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欧洲现实主义传入的历史条件
我国现实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才兴起，比起世界性的现实主义思潮[1]来，晚了大半个世纪。这主要因为在近代中国，还不具备产生任何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包括现实主义思潮的条件，历史还没有向文学界提出必须向世界文学潮流认同的要求。
虽然戊戌变法后，有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但恐怕不能因此轻易断定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已经有可能勃兴。事实上，整个传统文学的格局并未因外国文学的侵入而被打乱，相反的，它甚至还有能力去接纳和利用外国文学的某些技巧或题材，以争取读者。从近代文学翻译总的情况来看，译得最多的是政治小说、教育小说与科学故事，如《苏格兰独立记》（陈鸿璧译）、《十五小豪杰》（梁启超译）、《电术奇谈》（吴趼人译）一类，目的纯粹是作政治宣传与科学启蒙，文学性本来就不高（有些根本就不是文学创作），当然不可能对传统文学构成实际威胁。影响大的是侦探、言情一类翻译小说，因为无论译者还是读者，用的都还是传统文学的眼光。即如翻译史上地位较高的林纾，他的译作“国人诧所未见，不胫走万本”[2]，然而从文笔到内容（他总是喜欢改译），仍不忘媚悦旧式读者。读者所特别感兴趣的，则是他能以古文为杼轴讲述异域哀艳故事。富于才情的苏曼殊用西洋笔调写言情小说，令当时文坛耳目一新，但最终也被“鸳鸯蝴蝶派”尊为大师。而后期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成风，正好投合一般小市民读公案武侠小说的习惯。旧文人利用侦探小说的某些题材和表现手法，与谴责小说的末流汇合起来，发展成为封建主义藏垢纳污的“黑幕小说”。文学翻译的兴盛，大开了中国读者的眼界，总的来说是有利于思想启蒙的。然而就文学本身发展来说，只是刺激了晚清小说创作的畸形繁荣，却未能产生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也终究未能引进和催发任何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
也并非说外国文学翻译没有带来任何“理论刺激”。晚清某些翻译家确实从西方文学思潮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并试图作某些初步的理论探索。如徐念慈就提出过，“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3]这认识多少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根于人生社会的现实主义观点，甚至对当时梁启超忽视审美规律的“政治小说”论也有所修正。但徐念慈讲“文学与人生”的联系，只重在以娱乐“深性情之刺激”，脱不了封建文学的“消闲”的圈子，与“五四”时期现实主义的“为人生”文学观是截然不同的。林纾也觉察到欧洲作家“若迭更司（即通译狄更斯）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4]，并希望中国也学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5]。这也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某些特征。然而，林纾毕竟也还是从封建士大夫立场看问题的，他提出“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并不是为了变革社会，只不过是“用告当事”，“俾政府知而改之”。[6]他作于民国初年的《洪嫣篁》等小说，据说是仿照“迭更先生之文思”的[7]，笔法上确也委婉细致，但内容既不是“专写下等社会”，也没有“抉摘”时弊，毫无现实主义的气味。他终究还是坚持文学的目的在媚世悦俗，且看他民元前所提出的“小说一道，不著以美人，则索然如
腊”[8]，其文学观之庸俗，就可想而知了。晚清作家如徐念慈和林纾等介绍外国文学功不可没，但他们总的是用传统文学的框架去包容外国文学的某些题材、技巧，不能说他们已经（哪怕是部分地）接受了外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实质性影响，更不能说他们已经是“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先驱。
当然，改良主义者表现得更激进一些。他们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都曾经效法欧美的文学运动，其创作也带来某些欧美文明的气息，但改良派的热情主要是政治的而非文学的，他们对文学的要求不外是“旧风格新意境”式的改良；甚至他们极力提高小说的地位，也出于对“文学兴邦”神力的迷信，力图借“说部”以“发表政见，商榷国计”。[9]文学改良运动并没有打算从整体上否定与取替传统文学，也没有设想要造成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新的文学观念和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这毕竟只是一场以非文学热情煽起的不成熟的文学运动。
当然，我们也不会忽略这样一种文学现象：20世纪最初十年，文学界是特别瞩目于西方浪漫主义的，这时不但有许多浪漫派作家如拜伦、雪莱、雨果、歌德、尼采等人的作品译介到中国，甚至已经出现像苏曼殊的《〈潮音集〉自序》、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对西方浪漫派极表赞赏的文章。西方浪漫派一开始似乎就比现实主义影响更大，在中国捷足先登了。但从创作和整个文坛的实际反响来看，浪漫主义也还是未能在当时中国形成独立的文学思潮，顶多还只是鲁迅等个别作家用以观测文坛现状的一个参照系。
这些现象都说明，近代中国还不具备接受外来影响并形成新文学潮流的内在条件。时代还无力提出彻底反封建的要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思想模式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当时最激进的变革者，也不可能做到在对封建文化作整体性否定的同时，向西方文化作整体性认同，所以尽管晚清文学酝酿着一个大的变动，尽管有大量外国文学译介到中国，最终都未能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思潮。甚至到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周作人等先觉者开始有意识重点译介“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冀图以“异域文术新宗”来打破国人的“常俗”[10]，反响依然极为冷漠（他们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上下两册只售出41本），致使他们不能不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11]。当时能左右文坛的主要读者层还是一般小市民，他们普遍的文学欣赏需求仍不脱“消闲”，最乐于接受的文学程式仍是传统的“大团圆”，这其实是最关键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作为世界性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移植”生长的。
到“五四”时期（本文从广义上使用这一时间概念，大致指新文学头一个十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总的背景看，首先，新文化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运动，它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批判，是与对外国文化的整体性认同同时进行的。而且和晚清完全不同的是，这种横向认同“并不是将‘特别国情’来权衡容纳新思想。乃是将新思潮来批判这特别国情，来表现或是解释他”[12]。这种整体认同决定了新文学先驱者们必然从整体上去肯定西方文学。他们不光是从结构、技巧等枝节问题上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而是要从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入手，在中国引发能与世界文学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文学潮流，“出而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
其次，“五四”时期能左右文坛空气的主要读者层，也已经从近代的一般市民转变为受科学民主思想熏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更开放更健全的审美需求，迫切希望摆脱“瞒与骗”的封建传统文学，寻求真实反映现实人生的文学。就拿鉴赏心理来说，也已经逐步加强了“注意文学的重大使命”，即使读翻译作品，也在改变那种类似“吃番菜”[13]的心理。
再次，“五四”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几年）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动荡的时期，思想文化界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加上西方各种新思潮涌进，中西文化发生空前的碰撞交融，更是形成我国历史上难得有过的思想解放时代。我们考察欧洲现实主义的传入与流变之前是不能忽略上述这些背景的。因为“五四”时期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现代文学各种新思潮，包括现实主义思潮，才在外来刺激下应运而生。
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欧洲现实主义是如何传入和流变的了。考虑到“五四”现实主义兴起过程中理论先行，而且理论对创作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这一章论述的重点也将放在文论上，大致依模糊的时序，选取当时最有影响的有关现实主义的文论进行评述，看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如何由表面逐步向宽度与深度发展，而中国作家又是如何吸收和改造欧洲现实主义，使之在中国扎根并展示出中国特色的。
[1] 19世纪30到6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和运动，在欧洲兴起，并占文坛主导地位。
[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40页。
[3] 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908年第9期。
[4] 林纾：《孝女耐儿传·序》，作于1907年。
[5] 林纾：《贼史·序》，作于1908年。
[6] 林纾：《贼史·序》，作于1908年。
[7] 林纾：《洪嫣篁·附识》，作于1916年。
[8] 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作于1905年。
[9] 梁启超：《小说零简》，《饮冰室丛著》第13种。
[10]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下引《鲁迅全集》文均据这一版本。
[11] 同上注，第163页。
[12]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
[13] 记者，即沈雁冰：《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