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修辞与正义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律师与“审判”

修辞学是早期现代英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如安德鲁·格尔（AndrewGurr）指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戏剧首先是一种口头文化，既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听的。^[1]作为一种语言模式，修辞术为莎士比亚提供了绝佳的表现形式。《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等剧中人物的唇枪舌剑、妙语连珠往往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卖点”和“叫座”原因之一。不过，修辞学的影响事实上远远超过了语言技巧方面，而是作为一种思辨模式，成为莎士比亚戏剧结构和主题表现的有机组成部分。

修辞的影响遍及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不例外。按照听众的不同，修辞演说分为三个种类，即议事性、诉讼性和夸示性修辞。议事性修辞用于劝说和劝阻；诉讼性修辞用于控告或答辩；夸示性修辞则用于称赞或谴责。（1358b）^[2]三种修辞类型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均有广泛应用。夸示性修辞如《亨利五世》中坎特伯雷主教称赞亨利五世的名段（1.1.25—70）；议事性修辞如《裘力斯·凯撒》布鲁图斯思考是否应该刺杀凯撒的独白（2.1.10—34），《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戏中哈姆雷特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3.1.58—90），^[3]《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2幕第2场特洛伊军营就是否应该把美人海伦归还给希腊人的激烈争论，等等，均是莎士比亚运用议事性修辞的典型个案。此外，《威尼斯商人》《一报还一报》《冬天的故事》等剧中都包含完整的法庭审判情节，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在其新著《莎士比亚与诉讼修辞术》（2014）中将《奥塞罗》《一报还一报》《终成眷属》等作品归纳为“莎士比亚诉讼修辞剧”。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亨利五世出兵法国、特洛伊战争、哈姆雷特的复仇，以及刺杀凯撒等种种修辞个案其实无一不关乎“正义”与合法性问题。一方面，修辞学极大丰富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技巧，另一方面则为莎士比亚戏剧探讨法律、正义、善等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便利途径。通过对修辞的娴熟使用，莎士比亚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司法大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种种“看得见的非正义”。

[1] Andrew Gurr，PlaygoinginShakespeare’s Lond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81—118.

[2]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3] 该段台词原文为：“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战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