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于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1]
1937—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1941—1944年希腊人民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同时也成为争取政治、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人民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迅速壮大起来，并在战争结束之际，对现存政府的权威及合法性构成挑战。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使地方冲突国际化。美国、英国和前苏联（以下称苏联）出于各自的目的干预了中希两国的内部政治斗争。
在这里，我们把干预理解为从政治处理、军事存在到武力干涉等一系列程度不同的卷入。这种干预大都旨在维持中希两国现政府的稳定和存在，因而直接影响了两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形成。
本文将要讨论1944—1946年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关系，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大国干预是如何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两党革命战略的形成的？它为何会对两党的命运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这一课题至少值得从比较共产主义、比较外交政策和国际冷战史这三个角度加以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的缺乏，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共产党的对外关系，进而也无法全面理解大国干预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的大批文件公之于世。[2]据此涌现出一批研究两党对外关系的高水平著述[3]，笔者也因此而有可能从事这项比较研究。
一、大国干预与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形成
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国和希腊两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抵抗侵略的同时，也经常与现存政府及其武装发生冲突。两国共产党都在追求两个目标：（1）赶走侵略者；（2）阻止现政权恢复战前的独裁统治，可能的话则推翻旧的政权。[4]
尽管外来战争削弱了中希两国的政府，但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它们却得到了同盟中强国的支持和援助。在希腊，英国是流亡政府的靠山；在中国，美国是重庆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支持者。二战为这两个国家提供了分别干预希腊和中国内部事务的机会。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之交，英国就确立了其在希腊外交上的影响力。它把希腊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保证其经地中海通往东方的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为此，1942年2月英国不惜劳军远征，帮助希腊抵抗德国入侵。失败后，英国又全面支持流亡政府，并竭力从军事和政治上控制希腊国内的抵抗运动。[5]
当英国忙于巩固其在希腊的地位时，美国也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自1939年给予中国第一笔贷款援助后，美国开始逐步卷入中国事务，试图通过援华达到遏制日本扩张的目的。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竭力帮助中国国民政府成为“一强”，以便让它填补日本失败将在亚洲留下的权力真空。[6]
与英美积极卷入相对照，苏联在1944年中期以前，一直忙于国内战事，对希腊和中国事态注意甚少。不过，它对两国的共产党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但希腊共产党还时时征求苏联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开始摆脱苏联的控制，与苏联关系也非融洽，但它仍然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7]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苏联领导人希望能够巩固苏英在巴尔干、苏美在东亚的合作。为此目的，他们常常牺牲希腊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英美达成交易。
1．希腊共产党与大国干预
希腊共产党创建于1918年，在3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1936年希腊议会选举时，它赢得了5.8％的选票。[8]但在随后由军事政变建立的独裁统治期间，希腊共产党遭到无情镇压，组织陷于瘫痪。1941年5月德国占领希腊后，残存的共产党人和乘乱从狱中逃出来的共产党人一起，高举反法西斯的大旗，团结几个社会主义小党，在9月建立了希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民族解放阵线（希文缩写为EAM，简称民阵）。次年4月又建立统一的全国人民解放军（希文缩写ELAS，简称民解）。希腊共产党成为民阵和民解的主导力量。希腊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斗争得到苏联的道义支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同时，英国为影响抵抗运动，也在1943年夏向民阵解放区（自由希腊）派出军事使团并向民解提供援助。[9]因此苏联的影响和英国的存在是希腊共产党制定其革命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1943年3月，希腊共产党仿效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建立的反法西斯全国解放委员会，成立了希腊全国政治委员会，开始在解放区（已占希腊国土的1/2）内行使临时政府职权。
此举是对流亡政府的直接挑战，表明希腊共产党有计划建立自己的政府。当时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很希望此举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出乎意料的是，苏联为了维护与英国的友谊，却明确表示它将继续承认流亡政府。[10]结果，希腊共产党放弃了在全国政治委员会基础上建立民族团结政府的考虑，同意参加由流亡政府在黎巴嫩召开的全国各党派政治会议，并准备在民阵占有一半内阁席位的情况下参加政府。[11]
希腊共产党参加会议的决定，令英国政府感到欣慰。从1943年春开始，英国丘吉尔政府对希腊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在希腊解放时防止希腊共产党夺权。为此，它操纵召开了黎巴嫩会议。它的如意算盘是，迫使民阵加入到政府当中，从而把民阵从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对手地位贬到一个小伙伴的位置。如果民阵拒绝参加政府，英国就可以指责它破坏国家团结，从而降低民阵的威望。
在1944年5月黎巴嫩会议上，流亡政府团结所有资产阶级党派形成反民阵的阵营，不仅拒绝民阵代表提出的要求，而且猛烈攻击民阵蚕食其他抵抗运动的行为。在各方的压力下，民阵代表放弃最初的条件，接受了会议达成的《黎巴嫩宪章》。该宪章要求把所有的抵抗组织都统一到政府的控制之下，据此成立的政府只为民阵保留了20个内阁席位中5个不重要的位置。[12]
但在解放区的希腊共产党中央拒绝接受这一旨在剥夺其独立地位的宪章。7月初民阵提出最后条件：包括不得解散民解在内的八项要求。[13]流亡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拒不让步，由此导致的政治危机持续了两个月之久。9月15日民阵让步，接受了《黎巴嫩宪章》并参加政府。研究希腊内战的学者认为有三个因素促使希腊共产党最终作出让步。
首先，希腊共产党领导人觉得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没有决心与英国对抗。其次，1944年7月底到达解放区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希望民阵加入政府。第三，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希望维护他们与社会党人的联盟。后者表示，如果希腊共产党与英国对抗，他们将停止与希腊共产党的合作。[14]
作为加入政府的自然结果，9月26日民阵代表又在意大利与政府签订了统一军队指挥的《卡塞塔协定》，同意把民解交给将率英军进入希腊的罗纳德·斯科比将军指挥。[15]至此，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阵不仅丧失了政治独立，而且放弃了军队的指挥权。
在此前后，英国还设法劝说苏联承认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为此目的，1944年5月和10月，英国与苏联先后达成《五月协议》和《百分比协议》，划分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16]由于苏联承认希腊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遂不再担心苏军在向巴尔干进军中进入希腊并支持民阵。
1944年10月雅典解放后，希腊政府立即要求民解复员。民阵决定以退出政府和举行罢工示威表示抗议。12月3日的示威遭到政府警察的镇压，酿成惨案。希腊共产党只好举行起义，占领了雅典大部。但起义并没有严密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最多是想用武力迫使政府承认民阵应享有的政治地位。同时，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错误地以为英国不会干预，为此，他们竭力避免与英军发生冲突，这就大大限制了自己在雅典的战斗活动。[17]
可悲的是，英国却一直在寻机用武力镇压民阵和希腊共产党。早在黎巴嫩危机期间，丘吉尔就已下决心，需要的话不惜动用武力来迫使民阵就范。[18]为此，他命令斯科比“要毫不犹豫地”镇压起义，“明确的目标就是打败民阵”。[19]
一旦英国干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便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此同时，苏联非但不去谴责英国的镇压，反而在私下批评希腊共产党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共产党只好停止战斗，在1945年2月与政府签订《瓦尔基札协定》。据此，民阵解散了自己的军队，换回的只是政府对自由人权的空洞保证。[20]但丘吉尔对这样的协定都感到遗憾，因为他“已准备好在希腊进行更多的镇压”[21]。对希腊共产党来说，雅典12月起义是场巨大的灾难。它失去了军队，引起苏联的不悦，而起义中扣押一些资产阶级作为人质的做法损害了它的威望。
《瓦尔基札协定》签订以后，希腊政府违背承诺，纵容右派集团实行白色恐怖。到1945年底，被法庭定罪的民阵抵抗战士数量10倍于被定罪的战时通敌分子。在此后的一年内，有1289名民阵成员被右派谋杀。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孤立无援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只好徒劳地向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以及美国政府呼吁，请求阻止希腊右派对左派的迫害，按雅尔塔会议精神来改组政府。[22]但英国对此无动于衷。一旦打败民阵，剥夺其武装，英国便改变政策，坚决要求希腊政府把民阵排除在任何一届政府之外。
白色恐怖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原抵抗战士自发地拿起武器自卫。随着全球范围内冷战的出现，希腊共产党也转向武装自卫。1946年2月，为回击英美攻击其在东欧的政策，苏联第一次站出来为希腊左派说话，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抗议英军在希腊的存在。
苏联的外交攻势鼓励了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希腊共产党中央决定开始新一轮的武装斗争。[23]但此时希腊共产党力量远非战争结束时可比，同时他们面临的外国干涉也将由衰落的英国变为不可一世的美国。
2．中国共产党与大国干预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虽有很大发展，但与国民党政府的力量相比，仍处于劣势。因此，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改善自己的地位，遏制国民党政府限制乃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是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几次调整。
1944年夏秋，美国总统罗斯福试图要中国接受由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来指挥中国的全部军队。在他看来，这是加强中国抗日努力、避免日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最佳办法。但中国当时的领导人蒋介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迫使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却表示欢迎罗斯福的建议。[24]这一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希望与美国合作，促使蒋介石政府改组的意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以及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两件事中认识到，美国不仅反对蒋介石武力反共，而且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改组。为此，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长期酝酿的联合政府的想法付诸实际，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召开各党派会议的建议。[25]11月初，中国共产党又说服访问延安的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接受这一想法，把改组现政府置于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解的《五点协议》之首。[26]但蒋介石政府拒绝了这一协议，强调首先要把中国共产党军队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赫尔利则改变原来的态度，转而站在蒋的一边向中国共产党施压。中国共产党在抵制蒋介石的压力的同时，也放弃了利用与美国合作来促使蒋介石政府让步的想法。
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使命的失败，也使罗斯福转向苏联寻求解决国共危机的办法。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恢复俄国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以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保证。通过《雅尔塔协议》，罗斯福试图阻止苏联进入中国东北时可能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迫使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以防止内战。[27]罗斯福的图谋不无道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确指望苏联的帮助。
1944年和1945年之交，中国共产党对大国在欧洲的干预非常注意。苏联帮助波兰共产党成立卢布林政府（即波兰解放委员会）来对抗流亡政府的做法与英国在希腊镇压希腊共产党起义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此寄希望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得到苏联的直接帮助。同时它也担心，如果美军在华登陆，则可能会出现“斯科比阴谋”。根据这一估计，加上雅尔塔会议通过的《已被解放欧洲宣言》的鼓舞，1945年3月，中国共产党决定效仿波兰共产党，组织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直接挑战国民党政府的法统，迫使美国改变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28]
但是，1945年8月苏联在参加对日战争的同时，却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诺只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随后，美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5万名海军陆战队占领中国华北沿海，并在一个月内把数万国民党军队运至华北和其他战略要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战略，改变对蒋介石政权的强硬立场，暂时放弃成立政府的计划。
面对美国在华的军事存在以及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压力，1945年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走“法国道路”，即参加到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中去，“给独裁政府增加一些民主的因素”，以此来中立美国，挫败蒋介石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29]为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8月底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值得指出的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一直坚持国民政府改组是中国共产党交出武装放弃解放区的先决条件。当美国政府发现，无论是苏联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还是它对蒋的全面军事援助，都无法迫使中国共产党放下武器时，它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
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相信，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需要中国稳定，而国内政治的限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优先地位又决定美国不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为此，他决定暂时停止对蒋介石的全面援助，派遣有二战“胜利的组织者”之誉的乔治·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马歇尔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在1946年初就停火、政府改组和整军达成三项协议。据此，中国政府将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为国民党为大党的多党政府，国共双方按5：1的比例来整编双方的军队。[30]
马歇尔最初的成功在于国共双方都需要美国：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国来制止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则依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但是，当马歇尔几近实现其在华使命时，美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乃至冷战波及中国，从而损害了他的工作。美苏关系的紧张使蒋介石坚信，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对他的支持。当1946年2月美国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时，蒋介石便随之拒绝在东北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为了报复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行动，苏联立即鼓励中国共产党派更多的部队进入东北，并帮助它控制北满。[31]苏联的行动，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求之而不得的。
尽管走法国道路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946年5月，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蒋介石政府是否真能改造为民主政府并无多少信心，只是由于大国干预，中国共产党才选择了这一道路。一旦地位改善，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武力对抗蒋介石的武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内战也就在所难免了。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地位要比战争结束时强大了许多。
二、大国干预造成的不同结果及其原因
综上所述，大国干预对共产党革命战略形成的影响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大得多。共产党人常常根据他们对大国干预的判断来设计和调整革命战略。甚至像毛泽东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有时也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克服外来干预。他甚至私下承认，由于美苏干预，战后国共之争的进程“似乎改变了”[32]。
在外来战争临近结束之时，希腊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为此，希腊共产党成立了全国政治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则计划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当他们面对站在政府一边的外来干预时，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来的计划。希腊共产党加入了流亡政府，中国共产党则打算走法国道路。
尽管受制于相似的国际环境，采取了类似的战略，但希腊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策略却不相同。这集中地表现在：（1）共产党是否应保持其政治军事独立；（2）共产党是否应利用战争结束之机壮大自己；（3）共产党如何对待以盟军名义存在的外来势力。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希腊共产党屈服于大国的压力，签订了《黎巴嫩宪章》和《卡塞塔协议》，从而丧失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结果，在德军撤出希腊时，拥有强大军队并已控制希腊绝大部分领土的希腊共产党竟因受制于上述协定，而不去占领雅典等战略要地，拱手等待英军的到来。在失去这一宝贵机会以后，希腊共产党为维护自己应有的政治地位，又仓促发动雅典起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英军发生冲突。当英军无所顾忌地镇压起义时，希腊共产党领导人犹豫了半天才开始反击。雅典起义虽然失败，但希腊共产党武装在希腊的其他地方还是打败了属于政府的军队，因此希腊共产党仍有相当的实力。[33]但希腊共产党并未利用这一实力来加强自己的谈判地位，而是接受了屈辱的《瓦尔基札协定》。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44年末赫尔利调处和1945年秋重庆谈判期间两次挫败美国和国民政府剥夺其军队的企图。甚至在决定走法国道路时，他们也坚持政府改组是整军的先决条件，为此不惜违反整军协定，拒不交出中国共产党军队驻防资料和人员的花名册。[34]由于充分的政治和军事独立，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战争结束时不顾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的禁令，夺取一切可以获得的土地和资源，从而在以后的谈判桌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它接受了与赫尔利打交道的经验和希腊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在警惕“斯科比阴谋”的同时，尽量避免造成给美军卷入的借口和机会。[35]
造成希腊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采取这种不同策略的原因，可以从西方干预、苏联影响、两党的实力及革命路线四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1．英美两国干预的比较
就其策略手段而言，1944—1945年底，英美两国分别在希腊和中国进行的干预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是利用以下三种方式来迫使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政府：（1）由它们直接控制统一的军事指挥；（2）争取苏联合作；（3）全面扶植现存政府。
虽然手段相似，但效果却不一样。在希腊，英国利用斯科比控制了包括民阵武装在内的全部希腊军队的指挥权，又通过《百分比协定》把苏联势力排斥在希腊之外。
它对希腊政府的全面支持和援助，以及英军在希腊的存在，挫败了希腊共产党及民阵战时和战后的革命计划。英国每一次干预的成功又加强了其下次干预的强度。
在中国，美国并没能够让史迪威统一指挥中国军队。《雅尔塔协定》也只是把苏联势力限制在中国东北。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全面支持以及美军在华北的存在虽然威胁到中国革命，但却不足以制止这场革命。[36]这些不甚成功的努力迫使美国在1945年底采取比较温和的对华政策，这最典型地表现在马歇尔使华上。
造成这种干预相似但结果不同的原因，可以从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加以分析。
首先，英美两国干预的目标不尽相同。英国企图恢复希腊战前的旧制度，无视战时发展起来的政治力量。为此目的，英国政府，至少是丘吉尔决心不惜动用武力来镇压抵抗运动。但美国从未打算直接卷入国共内战，甚至在帮助将国民党军队运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战斗的前线时，美军也受命避免卷入战斗。[37]这种不同的干预目标又与第二个因素，即它们各自在被干预国的地位不同有关。
其次，不论在希腊的内政还是外交上，英国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这就使它具备了三个有利于干预的条件：第一，英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希腊政府。英国不仅是希腊政府的保护人，而且实际上是它的制造者。当时希腊资产阶级派别林立，内阁更迭频繁。每次组阁都由英国幕后操纵，以致当时有人称英国驻希腊大使罗纳德·利珀“权力之大更像是殖民总督而非外交使节”。[38]第二，英国向民阵提供军援并派驻军事使团的结果是使英国对民阵有相当的影响力，为此，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常担心与英国决裂的结果。[39]第三，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把希腊确定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不愿支持希腊共产党和民阵。
与英国情况相对照，美国在华只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首先，蒋介石政府远非像希腊政府那样容易控制。中国虽是弱国，但毕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大国”之一。其次，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缺少任何直接的影响力。它派往延安的使团只是一个职权极为有限的观察组。[40]再次，美苏英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使苏联在东北拥有“优先”地位。在东北的苏军一定程度上与华北的美军形成对峙平衡，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抵制美国的政治压力时，不像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那样感到孤立无助。
2．苏联在希腊和中国影响的比较
为了保证干预成功、阻止共产党夺权，英国和美国都认为苏联的配合是不可缺少的。当它们与苏联达成谅解时，英美的干预便在1944—1946年的希腊和中国导致了一系列解决内战危机的和平协定。不过，这些协定都存在一个内在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外来力量加诸于地方势力的，而不能完全反映当地实际的力量对比。因此，它们所维持的和平是脆弱的，能否持久取决于大国间的相互配合，特别是苏联的态度。
一旦苏联感到西方在希腊和中国的干预超出了它与西方的谅解，以及它与西方在其他问题上的矛盾恶化到要求它放弃与西方合作时，西方干预的成就就岌岌可危了。更重要的是，地方力量（不论是中希两国政府，还是两国共产党）对大国关系的任何变化都非常敏感，时刻准备利用这种变化为自己谋利。这样，这些地方力量就在1946年上半年乘机冲破大国设定的协议，积极投身于内战。[41]因此，在保证有关和平协议的执行及地方稳定方面，苏联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一直是被动地卷入希腊和中国事务，而且，为维护战时与西方的团结及战后合作，它常常牺牲他国共产党的利益来支持西方政策。
1943年10月，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与流亡政府的游击队为争夺敌后根据地发生了内战。苏联接受英国的建议，与英美一起在1944年1月呼吁希腊民族团结，表示支持流亡政府。12月英国镇压民阵雅典起义时，尽管连美国政府和英国一些议员都批评丘吉尔的武力镇压政策，但苏联却恪守中立，不仅不批评英国，而且还通过任命其驻希腊大使来表示对希腊政府的支持。[42]
与苏联配合英国支持希腊政府相一致，斯大林也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1944年9月和1945年5月，苏联领导人两次向来访的赫尔利表示，他们与“中共无关”，苏联坚决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实现中国军政统一。[43]
虽然苏联支持英美在希腊和中国的政策，但支持的程度却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它在两国的利益不尽相同。在《百分比协定》中，为巩固自己在东欧的势力，苏联放弃了在希腊的利益。但在《雅尔塔协定》中，苏联保留了自己在中国局部地区（东北）的优先地位。为了保护这一利益，苏联在战后初期允许中国共产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以此来削弱国民政府，迫使其为争取苏联的合作付出更高的代价。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遵守其在希腊和中国问题上所作承诺的时机很不相同。当希腊共产党举行雅典起义时，战争尚未结束，苏联把维持与西方团结、尽快结束战争作为其外交的首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不顾禁令大批开进东北时，战争已经结束，如何巩固现有的胜利成果而非维持与西方的团结成为斯大林的首要任务。
这种不同的利益和时机导致苏联对希腊和中国施加了不同的影响。苏军在东北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双重利益：（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信它有助于限制美国对内战的直接卷入；（2）它为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随着美军在华北的登陆以及美国帮助蒋介石向东北运兵数量的增加，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也就越趋积极。直到1945年11月，苏联才因为美国和蒋介石的抗议开始限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44]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政策改变表示不悦，但它此时已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背靠苏联的第一个战略根据地，实现了其多年来一直求之而不得的目标。[45]这是他们的希腊共产党同志所望尘莫及的。
3．共产党实力及运用实力的意志和重要性
大国干预与共产党革命战略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大国干预影响革命战略的同时，共产党的实力以及使用实力的意志也影响大国干预的强度。即使在得到苏联配合的保证之后，英国和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其干预策略时仍要考虑当地共产党的力量及其使用力量的意志。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对共产党力量的估计决定了他们干预策略及具体目标的选择。
1944年底雅典起义后英国对希腊共产党政策的变化，以及1945年底马歇尔代替赫尔利使华时美国政策的变化可以明显地证明这一点。在希腊，只要希腊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军队并控制广大的解放区，英国就时刻担心它与希腊共产党决裂的危险后果。1944年夏，当民阵拒绝加入政府时，希腊政府一再要求英国按事先考虑的那样，与民阵公开决裂。尽管丘吉尔曾一度倾向于这样做，但最后英国政府还是拒绝了，因为它感到只有民阵加入政府，才能保证希腊流亡政府平安回国，因为它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机动部队镇压希腊左派的有效抵抗。[46]甚至丘吉尔本人，一直都在担心，民阵会在英军到达前占领雅典。[47]一旦希腊共产党被剥夺武装，英国马上要求希腊政府把希腊共产党及民阵排除在任何一届内阁之外。此时，它不再担心失去武装的希腊共产党还会有力量进行反抗。希腊共产党领导人缺乏抵抗英国压力的勇气，最终加强了英国为削弱希腊共产党力量而进行干预的决心。[48]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时抵制了政府吞并它的企图，而且还利用战后的有利时机壮大了自己，改善了它与政府的力量对比，从而使自己强大到迫使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的程度。当然，除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外，苏军在东北的存在也是促使美国转向压迫蒋介石更积极地寻求和平解决国共之争的原因之一。但在强调苏联因素时，必须注意苏联的政策选择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影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苏联利用希腊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砝码，加强其与西方讨价还价的地位。[49]不过，苏联这种做法的限度取决于它对这两个共产党力量的基本估计。1945年秋和1946年春，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帮助说明，它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存在可以为己所用，要挟蒋介石为苏联的友谊与合作付出更高的代价，同时警告美国人尊重苏联在东北的权益。[50]与此同时，苏联对希腊共产党的呼吁则无动于衷，后者甚至不得不为建立与苏联的直接通讯渠道而艰苦努力。[51]显然，在苏联看来，实力大为削弱的希腊共产党对它与西方进行冷战并无多少价值。
因此，不论是英美，还是苏联，它们对当地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也受制于共产党的实力。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保持自己政治和军事的独立是实力的根本保证和体现。在与对手甚至朋友打交道时，这种独立可以转换成强有力的谈判地位，从而迫使大国承认共产党应有的地位并向现存政府施加压力。那么，在二战结束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共竞争中的弱者能够抵制大国干预而保持独立，而在希腊国内政治斗争中并不处于劣势的希腊共产党及民阵却不能呢？
4．共产党的革命道路选择
外在的原因是两党面对的干预性质与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环境的确不如希腊共产党那么恶劣，但它也有弱点，战时迅速扩张的力量仍然难以与政府匹敌。重庆谈判时中国共产党甚至接受7对1的比例来整编国共军队。到次年3月，其地位虽有所改善，但这个比例仍是5∶1。希腊共产党则不然，当德军撤出希腊、希军尚在途中时，希腊共产党是希腊事实上的统治者。[52]因此，它并非不可以利用这一现实来迫使大国承认和尊重它的地位，从而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
因此，导致两党不同命运的原因，可能还需要从两党自身特别是它们各自的革命路线加以分析。这一时期，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常常在武力夺权和走议会道路之间徘徊不定。这种摇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希腊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民阵的组织结构决定的。希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只能回到战前的“人民阵线”路线。[53]他们在1936年大选中的成就以及抵抗时期所得到的民众支持，使他们相信，战后能够通过议会道路改造旧制度。同时，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阵是多党联合，其中的社会党人坚决反对与政府决裂，这也限制了希腊共产党斗争道路的选择。
人民阵线理论和民阵的组织特点决定了希腊共产党对军队工作缺少应有的重视。它只是把军队视为抵抗侵略的力量，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军队也是其反对国内对手、抵制英国压力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民解不是一支真正的共产党军队。[54]希腊的悲剧在于，当希腊共产党倾向走议会道路时，它的敌人则更相信武力而非议会。正如希腊著名学者索伏罗诺斯所云，在现代希腊的每个时期，统治阶级总是在军队而非议会中寻求自己的安全。[55]
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它虽一度考虑走议会道路，但基本倾向是武装革命。在抗战前的十年内战中和八年抗战期间，它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这样的基本原则。因此，不论是进行武装革命，还是计划走法国道路，中国共产党都清楚军队和政治独立是争取有利结果的关键因素。
三、余论
二战以来，对一国事务的外来干预日益成为一种常见的国际现象。本文所研究的外来干预可能对理解当今的国际干预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的结论。
1．大国干预的不可抗拒性。当进行干预的大国得到其他有利害关系大国的配合时，对被干预的弱国（不论是现存政府还是反对力量）来说，这种干预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不得不承受。
2．大国干预目标的双重性。大国干预目标一般都是阻止内战和维持现政权，但在具体干预时，侧重点有所不同。英国干预以维持现政权为主，为此不惜动用武力。美国干预以阻止内战为主，为此可以有条件地支持现政权。
3．大国干预形式的多样性和可转换性。在这项研究中，干预有三种形式：政治调处、军事存在和武力干涉。美国在中国的干预经历了政治调处（赫尔利使华）、军事存在（1945年秋—1946年秋美军在华北）再回到政治调处（马歇尔调处）这一循环过程。在希腊，英国的干预则经历了政治调处（黎巴嫩会议）、武力干涉（镇压雅典起义）和军事存在（1944年10月以后）这样的逐渐强化的递进过程。
4．大国干预的多元性。苏联的崛起和冷战的全球化，打破了干预只有利于现存政权的这种历史格局。苏联影响的存在既是对西方干预的限制，更为当地反抗力量寻求外来援助提供了可能性。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5．大国干预结果的复杂性。反对现存政权的力量能否克服干预的不利影响，甚至利用干预的潜在价值，从而保存和发展自己，取决于大国干预的性质、形式以自身实力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本文最初发表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 致谢：本文是根据作者1993年下半年在挪威诺贝尔研究所（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进行客座研究时所撰写的英文研究报告改写的。在此，作者感谢该研究所提供的充分研究资助和优越的研究环境。在英文初稿写成后，研究所所长Geir Lundestad，研究所研究部主任Odd Arne Westad和其他客座研究员Melvyn Leffler、Valdislav Zubok、Stewart Patrick以及作者的美国朋友Steven Levine和Michael Hunt向作者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了14卷本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1979年12月到1980年1月，希腊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派）在它的报纸Avgi上，公布了希腊共产党的大批历史档案。同时两党有关领导人的回忆录和口授史也大量出版。
[3] 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重要研究有：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英文著作有：Peter Stavrakis，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1944—194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Odd A．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944—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4] N．Svoronos，“Greek History，1940—1950”，John Iatrides，ed.，Greece in the 1940s：A Nation in Crises，Hanover，NH：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Press，1980; Tao Wenzhao，“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prepared for Nobel Institute Research Seminar，Sept.，1993.
[5] J．Iatrides，“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Greece”，David Close，ed.，The Greek Civil War，1943—1950：Studies of Polar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3，pp.190—191.
[6] 详见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68页；斯蒂芬·莱文：《灾难的边缘：1945年的中美关系》，载袁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6页。
[7] 苏联与希腊共产党的关系见Stavrakis，op.cit.，pp.9—16；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见杨奎松，前引书，第360—362页。
[8] Close，op.cit.，p.39.
[9] 关于希腊共产党的建立以及1944年前活动的详情可参见Ole Smith，“Marxism In Greece：the Case of the KKE”，Journal of Modern Greek Studies，vol.3，No.1，1985，pp.45—64; Haris Vlavianos，Greece，1941—1949：From Resistance to Civil War，Oxford：Macmillan，1992，chapter 1。
[10] Stavrakis，op.cit.，p.17.
[11] Vlavianos，op.cit.，p.41.
[12] Procopis Papastratis，British Policy toward Gree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77—198.
[13] Vlavianos，op.cit.，pp.42—43.
[14] L．Baerentzen and D．Close，“The British Defeat of EMA，1944—1945”，Close，op.cit.，pp.75—77.
[15] 协定全文见John O．Iatrides，Revolt in Athens：the Greek Communist‘Second Round’，1944—194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Appendix E，pp.311—313。
[16] 参见任东来：《美国与1944年英苏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载《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17] 有关起义详情见Close，op.cit.，pp.85—89。希腊共产党对英军的麻痹最典型地反映在下面这个插曲：当英军打算镇压起义时，它在雅典的主要部队第23装甲旅发现，自己的主要军火库位于民阵控制区内。他们前去搬运军火时，非但未受阻碍，而且，民阵人员还帮助他们装车。见M．Mazower，Inside Hitler's Greece：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1941—194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370。
[18] T．Sfikas，“the People at the Top Can Do these Things，which Others Can't Do：Winston Churchill and the Greeks，1940—1945”，Jour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6，No.2（April，1991），pp.317—319.
[19] W．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Cassell，1952，vol．Ⅵ，p.250.
[20] 协定全文见Iatrides，op.cit.，pp.320—324。
[21] 丘吉尔医生语，引自Sfikas，op.cit.，p.324。
[22] Vlavianos，op.cit.，pp.81—87; Stavrakis，op.cit.，pp.54—56.
[23] Stavrakis，op.cit.，p.17.
[24] 沙勒，前引书，第167页。
[25] 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38页。
[2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93—394页。
[27] 对罗斯福中国政策比较简略明了的论述可见罗伯特·梅斯尔：《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载袁明等编，前引书，第98—105页。
[28] 牛军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战略变化的国际因素有较好的分析，见牛军，前引书，第160—168页。
[29] 关于走“法国道路”的分析可以参见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33页。该文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战略最有分量的研究。
[30] 关于马歇尔使华较为全面和简略的论述可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410页。
[31] 对这一时期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杨奎松在《中间地带革命》一书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见该书第428—433页。
[32]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的谈话，转引自杨奎松，前引书，第437页。
[33] 参见Close，op.cit.，pp.90—91。
[34]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ashington，D.C.：GPO，1949，pp.141—143．
[35] 参见牛军，前引书，第194—198页。
[36] 甚至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仍担心美国的直接干涉，参见杨奎松，前引书，第444页。
[37] A．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New York：Harry Holt ＆ Company，1958，p.348．有人称美国的干预是为改革的干预（reformist intervention），见D．J．Macdonald，Adventure in Chaos：American Intervention for Reform in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MA：Harvard Univ．Press，1992，pp.76—99。
[38] N．Clive，“British Policy Alternatives”，Lars Baerentzen ＆ Others eds.，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Greek Civil War：1945—1949，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1987，pp.213—214.
[39] O．Smith，“‘The First Round’—Civil War during Occupation，”Close，op.cit.，p.68.
[40] 这一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的惟一一次重要帮助是在抗战结束时无意中用飞机把中国共产党一批高级将领从延安运至华北前线，见牛大勇：《一次影响中国前途的战略空运》，1995年11月广州“美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41] 挪威伦斯坦教授对地方因素在冷战中的作用有精彩的论述，见G．Lundestad：The American “Empt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2，29。
[42] Stavrakis，op.cit.，pp.15，38—39.
[43]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pp.72，94—95.
[44] 详情可参见牛军，前引书，第189—193，203页；杨奎松，前引书，第408—411页。
[4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427页。
[46] Papastratis，op.cit.，pp.223—224.
[47] Close，op.cit.，pp.76，78.
[48] Papastratis，op.cit.，pp.196—197.
[49] 参阅A．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944—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73—175; Stavrakis，op.cit.，pp.46—47。
[50] Westad，op.cit.，pp.173—175；杨奎松，前引书，第429—433页。
[51] J．Iatrides，“Perception of Soviet Involvement in the Greek Civil War 1945—1949，”Baerentzen，op.cit.，p.247．
[52] 希腊解放时，希腊共产党有党员30万。民阵大约有200万成员，占希腊人口的30％。参见L．Stavrianos，“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EAM）：A Study i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XXIV，1952，p.44.
[53] 希腊共产党研究专家、丹麦学者史密斯曾指出：“希腊共产党1945—1946年仍受制于战前的战略和策略”。Ole Smith，“Marxism in Greece：the Case of the KKE”，Journal of Modern Greek Studies，1985，No.1，p.59.
[54] 对民阵军队的性质，美国学者莫佐沃有较为全面的分析，见Mazower，op.cit.，pp.297—321。
[55] Iatrides，op.cit.，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