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大势
美国为何复苏乏力？[1]
——“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系列评论之一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虽因空前力度救助措施较快摆脱“重症急救”险境，然而近年一直处于“复苏不易，景气难再”的疲软不振状态。为什么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对此，流行解释观点并未提供满意解答，仍需从不同角度探讨。
例如，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为出台QE3，有关文告认定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然而稍加思考不难理解，高失业率本身是经济缺乏竞争力导致增长乏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美国企业元气大伤拖累经济不振吗？答案也并非如此。美国企业目前总体盈利状态其实并不差，美国企业微观组织架构与基本制度并未受到致命损害，甚至在与欧盟和日本的比较中显示出相对优势。无论是苹果公司奇迹般东山再起还是美国页岩气行业突破，都说明美国经济的微观体制与机制并未在危机中“武功全废”。
简单认为美国“找不到感觉”是金融危机拖累所致的观点也有待商榷。实际上由于美国政府大手笔救助，其金融系统整体资产负债表早已摆脱过高杠杆化和流动性紧缺的困扰，并在总体上呈现流动性偏多的状态。政府高负债确实会拖累复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债务率更高，最终通过高增长与通胀得以化解。可见高负债与低增长有双向因果关系，仅用高负债解释美国增长乏力的新常态也缺少足够说服力。
理解美国经济现状仍需拓展分析思路。需要从当代全球化与新兴大国追赶时代特征角度解读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产品内分工及企业自发实施各类外包和供应链调整为特征的当代全新全球化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美国作为位于产业技术前沿的国家，如果很难找到大范围具有盈利预期的投资增长点，就必然会阶段性地面临缺失方向感的困惑。
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在于“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即特定产品的工序、环节、零部件等经济活动的区位国际分工空前发展，推动企业通过海外投资整合供应链，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改组微观组织结构。与国际经济学“行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理论认为比较优势不能解释国际行业内分工不同，与国别要素禀赋相联系的比较成本差异仍是当代广泛产品内分工现象的最重要解释变量。美国20世纪60年代为摆脱自身经济相对竞争力下降困扰实行的“生产分享项目”政策对这个全新生产方式的大范围推广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美国通过外包转移缺乏优势的生产工序并“瘦身”和提升产业结构，成功地化解了欧洲与日本二战后经济追赶的挑战，使其在西方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得以延续和巩固。
东亚四小龙成功起飞，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新生产方式提供的“平地起跳”进入全球制造生产系统的可能性。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当代快速转型，首先是各自国内制度改革调动潜能与释放后发优势的结果，从外部环境条件看也得益于发达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基础上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跨国转移。这个充满内部张力的全球经济系统动态展开和持续运转，要求处于产业技术前沿的美国经济不断寻求与发现大范围新的领先产业和技术突破的机遇，不断开辟能够接纳和吸收传统缺乏优势的产业或工序转移所释放的不可贸易要素。美国经济只有不断地创造在开放环境中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行业，才能在这个系统的持续转变中保持就业状态比较合意的动态平衡。
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时期，前沿产业创新带来大量盈利预期较好的投资机会。1991—2000年美国私人固定投资年度增长率累积简单加总值为69.6%，比21世纪最初十年资本私人固定投资增长率累计值9.5%高出6倍，也比20世纪80年代同一指标值30.6%高出一倍多。在产业革命与投资高涨的驱动下，美国失业率下降，增长率提升。同时，美国企业外包调整快速展开，对当时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后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机遇。然而问题在于，大范围产业革命的发生时点和持续时间都具有历史随机性与不可控性。随着互联网产业革命高潮过去甚至出现泡沫，美国试图凭借房地产和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结果很快通过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危机落入危机深渊。
由此观察美国经济现状特点可收洞若观火之效。美国政府通过空前力度的救助措施（如“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使金融系统摆脱了全面崩盘危险，接着通过空前力度的刺激政策（如《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躲过了经济崩溃风险，然而超常干预手段不足以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缺乏大范围具有可盈利预期投资的约束，难以摆脱开放环境下“前有阻隔，后有追兵”的动态困境。虽然财政与货币超常刺激政策能使美国经济略微舒缓，振兴制造业与出口翻番之类的产业政策也有局部和边际效果，然而在新兴国家后发追赶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以及美国技术产业前沿相对沉寂期尚未过去之前，美国经济难回景气繁荣与长期高增长状态。
把本次复苏期的若干宏观指标表现与二战后10次复苏的指标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次复苏的特征。例如，本次复苏后10个季度GDP增长率简单累加值为22.9%，此前10次复苏的相应指标值为47%，这个简单指标显示，本次复苏力度不到二战后10次均值的一半。相反，本次复苏后10个季度失业率简单平均值为9.3%，比前10次复苏可比指标值6.3%高出3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在全球技术产业前沿创新相对沉寂期面临的困境突出表现为固定投资疲软乏力。数据显示，这次危机谷底及此前6个季度衰退期资本形成相对总需求的比例值累计收缩15.3%，远高出二战后10次衰退的可比指标10.6%。另外，这次危机复苏后10个季度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累计贡献只有5.4个百分点，远低于二战后10次复苏均值10.2个百分点。
然而，美国这次存货投资对总需求复苏的贡献远好过早先时期。数据显示，本次复苏10个季度存货投资对GDP增长累计贡献为8.3%，比前10次同一指标值5.6%高出近一半。这显示美国企业部门对经济长期前景信心不足，在经济形势得益于刺激措施而有所好转时，更多通过利用现有产能加以应对，表现为库存投资较大幅度回升。
因为缺乏大范围具有可盈利预期的投资机会，美国金融部门运行出现极为反常的现象：一方面，银行部门的储备和现金增长非常快，说明美国经济系统整体“不差钱”；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和租赁”这个反映间接融资整体规模的指标恢复很慢，到2012年7月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用M2与基础货币比率衡量的美国货币乘数值，从1995年到危机前大体在9—10变动，危机后大幅下降到目前不到4的低位。可见，缺乏开放环境下的可盈利投资机会而不是缺乏足够流动性，是美国经济暂失方向感的关键根源。
从“中心国—追赶国关系”视角观察美国经济困境根源，在逻辑上看重未来产业技术前沿可能发生变革的长期影响，美国经济近年在这方面的一些动态值得关注。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与推广带来的产量井喷式增长，使美国能源外部依存度下降，并可能使美国将来成为能源净出口国。美国天然气协会2011年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页岩气行业将为美国贡献1180亿美元GDP并创造8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一些前卫企业尝试把“三维打印”、“叠层制造技术”运用到更为广泛的实物制造领域。这类前沿产业探索目前仍不足以助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不过其未来的演变前景及影响值得重点关注。
因而不应低估美国经济的调整能力。美国虽是最新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人们对美国金融霸权的迷思有所减少，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也面临质疑，然而美国经济制度及其在历史上曾显示的调整潜力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在危机后宏观经济增长整体乏力的大环境中，美国仍能主要凭借市场力量，取得以Facebook和iPhone为标志的引领全球的产品创新成果，在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另外，就人口结构这个超长期关键变量看，美国在与主要经济体的比较中也具有显著的未来优势。美国不仅目前仍是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难有全面挑战者和替代者。
美国应对危机的综合举措折射出其战略思维层面的三种预案。
一是积极跳出来，即通过诱致和启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在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用“以快比快”的方法保持甚至增强其领先地位。这当然是美国战略家最为梦寐以求的前景。近年美国在前沿产业领域的一些创新表现，提示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然而，受产业技术革命发生时间难以操控性或历史随机性规律决定，美国能否实现这一预案不仅需要“人为”努力也有赖“天时”眷顾。
二是被动熬过去，即通过目前长期与短期、宏观与产业、常规与超常规综合政策措施应对目前困难，同时利用领先国经验老到的优势增加竞争对手“出错招”的概率。就新兴国经济追赶压力而言，随着后起国人均收入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和利用后发优势追赶速度下降，追赶派生的冲击和压力在长期会渐趋平缓，美国如果仍能维持其相对优势和全球主导地位，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格局大调整历史中终于能够“熬过去”。
三是苦苦撑下去。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如果能成功地解决自身发展困难，持续追赶，并能在与中心国博弈中避免重大战略行动“出错牌”，美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历史潮流并接受国际格局调整。美国战略家具有相对霸权零和游戏的思维模式，然而在上述假设情形下，受政治现实主义方针影响，美国也可能不得不接受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并在分享全球事务治理上做出有限让步，同时仍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延续其现有支配性影响力。
[1]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2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