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旋的现代性追寻
第一节
现代的多重光谱
1896到1949年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通常被托付给“现代”一词。尽管“现代”一词的所指晦暗不明、期艾闪烁，却颇能与此一时段既新且旧、百音嘈杂的文学格局等量齐观。然而，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当初经典定义下的两种形式、五副面孔，已远不能盛下“现代性”的丰富意涵，为此不得不一次次地追加其能指和所指的砝码。[1]性别、族裔、家国、流散、日常生活，林林总总、钩章棘句的论题论域，试图要开拓其空间，但效果只是增益了混杂，而无益于澄清其内里外延。相比而言，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关于现代性的提法似乎更具持久的稳定性。“现代性”，就是短暂、易变、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2]换言之，艺术的辩证法在于常和变。所谓“现代”，不过是要与胶瑟鼓柱、固步自封的艺术形态拉开距离。
但是，有心者自可诘问，现代与创新的差距到底何在？一是传统内的自我更生，一是传统中异质性的植入，那么唐变文借鉴西域佛学母题及叙写形式，而每每翻出新意，变局已成，为何我们不以现代之名出之？由此可知，命名上的均质、同一，虽有助于概念的普适化，但欲探索现代的真谛，却需充分考虑到在地性的因素。借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的观点来说，虽然文学资源全球共享，但写作依然是时空观念下的产物。[3]这就提示我们，要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必须启用双重的标准：全球性视角和地区性视角。
对中国而言，全球性视角意味着打破类似于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中心观念，地区性视角则是对自我传统的珍视和独立性创造的尊重。据此而言，传统中国文学的创见在于对地方性视角的深植，而荒废了全球性意识，尽管传统中国以“天下”自称。而对现代中国来说，全球观念意味着普泛化约，即存在所谓的“单一现代性”，而地区性意义则昭示现代的具体情景，由此而演绎出“另类现代性”的概念。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没有摆脱全球性视角的约束，以至遏制了地区话语的表述。比如，我们很容易举证鲁迅作品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的因素，却未能阐明这类因素的地方性源头。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影响考据，往往忽略了全球现代性话语中暗含的价值偏见，即接受影响必定意味着时间上的迟到、文化上的次属。因此，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努力沟通全球现代与地方现代的对话，不单要叙写现代或现代性的全面形态，还要挑战各种各样的研究成规。
史书美关于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的出色分析，即充分体现了这种双重视角。在她看来，“西方”观念在中国被分化为都市西方（西方的西方文化）和殖民西方（在中国的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前者作为模仿的对象，而后者是批判的对象，两者混杂一体。因此，单纯地使用“殖民主义”的术语无法清理中国社会现实中多元、多层次的殖民占领以及这种占领的碎片化和不完整性，所以她发展出一套“半殖民主义”话语，以求解释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探索。[4]尽管“半殖民”的概念诚非创见，但它确实同历史教科书中反复申说的那个“半封建、半殖民”的性质评判断然有别。至少，它明确地提示我们，现代性观念处理的依然是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纵横轴下的曲线图。
就时间观念而言，西方定义中的“现代性”，大致是指以启蒙时代或17世纪末为分界点[5]。在中国语境中，为了平行于西方论述，人们乐于将现代的起点定在明末清初。然而，正如史家指出的那样，此时社会的易动仍不足以说明现代的到来。点点星火燃作燎原之势，一直要等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陈旭麓曾经指出：
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一度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转变迹象。主要是：（一）星星点点，互不联系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而出；（二）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出现；（三）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如流星过夜天。此外，还有后来出现的《癸巳类稿》、《镜花缘》、《红楼梦》。这些东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产生过明亮的火花。但是，它们在总体上又是微弱的，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硬壳。一直到龚自珍，还只能是“药方只贩古时丹”。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6]
这番话显然暗指我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想象有操之过急之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过去的文学史论述对现代文学的发生迟疑不决，认为只有到了胡适、陈独秀诸人振臂高呼“文学革命”，方才应运而生。在这一快一慢两个多世纪间，不知能牵出多少忧愁心思。但不管怎样，学界历经调试，已悄悄地将现代性与现代化起点指向晚清世代。
就文学而论，将晚清文学成就纳入现代性的框架加以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方兴未艾的现象。韩南（Patrick Hanan）的晚清小说研究堪称个中翘楚，他在论文集《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一书中，令人信服地从各类文学、文化现象中爬梳考据出丰富的现代性表征。在韩南看来，19世纪是一个实验的时代，无论从小说的声口、结构，还是从类型上来讲，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可以被视为新小说的先声。而国外影响，则通过传教士小说及其社会活动（如小说竞赛）得以渗入，这当中翻译行为和报纸传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7]与此类似，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也深入揭橥了五四影响下独树一帜的晚清文学实践。他的金石论断“没来晚清，何来五四”，从狎邪、公案、科幻、谴责的四大文类出发，谕知了欲望、正义、价值、真理的四种向度，表明晚清小说望之也许不够新潮，但已对文学传统做了极大颠覆，而且大胆偏激之处较五四一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海上花列传》到《三侠五义》，从《荡寇志》到《市声》，琳琅品相，众声喧哗，不仅与五四相关，且遥指下一个世纪末流行的诸种文学戏码。写实的风格、史诗的抱负、感时忧国的主题等渐行渐远，一出出有别于五四正典的另类好戏正暗中上演。[8]
如果说韩南、王德威两位的讨论极富大开大合的气象，从总体上把握了晚清小说运转于古今中西而别有创发的事实，那么其他学者的研究则从某些细面补充或延伸了他们的论点。米列娜主编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启用结构主义的分析策略，从情节结构、叙事模式、人物造型、时间观念等诸角度，论说了晚清小说充满变数的演进历程。他们讨论的作品不仅有大名鼎鼎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还有一些不太著名的作品，比如吴沃尧的《九命奇案》和张春帆的《九尾龟》。在米列娜看来，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不仅小说的叙事形式、手段和风格惊人多样，配合了主题与背景的广阔性，而且传统叙事手段和试验性的革新手段融合一体，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复杂性。米列娜说，这些隐而不彰的演变在到达极盛之前早已展开，而在此过程中，高级文学与通俗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则成为形塑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因素，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全新的生命张力。[9]可惜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学界充分的认识。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样的偏忽正逐渐得到改善，人们对所谓的通俗类读本兴趣日浓。从专门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有白瑞德（Susan Blader）关于《三侠五义》与《龙图公案》关系的探究（“A Critical Study of San-hsia Wu-yi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Lungt'u Kung-an Song Book.”Ph．D．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7，以及Tales of Magistrate Bao and His Valiant Lieutenants：Selections from Sanxia Wuyi．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7）、郑绪雷对《海上花列传》的高度赞扬（“Flowers of Shanghai and the Late Qing Courtesan Novel.”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79），及罗溥洛（Paul Ropp）涉足《儒林外史》针砭时弊功能的分析（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Ju-lin Wai-shig and Ching Social Critical．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1）等等。著名的Twayne人物传记系列中，还出版了李培德的《曾朴》（Tseng P'u．Boston：Twayne，1980）和道格拉斯·兰凯夏（Douglas Lancaschire）的《李伯元》（Li Po-yuan．Boston：Twayne，1981）。20世纪90年代以降，斯风日炽，连一些较为偏僻的“二流作家”也开始受到关注，比如贺瑞晴（Kristine Harris）的论文就探讨了一部名不见经传，却在思想史上颇有分量的作品——罗普（岭南羽衣女史）的《东欧女豪杰》（“Revolutions in Space and Time：Luo Pu's Heroin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Political Exile in Late Qing China.”M．A．Thesis，Columbia University，1991）。
由点及面，对通俗题材、文类和流派的研究，同样表明晚清的现代性风貌不容小觑。题材类型的研究，有刘若愚的《中国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和马幼垣（“The Knight-Errant in Hua-pen Stories.”T'oung Pao 61（1975）：266—300；“Kung-an Fiction：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ung Pao 65（1979）：200—259）的武侠公案考，曾佩琳（Paola Zamperini）对小说中妓女形象及迷失之身体的发掘（“Lost Bodies，Imag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Prostitution in Late Qing Fiction.”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9）；文类的探究，从小说话本到弹词唱曲，鞭辟入里，宋秀雯评说弹词及其叙事（“T'an-tz'u and T'an-tz'u Narratives”，T'oung Pao（1993）：1—22）；流派的重建，林培瑞（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the20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陈建华（A Myth of Violet：Zhou Shoujuan and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Shanghai，1911— 1927．Ann Arbor：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2002）诸位力推“鸳鸯蝴蝶派”，品目繁多，均欲阐明所谓“现代”，乃渐积所致。其中既不乏主观努力，亦不缺外部推动。胡志德的专著名为《把世界带回家》（Br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正指此意。在胡志德看来，晚清民初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摇摆未决（Indeterminate Age），传统受到持续破坏，现代成为问题，人们对西方既爱且恨。诸多晚清思想表面看来紧追西方现代，却无不有着中国渊源。严复、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林纾等人或努力分辨东西差异，或鼓吹新的写作风格，或研发小说理论等，都是意图调和境内境外文化，以为己用。从思想倡导落到文学实践，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曾朴的《孽海花》，都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绝佳例证。它们不仅在小说技巧上大有发展，而且展现了彼时变动中繁复的社会关系。时间进入民国，此般冲动仍有增无减。朱瘦菊的《歇浦潮》，虽为娱乐所制，却描摹了现代之际各种悲苦感愤的体验，较之五四一代毫不逊色，就连鲁迅等人的现代创作也摆脱不了晚清文学的影子。
如果说现代性的时间坐标原点在于晚清，那么它的空间坐标原点则落在城市。尽管“乡村”是五四文学最为热衷的一环，但没有城市，这些“地之子”就无从畅快地表达自己对乡土的眷恋，也只有城市才提供各种表述的通道和倾诉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城市才优先提供各类新式教育，令他们有机会疏离传统与乡土，并对外在秩序充满敏感。叶文心就以“分裂的学园”（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 1937）一说作为印证，表明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传播新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往现代、成就中国的进程，最受瞩目也至为成功的是“城市上海”。如今关于上海的论述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从都市“奇观”到“辉煌”景象，叶文心以为，“洋”“商”与“女”共同交织成了一个新的秩序[10]。而这万般物质文明的“骇怪”“颓废”所引出的文学涟漪，也早被大才槃槃的李欧梵披露无疑。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 1945）一书中，李欧梵就两种都市文本样式——“城市空间的具体文本”和“关于城市的话语写作”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李欧梵特别强调了“印刷文化”的作用，无论是广告、书刊、文库、教科书，还是美女月份牌，都成为表述现代的重要指标。略感遗憾的是，李欧梵重在重建“西化的上海”，而对都市居民的日常世界则多有遗漏。[11]卢汉超、吴茂生（Mau-Sang Ng）、金佩尔（Denise Gimpel）几位把触角伸向“霓虹灯外”，从各类流行读物、通俗文本中发现了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遗留和20世纪40年代的市民生活，丰富了现代上海的多元面貌。[12]林培瑞、陈建华、李海燕[13]三家对“鸳鸯蝴蝶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周瘦鹃的讨论，则言说了现代都会文明的另类篇章，它们与李欧梵所阐述的“新感觉派”的“颓废”“浮纨”大异其趣，以“感伤”和对私人领域的诉求，铺演了公共空间和现代主体性的诞生轨迹。
林培瑞的高足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从“街谈巷议”说起，追踪文学作品中晚清民国一段的上海叙事，回答了上海如何成之为上海的问题。在他看来，上海的印刷产品（地图、照片、报纸、电影等等），特别是小说和勃兴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分期连载小说，形塑了上海的城市身份。借着这些文化产品无远弗届的活力，小说还演绎出其他城市的文化认同。比如，在“双语文本”（Double-Voiced Texts）《海上花列传》中，小说的叙事者使用了标准的官话，而人物所使用的语言则是苏州土白，这两种语言都不是上海的本地方言，却在上海出版发行。海上小说复制了其他城市的惯有认同，如此“媒介上海”（Mediasphere Shanghai：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就成了其他文化，如“京派文化”等争先恐后登临的场所。
“发现上海”的事业如火如荼，这势必导致一部分传统城市受到忽视。就中华帝都北京而言，昔日的荣光在上海的声光化电中黯然失色，这是否预示着此类“传统”的城市无力现代，也无法现代呢？张英进和史书美两位的研究对此做出了极好的反驳。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Configurations of Space，Time，and Gender）一书中，张英进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与电影想象城市的途径，提出了三类典型的构形（Configurations）方式：空间、时间及性别。它们分别说明了乡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致力于智力探索与自我培养的“男性”城市和致力于愉悦与新鲜感的“女性”城市的纠缠撕掳。其中，北京是空间构形的最佳案例，上海则是时间与性别的城市。在老舍、张恨水等人的小说中，张英进发觉北京一方面跟小镇和乡村有着共同的传统、价值观和心态基础，差别不大，另一方面，又必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北京构形的矛盾，比如老舍作品中文化批判和文化怀旧的龃龉，也是中国现代体验的一部分。尽管中国传统在北京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但随着西化大潮的奔涌、上海的出现，中国城市中对称的空间开始了重新的时间化和性别化。[14]
如果说张英进的出发点是“文学构造现代城市”，那么史书美推敲的则是“在城市中书写现代”的议题。作为英文世界第一本对“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进行全面考察的学术专著，《现代的诱惑》不仅出色地讨论了上海的新感觉主义，而且还分析了北京的现代主义运动，其中后者的努力一直因为前者的光辉而被遮蔽。透过对京沪两派书写策略的精细考察，史书美重新组织出一套理解现代主义的中国术语——“半殖民主义”。在她看来，以废名、凌淑华和林徽因为代表的京派，面向未来地回顾过去，对新的全球文化做出了地方性的建议，应以“重思现代”之名出之，这与海派作家“炫耀现代”的做法判然有别。废名“用毛笔书写英文”的形象，包含了一种中西协商的互动影响，这使得他笔下的现代性成功地规避空间和时间的边界，尤其是文化上的边界。林徽因和凌淑华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和生活经历雄辩地证明，为了参与现代意义上对传统事业的重新肯定，女性由于自身与传统的矛盾而不得不采用一种相对曲折的现代性写作路线。通过重拾传统文学技法——“缀段性”叙事和闺怨诗，这两位女作家发出了地区语境下的协商性别的吁求。[15]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性的时空起点，乃在于晚清的上海。由此开始，时空交错，绵延不绝，各种情境的现代模式纷至沓来，亟欲增益这项未尽的工程。张诵圣的研究讨论了台湾地区的现代主义和本土抵抗（Modernism and Nativist Resistance：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阿巴斯（Ackbar Abbas）则关注香港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识（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张旭东将目光锁定在改革年代，探讨此一时段下的现代主义——文化高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Cultural Fever，Avant-garde Fiction，and New Chinese Cinema）；唐小兵叙写英雄与凡人的故事（Chinese Modern：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从文学到文化，由晚清的《恨海》，说到现代的《狂人日记》和《寒夜》，直至后现代《叔叔的故事》。既有抒情与异议，也有历史的镜照、真实的都市和日常的焦虑，五光十色，十足一副“中国现代”的全景图、浮世绘，鲜活再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现代性追求中的光怪陆离。
[1] 有关“现代性”概念的梳理，可参阅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61页；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2] 查尔斯·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85页。
[3] 转引自Chow，Rey．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Mi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1，p．viii．
[4] Shih，Shu-Mei．The Lure Of the Modern：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 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5] 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6]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20页。
[7]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8] 参阅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
[9] 参阅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0] Yeh，Wen-Hsin．Shanghai Splendor：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843—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11] 参阅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 Lu，Hanchao．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Gimpel，Denise．Lost Voices of Modernity：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the Contex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Ng，Mau-Sang．“Popular Fiction and the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A Cultural Analysis of Qin Shouou's Qiuhaitang.”in Modern China No.2（1994），pp.131—156．
[13] Lee，Haiyan．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 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4] 参阅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 参阅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