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冷战历史的战后美国外交——略评《战后美国外交史》

战后世界历史的核心是冷战。冷战的核心则是美苏对抗。而在美苏对抗中，美国不论在综合国力上，还是在战略意图方面，都居主导地位。因此，一部战后美国外交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美苏对抗史，一部冷战史。资中筠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上、下册，责任编辑：米小平。以下简称《美国外交》，夹注中的页码也出自该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了战后国际历史的关键。

虽然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在世界历史的诸学科中相对较为发达，但即使如此，在《美国外交》出版之前我们一直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冷战史或战后美国外交史。杨生茂教授曾主编过《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但战后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虽然写得提纲挈领，但因篇幅所限，许多问题没有展开。美国学者研究战后美国外交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以专题研究为主，比较好的综合性著作也不多。^[1]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者的著述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读者。因此，《美国外交》的出版的确填补了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从书的性质看，《美国外交》是一本断代专史性著作。这类著作的基本特点是它的综合性。由于现代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学者们在编写这类著述时不可能对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独到和创造性的研究，因此他们通常是较多地利用第二手资料，即尽可能地利用别人的专题研究进行综合。但是，《美国外交》一书的作者看来并不满足于仅仅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是直接地发掘、研读、筛选和分析第一手的文献（诸如美国已刊和未刊的外交档案，各种公开的政府公文，国会听证材料以及众多的回忆录，等等），以写作专著的态度和要求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从而使这部著作的某些内容达到了专题研究的水平。

《美国外交》对许多问题的论述具有相当的深度，其中尤以关于冷战形成的前三章，朝鲜战争（第四章）和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八章）这三个专题最为突出。关于冷战的形成，国内外说法众多。^[2]但大多有一个倾向，认为杜鲁门个人在其中有相当大的作用。作为战后美国外交的基石，“杜鲁门主义”这个说法最典型不过地强调了杜鲁门个人的因素。但《美国外交》却通过对杜鲁门及其谋士们的思想分析后认为，“以‘杜鲁门’命名的‘主义’，以‘马歇尔’命名的‘计划’，绝非出自个人。这批人既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的产物，又是当时的时势下应运而生的‘英雄’。反过来，他们共同制定了体现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一系列政策，奠定了战后40年美国的外交格局。以后40余年中，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历届政府对外交政策都有所修正，也有过不少以总统命名的‘主义’，也出现过一些知名的战略家、外交家及理论，但是一切变化都是在杜鲁门时期所奠定的总格局中进行的”（第37页）。这种不是从个人，而从一批人，进而从美国特有的社会制度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来寻找冷战形成根源的分析方法，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这一前提下，作者也注意到，抛弃与苏联进行战后合作的设想，承担全球反共责任，形成以反苏为己任的冷战遏制政策，毕竟是美国外交的一大变化，因而也遇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阻力。曾任第三届罗斯福政府副总统的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不赞成杜鲁门的对苏强硬政策，希望继续维持与苏联的战时合作关系；而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势力，则希望美国回到不与欧洲结盟的外交传统当中。作者为此特别叙述了杜鲁门政府是如何克服这两种阻力的，从而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杜鲁门主义的形成过程。

以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的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为标志，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战略，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遏制的手段与范围尚未达成共识。遏制思想的最早提出者、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倾向于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有重点的遏制，但他的后继者保罗·尼采等人则认为苏联原子弹的试爆成功和中苏同盟的形成，强化了苏联的战略意图，因此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全面遏制，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简称NSC68）。

正当美国决策者犹豫是否以此文件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指南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下子形成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共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美国干涉朝鲜战争中的政策形成缺少较为全面的了解。《美国外交》在这一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和客观公正的分析。

作者指出，二战时美国曾设想由美苏中英四大国来托管朝鲜，因此把它的朝鲜政策“完全置于大国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战后朝鲜政局的发展与美国政府的设想大相径庭”。这一方面是由于美苏在欧洲的对抗破坏了合作所需要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插手和卷入朝鲜当地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为此，在作者看来，美国扶植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从美苏关系角度说，是为了应付苏联在北朝鲜采取的政策，阻止朝鲜出现由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统一的政府；从美国与南朝鲜地区的角度说，是为了缓和美国占领军与这里的人民的矛盾，减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负担”。这一做法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朝鲜的分裂，进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过，作者也注意到美国在支持李承晚集团的同时，并不赞同李的专制统治和武力统一朝鲜的叫嚣。“但是，就像在中国对待蒋介石一样，美国领导人尽管不欣赏李承晚这类人物的许多政策和行为，但又离不开他们，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们亲美反苏”（第202页）。这就比较好地说明了美国先是从南朝鲜撤军，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立即进行干预的原因。

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美国在朝鲜战争的失败时，常常引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的一句很有名的话：“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来说明美国决策者对朝鲜战争的看法。作者通过核对原始文献，改正了这一说法，准确地指出这句话是布雷德利在国会有关远东军事形势的听证会上所讲的，联系上下文的含义应该是指如果美国根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人提出的战略，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话，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不是指侵朝战争本身。^[3]

越南战争是美国在亚洲进行的另一场战争。它最典型地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主义实质以及这种霸权主义给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鉴于越战的重要性，《美国外交》的作者特别在按总统任期设章的编年叙述外，设专章加以阐述（朝鲜战争也是如此对待），以示重视。

由于美国所公布的有关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决策文件异常丰富和完整，相应的专题研究也比较深入，这就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作者也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对美国卷入越南的决策过程和后果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和深入的分析。一些国外学者比较注意约翰逊政府进行越战的责任，而对肯尼迪政府的越南政策注意不够。作者在仔细研读有关决策文件后认为，美国对越南事务的介入在肯尼迪时期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和程度。1961年肯尼迪上台伊始，就派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率团赴南越考察。考察结果，军方倾向于派遣战斗部队，国务院则表示反对，只主张扩大对越军援。对此，肯尼迪采取了折衷立场，在不排除今后派遣战斗部队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军援和美国的战斗支援部队，来协助西贡政权作战。作者明确指出，“这是美国干涉的重大升级，也是导致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自拔的关键步骤”（第529页）。

美国的干涉不仅表现在帮助西贡政权镇压自发的人民解放运动，而且也表现在直接插手西贡统治集团的内争。在美国驻西贡大使的鼓励下，1963年11月南越军人发动了倒吴（吴庭艳）政变。对这一事件的影响，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评价。作者指出，它“显著加强了美国在南越的政治义务”，使以后的西贡军人政权更加依赖于美国，也使美国更直接地卷入当地的内争，从而“把南越事务变成美国的事务”。同时，南越的军人政府在要求和欢迎美国军事干涉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乐意将主要战争责任推到美国肩上，而不担忧美国成为南越的绝对主宰”（第538页）。这样的分析，显然要比单纯地把南越政权当做美国的傀儡要深刻得多。

美国对南越卷入的加深，必然会涉及如何对待越南北方的问题，因为南越人民的反美斗争得到了北方的道义和物质上的广泛支持。为此，1964年8月，约翰逊政府借口美国军舰在东京湾遭到北越快艇的攻击，促使国会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在越南南北方采取广泛军事行动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东京湾决议”。由此开始了美国对越南北方的野蛮轰炸。“越南战争开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美国直接进行的战争”（第549页）。在重视“东京湾决议”的同时，作者还指出了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但却是导致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和扩大的决策：1965年4月美国军方领导人的檀香山会议。作者把这次会议视为“美国侵越战争的里程碑”。它的决定导致美国驻越战斗部队的首次急剧增加，同时把美国军事行动的重心由轰炸北方转向在南方的作战。这就为“美军不断涌入确定了根本的前提”（第558页）。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从根本上说是战后杜鲁门主义和遏制战略发展到极点的结果。但作为学者，还应对美国干涉的根源进行具体的分析。为此，作者特设专节，从多米诺骨牌理论，反叛乱试验场观念，维持美国力量的可信度，美国国内两党政治以及决策的内部共识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可以说是这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美国外交》对冷战的形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问题的论述之所以深刻，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所利用的文献质量较高，不是第一手的决策文件，就是较新的学术专著^[4]；另一方面则是作者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些材料，对材料进行概括、筛选和分析的结果。可惜的是，《美国外交》一书中并不是每一个章节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美国外交》一书最大的问题是各章的写作质量参差不齐。虽然这是任何一部集体著作在所难免的，但这部著作中，这个缺点显得尤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各章所依据的文献的质量上，而且也体现在行文的分析概括方面。例如有关艾森豪威尔外交的那章，材料相当丰富，叙述十分详尽，但对材料消化分析很不够，直接引语太多，缺少应有的概括和提炼，看不出问题的重点所在。而有关70年代以来的各章，从行文到评论，几乎与时事分析和报道无异，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当然，这一弱点与缺少重要决策文献和优秀研究著作，过多依赖于报刊和通讯社的电稿这些客观条件限制有关，但如果对照一下战后大国外交史丛书中的另一本《战后英国外交史》^[5]的相应部分，就会发现即使在没有原始决策文件可资利用的情况下，仍可以避免流水账式的记叙，进行相当深入的分析。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美国外交》一书太追求全面和详尽了。全书基本上是按美国总统任期设章，每章下面大体再按美苏关系、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美中关系和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四大块来叙述。尽管各章看上去内容都很丰富、平衡和面面俱到，但结果却是战后美国外交的基本轮廓、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不同领导人的外交风格等等应该突出的内容却隐没在事无巨细甚至是流水账般的记述过程中。本来作者的初衷是为专业读者提供一本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但这样一来，几乎不会有多少人细心地读完这本88万言的大作，而更多地把这部书当作一本随时用来检索和核对资料的参考手册和编年史。

从书的前言看，主编原计划也没有想写得这样详尽。但是，这种由不同作者分别承担不同总统任期的分工方法，很容易产生一种在内容取舍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导致“小而全”的结果。每个作者都认为自己所写的内容缺一不可相当重要，但如果从美国战后外交的整体着眼的话，内容的筛选就大不一样了。可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美国出版的几本较新的美国战后外交史均不是按总统任期设章，而是围绕着各个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来编写。^[6]即使按总统任期设章，也不必每个总统时期都需要有专章叙述。刨出了越南战争这一内容，约翰逊的外交已没有多少重要内容，完全可以并到肯尼迪外交一章。福特的外交基本上是尼克松外交的继承，完全可以放到尼克松那部分，实际上作者也把这一时期称为“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政策”（第720页）。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书的质量，使主编的一些好设想很难得到贯彻。比如主编在“绪论”中指出，战后美国外交有两条线，一是反共为主导的对外干涉主义，另一条是美国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影响（第10—11页）。但通观全书，只见前一条线，而难见后一条线。

尽管《美国外交》一书相当详尽，但仍遗漏了若干重要问题。开始于杜鲁门时期、盛行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麦卡锡主义曾对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形成及冷战政策均有相当的影响，书中虽几处提到，却没有一处加以分析论述。本书对冷战的形成和美国核政策的演变论述得相当详尽，但惟独漏掉了对美苏冷战有相当影响的巴鲁克计划。1946年夏，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向联合国提出了由国际组织统一控制原子能发展的方案，其目的是想维持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排除苏联试制原子弹的可能性，史称巴鲁克计划。这一计划理所当然地遭到苏联的拒绝，美国据此更加坚定了苏联无意与西方合作的看法。^[7]另一个重要遗漏是195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策划的推翻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的政变。这一事件是美国冷战史上肮脏的一页，也是战后美国一系列颠覆他国合法政府的众多政变阴谋中的第一次。^[8]美国与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密切关系也由此开始。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美国外交》只是在叙述美国1954年策动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和1979年伊朗美国人质危机时顺便提及。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美国外交》非常难得地编制了相当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和主题索引。美中不足的是，各章参考书目编排体例很不统一：文献类资料和专著类资料有些分开，有些不分开；有的英文书目在前，有的中文书目在前；有的外国作者的英文名字姓氏提前，有的没有；还有的英文书名打上了引号。索引中有许多主题词缺少相应的英文（这可能与有的作者主要是依靠译成中文的文献进行写作有关），并漏掉了一些诸如冷战、缓和这样的重要主题词。另外，全书的编辑校对也不够细致。印刷错误，特别是外文名字的拼写错误甚多。如开篇第一页就把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Vol.Ⅵ），印成Vol.12；把著名外交史学者入江昭的英文名字Akira Iriye分别印成Akiry Irige（第203页）和Akirg Irige（第237页）；把LaFeber印成Lafcber（第77页）。甚至在同一页的注释中出现同一人名的两种写法：KaufmanBurton I.（应为Kaufman，Burton I.）和Burton I．Kaufman（第204页）；以及把1954年印成1945年（第244页）等等。这些错误只要稍加留意，是不难改正的。

（本文最初发表在《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1] 这类著作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由政治学者撰写的，以政策分析和总结评论见长，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斯帕尼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John Spani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Congressional Quarterly，13th ed.，1995．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了该书1980年第6版的中译本），此书属于传统派观点，对美国战后外交给予较多的理解乃至称赞。另一类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以材料丰富和叙事清晰见长，代表作有拉费贝的《美苏冷战：1945—1992》（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McGrary-Hill，7th ed.，1993.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该书1976年第3版的中译本），此书持修正派（新左派）观点，对美国外交的批评多于赞赏，以及孔华润主编并撰写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最后一卷《美国在苏联力量的时代：1945—1991》（Warren Cohe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ume IV，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1945—199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此书持一种比较平衡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对形成美国冷战政策的诸多因素逐一加以考虑。

[2] 要了解美国最近对冷战起源的讨论可参见白建才：《苏联解体后美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第100—106页和“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A Symposium”，Diplomatic History，Vol.17，No.2（Spring，1993），pp.251—310。

[3] 当然，较早地确切引用这段话的是刘同舜主编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6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并注明源于Hearings o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p.732。《美国外交》的引文出处与此相同，但译文为：“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卷入被错认的敌人的战争”（第235页）。笔者手头无原书，故不能判定何种译文更准确。

[4] 如有关北约形成的Don Cook的Forging the Alliance，NATO，1945—1950（London，1989）;有关朝鲜战争的Burton Kaufman的The Korean War：Challenge in Crisis，Credibility，and Command（New York，1986）;有关越南战争的George Herring的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New York，1986）。

[5] 陈乐民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 可参见前面提到的斯帕尼尔、拉费贝和孔华润的书。

[7] 可参见Cohen，op.cit.，p.32; LaFeber，op.cit.，pp.41—42。

[8] 美国著名外交史家孔华润（Warren Cohen）曾因《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有关20世纪50年代伊朗卷中有意未收录关于这一阴谋的文件而愤然辞去其所担任的外交文件解密咨询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可见此事件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