典的诗词，甚至戏曲和明清小说都是稍后才加上去的。夏志清教授的大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于1961 年，可谓为英语世界现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一个基础，然而夏先生受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的课程却不止现代文学，也包括古典小说和元杂剧。我自己在哈佛所接受的训练是历史，后来不自觉地“跨界”到现代文学的领域，纯属个人的爱好和导师的“纵容”，在拙著《我的哈佛岁月》中已经叙述得很多。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我个人在学术生涯上的失落时期，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解雇以后，不知何去何从。侥幸得到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的教职，这才发奋把现代文学的研究作为专业，遂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商大计，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支持下，一连出版了一系列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也附带出版“中国文学与社会的研究”书系。这才为这个新的学术领域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

美国学界当年很注重“field”，也就是专业领域，“跨学科”的说法并不流行。然而，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如何定位？这也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第一批进入这个专业的学者，大多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人，只有少数受过比较文学训练的学者，如刘绍铭，他也是夏氏兄弟的大弟子和我的好友，为这个专业贡献良多。他不但组织班子把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翻译成中文（出版于 1979年），而且也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了两三本中国现代小说的选集。没有这类教科书，我们在美国根本无法上课。如今在美国各主要大学的东亚系，都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职教授，而且变成最能够吸引学生的热门学科。加以近年来对于视觉媒体，特别是电影的研究，突飞猛进，现代文学和电影也合为一体，变成一个跨学科的专业。然而，任何一个新的学科，在初发迹的时期，必须要不断地“证明”它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因为它本来没有学术上的传统，所以要为自己在学术上求得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而不再受以古典为主的汉学界的偏见和鄙视。这一段筚路蓝缕的早期历史，新一代的学者（内中不少是来自中国、在美国受过正统比较文学和理论训练的佼佼者）可能早已遗忘了。

本书“绪论”的总标题是“海外汉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言下之意似乎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海外汉学的一部分，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记得这一段历史的话，也许可以对这个学科后来的“理论转向”进一步了解，因为这个学科的成熟，是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同步的。这一个新的学科，几乎把文学、视觉媒体、性别、种族等议题合在一起，并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为其理论基础，但很快地就扩展到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新一波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的范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能像传统汉学一样闭关自守，其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学院的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本属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部分，而后者却是冷战时期设立的研究项目，所谓中国专家“China Expert”或“China Watcher”，即是指此，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今时过境迁，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有学界人士提倡废除“地区研究”，因为它没有专业学术训练的基础，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所以在严格的专业学科上站不住脚。因此，地区研究的学者需要在另一个专业中找到栖身之处。这个现象在社会科学方面最为明显，譬如不少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专家，也必须得到经济系的认可。那么中国文学呢？古典文学的教授有的也在比较文学系授课，如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有的则置之不理。现代文学不可能自闭，所以很快地就和“文化研究”挂上钩，开始了“理论转向”。

我个人20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也做了一点“理论转向”，然而转得不够全面，因为我至今对于西方文化理论的“适用性”有所保留，因此我对理论的态度也十分暧昧。当时没有想到，“文化研究”这个新的学科（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如今几乎已凌驾文学本身的研究了，经过各种理论的洗礼以后，它已经从一种“方法”变成一个学科和学系了。换言之，就是另一个专业。而文化研究的趋势一向紧跟当代，21世纪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各地，学术界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文化研究”这个学科本身也要跟着转型，变得越来越“当代化”，几乎不理任何历史传统。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的理论本身已经过时，被各种全球化的理论取代。生活在变化日新月异的此时此刻，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已经再度转向，他们认为由于电脑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学科都要作废了，“人文”的理论论述被“去人化”之后，只有变成“后人文”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后人类”（post-human）的世界。据闻美国理论界的名学者米勒（J．Hillis Miller）在中国演讲时已经提出“Digital Humanities”（数码人文）这个新学科的名字。其理论内容有待探讨。

二

这些新的世界潮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有何影响？我至今很难肯定。本书的“结语”提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很有前瞻性。然而到底“世界文学”的发展会如何？目前言之尚早。我认为它显然是传统西方比较文学的扩展和再生，特别看重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而文学文本和原来的写作语言的地位又如何？这也是在华文语境生长和受教育、从没有出洋留学的学者的焦虑：如果一切都经过翻译的话，中文著作的终极价值又何在？是否比得上翻译过来的海外汉学？对于有双语基础的学者，如果学术诠释的主流语言完全变成英文的话，又何必用中文写作呢？我在台湾和香港屡次听到中文系研究生的困惑：“老师，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必须套用西方理论吗？”这个困惑的背后隐含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何在？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理论都是西方来的，难道中国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吗？

我个人永远徘徊在中西两个语境和两种学院文化之中。我同情第一个立场，因为我认为在如今“全球化”的潮流影响之下，反而加重了西方学术的地位和其专业语言，而用中文写出来的学术论著却被视为“二等货”。目前香港各大学竞相提倡用英语教学和写作，甚至连中国文学也要用英文教。既然要“国际化”，为什么不可以中西并用，一视同仁？这个“国际化”的压力，使得亚洲各地的华人学者（不只是中国）不知所从，于是竞相“媚外”，忘记了自己文化本身的资源。中国现代文学也有它自己的学术传统，我认为这种学术传统是在民国时代，也就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开始建立的，但没有完成。近年来王德威教授关于中国美学的抒情传统和它与现代的相关性，就是从这个方向有感而发的。

最近我开始对民国时代的学术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才发现我们这一代留过洋的学者对于外语的掌握，比他们那一代差远了！随便举几个例子：众所周知，鲁迅懂日文和德文，然而他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并没有用日本或德国的理论系统。胡适大谈科学的方法，但研究中国小说依然用考证，原来考证是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显学，而不是欧洲的汉学，其实欧洲汉学的传统也奠基在语言——特别是古代语言——的掌握。以介绍西方理论出名的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人，更不用提钱锺书，他们不但精通外语，而且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处处不忘和中国传统比较。在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尚未在中国建立之前，他们已经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了。如今比较文学在英美式微，似乎被世界文学取代，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学术系谱何在？五四时期的作家和学者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我们如何处理？又如何与当代英语世界的理论“接枝”？在民国时代没有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专门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只有“现代”这个名词，施蜇存编的《现代》杂志的外文名称是“Les Contemporains”，现代就是当代，几乎是同义词。因为那个时候还处于“现代”，还没有“后现代”这个名词。当时也有各种西方理论（包括伯格森和克罗齐的理论），那一代人对于同时代和以前的西方理论都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的，用以建立新的学术典范，但没有随意套用到中国文学上面。即使是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启发而研究《红楼梦》，并没有把叔本华的理论强压在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上面。我读他们的视野广博又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不禁慨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不了什么大师了。

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学科，因此我一向也主张，这个领域的学者个个都背了一个十字架：纵向的一轴指向传统，横向的一轴指向西方，我们是在这双重“影响的焦虑”下做学问。我自觉学问不足，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只从横向看去，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本身的传统，到底掌握得够了吗？记得在哈佛我和季进闲聊的时候，偶尔提到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美国的时候对于西方理论的兴趣，当时我把理论和文学文本混在一起读，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和加缪的小说和散文，也读其他学者研究存在主义的书，不分青红皂白。当年的主流文学理论是“新批评”，我反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它不讲作品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生平。后来我读了几位讨论欧洲文化和文学（包括理论）的著作，包括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大为倾倒。这是一本散文集，文笔典雅之至，字里行间洋溢着人文精神。原来我喜欢的批评家，个个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写的散文式的批评，把批评和理论合二为一，文体（style）都特别出色。在学界领军的理论人物是耶鲁的René Wellek 和哈佛的Harry Levin，还有纽约的那批公共知识分子，如哥伦比亚大学的Lionel Trilling 和Jacques Barzun，当然还有稍后的Susan Sontag，我读他/她们的著作，对内容一知半解，却对他们的文笔，深感佩服。常年住在普林斯顿的 Edmund Wilson，虽然早已退休，但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些人物身跨学院内外，时常在知识性的文学杂志发表文章，并非只写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登载。他们的文学批评，也可算是文学理论，为后一代学界的“反叛”铺路，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背景。没有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季进后来竟然把这些早期理论大师的著作汇集起来，编了一套《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介绍给了中文世界，真是功莫大焉。

我研究西方理论，非但把（好的）理论当作文学文本来读，而且必要时又要把理论本身和“应用”完全分开。当我读本雅明的文章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文化批评的散文或杂文来读，感受他对于当代欧洲文化的敏感，根本忘记“挪用”，虽然在拙著《上海摩登》的最后一章提到他的“都市漫游者”的理论，但不敢全盘照搬。后来对他的文章越来越感兴趣，早已忘了把他和中国文学研究拉上关系。有时候，读他的《柏林童年》会想到我自己的童年，文化之间的差异何止千里！后来读他的名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只“幻想”他的德文文体是什么样子，最近在德国终于买到一本德文版，却因自己学习德文的资历太浅，不得其门而入。我从这个经验中所取得的教训是：好的理论本身就值得细读，像一本文学名著一样；坏的理论往往是二手的演绎，不值得花大功夫读，浏览一下就够了。随意套用理论，反而对理论不够尊敬。各种理论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系谱，有时我把它当做思想史或文化史来读。总而言之，我不是为了挪用才来读理论，而是纯为了欣赏其本身思想的奥妙和它的文体语言。

在美国长期用英文写作，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文笔似乎退步了。回港以后，我故意不停地用中文写半学术性的评论文章，但随时也感觉到英文在背后作祟。如果用中文写学术文章，反而没有写英文时那么执着，必须用最适当的词语。这也使我领悟到：原来学术论文和杂文的文体是两码子的事。但区别究竟在哪里？是否一定要用理论性的语言才算学术文章？我回顾民国时代的学术语言，大多有散文色彩，读来并不深奥。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活跃在学院内外的“两栖动物”，但似乎有一种自觉，希望把自己的学术传给更广泛的大众，而不限于专业学子，这也是一种五四的精神。学院专业化，和学院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一样，是一个“现代化”的副产品。长此以往，真正的知识传播的前景堪忧。一个更值得忧虑的现象是：学术论文的文体变成一种规格，徒具形式的空架子，在一大堆套用的西方理论术语笼罩下，内容反而显得空洞，甚至乏善可陈，更不必提作者的文笔，因为每个人写的句子都差不多，读来枯燥乏味，有时更不知所云。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文精神危机，除非你认为今日已无人文精神可言。

三

语言的运用，对于学者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就内容而言，有时候文笔和内容也大有关系。本书的绪论中谈到“想象的学术共同体”的观念，学术语言是否也是构成这个“共同体”的因素？什么样的文笔会写出什么内容的论文？倒过来说也可以，什么样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文笔？这个问题，记得多年前美国学界的一个杂志曾经出专号讨论过，时当Hayden White 的那本《元历史》（Meta-History）刚刚出版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我觉得自己在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心目中隐隐存在一个虚构的“读者共同体”，他/她们可能是同行，也更可能是不懂中文的美国学者和读者，而不是清一色的华人。我用中文写作，就没有这个感觉和想象。那么，把西方理论的语言放进中文语境的时候，是否产生内容和形式上的“质”的改变？是否要顾及到一个读者的“想象共同体”？（为什么要用“共同体”这个较抽象的名词来翻译“community”，而不用“群体”或“社群”？是否有理论上的根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提出来，立此存照。我甚至有种感觉：如果写学术文章不用点高深的抽象名词，学院读者就会瞧不起我的学问。可惜事与愿违，我就是写不出这种理论性强的文章，也许是多年来写文化批评的杂文写惯了，改不回来了。怎么办？

这让我不禁想到季进和余夏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如何把一些海外学者的“理论挂帅”的著作介绍得很清楚，使得只懂中文的读者了解其内容，至少可以使圈内的同行专家看得懂。这是一件费神费事、吃力而不讨好的工作。我在此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的文体读来颇为顺畅，一般中文读者也看得懂，更可贵的是，他们把理论名词的原文和译名，以及外国学者的原名和中文名如数交代列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不容否认，本书的文字和文体也受到理论语言的影响。它的章节编排的概念大多也是从理论的话题得来的。全书共九章，只有第一章（“文学史的多元重构”）和第六章（“通俗文学的文化政治”），不全被理论笼罩。中国国内学者最熟悉的是文学史，然而，海外学者写的“文学史”并不企图全面，也不是教科书。“通俗文学”的研究方法，中外也有差异。季进任教的苏州大学，在范伯群教授率领下，本是通俗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他们的学术理想是否和西方理论中所谓的“政治”一模一样？有待商榷。（顺便在此一提，我用“商榷”这个字眼，看来很“传统”，和目前的理论语言中常用的“negotiation”，不见得是一回事，也不知道谁把这个英文字译成“协商”，在平常中文语境，像是外交辞令。）第二章的标题“回旋的现代性追寻”，仿佛出自我的一本书名，看来我也是创用这个名词的始作俑者之一，如今“现代性”这个名词已经在美、中学界泛滥成灾了，什么书都挂一个“现代性”的名字，反而把原来的（至少是我心目中的）涵义弄得模糊不清。问题出在中文语境中的这个“性”字，至今我也无可奈何。

其他几章，从“跨性别的话语政治”（第三章）、“诗史的辩证和变奏”（第四章，来自王德威的理论名词），到“自我的呈现与发明”（第五章，“呈现”一字，想系“representation”的中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第七章）、“跨语际的文化实践”（第八章）和“多元化的视觉文本”（第九章），皆是西方理论引导下的概念，这恰恰证明，英语世界和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模式，最基本的差异就是海外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此语言也逐渐变得很抽象，而且时常作譬喻或寓言式的借用。译成中文以后，懂得英文的双语读者，有时还要暗自把理论名字“还原”到英文，才能理解此中的奥妙，但不懂英文或完全对理论外行的读者可能就容易落在五里雾中。

如何解决——或“协商”——这一个语言的分野，至今还没有好的方案。我个人的态度仍然是：对于理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万不能用来障人耳目。不容否认，整个当代中文学术写作的语言已经大量渗透了外来语，特别是从英文的学术语言直接翻译出来的名词，至今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纯正的中文的语体文了。我认为这个语言问题值得检讨，就是因为它带来了不少误导和误读。在理论上，“误读”是一种创意解读的方法，但在实用的层次上，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只用一个理论名词作一个例子和总结。本书数次引用美国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名言“always historicize”，中文译作“历史化”，究竟是何意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的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教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的各种理论根底雄厚，早已熟读弗洛伊德、拉康和德里达。他用这个字的背后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history as an absent cause”，历史（在很多文学文本中）作为“缺席”的因素，反而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他在这本书中重新诠释几本19世纪英法写实主义的小说，从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找出文本内涵的历史因素，它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转折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他呼吁“历史化”，正是因为表面上看来历史在文本中“缺席”，他要用辩证的方法把这些缺席的因素挖出来。这也是对于卢卡奇（Georg Lukács）理论的一种修正和改写。因此有时也不免用了不少“寓言”式的读法，此书的副标题就是“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叙事作为社会性的象征行为），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詹氏的著作有一个很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谱：从卢卡奇一直到他自己，而且他视野广阔，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少数西方理论家之一。他的一篇名文，就是以《民族寓言》为题，讨论第三世界文学（他特别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和西方过度“个人化”的文学不同之处，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尽人皆知。我之所以“旧文”重提，以此为例，就是因为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见解，必须尊重他所用的理论名词背后的深意。他的“历史化”方法，不是指文学史，也不是“诗与史的辩证与变奏”，后者（王德威的用语）却是源自中国文学的传统。

以上的很多“废话”完全出自个人感受，因为我想对一个关键问题做一个回应：理论对我又有何“用”？我的回答是：绝对有用，但不是“拿来主义”式的直接套用，而是用来增广我的见识，刺激我的思考。理论往往可以带出新的问题，有时也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灵感，或作为背后的参照。理论可以“缺席”，必要时才把它请到文本分析的“前台”，然而理论绝不能挂帅。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大可不管理论；对理论感兴趣的学者，或可把理论和文本用“对位”法（counterpoint）来处理。这又是一个音乐名词，意指一首乐曲（如巴赫的作品）中又两个主题，各自有不同的旋律，是对等的，而诠释者就像巴赫一样，最后要将之合在一起。因此中文文本和西方理论之间的“协商”，变成至关重要的分析环节，不是说说就算，所有“跨文化”和“跨语境”的研究，都不能避免语言本身的问题。

2017年3月17日于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