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自然主义”的借用

1922年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上，沈雁冰发表《致读者信》，针对当时流行的关于文学“不宜拘泥某种主义”的说法，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学若要上前，则自然主义这一期是跨不过的”。由此引出许多读者来信，发表各自对自然主义的看法。同年5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上，就专辟《自然主义的论战》一栏，刊出10篇来信来稿，均由编者沈雁冰和谢六逸等人一一作答，从而展开一场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事实上，早在1921年，《小说月报》编者就提出过学习自然主义的技法。如1921年8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最后一页》和同年12月该刊记者的《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以及郑振铎1921年9月3日致周作人信^[1]，等等，都曾提倡过自然主义。不过似乎没有什么反响，这一回他们显然是决心花大力气来呼吁提倡自然主义才有意组织这场讨论的。讨论主要在《小说月报》进行，发文章不多，持续的时间不过半年左右，规模并不大，但从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来看，却是重要的一步，表明现实主义已经从口号的提出、一般内容的倡导，进入到具体创作方法的探索这一更深的层次了。

“人生派”理论家转向提倡自然主义，有其必然性。过去有的论者认为这主要是针对鸳鸯蝴蝶派的，其实不然。他们是出于对新文学发展的忧虑，才提出这一主张的。新文学发生以来，除了鲁迅等个别作家之外，一般创作都还是很幼稚的。“五四”后出现的“问题小说”，很多都满足于提出和讨论问题，而又急于为问题“开药方”，作品成了负载思想观念的“工具”，概念化的通病就很突出了。到1921年左右，并不见有好转的趋势，反而“愈蹈入空想和教训”^[2]，“大部分作品所欠缺的就是‘真’字”^[3]。《小说月报》很注意这一倾向，从它改版以来，几乎每一期都发表过一些“创作批评”之类，力图指正概念化、不真实的毛病，但收效不大。显然，如何克服这种概念化的倾向，已经是新文学向现实主义提出的紧要课题了。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倡导“自然主义”，正是为了克服文坛上“不忠实的描写”^[4]的通病。

在讨论中，“自然主义”的倡导者并没有就事论事批评文坛“不忠实的描写”的倾向，而是深挖了它的病根。沈雁冰在他著名的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指出，几年来，经过批判游戏消遣的传统文学观，“玩视文学的心理”有所减除，但描写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旧小说的束缚。他认为旧小说方法上有两大“错误”，一是不注重细节描写，用的是“记账式”叙述法；二是“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这种弊病，已经造成一种传统的写作和阅读的心理，致使新派小说作者一时也难以改变过来。比如，新派作家“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可是对要写的生活状况素不熟悉，勉强写来，“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其次，作品中硬是“掺杂许多作者主观的心理，弄得非驴非马”；再次，“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凭空想象出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话畅畅快快吐出来便了，结果思想上虽然可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沈雁冰认为这些毛病和旧派小说是一样的，病根都在于不作实地观察，不重视客观描写。^[5]应该说，这些批评是尖锐中肯的。

那么，新文学的出路何在呢？“人生派”的理论家认为别无他径，只有从西方输入“自然主义文学”^[6]，“以自然主义的技术医中国现代创作的毛病”^[7]。“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因此特别注重“事事实地观察”，并“把所观察的照实描写出来”^[8]，而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的方法，正好可以用来救正当时存在的“记账式”叙述和向壁虚造的作风。

其实，深入观察并如实地描写生活，也是现实主义的一般要求，照理说，现实主义更适于作医治概念化与不真实的良药；况且“人生派”理论家本来就倾向于现实主义，为什么他们又要求助于自然主义呢？这跟当时他们还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文学思潮的界限有关。

欧洲自然主义思潮虽然继现实主义后出现，但主要并非对现实主义的反拨，相反，与现实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如两者都注重对事物作客观的精细描绘。左拉一开始还是把巴尔扎克和司汤达作为自然主义创始人的。所以，20世纪初国外许多文学史家都笼统地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看做是文学发展的同一个大的阶段。如英国的珊斯培尔（Sainsburg）就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两者只有描写的客观化程度之分。纳尔生（W．A．Neilson）也认为，自然派只不过是把写实派手段推之极端罢了。沈雁冰1922年6月在《小说月报》发表答读者芾南信时，就采用了他们这种说法。另外如日本文学史家岛村抱月，他的《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就认为尽管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是有区别的，但又有更多共同点，因此从广义上说，现实主义也包括了自然主义。岛村抱月这篇文章1921年由陈望道译成中文，刊于《小说月报》，产生过较大影响。如李之常的《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胡愈之的《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自然派小说》，沈雁冰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等文章，显然都直接间接地采用了岛村抱月的观点，强调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通之处，把自然主义看做是现实主义发展的“极致”。当然，“人生派”理论家也并非不了解这两者间毕竟有些差别，自然主义也是有其缺陷的。如沈雁冰就看到，自然主义“专重客观，其弊在枯涩而乏轻灵活泼之致”，“徒事批评而不出主观的见解，便使读者感到沉闷烦忧的痛苦，终至失望”。^[9]又说：“自然派文学大都描写个人被环境压迫无力抵抗而至于悲惨结果，这诚然常能生出许多不良的影响，自然派最近在西方受人诟病，即在此点。”^[10]周作人也认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11]。说明他们对于自然主义纯客观的枯涩深沉的描写，特别是专重动物性的描写，是不满的。但他们看中了自然主义注重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认为这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写作态度与方法，正好是新派小说上述弊病的“清毒药”，“对于浸在旧文学观念里而不能自拔的读者，也是绝妙的兴奋剂”。^[12]他们完全是急于救正新文学脱离生活、向壁虚构的不良倾向，才求助于将现实主义客观写实方法的优点发展到“极致”的自然主义的。

“人生派”理论家求助于自然主义，但又不是盲目推崇、全盘照搬西方的自然主义，实际上他们仍然是站在现实主义的基点上，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去解释和取舍自然主义的优劣。他们对于自然主义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是分得清的。沈雁冰就指出过：“自然主义是一事，自然派作品内所含的思想又是一事，不能相混。采用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并非即是采用物质的机械的命运论。”^[13]所以他们只借重其客观描写的方法，力避纯客观地展览丑恶、描写兽性。他们在强调客观描写的同时，仍然提醒人们别忘了“渗熔作者底思想于事实之中”^[14]。他们甚至还提出“修改的自然主义”^[15]，“描写现实而超现实”的自然主义^[16]等名目，这当然已经和左拉等欧洲自然主义者原来倡导的自然主义大异其趣了。这也说明，“人生派”理论家毕竟忘不了“为人生”的立场与文学的使命，他们是有意借助自然主义的具体方法，以强调作者的“科学精神”，提高现实主义的创作水平。1922年发生的有关自然主义的这场讨论，其实要解决的还是现实主义的问题。

[1] 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2] 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8月第46、47期。

[3] 郑振铎：《致周作人信》（1921年9月3日），《鲁迅研究资料》（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沈雁冰：《致赞襄信》，《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2号。

[5] 参见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6] 沈雁冰：《致赞襄信》．《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2号。

[7] 周作人1921年致沈雁冰信中提出过这一主张，参见沈雁冰《致周志伊信》，《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6号。

[8] 参见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9] 沈雁冰：《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1920年第7卷第9号。该文是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为共通的阶段来介绍的，其“写实主义”的缺陷，显然是指左拉等自然派理论的缺陷。

[10] 沈雁冰：《致周志伊信》，《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6号。

[11] 周作人致沈雁冰信，《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6号。

[12]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13]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14] 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8月第46、47期。

[15] 郑振铎：《致周作人信》（1921年9月3日），《鲁迅研究资料》（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 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8月第46、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