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劲”与“持续”两难矛盾的根源^[1]
——2011年G20戛纳峰会系列评论之二

G20匹兹堡峰会确定“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目标，应具有最高层级的政治权威性与政策优先度。通常情况下，一项政策目标经各国最高领导人达成共识，并由各国政府联手实施，应能取得较好效果。

上篇评论观察情况显示，2009年G20峰会提出增长目标框架后，全球经济确实在2010年较快复苏和增长，不仅成功避免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更为糟糕的局面，也彰显G20全球治理新平台特有的领导力功能。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走弱，预计明年也难以强劲，峰会增长目标客观面临“强劲”与“持续”两难。

观察当下全球经济大势，不难看出两难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两个层面的简单经济逻辑发生作用的结果。只有找准问题根源，认识规律作用，才能把握全球经济增长的未来走势。

直接原因在于，2010年较为强劲的增长与各国应对危机的超常刺激措施有关。这类特殊环境下或有必要的人为政策措施，虽能一次性提升短期增长率，但难以改变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轨迹。

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小布什政府即刻设计和启动各种前所未有的金融工具，大规模救助在危机去杠杆化冲击下陷入流动性“休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以最快速度推出7870亿美元巨额一揽子刺激经济法案，配套出台“旧车换新车”等消费补贴政策，同时实行零利率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欧盟也是借助超常刺激政策走出危机。不难理解，这类政策强心针对激活经济增长可收一时之效，但难以稳定持续。

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但是出于应对外部冲击考量也实施了罕见的刺激政策。如中国2008年年底推出以财政和货币信贷扩张为主轴、以十大产业振兴政策为辅助的刺激组合措施，推动总需求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率先V形回升。中国经济2010年重回两位数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特殊贡献，但是借助大手笔放松货币“拼来的”高增长，同样也面临可持续性挑战。

全球通胀快速回升，也显示靠刺激政策推动的强劲增长难以稳健持续。2009年美国CPI温和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2010年就回升到1.6%，今年预测将增长到3%的显著通胀水平，超过1993—2002年2.5%的长期平均水平。发达国家整体CPI从2009年的0.1%增长到2010年的1.6%，今年预测将回升到2.6%，也高于1993—2002年2.2%的长期平均水平。

新兴经济体整体面临更为显著的通胀，预计CPI增长率将从2010年的6.1%上升到今年的7.5%。中国2009年的CPI温和下降0.7个百分点，2010年快速回升到3.3%，今年有望超过5%。对中国而言，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抑制CPI增长的背景下，商品房等资产价格成为通胀的重要参考指标。2008年年底中国刺激经济后17个月内，全国商品房统计销售均价升幅高达45%。金融危机后通货紧缩昙花一现，主要经济体很快重新面临通胀困扰，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刺激政策推动增长难以持续。

“强劲”与“持续”两难更为深层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同时也积累了各类失衡因素和结构矛盾，客观上需要一段时期来调整化解。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的演变进程显示，长期过度扩张和失衡增长最终要面临调整，且调整期来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大调整时期仍需重视保持经济稳健增长，但以强劲增长为首要任务则不再现实。

过去20多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几方面前所未有的变化，推动全球经济开放增长取得新成就：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改革开放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释放出巨大增长能量；二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共识度提升和体制覆盖面扩大；三是美国经济在互联网和IT行业率先突破，形成信息产业革命，并向全世界快速扩散。

1992—2000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3%，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为6.5%；危机前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更是提升到5%上下，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超过8%。

不过，增长繁荣期财富积累伴随各类结构性矛盾积累，成为增长持续的内在羁绊。当代全球经济结构矛盾的第一位表现是，发达国家在制度因素和机会主义政策诱导下，普遍出现政府财政长期寅吃卯粮、赤字透支，最终陷入空前严重的债务困境。美、欧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在相当程度上是对“非居民”负债，包括对中国这样的“相对穷国”负债，显示这一结构矛盾与全球化环境具有内在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巅峰期巨无霸国力逐步被内外政策销蚀，20世纪80年代已面临财政与对外贸易“双赤字”困扰。经沃克尔紧缩调整，加上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美国经济一时风光无限。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小布什政府在大手笔减税同时增加军费对外动武，相当程度上仰仗“次贷—次债金融衍生品创新”支持的外部融资模式，导致外部逆差和政府负债大幅飙升。奥巴马政府以巨额赤字为代价刺激经济，把债务率推高到90%以上，也使美国经济落入“复苏不易，景气难再”的被动状态。

欧盟福利国家的理念原本更胜一筹，公共部门高支出倾向有过之无不及。欧洲政要和精英好大喜功设计建立欧元体制，统一货币的“支出扩张效应”导致财政负债加大。市场误读欧元，导致希腊这样传统的外部融资面临较大约束的国家债券收益率错配，举债约束历史性放松为其公共和私营部门支出扩张提供了条件，并反过来支持欧元区内德国等顺差国增长。

这场欧元增长盛宴的唯一代价是，繁荣期各国负债率也处于令人不安的高位。当这个扩张系统内最脆弱的链条受冲击断裂后，欧元区发现自己深陷在公共债务和货币制度双重危机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基本面不可同日而语，但多年高速扩张也积累了结构矛盾，制约着增长潜力有序释放。

以中国为例，货币信贷扩张引导宏观经济多年增速偏快和通胀压力，汇率、利率等开放经济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受到过多限制，导致“宏观调控微观化”倾向有增无减，数以万亿美元的国民储蓄被动投资到美、欧国债市场，面临巨大风险。

在全球经济多年失衡增长累积矛盾积重难返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在保持适度稳健增长的前提下，通力合作进行结构调整与改革。这时，要求各国经济很快重回强劲增长轨道，好比要求一个需要疗伤的运动员立马在赛场上跑出最好成绩，或难以如愿，或在激素作用下勉强跑出好成绩也难以持久，甚至会对机体康复造成长久损害。

[1] 原文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