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长进入实际汇率升值新时期^[1]
——评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最新进展

2005年7月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宣布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升值约2个百分点。

汇改新政一经公布，立刻在国内外财经界、政界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甚至引发有关国家汇率政策的相应调整。我国实行一项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立刻引起如此热烈反响，折射出我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分析理解汇改新政的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汇改新政的长期意义

对新出台的汇率改革政策，现有评论大都侧重从短期背景、时机选择、政治因素等方面考量。短期影响确实重要，并对企业等市场主体具有操作含义。不过，这一政策的长期意义同样需要重视。汇率新政的最重要长期意义，在于它从政策面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趋势给以响应和支持，是我国经济成长进入实际汇率升值新时期的一个标志。

一国货币的实际汇率，是对该国与外国相对物价变动加以调整后的汇率，因而是对调节一国与外国经济关系更具有实质意义的价格变量。依据国际经济学理论常识，一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和追赶过程，通常会通过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推动本币实际汇率升值并向绝对购买力平价描述的状态逐步收敛。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速成长，伴随着实际汇率长期大幅升值，是上述调节过程的典型事例。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由于我国经济成长环境和路径的具体特点，人民币实际汇率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升值趋势，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长期贬值转向升值的趋势性变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对一篮子外国货币的有效名义汇率，贬值4—5倍；实际汇率贬值2倍左右。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进步，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表现出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的升值趋势。虽然因为后来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特别由于东亚金融危机引发人民币贬值预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在世纪之交再次发生贬值；然而上述因素短期作用改变和化解后，实际汇率的升值趋势近年重新成为影响整体经济运行的深层关键因素。新环境下，调整为应对外部危机冲击采用的准固定汇率安排，让实际汇率这一基本价格参数更好地发挥调节内外部经济的功能，成为一个具有全局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有经济学家提出“汇率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判断，不无道理。

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的成因分析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国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本币实际汇率经历了由贬值到升值的趋势性转变？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主要由三方面相互联系的因素所决定。

一是由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方向趋势性转变决定的。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快速增长，但是就最重要的可贸易部门制造业来说，我国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与美国相比，还是与十几个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相比，都没有得到相对提升，反而小幅下降。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相对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生产率相对追赶速度加快。初步测算结果显示，1995—2003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和OECD成员国相比累积相对增长1.2—1.5倍。依据国际经济学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会派生本币升值压力。

二是由我国国际收支账户平衡态势的趋势性转变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绝大部分年份，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结构，是贸易和经常账户逆差与资本账户顺差相匹配，并且资本账户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是外债融资。估测结果显示，这一时期12年中有8年是经常账户逆差与资本账户顺差相匹配，累积经常账户逆差约为185亿美元。持续外汇短缺和国际收支逆差，推动名义汇率以高于相对通货膨胀的速度贬值，从而导致实际汇率贬值。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上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加深，国际收支账户出现实质性变动，逐步形成贸易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同时盈余的双顺差局面，并且资本账户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支配形态的新格局。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共有12年为双顺差；累计经常账户顺差为2569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为3178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经济发展领域的罕见现象，同时也对促成实际汇率的升值趋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是与改革开放逐步消化计划经济扭曲效应的阶段性进程有关。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名义汇率被高估，企业缺乏竞争力，经济在封闭和低效率的状态下运行。计划体制对汇率及与其紧密相关的贸易体制的扭曲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最初十多年间，我国采用内部结算价和外汇调剂市场之类的双重汇率安排，显示官方汇率高估的性质；二是采用出口补贴、高关税和配额等干预手段，勉强维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改革开放逐步降低和消除了这类体制性扭曲。一方面通过多次间隔性汇率政策艰难改革，最终在1994年汇改时建立了单一汇率体制，基本消化了双重汇率体制体现的扭曲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几波推进开放政策，特别是结合“入关”、“入世”谈判做出扩大开放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我国目前经济整体开放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不断减少对外经济体制领域的扭曲性政策安排，对促进经济开放成长厥功甚伟，同时也对汇率引入贬值压力；而扭曲效应逐步消化和消除，则有助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形成升值趋势。

从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态势转变、改革开放进程阶段性特点等角度观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先贬后升合乎我国经济成长的具体规律。然而需要指出，这里的升值趋势，是指人民币实际汇率由经济成长基本面因素作用派生的长期走势，不等于说实际汇率在未来每个时点总会升值。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未来展开路径，不仅会受趋势因素影响，而且受国内外其他复杂因素作用，短期可能朝不同方向变动。另外实际汇率升值不等于名义汇率升值，因为实际汇率可能通过相对物价上升而升值。然而经验证据表明，在浮动汇率制时代，名义汇率变动通常是实际汇率变动的最重要解释因素和实现方式。

应对成功带来的新挑战

如果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是与我国经济成长基本面因素相联系的长期趋势，从体制和政策配套性角度看，则有必要建立一个具有弹性的市场化汇率体制，来认可和支持这一客观要求。从这一角度观察，7月21日出台的汇改新政具有长期和深远的意义。反过来看，如果长期固守旧汇率体制和平价水平，同时又利用极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遏制住相对物价上涨，则实体经济成长可能会因为实际汇率的升值要求不能得到政策面响应而受到损害。好比一个发育时期青春少年的成长过程，可能被一件过分紧狭僵硬的衣服妨碍。

新汇率政策有助于缓解有关国际政治压力，有助于缓解贸易顺差飙升表现出的内外经济不平衡压力。从长期看，汇率政策调整，有助于利用市场价格手段鼓励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服务业等不可贸易部门成长，逐步提升我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从而更有效地落实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实现人民币走向完全可兑换这一更为长远的目标，也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如同其他价格机制作用，深化汇率体制市场化改革也会带来新的困难。经济学理论常识表明，本币实际汇率升值，意味着向经济引入了紧缩因素。21日宣布的汇率变动幅度较小，紧缩效应可能比较有限。然而考虑到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景气状态周期性变动敏感时期，并出现某些朝通货紧缩方向转变的迹象，因而对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短期影响也需要足够关注，特别要预防汇率政策调整和宏观景气看淡双向夹击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汇率升值会给我国低端出口部门带来困难，对扩大就业带来压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时间表产生不利影响。然而本文分析从一个侧面显示，这些冲击和负面影响，毕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质性成功所派生的问题，最终应能在经济开放成长过程中得到逐步解决。

大体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依托当代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条件，产品内分工这一全球生产分工新形态得到空前发展，构成了当代经济全球化新高潮的重要微观基础，并为经济落后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过去20多年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内围绕引入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对外通过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并在产品供应链内拓展攀升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大国经济成长道路。在经济发展进程内生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的背景下，汇率改革新举措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协调增长具有长期的积极意义。笔者相信，这次汇改新政将不仅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还会作为反映我国整体经济成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记入历史。

[1] 原文发表于搜狐财经，2005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