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学思维的初步铺垫

一个独立学科肯定不是瞬间产生的，它必然有一些历史的铺垫，这就是“前学科”时期。在追溯学科史的时候，也可将其视作学科的滥觞。而且，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形成的标志还存有一些争论，并且也言之成理。那么，如何确定这个时期呢？我们根据学科的基本元素来进行历史回顾，亦即以学科的范式来追寻学科前史。就学界的主流观点而言，一般都将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形成的标志。同时，学界在另一个问题上也形成了广泛的认同：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西方理论、学术思想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朱自清明白地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种新意念、新评价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来自西方的学术规则。有些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却认为以五四划线有失拘泥，温儒敏先生就曾指出：“许多批评史研究者就将现代批评的起跑线划在‘文学革命’发难的1917年，这倒符合一般文学通史对‘现代’始点的界定。然而本书认为现代批评史的上限还可以提前十多年，即从本世纪初开始，理由就是当时已出现了大批评家王国维，他在从事现代批评的垦拓与奠基工作，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诚然，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广泛接受西方话语范式的重要标志，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铺垫，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江海。当我们梳理一个学科的进程时，不能忽视这些涓涓细流，因为他们具有开创之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温儒敏先生的观点，虽然他是从现代文学批评的角度切入，但是王国维引入西方理念解读中国文学的例子，无疑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具有导流作用，即使是以朱自清认同的“新意念新评价”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将王国维初引西方话语范式到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这段时间视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西学思维在中国文论研究中的初步铺垫。

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礼堂，晚年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王国维是一位开导风气的学者，他广泛涉猎哲学、美学、文学、文字学、考古学等学术领域，在诸多的研究领域中，他常常能够于中西文化交流中达成一些首创性的建树。王国维善于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及相关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的材料，并且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就中国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而言，他第一次用“悲剧”的观念评论了名著《红楼梦》，以中西观念结合的方式写就《人间词话》。他的《宋元戏曲史》也是我国在该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开拓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起到了助推作用。下面我们就其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形成具有开拓价值的两部著作——《〈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给予理论观照。

《〈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6—8月，在《教育世界》杂志上连载，是一篇系统性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说是从哲学、美学角度对《红楼梦》进行解读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共分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论述了人生的目的及意义、生活的本质和艺术的社会功用；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论证《红楼梦》的悲剧内质；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指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认为拒绝“生活之欲”而达成“解脱”，是伦理学的最终目的，《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也正在于此；第五章“余论”，批评前人用烦琐的历史考证方法解读《红楼梦》。综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明显的一条线索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同时佐以庄子“超凡脱俗”的文化精神，并将其落实于对人生的感悟上。王国维在第一章就明确指出：“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另外，王国维还尖锐地批评了考据式解读《红楼梦》的观点，提倡从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在“余论”一章中，王国维开宗明义写道：“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应该说，他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原道”“宗经”的主流模式，具有新意。而以“人生”为视角，则可以重新定位文学艺术的价值：“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他将叔本华的哲学与《红楼梦》联系起来，的确别有一番意味。在写作《〈红楼梦〉评论》时，正是他对叔本华哲学思想沉迷的时候，他曾说：“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1903年）之夏，以至甲辰（1904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静庵文集·自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王国维在引用西学的时候，并非完全的信从，包含着超越中西维度的努力。然而，在《〈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怀疑还显得很乏力，对叔本华哲学理念的盲目信从导致他将《红楼梦》作为一个哲学的例证，缺乏从作品本身出发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存在一些牵强之论。有论者曾举例说明：“‘生活之欲’的欲，本来叔本华是用德语写的一个概念，原来的读音显然不读作‘欲’。王国维将它译成汉语后，‘欲’的读音与主人公贾宝玉的‘玉’正好同音，为了凑合到叔本华的理论上去，王国维就简单地说，玉者欲也。于是贾宝玉与‘生活之欲’联系了起来。”从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红楼梦〉评论》的瑕疵，而且还尚不限于此，因后文将另有论述，故在此不再详细指明。尽管存在诸多的不足，但王国维试图融汇中西话语的努力还是应该得到合理的历史评价，我们不如将《〈红楼梦〉评论》视作中西融汇的尝试之作。

如果说《〈红楼梦〉评论》时的王国维在运用西方话语方面，还稍显稚嫩的话，那么他的另一部作品《人间词话》就显得自觉而娴熟了。他在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指出，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正在冲击着“本朝思想之停滞”。可见，他已经从学术宏观（甚至学术转型）角度更加敏锐地把握到中西话语范式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王国维专门从事中国诗词的批评，是在他放弃了哲学研究之后，为解脱思想中的矛盾和苦痛而要到诗词文学中去找‘慰藉’，这就是他写《人间词话》的根本动机。”《人间词话》分三期发表于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的《国粹学报》上，共有64则，结集成书的最早单行本，于1926年出版，由俞平伯标点。后来有学者从王国维未刊手稿中加以选择并发表，增加了研究的参考资料。但是，为了忠于王国维自身的学术思想，仍然应以64则为主，参考其他的删稿及未刊稿。《人间词话》以词为主要研究对象，它的中心是提出了文学以“境界为本”，在形式上，采用中国古代的话语方式——词话；“从内容上说，标出‘人间’两字，在当时的含义有近似于今天习用的‘人世间’或‘创新’那样的含义。王国维将自己写的词也称作‘人间词’。”《人间词话》以“境界”概念为中心，在结构上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9则从理论上阐明境界及相关概念，属于总纲性部分；10—52则通过具体的作品来论证境界理论，属于实证部分；53—64则集中讨论词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属于理论总结或梳理部分。在第1则中，王国维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第9则又强调：“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那么，什么是“境界”呢？他在第6则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此为境界的内涵规定，在具体表现的分类上又有多种，“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3则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所论不止于此，他还将自己论“境界”的学术视野扩展到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中：“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所由分也。”“无我之境，人惟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无论是“理想”“写实”，还是“优美”“宏壮”，都来自西方的文论话语体系，王国维引入这些范畴，无疑在中西审美形态的比对、沟通上跨出了可贵的一步。

王国维对中西文论话语的理解和应用是逐步成熟的，经过他的努力，中国文论逐渐引入西方文艺理论体系。虽然在努力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尘烟，不乏过激之处，但是王国维对中国文论的建树之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人间词话》中，他引入西方观念，加重结构性的论证，同时又继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感悟式的作品解读方式。有论者称：“王国维之说‘境界’，同时兼容了古今中西之间的对立观念：他在引进‘科学’这一理念以凸显诗歌（文学）艺术之非科学理性的内在规定时，已经具有超越当时推崇科学之新学思潮的倾向。”是为确论，也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成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学术大师之一。

二

与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形成具有密切关系的，还包括另外一些重要事件。其中，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以及由胡适领军的“整理国故”运动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关注对象。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与新兴的思想观念的交叉兼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正是这一学术大潮的产物。王国维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导声于前，但是他只是限于方法观念的更新。相比之下，黄侃在中西文论话语交汇方面没有王国维一样的开创之功，可是他对一个学科的形成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才可能充分展现现代“学科”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古代文论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学科名称，而只有“诗文评”，隶属于集部。陈平原先生曾经指出：“对于知识生产来说，体制化的力量是很大的。从晚清开始建立的这一套学术体制，包括教学、撰述、评价、奖励等，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在学校教书，深知若离开课程设计、学科建设、教师选拔，还有与学生的对话等，很难说清楚具体的学术潮流或著作体例。”诚然，陈先生是立足于当代学术，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提出以上观点的，但是他对体制化力量的揭示在历史上具有普适性。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之所以在现代语境下才能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文学体制的变迁。中国传统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它属于另一个系统。而现代西式学科分类则将中国传统学术资源重组，经、史、子、集的内容被分化到不同的学科。那么，黄侃在新的学术体制下讲授《文心雕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学科雏形的建构，还是学科经典的树立，甚至学术话语权的分布方面，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要义，都是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与此紧密相连的，姚永朴也曾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研究法》，该书在写作上仿效《文心雕龙》。两位学术大师在北京大学讲课所涉及的学术公案，我们存而不论，但他们在现代大学讲堂上选取与《文心雕龙》相关的讲授内容，对中国古代文论史学科的形成具有一定程度的启示意义。

1919年发起，极盛于1923—1927年的“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因为它在“方法”上体现出的现代意识，更加鲜明地标示着学术转型的特征。“整理国故的倡导，使得20世纪开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西方科学精神和富有现代色彩的文学观念，得以与作为‘国故’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这一学术对象相结合。”1919年1月，拥护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师生，分别组织成立新潮社和国故社。前者主张学术无国别，中国应该积极融入世界潮流；后者则认为应该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原则。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对“国故”的含义进行界定，同时认为西学是“正在生长的东西”，是“有系统的学术”；相反，“国故”却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从而指出当时研究国故的学人缺乏科学观念，主张“欧化”。随后，《国故》刊发了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认为国故是东洋文明的代表，欧化则是西洋文明的代表，两者之间处于对等地位，因此，整理国故，于世界有益。在诸多的争论中，胡适于1919年8月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同年11月，又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明确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国故”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被确立了起来，尽管在争论中歧见颇多，但是整理国故与科学的精神及方法之间的关系显然是问题的症结之一。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方法”是胡适积极关注的学术问题。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他提出“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境界；于《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这些观点构建起他“科学方法”的基本视野，广泛影响着当时的青年。为了拓展“科学方法”的影响，胡适回望中国学术传统，力图借助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来充实自己的观点，以致招来诟病。“整理国故”运动所体现出来的新旧文化思维张力，其历史意义都有待后人继续评说。当我们站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的角度审视这一运动时，需要挖掘它带来的历史后果。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文论都是“国故”中的一部分，“整理国故”直接造成了它们“在场”的方式。陈平原指出：“在新文化人把工作重点从文化批判转为学术研究这一自我调整过程中，胡适的‘整理国故’主张起了很大作用。”从文化批判到学术研究，消解了些许的文化偏激，虽然反对“整理国故”的声音不断，但是有些是策略性的。茅盾就曾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胡适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同时提倡“整理国故”，身份的尴尬也造成他强调自己钻进“故纸堆”是为了“捉妖”“打鬼”，证明国故“不过如此”。种种的非议或摇摆，其实都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表现，意识与策略之间的矛盾导致时人的多面性。然而，尽管“整理国故”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直接目的，有时难以真正体会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精神，但是实际的结果却是：它倡导的科学精神等现代意识推动了中国文学、文论的现代转型。刘绍瑾在《“整理国故”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一文中指出，“整理国故”思潮中所凸显的“国故”地位及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立即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中体现了出来。无论是陈钟凡、朱自清，还是郭绍虞，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或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或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成果，或是与“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的“整理国故”思潮内在相连，甚至有些论述的腔调都与胡适相似。

20世纪初，西式话语成为重要的视角，审视着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当时，虽然还缺乏本土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相关著作，但是观念的改造、方法的更新为下个阶段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学思维的初步铺垫已然表现出成效，中国文论开始转型，进入现代文论时期，而原来的中国文论，则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名义学科化，成为现代文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