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问题

从这个题目中，我提出两个问题来讨论：（一）隋末农民大起义发源于今山东、河北一带的原因；（二）今山东西部和河北邻接山东之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点。

一 隋末农民大起义发源于今山东、河北一带的原因

要想全面地探索隋末农民大起义发源于今山东、河北一带的原因，必须追究到从隋文帝以来黄河下游地区土地分配的情形。史实说明，远在北魏、北齐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最大的地主，即所谓“山东士族”的集中地。在隋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农民苦于耕地不足，无疑是和已在衰颓着但尚未完全崩溃的“山东士族”仍占有大量土地这一点密切关联着的。

要想全面地探索隋末农民大起义发源于今山东、河北一带的原因，还须考察隋炀帝即位以来的残暴统治的情形。史实说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以前的繁重徭役和剥削，给全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害，而黄河下游地区恰恰又是受害特重的地区之一。

关于以上两点，我们将另辟专题来讨论。由于进攻高丽的战争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本篇所论，仅以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在隋炀帝进攻高丽的大征发中的惨痛遭遇为限。

隋末农民大起义最初在大业七年，在隋炀帝准备进攻高丽的大征发中发生，其爆发点则在今山东西部和河北邻接山东之处。为什么隋末农民大起义首先从这里爆发呢？

（一）因为：黄河下游地区是隋炀帝进攻高丽的供应基地。在隋炀帝进攻高丽的大征发中，这一地区的人民除应征充当士兵外，还须担负最为繁重的运输任务。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引一个旁证。《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五年记载：

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在今青海省内），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开通西域之所以困敝西北，在于西北诸郡接近西域前线，成为西域前线的供应基地，当地的人民因之担负了极繁重的转输塞外的任务。那么，由此也就可以推知，在对高丽作战中，最接近高丽前线的黄河下游地区，也要成为供应基地，当地的人民也会因负担繁重的徭役而大受灾害。而事实也正是这样。

请看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的大征发及出兵的情形。

大业七年（611），“帝自去岁（指大业六年即公元610年）谋讨（进攻）高丽，诏山东置〔军〕府，令养马以供军役（隋文帝灭陈后，于开皇十年即公元590年，诏罢山东、河南新置军府。至是，复在山东增置。又古所谓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而言，约包括今河北省大部，山东省全部及河南省北部。本文凡称山东而不著‘今山东’字样者，皆沿袭古称谓）。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二镇当在今辽宁朝阳附近），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引自《通鉴》卷一八一。《通鉴》叙民夫运米一事，上接诏山东置府，下接以山东地域之农民起义情形，又此项运输以车牛及小车为工具，系北方情景，故可据以推知此民夫及鹿车夫乃山东人。并参下文。）

大业七年四月，隋炀帝“至涿郡（今北京）之临朔宫。……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排即盾，镩即小矛）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

同年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

同月，“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当时所谓河北，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河北包括今山西省在内。然今山西省在当时又通称河东或山西，故狭义之河北仅指山西以东之黄河以北地区。当时所谓河南亦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河南包括今山东省在内，其狭义之河南——在与山东对举时——则仅约包括今河南省之黄河以南地区。今山东省在当时无专称，或与今河北之大部合称山东，或与今河南之大部合称河南，此处所云河南北，当包括今山东省在内。）

同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黎阳仓在今河南滑县西，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北，俱在当时运河线上。）

大业八年（612）正月出兵。“诏左十二军……右十二军……络绎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海。”（以上各条俱引自《通鉴》卷一八一及《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综合以上诸条，可得结论如下：

第一，隋炀帝进攻高丽，凡用兵一百余万。此百万大军来自全国的广阔地区，西到关中（可参考《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及《刘弘基传》），南及岭表，都是征发士兵的范围。但从《通鉴》舍一般化的“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的记载，而在总叙农民大起义时，专言“诏山东置府”来看，山东地区，即今河北、山东一带的人民，要亦为此百万军丁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第二，隋炀帝进攻高丽，所用运输的民夫，数在百万以上。此项运输任务，悉由接近高丽前线、成为供应基地的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以及可借运河、长江交通之便的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民承担。至于岭南、巴蜀、关陇等地的人民，则或以距离过远，或以别有边防任务（如前引西北诸郡之例），没有卷入到这项繁重的徭役当中（或者，至少也比较轻些）。

第三，淮南、江南和黄河下游地区的情形相同，其地人民兼有兵役、徭役两种负担。但在兵役方面，江淮以南的人民似乎只充当水师。不难推知，水师的人数要远较陆军为少（在这里，也不应忘记，江淮的民夫，也远不如黄河下游地区的殷繁）。在徭役方面，江淮以南的人民所担任的是运河线上的运输，这当然也是很劳苦的。但陆运的民夫，如鹿车夫之例，则运米甚少，以道途险远之故，甚且不足充口粮（涿郡至泸河、怀远二镇，经途千里，人烟稀少，山险难行，推毂往返，需时数十日。当时之“石”，较今为小，男女老幼少壮相均，“人日食米二升”。估计壮丁每月用粮，约近一石。所以二人共推米三石，不足充沿途糇粮）。如牛车之例，则以壮丁与耕牛一并被征发之故，大大妨碍其家庭农业生产的进行。相较之下，陆运民夫的受害，较之水运者，就不免更加严重些。

（二）因为：今河北、山东一带是进攻高丽的军事基地。在这个区域的东端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和北端涿郡分别驻屯着水陆大军。从这个区域内征发的兵丁要向涿郡调动，从其他区域征来的兵丁也都要经过这个区域向涿郡和东莱集中。为供应驻军和过境部队的某些需要，这一区域的人民又须缴纳较之其他地区更为繁多的临时征发物品。魏德深为贵乡（今河北大名）长，史言“会兴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于时……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县，有无相通，不竭其力”（《隋书》卷七三《魏德深传》），就说明了这一带的严重问题。魏德深可能是好一点的县官，至于一般的官吏，则是无比地贪残。他们在接到临时征发命令后，先用贱价收买指定征发的物品，然后再宣布命令，以高价出售给人民。一转手间，就能获利数倍。这就更加深了这一带人民的疾苦，把尖锐化了的阶级矛盾推向顶端。

总起来说，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在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的大征发中，其徭役、兵役、临时征发物品的负担，合起来，较之他地，是更为严重的。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首先从这里爆发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其他各地的人民没有负担繁重的兵役等，而只是说，这一地区人民的负担，乃是惨重中之尤为惨重者。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隋炀帝的大征发加给其他地区人民的灾害还不足引起起义，而只是说，在全国农民大起义已经酝酿成熟的条件下，这一地区的人民以受害最深之故，最容易首先举起义旗。

（三）此外，恰在隋炀帝准备进攻高丽的大征发的同时，黄河下游地区又遭遇到最为严重的水灾。《隋书》卷三《炀帝纪》：“〔大业七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四十余郡。）

根据《隋书·地理志》所载，黄河下游地区（古所谓山东、河南，包括今河北省在内）总有郡数为四十上下。所以，这是一次遍及全境的大水灾。在隋炀帝历年大兴徭役以掘长堑，修宫殿，开运河，凿山道之余，因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苦于耕地不足的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本已很难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在这次大水灾的同时，隋炀帝却以最大规模的兵役等加在这一地区的人民身上，就更使人民不能存活。高鸡泊义军的兴起，最鲜明地说明了大水灾对于爆发起义的影响：漳南（漳南与高鸡泊皆在今山东恩县西北）人孙安祖，家为水所漂，妻、子皆已饿死。安祖以骁勇之故，被选为“征辽”战士。按照隋的府兵制度，战士的衣粮以及大部分用具，均需自备。孙安祖已经穷到不能过活，无法负担这笔费用。于是向县令申诉，请免此行。县令不但不允，反加以笞刑。孙安祖忍受不下这种蛮横的待遇，于是刺杀县令，逃到窦建德家躲避。在窦建德的指示之下，孙安祖率领逃兵和无产业的穷人数百，开到高鸡泊举行起义。义军迅速发展到数千人，后来成为窦建德起义军的重要力量。

在这里，也不应忘记，自然界的灾害，例如水灾，其发生，其广泛和深入的程度，也不能当作孤立的问题来看。归根结底，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之下的农民的困穷，封建国家大征发之下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乃是农民失去防灾、减灾、抗灾能力的根本原因。这一次水灾在黄河下游地区之所以如此广泛而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关联着的。

今山东、河北一带之所以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其原因大致如此。

二 今山东西部和河北邻近山东之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点

笼统地说山东、河北一带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还容易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隋的水陆大军分别屯驻于山东东莱海口和河北涿郡，那么，在这两个重要军事据点的附近，是否便于农民起义的发生，特别是其发展呢？因此，对于隋末农民大起义首先爆发的地点，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既然我们所讨论的是关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问题，就无需去考察隋大业九年六月以后的情形。因为自大业九年六月杨玄感的反隋军兴起以后，起义随即在淮南、江南（这些是在进攻高丽的大征发中受害仅次于黄河下游一带的地区）、岭南等地区开展起来，已经带有全国性，那已不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

隋末农民起义最初在大业七年发生，这一年主要起义军的地点如下：

（1）王薄起义军，占据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东。

（2）刘霸道起义军，占据豆子，在今山东阳信东。

（3）孙安祖起义军，占据高鸡泊，在今山东恩县西北。

（4）张金称起义军，在今山东夏津附近之“河阻”中。

（5）高士达起义军，在今河北景县境。

在大业九年六月杨玄感反隋军兴起以前，新兴的主要起义军的地点大致如下：

（1）杜彦冰及王润、李德逸、郝孝德等诸支起义军，皆在今山东德县一带。

（2）白榆娑起义军，在今宁夏灵武一带。

（3）韩进洛、甄宝车等诸支起义军，皆在今山东茌平一带。

（4）孟海公起义军，据周桥，在今山东城武附近。

（5）郭方顶起义军，在今山东益都一带。

（6）格谦、孙宣雅等诸支起义军，皆在今山东阳信一带。

（7）孟让起义军，在今山东济南一带。

由此，可得结论如下：

第一，在大业九年六月以前，特别是在大业七年时兴起并且得到顺利发展的诸支起义军（除白榆娑一支在西北外），其活动的地区，并不是在涿郡和东莱附近，而是在距离这两个隋军据点，特别是力量庞大的陆军集中地涿郡较远的今山东西部和河北邻接山东之处。

第二，这个特定地区和隋代的政治中心即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相距亦甚远。不独远离长安，即和洛阳相距，一般亦有千里之遥。

第三，这个特定地区既和隋代的政治中心及当时的大军驻屯之所相距较远，所以隋朝在这里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与关中、河洛、幽蓟一带相比说来是如此。若和某些边郡相较，则隋在这里的统治力量相对为强）。正因为如此，这个特定地区就比较便利于起义军的发生和发展。关于这一点，可以引《隋书》卷七一《杨善会传》中的一段话为证：“于是山东思乱（反抗封建统治），从盗（起义军）如市，郡县微弱，陷没相继。”

第四，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之地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合计户数达四百六十万左右，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约近九百万）二分之一以上。隋末农民起义军恰恰兴起于这个当时经济最发达、人口最集中的地区的中心，所以，扩展开来，就要给予隋皇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原载1953年7月1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