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本书以民国时期部分大学的“中文”学科[1]及领域的讲义为中心，通过对讲义的文化背景、生产方式、体例特征、整理出版、学科贡献诸方面的考察，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呈现民国中文学科及中文学科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场景和局部情况，从而增进对现代中国大学中文学科形成和发展的认识，丰富对现代大学教育形态和知识生产、传播方式的认识。
一、讲义研究的价值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新政体呼唤新式人才与新式教育，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2]民国建立伊始，即不断通过颁布新学制、发布教育令等方式推行教育改革，加快新教育建设，各级各类教育面貌均有深层改变。在高等教育层面，集中表现为全盘借鉴西方分科教育，在激进与反思中推动学科化进程。
民初，各大学一方面借鉴西方较成熟的学科划分方式，厘清各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努力与西方高等教育接轨；另一方面结合本国教育实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平衡，教育实践中采取很多折中、权宜手段，力促学科化顺利推进。授课讲义的使用正是这些手段的典型代表。
讲义在我国古而有之，初为“解说经义”之意，从唐代开始被用于廷讲，在明清书院教育中达到极盛。作为传统教育的产物，讲义在民国大学分科教育中得以保全和应用，既是应对教本匮乏的权宜之计，也是传统教育文化影响下的主动选择。
讲义授课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普遍存在，与包括中文学科在内的诸多学科的现代化进程相伴同行。讲义生产方式的更迭、形态体例的演进、传播途径的调整，都留下了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印记。因此，讲义研究是考察民国学科史、教育史的理想途径。
具体说来，以讲义研究为途径考察民国中文学科教育史，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首先，讲义研究是考察现代学科发生、发展的需要。
“学科”一词，《辞海》中有两解：① 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② “教学科目”的简称，也称“科目”“课程”。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史”属于第一义，即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发展演进的历程，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和逐步积累，一是该学科在大学中的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两方面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学分科教育以学科为划分依据，选择该学科内基础性知识、具有普适性的学术成果，成系统地传授给学生；而一类新知识、新成果的产生，后备力量的培养，也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学分科教育。
民国时期，“大学既是培养高深专业人才之基地，亦为汇集专家学者研究高深学问的处所。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中国现代大学作了这样的定位：大学为高等学术之中心，有保存增进社会中最宝贵学术之责任。社会之智慧、思想、文艺、学术虽不能谓完全存在于大学之中，或为大学所专有；但处于今日大学实有大部分之责任。故大学所设置的课程和所设立的学科，体现着近代学术研究之基本科目，主导着学术研究之范围及基本研究趋向”。[3]可见大学学科教育是民国学科发展史的主河道，民国学科史研究应以大学学科教育为中心。
就民国时期的中文学科而言，由于学科的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尚未成立，学术研究的开展，学术成果的产生，基本依靠大学完成，大学同时承担了学科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双重使命。将目光锁定在大学校园内的中文学科教育，我们发现，课程讲义同时参与到这双重使命中：教师自编讲义用于学科教育，这些讲义往往是教师多年的学术积累和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更有杰出者经整理出版成为学科奠基之作。讲义参与到学科教育的同时，又兼具学术价值，奠定学科基础，实为对学科的双重滋养。因此，民国讲义的研究，利于通览彼时中文学科史的整体演进状况，更可以探索学科史内部学术研究与学科教育两大要素间的互动关系。
其次，讲义研究值得重视，亦是基于对民国大学学科教育状况的认识。
如前所述，现代大学开展的学科教育是民国学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科史研究的主要途径，它由学校、课程、教本、课堂、教师、学生六要素构成。这六要素都与授课讲义密切相关。
解决教科书匮乏所造成的问题，是讲义产生的直接原因。自编讲义作为教本，与教科书相比，更富于学术个性和教学针对性。教师编写的讲义，既是其教学工具也是其学术成果，其中蕴含的不仅是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积累，更承载了教师的学科教育理念与理想。学生是讲义的接受者，他们借助讲义获得学科知识，又以课堂笔记和课后作业的方式记录、追忆、补苴和扩充讲义。学生还是学科的后备力量，讲义通过学生在学科内部传承积淀，因此讲义是学生参与学科建设的第一条路径。讲义伴随着课程由开设到成熟的全过程。新课意味着暂时没有可供使用和参照的教本，因此新课程或者依赖一本相对完备的讲义，或者依靠任课教师一边讲授一边编写讲义的能力。每讲授一个学程，教师都可以结合授课效果和新的研究心得对讲义加以改动使之完善，随着讲义的不断修订，新课程也走向成熟，被纳入学科教育体系。学校是讲义生成的大环境，民国大学多个性鲜明，有些大学提倡讲义，富于讲义传统，有些则不予提倡甚至尽力杜绝。对讲义不同态度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经济状况，教育理念，管理模式，文化氛围等等，都可通过讲义之施用加以考察。课堂是讲义的起点也是归宿，其文本为课堂讲授而生，其教育价值借助课堂传播得以实现，课堂教学效果又直接影响讲义的修订，课堂教学以讲义为途径推动学科的发展完善。
总之，讲义处于学科教育活动的中间位置，各教育要素的发展变化都会关涉讲义并在讲义形态上留下印记。因此，借助讲义，不仅可以考察各教育要素的情况，更有可能勾勒出较为全面的学科教育演进的图景。
再者，关注讲义还与其作为学科史料的性质有关。
梁启超指出“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4]可见史料的重要意义。民国成立距今已逾百年，进行民国学科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依据梁启超对史料的定义“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5]，民国学科史研究之史料，主要包括学术研究、专业教育遗留的文献和实物，考据文献和实物史料主要依靠前人日记、回忆录、书信等等，还有彼时的报刊资料。
从史料角度考量讲义，其作为学科史研究资料主要有两方面特点：第一，讲义原稿兼具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6]双重性质。讲义首先是实物，其装订、开本、字体、排版、纸张、印刷及流传、存藏等，都体现了彼时某方面的学科面貌；同时讲义内容又是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展示了彼时学术、教育水平；此外，师生在讲义上留下的注释和批注，更是宝贵的学科教育资料。第二，讲义作为学科史资料具有动态性。民国讲义尤其是大学讲义，多数非一成不变，都经过多年课堂洗礼和课后的修订打磨，很多讲义成熟后即正式出版，有些还反复再版。讲义的动态性为学科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动态视角，不断的内容修订、出版前集中的调整，再版修订和内容增删，这一过程，刚好从一个侧面动态呈现了学科发展历程，这是其他史料无法企及的。此外，讲义初版或再版时一般会增补序跋，序跋多为作者本人或其亲属、师友、弟子所作，内容涉及讲义编撰使用、整理出版等情况。按照“史料越远越好，记载史料的人离发生的事实越近越好”[7]的原则，这些出自亲历者之手的序跋也是珍贵的学科史资料。
凡史料都涉及真实性、有效性问题，就学科史研究而言，学制、政令、学校规程等第一手档案对研究学科发展趋势、框架形成、制度演变等非常有效，但对研究具体专业教育活动则略显宽泛，缺乏针对性；而前人的日记、回忆录等，又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存在主动偏离事实或记忆出现差错的危险。与之相比，讲义就产生于彼时专业教育活动，是无须回忆或主观加工的实物客体。因此研究具体学科教育活动，讲义作为史料，针对性更强，真实性更高。
最后，关注讲义还因其具备的述史优长。
讲义是产生于具体教育活动的独立客体，从讲义角度展开学科史研究，将对学科史的述史方式和基本形态带来两方面影响。
其一，从讲义角度展开学科史研究，可以部分悬置已有学科预设，以更接近“史前史”的研究姿态述史。
“人类的过去要成为有意的，就不能是死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死的过去是编年史，活着的过去才是真正的历史。编年史与历史之得以区别开来并非因为它们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为这一种从属于那一种，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8]这就是克罗齐著名的历史哲学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带有主观唯心色彩的历史哲学命题，其合理性存在于历史叙述层面：历史书写都是在“当代”语境下展开的，无法摆脱“当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永远疏离于历史叙述之外。由此反思民国中文学科史研究，彼时处于传统知识与西方舶来新知识碰撞融合，共同经历学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阶段，今天意义上的中文学科尚未完全形成，应视作学科的“史前时代”。今天的中文学科史研究，无论是具体考察还是整体梳理，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学科体系已然完善的前提下展开，带着今日之学科预设，述学科之“史前阶段”，遗憾与引发诘问不可避免。例如，民初有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讲授文学概论课的情况，用今日之学科眼光考察这一现象，无论是从课名角度将其列为文学概论课的初始形态，还是从内容角度否定其作为文学概论课的合法性，都显得简单而草率。现象背后，学科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独特的新旧更替方式和发展机理，都会随着简单的判断被篡改甚或忽视。
而讲义作为具体而客观的历史存在，其历史合法性不由学科的概念、范畴所决定。换言之，讲义研究的着眼点不在于学科怎样生产了它，而是它体内蕴含了怎样的学科样貌和发展趋势。
其二，讲义研究代表向下的历史眼光与研究视角，可以适当回避学科起源、阶段划分等整体性追溯，以散点透视方式呈现民国中文学科教育样貌，将学科教育史置于民国时期的校园、课堂、师生日常生活中加以考察；不做单纯的述史，而是在营建学科教育历史场景的基础上，任学科教育史在其中“自行发展”。
回避宏阔问题之“理应如此”的叙述方式，借用“谱系学”[9]方法，清理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历史细节，呈现学科发展历史瞬间的不同侧面，思考其发展走向的不同可能，正是讲义之于学科史的独特述史优长。
二、讲义的搜集整理与讲义研究资料体系的建构
1.讲义的搜集整理
由于尚未出现对民国时期中文学科讲义做集中梳理、呈现，或以讲义为途径对中文学科教育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本研究需要白手起家，从最基础的讲义搜集整理和讲义研究资料的甄别、梳理做起。
讲义搜集不同于一般的史料挖掘、整理，需要将讲义与教员、课程、施用学校、施用时间等诸多要素对应起来，才能初步确定其讲义身份，然后再查找讲义原稿或相关出版物的存藏情况，获取实物。得到讲义文本后，还需要通过序跋、使用说明等，对讲义和与之相关的教育信息加以验证。经反复尝试和摸索，形成讲义搜集方法如下：
第一步，阅读民国教育史，了解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熟悉民国大学的主要类型，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校史资料保存相对完整、中文学科发展势头较好的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北京高师、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青岛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大学、兰州中山大学等20所大学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第二步，查阅所选20所大学的校史资料，包括今人编撰的校史、资料汇编，民国时期与教学相关的文件、通知和校园刊物，初步确定每所大学民国时期中文学科有哪些教员，这些教员的任教时间和课程开设情况。
第三步，逐一翻阅教员的生平资料，如自传、回忆录、评传、年谱、年表、纪念文章等，着重掌握他们的任教、著述情况和主要学术贡献。
第四步，以讲义为中心，教员生平为依据，校史资料为辅助，将教员、讲义、施用学校、时间、课程和存藏、出版情况组合起来，形成相对清晰的讲义条目。
第五步，依据整理出的讲义条目，尽可能多的获取、翻阅讲义原稿或相关出版物，利用讲义或相关出版物的序跋、前言、教学说明中蕴含的信息，逐一验证讲义条目，剔除讹误条目，对存疑条目重新查证。
历经两年多的搜集整理，共确定民国20所大学中文学科讲义300余种，其中有百余种获取讲义原稿，超过260种获取相关出版物。
2.对民国讲义研究现状的分析
搜集整理讲义的同时，笔者还对民国讲义研究现状作了梳理和分析。目前，民国讲义研究，从内容来看，可分为史料性和研究性两大类。
有关讲义的史料性文章主要涉及五方面：
（1）呈现新发现的讲义原稿。如：张友渔《何谓社论——1932年任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之讲义》（《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6期），老舍《文学的批评——<老舍文学概论讲义>第十二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2期），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第4期连载），顾颉刚《<尚书>讲义第一编序》（《中文自学指导》1998年第4期），梅光迪讲，杨寿增、欧梁记录整理《文学概论讲义》（《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陈汉章《尔雅学讲义》（《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九、十合辑,2012年4月）等，均属此类。
（2）对所见讲义原稿作内容述要。如：宋方《读鲁迅的<生理学讲义>》（《江苏教育》1981年第11期），王志均、王雨诺《欣读鲁迅先生早年编写的生理学讲义》（《生理科学进展》1982年第3期），胡絜青《<文学概论讲义>代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2期），吴甲丰《傅雷先生早年的一部讲稿<世界美术名作20讲>》（《读书》1984年第5期），何懿《珍贵的资料 独到的见解——评老舍先生的<文学概论讲义>》（《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杨福生《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述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刘文瑞《业余读史——介绍三本讲义类史书》（《华夏文化》2007年第6期），黎珂帆《刘师培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10期），王丹丹、颜春峰《陈汉章<尔雅学讲义>稿本述略》（《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孙德鹏《历史精神与宪法：严复<政治讲义>论析》（《现代法学》2012年第1期），曹小欣《从<文学概论讲义>看老舍的文学形式观》（《时代文学》2012年第8期），闫月珍《赵景深佚著<复旦大学中国诗歌原理讲义>》（《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3）讲义版本校勘与考据。如：张瑞麟《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2期），徐雁平《王国维<经学概论讲义>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周兴陆《从<讲义>到<大纲>——朱东润早年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一段经历》（《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11期），眉睫《新诗讲稿还是新诗讲义》（《出版广角》2008年第10期），姜朝晖、雷恩海《一本难得的好书与几个应该避免的讹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订讹》（《聊城大学学报》2008年第12期），肖伊绯《百年“讲义本”疑案》（《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日第9版），李云《北大藏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铅印本讲义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4）钩沉考辨讲义背后历史。如：元尚《讲义的魅力》（《人民政协报》2000年12月8日第7版），陈鸿祥《王国维与“圣仓明智大学”及其<经学概论>——<王国维新传>片段》（《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7期），栾保群《廷杖三题——孟森<明清史讲义>读后》（《书屋》2005年第4期），陈平原《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白化文《游承泽（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讲义>读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尚小明《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8期），敬亚萍《被时空遮蔽的声音和表情——徐志摩<关于女子——苏中女中讲稿>及其他》（《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吴中胜《经典原本是讲义——朱东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光明日报》2008年8月4日第12版），眉睫《<文学概论>（梅光迪）整理附记》（《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丁波《刘家和先生与<清代学术史讲义>》（《中华读书报》2013年7月3日第7版），杜宇《讲义逾甲子，学术薪火传——辅仁大学老讲义的故事》（《光明日报》2013年9月9日第7版）。
（5）围绕近几年“老讲义”出版的报道和评论，部分内容涉及民国讲义的史料价值。如国安《珍贵手稿再现“名师讲义”》（《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8月8日第2版），彭晓晖《重新踏进大师们的课堂》（《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9日第2版），樊国安《天津古籍社升级“名师讲义”品牌》（《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4月3日第4版）。
关于讲义的研究性文章，其内容也涉及五方面：
（1）以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为核心的民国大学讲义现象研究：张华、公炎冰《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述评》（《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2期），张晓夫《我看讲义费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2期），张耀杰《北大讲义风潮与鲁迅的不称职》（《粤海风》2002年第6期），马媛媛《留学背景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从北大“讲义费风波”谈起》（《中国教师》2009年第9期），潘清《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从1922年北大讲义费风潮看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由讲义及人，以讲义为途径对讲义作者生平、学术思想的研究：李犁耘《老舍早期对文学特性的思考——从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4期），何雪英《在唯美与功利之间——从<文学概论讲义>看老舍早期的文艺思想》（《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吴硕《浅论陈衍的儒家思想——读陈衍的<伦理讲义>》（《近代中国》第17辑,2007年6月），毕苑《林纾和他的<修身讲义>》（《团结报》2010年5月13日第7版），王天根《严复译著牛津、剑桥讲义及其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学理想象》（《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7期），赵灿鹏《徐中舒与暨南大学——由其佚著<尚书讲义>的新发现说起》（《暨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宁可《回忆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隋唐五代史讲义>》（《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11日第10版），周荣《刘掞藜的古史思想——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民国老讲义为蓝本》（《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徐红《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从学术史角度，探讨讲义内容的学术价值：林维民《汉魏文学变迁的认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札记》（《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眉睫《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兼评<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博览群书》2007年第2期），张军《文学理论的书写范式与现代意识——读老舍<文学概论讲义>》（《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彭义《章太炎<文心雕龙>讲义二种脞说》（《<文心雕龙>与21世纪文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10月出版），胡佳《梅光迪<文学概论讲义>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6期），刘神生《试论冯叔鸾<啸虹轩话剧>和<戏学讲义>中的戏剧美学思想》（《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吴叶霞《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述例》（硕士学位论文，杭州师范大学,2011年），刘家和《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徐志强《老舍<文学概论讲义>中的“文学批评”观述评》（《山花》2013年第3期），马克东《朱德熙<语法讲义>述评》（《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江玉梅《陈望道<作文法讲义>写作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3年），陈尚君《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复旦学报》2013年第6期）。
（4）从民国教育研究的角度，将讲义作为教育研究的途径：万献出《章太炎的<说文>讲授笔记及其文化阐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黄安年《融中外史学于一体的课程新体系——读<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云梦学刊》2007年第7期），龙宪华、周向阳《近代化背景下的律学教育——以<大清律讲义>为视角》（《凯里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李凯《关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再思考——以老舍先生<文学概论讲义>为例》（《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5）“述学体”研究。此类研究虽不是专门的讲义研究，但讲义作为民国“述学体”的重要形式，在“述学”研究中经常被用作例证，“述学体”的基本特征多为讲义所具备。此类成果有：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陈平原《胡适的述学文体（上、下）》（《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第8期连载），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郭万金《范式转换中的述学理念——章太炎学术思想的范式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胡全章《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刘奎《朱自清的述学文体》（《枣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仝十一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述学文体》（《文史知识》2012年第11期），侯晓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述学文体初探》（《文史知识》2013年第1期），王靖楠《朱光潜<诗论>在述学文体上的意义与价值》（《文史知识》2013年第5期），于谦《刘半农的述学文体——以<四声实验>为例》（《文史知识》2013年第9期）。
从现有民国讲义研究的成果看，史料性的成果更多，影响更大；但这类研究较多依赖新文献的发现或亲历者的回忆，研究成果呈现出不定期集中涌现的特征，缺乏持续性；研究性的成果多围绕某一部讲义展开，得出的结论多是孤立的，讲义研究成为个案研究，削弱了研究的系统性。也有少量文章将讲义置于学术、教育背景中加以考察，但基本思路多由学术、教育角度解读讲义，忽略了讲义与学术、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缺乏层次感，视野略显局狭。
3.讲义研究资料体系的建构
目前民国讲义研究尚处于零散的个案研究阶段，讲义的史料价值、述史优长都未得到充分挖掘，更无法为系统的讲义研究提供方法借鉴或资料积累。系统研究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必须将讲义置于民国大学中文学科教育活动中，借鉴现有民国高等教育史、中文学科史和教育活动研究的有关成果和经验，探索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建构与系统研究相配套、史料与研究成果相结合的讲义研究资料体系。笔者着力围绕讲义在教育活动中呈现的两方面特征，建构讲义研究资料体系。
讲义的第一方面特征，是其作为教育要素，位于教育活动的中间位置，与学校、课程、教员、学生、课堂等诸多要素都直接相关，讲义研究不能脱离教育活动孤立进行。就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而言，设有中文学科的重要大学，中文学科开设的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学生修业情况，课堂情形等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都可纳入讲义研究资料体系。
史料类，包括所选20所大学校史、中文系科史共计46部，校史资料汇编13部，校刊、校报等31种，通知、会议记录、课表、教职员名录等原始文件110余种；教员回忆录、自传、评传、谱表等500余种，日记、信札等80余种；学生作业22种，回忆录60种，学习感想、教育评论110余种；《教育杂志》《高等教育季刊》《教育部公报》、各省、地区教育公报等报刊31类。这些史料不仅为搜集讲义服务，还使讲义研究从一开始就置于民国高等教育和现代中文学科萌生、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将讲义作为教育活动的一个环节进行考察，避免了孤立的讲义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趋同。
研究成果方面，笔者将目光主要集中于中文学科史研究，从中选取学校、教员、课程、课堂、学生研究等与讲义研究相关联的部分，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基本情况如下：
（1）学校研究
民国大学种类很多，按生成可分为教会大学、由学堂转型而成的官办大学、官办新式大学、私立大学；按隶属关系可分为部属大学与地方大学；按教育性质又可分为综合大学、师范大学、专科大学，除此之外还有因抗战而出现的临时大学以及作为一种教育尝试的复古书院。各类大学教育风格迥异，教育教学水平参差，这些都会对学科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学校是学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就中文学科史而言，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内容以整理系史资料、呈现专业发展历程、挖掘突出成果、标榜教育个性为主，成果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兼具，而前者更值得重视。例如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0]，温儒敏著《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11]，温儒敏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12]，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3]，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14]、郑家建著《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15]；反映西南联大文学教育情况的，有姚丹著《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16]，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7]，〔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18]；以及新近出版的浙江大学中文系于建系百年时出版的《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19]等。论文成果，如：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20]，刘超《从联大国文系到北大中文系——兼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嬗变与校际转移》[21]，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22]，孙敦恒《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23]，戴家祥、林在勇《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治学》[24]，蒋宝麟《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25]等。
中文学科作为传统深厚的基础学科，几乎民国所有大学都有开设，因此各大学校史中都会设有关于中文学科的专节或专题，这也可视为一类研究成果。此外，受专业影响，国文系师生在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推动校园文化发展方面都表现突出，因此在大学教育研究或回忆钩沉类著作中，对中文学科的教育情况多有涉及。此类成果较有代表性的如：汇聚民国大学教育先进理念的杨东平主编的《大学精神》[26]；以大学教育现代化进程为主要考察对象的陈平原所著《中国大学十讲》[27]，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2—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9—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等[28]；由各教育要素考察民国大学国学、国文教育的沈卫威著《大学之大》[29]《“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30]，高恒文《“学衡派”与东南大学》[31]等；对民国大学校园生活、学业切磋、师友风谊作概览式呈现的李子迟编著《晚清民国大学之旅》[32]，陈平原等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33]，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34]，储朝晖著《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35]等。
（2）课程研究
课程是学科教育的核心环节，课程研究近年越发受到学界重视，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成果，例如：贺昌盛著《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36]，季剑青著《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37]，栗永清著《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38]，张传敏著《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39]，王彬彬主编《中国现代大学中国现代文学》[40]，罗岗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41]，程正民、程凯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42]，戴燕著《文学史的权利》[43]。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沈卫威《现代大学的新文学空间——以二三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为视点》[44]，罗岗《“校园内外”和“课堂上下”——论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内在关联》[45]，《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46]，姜涛《19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47]，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48]，谢泳《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传统——从刘景晨的<中国文学变迁史>说起》[49]等。
除直接成果外，一些学术史研究成果也间接涉及中文学科课程，比如，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著作，一般都会涉及文学史类课程研究：黄修己著《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50]，陈国球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51]，罗云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从清末至抗战前的一个历史考察》[52]，陈平原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53]；关于20世纪文艺理论研究的著作，则会涉及文学理论类课程的发展流变：《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54]，傅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55]，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56]，杜书瀛、钱竞《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57]，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58]等。
（3）教师研究
民国时期中文学科教师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59]和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60]。这两部著作虽着眼于文学研究，但以人为线索作专题论述，其中多数为大学中文学科教员，研究内容又多与教学相关，因此可视为中文学科教师研究的成果。
其他成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民国高校教师整体研究或回忆类著作的一部分。其中研究性成果有吴民祥著《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61]，张斌贤、王辰主编《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62]，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63]，张晓唯著《旧时的大学和学人》[64]，王全林著《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65]等；回忆钩沉性成果有谢泳著《教授当年》[66]，藏东主编《民国教授》[67]，张意忠主编《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68]，刘克选、周全海主编《大师、大学》[69]，民国文林主编《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70]，徐百柯著《民国风度》[71]等。
另一类成果是从学术史、思想史角度对某些学人的研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中文学科。较有代表性的如：李帆著《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72]，高恒文著《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73]，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74]，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75]，陈平原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76]等。
（4）学生研究
从学生角度展开中文学科研究，无论是直接成果还是间接成果都非常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由于在校学生留下的史料较少不利于研究的展开，主观上则由于目前对民国学生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研究着眼点多在留学制度、管理方式、思想倾向以及社会活动，忽略了学生作为接受学科教育的主体和学科传承人的基本身份，造成了研究重心的偏移。学生研究的重心、策略调整后，可能成为今后民国教育研究着力拓展的方向。
目前只有少量研究民国师承关系的著作兼及中文学科学生研究，例如费孝通著《师承、补课、治学》[77]，卢毅著《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78]，陈汉才著《康门弟子述略》[79]，王学典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80]等。
（5）课堂研究
近几年兴起的课堂研究，与其说是学科史研究的一个具体角度和方面，不如说体现一种研究理念和范式。它以“重现民国课堂”为研究目标，将教师、教本、学生都纳入其研究范畴，借助日记、回忆录等文献，对民国大学教学情况进行钩沉，将学科史研究情景化。课堂研究代表了一种目光向下的历史研究态度，放弃宏大历史研究，转而关注具体的历史情景和细节，以丰富研究内涵。具体到中文学科，课堂研究为中文学科史演进提供了历史场景，既拓展了学科史研究思路，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影音资料所限无法直观感受学科教育的遗憾。
陈平原是课堂研究的主要倡导者，“重现文学课堂”是其大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81]第四章以“‘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为题，对文学课堂作了深入探讨，同时还围绕这一章的内容作了多次演讲[82]，演讲稿也被多家报刊登载，在学界产生了反响。
除以陈平原为代表的课堂研究外，新近出版了一部以民国文学课堂为叙述核心的著作——潘剑冰著《民国课堂》[83]。该书以著名教授的课堂趣闻为主体，呈现民国课堂某些鲜为人知的片段，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课堂”这一概念的质感。但该书以及其他很多以民国教授、民国校园文化为书写对象的著作，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过多关注趣闻掌故。这对丰富教授形象颇为有利，但相应也忽略了教学内容，削弱了此类著作的学科史价值。
就讲义研究而言，上述中文学科史研究成果不仅提供了范式、方法的借鉴，也为讲义研究与其他各教育要素的衔接提供了最当下、最丰富的可能。同时还应该看到现有成果存在的不足：第一，间接成果多，直接成果少，说明中文学科史研究尚处于学界边缘，其独立价值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第二，中文学科由语言和文学两大部分构成，现有成果全部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语言学在中文学科史研究中严重缺席；第三，作为教育史研究，无论是学校、课程、教师还是学生角度的研究，都以外围研究为主，教学内容在这几类研究中失位，减弱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第四，资料上，回忆、日记、访谈的使用要多于校史资料、报刊文章的使用，加重了学科教育研究的主观色彩，减弱了研究的客观性，削弱了相关研究成果的再利用价值；第五，随着“民国热”的出现，大量关于民国大学、学人的书籍出版，作为文化消费产品，这类书籍热衷于趣闻掌故的挖掘和士人风度的标榜，文化消费气息转化为一种“魅”，渗透进学科教育研究领域，对中文学科史研究的目的、思路和手段都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因此，讲义研究不仅需要在方法、理念上避免上述不足，同时还要立足自身优长，为现有中文学科史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讲义第二方面特征，是具动态性。一方面，讲义编写完成后，并非一成不变，随研究的深入和实际施用效果，教员会不断修订内容；另一方面，部分讲义会经由出版公司正式出版成为学术著作或教材，其中还有一小部分会反复再版重印，成为学术经典。因此，研究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必须将教员的讲义编写与修订、大学出版部的讲义印制、图书公司的讲义出版与再版、少数讲义的经典化都纳入研究范围，才能实现对讲义的动态性考察。相应的，关于民国大学出版部、民国学术著作与教材出版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应纳入讲义研究资料体系。
史料方面，笔者着重搜集整理两类：其一，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所大学出版部的相关文献资料，如出版部办事规程、讲义印制规定、与印刷厂签订的讲义印制合同、出版部人事任免和广告通知等，共计320多种。其二，民国时期与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相关的制度、法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北新书局、大东书局、光明书店等30余家重要出版公司的史料文献，如出版合同、出版策划、会议记录、图书出版名录等。
研究成果方面，笔者着重梳理了民国出版史研究、民国教科书出版研究、出版与教育互动研究三类成果，其中仅少量成果涉及现代中文学科。教科书研究有王建军著《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84]，汪家熔著《民族魂——教科书变迁》[85]，吴小鸥著《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86]等，设有专门章节讨论大学教科书情况，对中文学科教科书有所论及。出版研究方面，出版史以吴永贵著《民国出版史》[87]和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88]对大学教材的论述最为集中，都设有专门章节，但对中文学科涉及有限。出版专题研究以商务印书馆研究和王云五研究的成果涉及最多，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89]、戴仁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90]论及高等教育教科书比较集中，其中不乏中文学科用书出版的例证；杨扬著《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91]，李家驹著《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92]，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93]，蒋复璁著《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94]，郭太风著《王云五评传》[95]等对中文学科教学用书有少量涉及。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出版研究》[96]有专节论述大学教科书，个别例证涉及中文学科。
讲义由校内印行到正式出版，往往会添加序跋，这些序跋文章产生于讲义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兼具研究成果和文献史料的双重属性，是对讲义做动态考察的重要依据和参考。笔者共搜集到中文学科讲义出版序、跋330多种，以下可分初版序跋和再版序跋两类举例呈现。
讲义初版序跋，或介绍讲义编撰经过、成书过程，或论说讲义的基本框架、学术价值，或由讲义内容说开去兼及学科前沿、个人学术理念。
（1）回忆授课经历、梳理讲义编撰成书经过、澄清版本情况。例如刘麟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讲授文学史之课程讲义《中国文学史》[97],1932年在世界书局初版，作者自序就是以介绍讲义编撰、成书经过为主。此类还有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98]序例，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99]自序，刘毓盘《词史》[100]之曹聚仁跋，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01]引言，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王力《中国语文概论》[102]序，岑麟祥《语音学概论》[103]序等。
（2）介绍讲义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例如1922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再次印行《文字学音篇、形义篇讲义》[104]时钱玄同作序，介绍音篇部分主要内容和修订情况。此类还有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05]自序，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106]题讲，方光焘《文学入门》[107]之章克标例言，卢前《何谓文学》[108]之廖世承序言等。
（3）以讲义为起点，侧重介绍其他相关成果情况，梳理学科发展概况，阐发个人学术观点。例如顾实在东南大学讲授文字学的课程讲义,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09]，他在自序中未对该讲义进行任何介绍，而是着重讨论了文字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发展趋向。此类序跋在语言学课程讲义中比较集中，如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10]自序，姜亮夫《中国声韵学》[111]自序，王力《汉语音韵学》[112]自序及罗常培序，魏建功《古音系研究》[113]自序，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114]自序，张世禄《言语学概论》[115]自序，龚自知《文章学初编》[116]例言，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117]序等。非语言学类的则有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118]自序，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19]自序等。
需要说明的是，多数讲义初版之序跋对以上三方面内容均有涉及，只是各有侧重，这里分类只为表述方便、轮廓清晰。
再版序跋，是指一些重要讲义成书后会反复再版，再版时一般都会保留原序，增加新的序言，追忆作者，肯定讲义价值，站在新的学科发展背景下重新解读诠释讲义内涵。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讲义作为学术著作再版时，前面多会加上很长的前言或专题研究文章作为导读，多数导读重视对讲义内容的学理阐发。例如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收入《胡小石论文集续编》[120]时，增加了其学生吴徵铸的后记；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21]1954年再版时增加了前言和凡例；“蓬莱阁丛书”[122]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2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124]等讲义增加了导读；凤凰出版集团2009年再版鲁迅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讲义《汉文学史纲要》[125]时增加了顾农的研究文章《鲁迅与<汉文学史纲要>》,2011年再版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26]时增加了刘跃进的研究文章《刘师培及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引论》等。
三、研究目标与基本思路
全书将努力实现以下四方面目标：
第一，努力实现对中文学科讲义及讲义现象的集中梳理与立体呈现。授课讲义既是一种学科史料也是一类学科教育现象，借助校史资料、民国报刊、出版年鉴、学人传记、日记、回忆录等多种文献，尽可能多地搜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授课讲义的线索，在掌握讲义的编撰人、施用学校、施用课程、使用时间、出版与存藏等情况的基础上，实现对民国中文学科讲义现象的全面体现、呈现。注意讲义的动态性特征，将初始编撰、校内印发、逐年修订、整理出版、著作经典化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努力做到呈现的立体性和动态性。
第二，尝试将授课讲义建构为中文学科史研究的新途径和突破口。本研究将始终以民国中文学科发展史作为最终指向，通过对讲义史料价值、体例特征、形态演进的深层次挖掘，呈现民国学科史，尤其是学科教育的情况。总体思路上，尽量搁置已有的学科预设，持“史前史”研究姿态，以谱系学的方式清理历史碎片，呈现学科史的“真实片段”；具体做法上，利用讲义位于学科教育中心位置的特性，在研究中注意打通讲义与其他教育要素的关系，使中文学科教育的面貌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将学科发展与大学师生日常学习生活联系起来，为学科史研究构建生动的历史场景。
第三，将讲义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应用于具体的民国中文学科教育研究，探索这一新研究范式可能带来的突破。例如，将讲义作为方法，考察民国大学新文学教育情况，梳理新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学科方向初入大学课堂的几种形式，呈现新文学作家在学科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心态的流变及其课堂讲授风貌等。从大学教育和学科史角度丰富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
第四，对民国时期一些教育现象的挖掘和定义，对某些新的理论方法的引入与尝试。注意归纳和定义学科发展现象，尝试在学科史研究中建立新范畴，丰富中文学科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例如将大学出版部校内印发的讲义定义为“准出版物”并加以研究；参照“述学体”将讲义及由讲义出版的著作的体例定义为“讲义体”，并站在学科教育角度加以剖析；将讲义编撰、著作出版、用作教本的过程定义为“讲义动态性”，站在学科建构角度探索其对学科的多重滋养作用等。以讲义为纽带，尝试将社会表演理论、口述史方法、语篇理论、“话语”及“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引入学科史和学科教育研究，以新方法作为寻求突破的基础。
全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借助各大学校史资料、教员（学者）个人学术年谱与传记资料，配合相关报刊、日记、回忆录等，整理出较完整的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目录，并尽可能多地获取讲义文本。其次，围绕中文学科讲义的产生和施用，描述再现其生动的历史语境，了解彼时社会尤其是教育界对讲义的接受程度，重构贴近史实的大学校园讲义生态，呈现民国大学讲义编撰、印发、出版的基本流程。再次，翻阅中文学科讲义的文本及相关研究资料，整体把握中文学科讲义生产、传播、体例、话语等方面的特征，归纳其特征。最后，以讲义特征为线索，考察彼时中文学科在学程设置、课程安排、授课方式、课堂氛围、教学效果等方面的情况，中文学科学术成果生产和积累的主要方式，准确描述“中文”教育与学术研究互动的历史场景。
全书基本框架如下：
第一章“‘讲义热’：一种重要的民国教育现象”，以呈现民国大学讲义基本样貌，建构讲义研究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为目标：考察民国“讲义热”现象在社会教育和大学教育领域的不同表现，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以最具“讲义传统”的北京大学为例，呈现民国大学校园之“讲义生态”，重新解析北大“讲义费风潮”；整体概述与举例描写相结合，呈现民国大学讲义的基本样貌。
第二章“讲义：现代中文学科教育的伴生物”，以历时性梳理、共时性分析、特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考察民国中文学科讲义生成。历时性梳理以“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和1929年《大学规程》颁布为限，划分时段，在掌握讲义生成与学科教育关系的基础上，推演不同时段讲义的生成情况。共时性分析以课堂为界，将讲义生成划分为教员课前编写生成和学生课堂笔记整理生成两种基本方式，借用社会表演和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探究两种生成方式的内部机制。最后选取大学教员流动、兼课和参与社会教育等事例，归纳影响讲义生成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由‘准出版’到正式出版：民国中文学科讲义的传播”，以出版为主要线索，考察讲义的基本运行机制。以大学出版部为关注中心，借助校刊校报上的史料，重现民国大学出版部的讲义生产机制，突出讲义的“准出版”特征；描述民国大学讲义正式出版的基本情况，重点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大学讲义出版高潮；以出版为视角对民国以来讲义的出版情况作分类整理，分析影响讲义出版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讲义体’：产生于教育实践的独特文体”，以讲义文体特征为研究对象，以学科教育状况为根本指向，实现讲义研究与学科教育研究的互动。以中文学科讲义为例，概述民国大学讲义“分章节立标目”“弹性结构”等体例特征；引入“话语”概念，分析“讲义话语”特征及其成因；从教学实践角度分析“讲义体”成因，再通过“讲义体”考察民国中文学科教育在学程、学时、课堂讲授等方面的情况。
第五章“从讲稿到名著：民国‘中文’讲义的经典化”，从“经典化”角度重新审视中文学科讲义的动态性，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范本，完整展现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历程；同时以《史略》为标尺，概述讲义经典化的主要表现，着重分析讲义经典化的学科内部动因。
第六章“‘老讲义’与‘新文学’：从讲义看现代文学教育”，将讲义应用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前史”研究，通过讲义，探究新文学最初在民国中文学科教育中的存在方式，及其被纳入现代学科教育体系的过程；同时考察这一过程中任教于国文系的新文学作家在学科教育中的表现与心态，从教员角度探析现代中国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结语集中归纳本文主要观点，对部分讲义现象作深一层的讨论，从中文学科史和学科教育研究角度，对讲义的史料价值作较深入的思考和解析。
附录部分为“本论文涉及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简况表”，以时间为序，对论文涉及的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的基本信息作集中呈现，包括：讲义名称、编写人、使用时间、施用学校、施用课程、出版与存藏等项目。
[1] “中文”为现行通用概念，全称“中国语言文学”，民国时期称“中国文学”“国文”等不一，但其外延大体与现今相同，除狭义的文学类课程之外，还涵盖汉语言、古典文献、文字、音韵、训诂、修辞等。本文除特殊表述外，一般简称为“中文”。
[2] 《陶行知全集》第1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3] 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5] 同上书，第50页。
[6] 朗格诺瓦将实物史料称作直接材料，将文献史料称作间接材料，此分类对本文论述没有直接作用，故文中直接使用实物、文献的叫法，不做直接、间接的区分。
[7] 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8]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9] 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对“起源”研究作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将“起源”视为一种精确而高贵的本质，或是在研究中努力排除遮蔽将本源作为真理的一部分进行探求，这两种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他同时倡导一种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福柯集》第147页。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10] 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 温儒敏：《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4] 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 郑家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16]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8] 〔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19] 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 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21] 刘超：《从联大国文系到北大中文系——兼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嬗变与校际转移》，《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期。
[22] 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0期。
[23] 孙敦恒：《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24] 林在勇：《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治学》，《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25] 蒋宝麟：《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6] 杨东平：《大学精神》，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27]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2—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9—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9] 沈卫威：《大学之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30] 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1] 高恒文：《“学衡派”与东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2] 李子迟：《晚清民国大学之旅》，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版。
[33] 陈平原等：《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34] 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版。
[35] 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6] 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7] 季剑青：《北平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8] 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9] 张传敏：《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0] 王彬彬：《中国现代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1] 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2] 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3] 戴燕：《文学史的权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44] 沈卫威：《现代大学的新文学空间——以二三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为视点》，《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
[45] 罗岗：《“校园内外”和“课堂上下”——论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内在关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46] 罗岗：《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47] 姜涛：《19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收入《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8]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收入《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9] 谢泳：《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传统——从刘景晨的<中国文学变迁史>说起》，《博览群书》2004年第6期。
[50]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1]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2] 罗云峰：《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从清末至抗战前的一个历史考察》，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53]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4]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5] 傅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56] 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7] 杜书瀛、钱竞：《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8] 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59] 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0] 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1] 吴民祥：《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2] 张斌贤、王辰：《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3] 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4] 张晓唯：《旧时的大学和学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
[65] 王全林：《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
[66] 谢泳：《教授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7] 藏东：《民国教授》，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版。
[68] 张意忠：《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9] 刘克选、周全海：《大师、大学》，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70] 民国文林：《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
[71] 徐百柯：《民国风度》，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72] 李帆：《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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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
[76]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77]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78] 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9] 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80] 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81]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2] 2011年陈平原围绕“文学课堂”这一主题，先后在北京大学才斋讲堂、深圳读书论坛等多个论坛演讲，演讲稿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刊发。
[83] 潘剑冰：《民国课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4]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5]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86] 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87]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8]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89]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云五文集》第4、5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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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2]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3]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94] 蒋复璁：《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95] 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1999年版。
[96] 宋军令：《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出版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97] 刘麟生：《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2年版。
[98] 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开明书店1932年版。
[99] 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合作出版社1939年版。
[100] 刘毓盘：《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101]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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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2编第55卷，根据中华书局1939年版影印,1990年版。
[106]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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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卢前：《何谓文学》，《卢前文史论稿》收录版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09] 顾实：《中国文字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110]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版。
[111] 姜亮夫：《中国声韵学》，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2编第53卷,1990年版。
[112] 王力：《汉语音韵学》，《王力文集》第四卷收录版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13]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
[114]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3编第48卷，根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影印本,1990年版。
[115] 张世禄：《言语学概论》，“”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1编第51卷，根据中华书局1941年版影印本,1989年版。
[116] 龚自知：《文章学初编》，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17] 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18] 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李冬梅选编《龚道耕儒学论集》收录版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9]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开明书店1947年版。
[120]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21]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2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起陆续出版近代学术名著，并请当代学术名家作导读，至2010年已有57部面世，其中部分著作最初为中文学科授课讲义。
[12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郭豫适导读。
[12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周勋初导读。
[125]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凤凰出版集团2009年版。
[126]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凤凰出版集团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