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经济调整^[1]
——2011年G20戛纳峰会系列评论之四

欧债危机使年轻的欧元面对生死考验，美国复苏乏力仍经受高失业率煎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治理通胀的挑战，资源出口国增长被动跟随大国经济涨落。虽然世界主要经济体各有不同故事，全球经济已步入调整期应是一个基本事实。

大调整的背景

扩张孕育矛盾，繁荣承接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的全球经济调整，为后来全球化开放发展廓清了基础，目前全球经济受全新因素推动，正处于一个更为深刻的大调整的历史节点上。

推动新一轮调整的大历史背景，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发展探索，先后选择改革开放道路，发挥比较优势快速追赶，并以其逐步增大的体量与全球经济旧格局互动并派生内在调整诉求。直接驱动因素则是孕育危机风暴的早先失衡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过度负债下的消费增长”及其融资模式的无法持续。

希腊、意大利等国正品尝过度负债增长的苦果。以希腊为例，1990—2008年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平均依赖程度为90.4%。高消费率加上基本投资支出导致显著外部失衡，危机前十余年希腊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率通常在10%以上，外债从2004年的1220亿欧元上升到2009年的2230亿欧元，外债GDP占比从65%上升到93%。

如果说传统宏观纪律松弛的希腊能轻松举债多亏了欧元“托市”之功，美国的类似表现则更直指问题本质。2001—2009年美国消费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为112%。即便在2002—2007年的景气时期，消费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仍高达89.5%，比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均值超过10个百分点。21世纪初美国投资疲软，资本形成增速已降得很低，但高消费仍导致外部逆差空前扩大，债务率从2001年的57%上升到2008年的70%，2010年到达93%的高位。

负债与债权形影不离。两类经济体是美、欧过度负债的主要借贷方。一类是中国等具有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贸易盈余国，一段时期以来经常项与私人资本项盈余大规模增长，通过官方储备扩张被动积累外部债权。2000—2010年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从1.98万亿美元增长到9.65万亿美元，增幅三倍多；同期中国外汇储备从1683亿美元增长到2.85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从8.5%上升到29.6%。

资源出口国是第二类储蓄输出国。在全球景气增长的环境中，这些国家将“地下资源储蓄”挖到地上，再通过出口转换为用美元、欧元标价的各类资产，派生对发达国家的大量债权。由于近年石油等资源价格飙升，拉高“地下储蓄”相对金融资产的转换比率，使这些国家输出储蓄的能力得到惊人增长。

初步匡算结果显示，21世纪最初十年，涨价因素使OPEC成员国石油出口的“额外收入”高达3万亿美元。俄罗斯的“额外收入”约1万亿美元，使得俄罗斯在扩充军备和改善民生的同时，仍能坐拥5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资源出口收入激增通过各类投资渠道为美、欧负债增长提供了融资。

这个前所未有的负债增长模式能否持续？危机前美国朝野曾就此展开争论，以致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认为有必要专章回应这个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误判和国际政策机会主义动机，这个集美国政、学两界精英共识的权威报告，对上述问题得出了过于乐观的不正确结论。

这里抄一段原话：“原则上说，假如美国能够利用这些资金来促进未来增长，从而维持美国外资流入首选之地的地位，美国可以无限期吸纳净资本流入并维持（经常项目逆差）。实质问题不在于外资流入规模，而在于外资利用效率。如果外资能够促进投资、生产率和增长，则外资流入能够对美国和全球产生积极影响。”

当时美国信心满满，关键是凭仗其金融优势：由于华尔街在全球范围内不可取代的金融能力和地位，全世界把钱借给美国符合行业分工规律。然而就在“金融优势论”仍余音绕梁之际，美国金融系统的心脏——华尔街成为引爆危机之源。

大调整推动三重转变

早先的增长模式已经终结，全球经济大调整难以避免，调整将伴随和推动三重转变：

一是各国需努力践行G20戛纳峰会确定的保增长方针，然而全球经济增速减缓成为调整时期难以回避的现实。

美国经济“复苏不易，景气难再”，其基本面条件仅能支持1—2个百分点的低增长。即便未来回归相对正常的状态，美国历史上对全球增长曾发挥的引擎带动作用也将下降。

随着潜在供给扩张速度逐渐回落，中国会告别过去三十余年两位数的平均增速，“十二五”年均增速估计会下调到8%左右。以美元衡量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率，也可能会从2003—2010年20%的实际高位均值逐步回落，不过年增量贡献将从目前的1万亿美元逐步上升到五年后的2万亿美元。如无特别意外的情况，中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居于全球增量最大贡献国地位，并有望以十年左右时间成为用汇率衡量的全球最大经济体。

欧元区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最大。即便目前应对危机第二阶段实施的紧锣密鼓的措施大体奏效，欧元区经济未来几年的平均增速也会下降到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区间。如果出现日前欧盟政要警告的欧元解体的最坏情况，则可能一段时期内将面临跌幅为15%—20%甚至更高的负增长。欧债危机的不同演变路径和最终如何了断，是决定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无论出于主动或是被迫，各国在调整期都需将结构调整政策置于更为优先的位置。欧盟在应对刻不容缓的债务危机的同时，将不得不正视欧元体制与生俱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切实调整和解决其体制矛盾和缺陷。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制度危机叠加并发，使欧盟调整之路最为艰难也最具悬念。

作为全球最强大经济体，美国应正视调整现实，放弃采用货币数量超常宽松手段来摆脱困境的意念，通过艰苦的结构调整将巨大债务回调到可持续水平，从而为真正强劲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作为处于全球技术产业前沿的国家，美国只有成功拓展这个前沿边界，才能从根本上为全球和美国经济繁荣注入活力。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应尽快务实改变历史形成的对华政策中的封堵因素，以更加重视利用中国发展的积极机遇作为坐标调整的政策取向。不切实进行上述调整，发誓搞“再工业化”和出口翻番，都不是治本之道。

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自身特有的改革调整使命。当务之急是要深化改革，完成体制转型。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以赋予农民土地流转权，推进户口制度改革以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公民权，要深入反垄断、松管制以赋予民企平等的市场准入权，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以调节收入分配，深化汇率、利率体制改革以建立和完善开放大国经济所需要的宏观政策架构。

中国过去几十年奇迹般增长的基因密码在于改革开放，中国审时度势推进改革完成体制转型仍将释放巨大能量，为支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追赶提供后续动力，也将为全球经济在大调整时期维持基本增长态势提供重要保障。

三是因应世界格局演变，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入手改革调整全球治理架构。要重视培育发挥G20这个全球事务新治理平台的特殊作用，积极改革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内部治理方式；要更加重视发展主题，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各自优势，更有效地帮助经济后进国家解决发展面临的特有瓶颈和结构难题，使全球化开放增长更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普惠性。

在这次大调整阶段，欧洲将更多忙于应对内部危机，日本的经济地位仍将相对回落，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关系的演变，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中、美两国能否摒弃前嫌、减少误解、增加互信、扩大合作，将是决定全球经济调整平顺展开和最终成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应弘扬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指导方针，在当代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制高点上，重新审视六十余年成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大胆改革现有体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中残存的糟粕因素，为中华民族崛起构筑现代制度和价值观基础。而美国，应正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时代现实，调整改变自身制度安排和战略认识误区，尽快在中国重大核心战略利益上调整历史上形成的封堵思维和政策，切实拓展两国的合作空间和战略互信基础。

[1] 原文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