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公益的转型：走向公民公益

2011年以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呈现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三大潮流。在2013年，这三股潮流又与互联网思维、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公民运动交织在一起。这使得中国的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呈现出颠覆性的特征：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秩序和结构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下而上、多元的自组织的秩序和方向。

颠覆性之一体现在公益慈善的主导思维上：理性公益和专业公益颠覆了以前强调感性公益和好人好事的传统，成为公益慈善的新的主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公益慈善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的是奉献爱心、感动感恩。虽然这种情感性慈善仍然令人尊重，但是在2013年，公益慈善组织越来越强调理性、契约和自下而上的组织化特征。2013年最具有标志性的社会事件是雅安地震救灾，在雅安抗震救灾这个大平台上，呈现出公益组织前所未有的理性和有序。来自灾区和全国各地的草根组织、行动网络、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大学乃至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实现了各种层级、各类领域的联合作战。由周如南、李健强和李弘撰写的《专业化民间救灾机制建设》对壹基金的联合救灾行动进行了充分的描述。报告指出一种参与、共享和开放的救灾平台正在实现。尽管这个平台在沟通与协调能力上存在大量的挑战，但是2013年雅安地震救灾，无论是志愿参与和跨界合作，还是在联合行动和策略联盟方面都构成了理性公益的新局面。它与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明显不同，体现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转型和成熟。

正是因为理性公益的主流化，有效公益和专业公益成为2013年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普遍选取的方式。对于如何界定公益慈善的专业化，公益界内有着重大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向企业学习，学习企业最先进的理念才是有效公益的体现。2013年由基金会中心网举办的基金会秘书长培训体现出这一方向：向企业学习。这个培训希望展现的是公益商学院的精神，认为现有的公益界内的知识已经不能应对公益慈善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向企业系统地学习。另一部分人则担心这样的企业化思维可能会使得志愿精神丧失，也可能使得公益组织失去在社区扎根的能力，而日益疏离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2013年，脱胎于ICS的黄埔公益领导人培训走过了第三个年代，依旧将培养扎根社区的公益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使命。无论如何，公益的有效性在2013年屡屡被提起和讨论。

不过就在大家讨论公益组织的专业化是否就是企业化的时候，更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思维已经对现有的企业组织和公益组织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正跨越边界，对企业和公益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互联网思维带来的对公益人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是颠覆性转型又一特征。公益界的互联网思维可以理解为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IT技术背景下，对公益产品和服务、筹款、公益价值链以及对整个公益生态重新审视策划的思维方式。这种新思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往的公益慈善思维或者集中在社区的服务对象，或者集中在基金会等几个重要捐款资助方上，但是互联网思维则强调基于用户原则，强调应该顾及千万普通“屌丝”用户，强调他们的参与体验的原则，这就突破了少数人的局限。在2013年，互联网思维集中表现在互联网募捐的兴起，哪怕是每人捐款一元钱，在互联网的“网聚效应”下也会带来可观的捐款收入。这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支付平台、网络银行等快捷支付方式逐步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是因为电子数据处理的精准性、大数据分析的合需性得到广泛应用。据2013年《中国网络捐赠研究报告》^[1]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9月10日，中国网络捐赠平台总共筹集善款超过5.2亿元。阿里巴巴平台、腾讯网捐款平台、新浪微公益平台以及支付宝E公益平台的筹款总额均超过1亿元，成为中国网络捐赠的主要通道。而在网络捐赠参与度方面，仅在腾讯网捐款平台，参与人数超过1600万人。同时，代表网商参与的公益宝贝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3年8月，公益宝贝成交超过3.7亿笔。虽然在总量上，大部分捐赠仍然是走传统的方式，但是网络捐赠已经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热捧方式。

其二，互联网思维强调社会化思维，以网络为核心将利益相关方连接在一起，网络、枢纽、去中心化、平台、众包、众筹、公益APP等方式在一年之间席卷了整个公益慈善界的年轻人。本书中，《2013年公益报道与公益媒体年度观察》一文指出，2013年虽然传统媒体开办《公益周刊》和公益版面的增速有放缓之势，但公益新媒体持续高走。社会化媒体已经把媒体从传统媒体时代单纯的传播者转化为公益的参与者，它提供的高效、便捷、多元、低成本的传播平台，为公益媒体、公益组织和公益人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渠道。“真爱梦想基金会”“让候鸟飞”等行动都是2013年用社会化媒体和互联网思维来运营的典范组织和项目。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大量应用，互联网不再只是公益慈善组织用来筹款或者传播的工具，它成为公益慈善事业不可缺少的生态条件。2013年，在慈善界大放光彩的不再是明星汇集的芭莎晚宴，抑或民政部的慈善大会，而是腾讯微信、阿里巴巴的淘宝、新浪微博。它们的力量不在于自身做了公益，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用它们做了公益，这就是互联网公益。

其三，互联网思维要求产品简约、极致，让用户体验超过期待，这对提升公益慈善界的公信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信息披露和建设问责机制都需要组织付出诸多成本，效果还往往挂一漏万。互联网思维下的公信力机制依赖网络平台的搭建以及用户的参与。比如，免费午餐就是利用“爱盟”开发的平台，让每一个捐款人比较容易地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这种参与式平台的使用，使得过去一直难以解决的公募资金的公信力问题迎刃而解。2013年公益行业透明指数的工作继续进行，继基金会透明指数之后，9月在第二届深圳慈展会上，壹基金等机构基于USDO自律吧又发布了“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GTI）”，专门针对一线民间公益组织进行行业自律。

可以说，互联网思维不仅仅颠覆了公益慈善界的传统思维方式，而且在互联网背景下，公益慈善开始不再局限于第三部门，而是出现了公益界和商界、媒介等多方合作。所以2013年颠覆式转型的特征之三是：跨界颠覆了公益慈善界原有的泾渭分明的部门界限，使得在市场和政府跨入公益慈善的同时，公益慈善的理念也开始跨入政府和企业领域。

2013年年初，马云在亚布力论坛上的讲话似乎成为企业家参与公益的宣言，更多社会问题的爆发和复杂交织的态势促使以马云、王石、冯仑等为代表的知名企业家纷纷集体性进入公益慈善圈，企业家参与公益的形势从未像2013年这样风起云涌。其中北京SEE企业基金会尤为引人关注，阿拉善协会不仅在各地纷纷成立分中心，吸引企业家投身环境公益，而且他们和GGF合作的劲草同行计划也让企业家可以直接和公益组织一起来探讨项目的执行。这些企业家发表的很多公益观点都引起热烈的传播和讨论。人们在他们的头上开始冠以“公益企业家”的称号。

在2013年以前，商界向公益慈善捐赠、捐款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是在2013年，海航工会将其所持价值约80亿元的股权捐赠给慈航基金会，使得慈航基金会成为海航集团控股股东，却让我们嗅到新的气息。这是中国目前最大一笔捐赠，同时也是国内最大一笔股权捐赠。我们在2012年已经看到郑卫宁基金会控股了整个残友集团。未来是否会产生更紧密的公（益）商（业）结盟，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不管人们如何争议，以商业方式实现社会目的的社会企业在2013年俨然成为了想进行公益创业的青年人的首选。无论是米公益，还是ICS创新空间都成为青年人乐于创业的地方。业界领袖徐永光先生更是在2013年直接主张：原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企业，弥补中国在养老服务等方面的巨大供需缺口。在中国，社会企业更多与社会创新的思潮密切结合起来。与之相呼应的是另一个跨界概念：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经过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报告^[2]，正式成为投资和慈善两个领域的分类概念。影响力投资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2013年在北京一周有四次研讨会和论坛讨论的都是关于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也称为“公益创投”或“社会投资”。在西方也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它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瑞士信贷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以创造可测量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目的且具备财务增值潜力的投资。徐永光指出^[3]，影响力投资就是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2013年，由新湖基金会等发起，国内第一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股权投资基金——社会价值投资基金（The Impact Fund）的设立让影响力创投和公益投资人成为公益慈善界的新时尚。

颠覆性转型的第四个特征是强调社会动员的方式，这成为公益转型的重要标志。以往的公益强调默默无闻的奉献，然后被媒体发现而报道。但是2013年，以互联网为背景的自媒体的兴起，使得公益更多地表现为社会运动的方式，志愿者被广泛地动员参与改变公益政策。媒体人邓飞等在2012年发动的“免费午餐”行动，在2013年转化为“让候鸟飞”“大病救助”等多种新方式的公益行动。在规范、专业和组织性上，这类集体行动与传统很不相同，呈现出以往公益服务前所未有的效果和影响力。而在这类公益性社会运动中，2013年的昆明反PX事件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公益维权的集体行动已经对政策制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力。2013年，很多公益维权被寓于社会服务之中，同时也看到很多社会服务转化为公益维权，其中青年公益活动家尤为值得关注。在本书中，周沐君从行动、认知和现实感的培养三个视角对广州青年活动家进行了定性研究。通过对其成长环境、政治认知特点，以及在公民社会里开展活动的行为方式的分析，她发现同以往的公益组织领导人相比，青年公民活动家的组织方式更灵活，政策倡导更精细，政治认知方式更具有现实感。

在跨界议题中，政府的跨界特别值得关注。2013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政府购买服务，不过与其说是跨界，不如说是政府自身的社会职能的创新，因为政府本身其实还没有真正跨入到公益领域中。但是，宁夏的慈善经济却真正展示出政府的某种颠覆性转变。宁夏期待以“黄河善谷”的社会实验，采用优势视角，将贫困视为发展的契机，将慈善作为解决区域性民生问题的抓手，提出社会慈善企业的概念，推动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机结合，通过招商引善，大力发展慈善产业，来解决残疾人贫困及移民两大民生问题。本书中《慈善经济：宁夏的探索与创新》一文对2012年以来发展的“黄河善谷”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报告指出，“黄河善谷”以及全国首次对社会慈善企业的立法肯定非常有创新和跨界意味。通过一年的工作，“黄河善谷”确实对当地政府有很大的动员。但在推动了地方的政策创新和产业发展模式、带动招商引资的同时，也因为慈善组织发育不足惹来很多争议和批评。下一步的改革可能关键在于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熟。

以上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变化产生的颠覆性转型的后果，使得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一年之内迅速地从计划慈善走向公民公益。这里所说的公民公益，是指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它有着自愿性、平等性、公共性、理性与合作性的特点。在这个市场改革之后社会激剧转型过程中，发展公民公益，有利于突破目前官办公益和民间公益双轨并行的诸种问题的路径；也有利于培育公民社会，从而降低社会转型的暴力风险。

[1] 2013年9月，《中国网络捐赠研究报告》由电子商务服务商阿里巴巴和公益咨询机构瑞森德联合发布，是国内第一份呈现民间组织网络筹款的专题报告。

[2] 2010年，摩根斯坦利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布《影响力投资：新兴的资产类别》，把“影响力投资”界定为资产类别的一种，由此奠定了影响力投资在投资界和公益界的地位。

[3] 徐永光：《影响力投资时代来了》，《中国慈善家》2013年10月23日，http://gongyi.qq.com/a/20131023/014972.htm#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