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主要理论视野

一项研究的展开，首先需要一些基本的界定，它阐明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一些核心概念等。相应的界定可以明晰课题研究的边界，说明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毕竟任何的研究都是有限性的，过于宽泛的探究失去了理论观照的核心要义，难以保证理论探索的清晰逻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界定，以便顺利地进入课题的论域。本课题是一个学术史的问题，对当前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历程给予关注；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重点研究中国文论话语未来的发展走向。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就研究对象而言，课题以“中国文论的中国化”为主题，旨在重新审视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具体表现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两个话题。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本课题的核心，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则是置入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论域而呈现其理论意义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论前提，在于中国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缺失，这表现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基于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的现实，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就有其理论依据，探究重建的具体路径势在必行，这就是我们的研究视野。在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视域中，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论逐渐西化的历史，因此，对学科史的梳理呈现了“失语症”产生的缘由。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组成了一个递进的序列，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旨在揭示问题，重建则导向对问题的解决。

研究方法影响审视问题的角度，对顺利推进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论“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学界在古今、中西的综合维度下考察发现的，因此，研究的方法必须立足于这个维度，并且能够不断地推进对古今、中西的深度追问。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主要借鉴比较文学的相关方法，因为比较文学学科主要就是对中外、古今文学关系的观照，其展现的跨越性能够拓展研究视野。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前沿，尤其是要关注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树。因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更加符合中国本土的学术语境，从而切实地解决中国学术的困惑。从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来看，分别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创见，它们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然而这都是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建树，缺乏对中国学术现实的真正观照，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中国学界对此深有体会，将中国的视角置入比较文学的学理建构当中，从而发现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比较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胸怀、跨越性特征和辨异求同思维，将成为我们审视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重要视角。

（二）“现代性”概念

“现代性”概念揭示了中国文论“失语”以及话语重建的内在逻辑。“现代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中外学界对它的界定多样而杂乱，甚至出现互相矛盾的解释。但是现代性的视域又是当前许多理论话题的基本维度，是我们难以忽视的，这充分体现出“现代性”的双面向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现代性”的复杂性更是体现出独特的风貌，表现为一种浓郁的“现代性焦虑”。具体来说，“现代性焦虑”是指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普遍接受为文明形式的境况下，基于一个“后发”型国家落后于他者的原因，而使其国民产生的焦躁反应。“现代性焦虑”不仅与中国人的独特生存语境相关，而且与“现代性”视域的多层构成具有直接关联。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同样，查尔斯·泰勒也认为现代性有两种取向：“总的来说，我们的文化有两种方式理解现代性的崛起。它们实质上就是把当代社会与以往的社会区别开来的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认为，当今的西方社会与中世纪的欧洲的不同之处，就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或者印度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差别看作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别，而每种文明又各有各的文化。还有一种取向，它把从古至今的变化看作某种‘发展’，即传统社会的消亡与现代社会的兴起。从这一角度——也是一种主流的观点——来看，情况迥然不同。我想用文化的观点来称呼第一种解读，用非文化的观点来称呼第二种解读。……以此模式观之，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把西方社会中发生的转型主要表述成新文化的兴起。……与此相对，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把这些转型刻画成某种文化上中立的运行。……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的一个例子……就是把现代性看作理性发展的结果，并以多种方式来规范它。例如，科学意识的增强、世俗观念的发展，或者工具理性的兴起，或者事实与评价间日益彰显的差别。”

由此可见，在基本的构成上，现代性具有非文化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分野，但是过去的时间里，现代性的主流显然是非文化现代性，以经济的变革为主要形式，而文化现代性（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对非文化现代性的解读和反思。从整体上来看，“现代性一词是用来把这个自我意识到的时代与过去从时间上区分开来，因此它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矛盾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正视这种矛盾本身，而不是硬性从理论上掩盖其复杂性。刘小枫先生曾这样描述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从形态面观之，现代性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当现代性转型成为一种趋势，很容易蔓延至整个世界，似乎成为每一种文化必然历经的过程。由于现代性的诸多理念发源于欧洲，西方在学理构成上具有优势，而其他地区的现代性不得不成为后发式，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显然具有这方面的特征，於可训先生指出：“中国社会既要接受现代化这个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了的文明形式，又要使这种文明形式真正通过自己的方式得以实现，避免成为西方的现代化在海外的扩张形式，惟一的选择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东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前提问题。”

正因为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殊语境，非文化现代性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化现代性的自身生成，两种取向本有的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然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片面拒绝其实未必是最明智的选择，毕竟中国当前的学术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性的建构，本课题中问题的来源和路径的落实都要依托于此。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采取怎样的姿态来面对现代性，尤其是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鉴于此前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缺失，本课题的研究显然应该回归，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除了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更要对中国文化本身的传承关系给予深度考察，只有这样，这个现代性建构才能够获得更高的合理性。

二、主要研究现状

本课题的研究立足于解决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话语问题，“失语”与“重建”是该学术问题的核心论域。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掌握学界对这两个领域的理论建树。而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又是本课题切入的角度，通过对学界研究成果的总结，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困惑产生的源头。由于在正文部分要详细呈现学界关于“失语症”的讨论，所以我们在此主要就“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和“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的研究现状作一总结。

（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以推进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由于学界对“失语症”存在一些争论，也影响到了学界对重建中国文论的讨论，比如，是否需要重建，建设的基点是什么，从哪些方面来重建，具体的步骤等。所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异常复杂的过程，学界经过十多年的探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择要而举。《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有一组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为主题的笔谈，包括曹顺庆先生的《“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李清良先生的《如何返回自己的话语家园》、李思屈先生的《意义阐释与话语策略》、傅勇林先生的《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谈谈经验论证方法与价值探索》、代迅先生的《传统文论的现代处境——也谈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王晓路先生的《中国文论不同语境的参照系——谈谈域外古代文论研究》。《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有“西方文论中国化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笔谈”，《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有“西方文论中国化笔谈”，《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有关于“西方文论如何实现‘中国化’”的专题讨论。

对于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有学者认为：“要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其基础必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这一点恰恰为我们所忽略，百年来中国文论的最大失语之一，就是从既有的概念出发来分析、评价文学，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得出有创建性的结论。”这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种角度，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直接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为旨归的，主要呈现为两大论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中国化。

1．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受到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命题在许多的学术会议上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上还设立专栏刊载相关的研究论文。此外，一些论文集和专著也对“转换”问题给予积极思考。如钱中文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的理论结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收录了张文勋先生的论文《我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融通与转换》和沈立岩先生的《再思“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问题》等；张海明先生在专著《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中专辟一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它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系对古代文论的价值重新评估，找出其中仍具理论活力的部分；二是对之作现代阐释，使之得以和现代文论沟通。”该部分内容，张先生以“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考”为题发表于《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代迅先生在《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一书中，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系统、专门的研究，他立足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内在逻辑、“失语”的发生过程及其原因，为当前中国文论界根治“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供了理论借鉴。由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话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也对相关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比如，陈雪虎先生的《1996年以来“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综述》，代迅先生的《十年回眸：再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赖大仁先生的《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十年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讨论述评》，孙大军先生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研究十年述要》，张金梅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研究十年》等。学界对这一理论视域的关注，多集中在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劳承万先生等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九人谈》一文中，对“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学界关于“转换”的几种观点、“转换”的现实意义以及困难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转换”的具体方向，比如追问转换的基础等。这里，我们就学界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一呈现。

就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必要性而言，存在一些商榷的声音。包兆会先生认为由于文学的叙事化、审美功能的多元化、审美主义的审美化，中国古代文论在回应20世纪文学现象时已很难有所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只能在小范围内发生。转型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面对中国古代文论，需要先进行还原性阐释，在原初的历史语境中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研究，在照着说的基础上，接着说；第二，转型应是结构性和思想性的，不能停留在现象的比附上……要通过对话，溢出意义。田钟辉先生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走向及未来发展趋势反思》一文中，从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古代文论学科体系化的过程，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趋势，古代文论研究功能转向的探索：文化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研究三个方面对古代文论的走向提出自己的观点。针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他认为有两种误解：一种认为，似乎恢复了古代文论就是找到了中国自己的话语；另一种是错误地认为将古代文论更新了，就是现代化。而正确的立足点是要由古代文论研究本身后退到整个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大背景中，而且还要后退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意识这样一个较大的视野中。王志耕先生不太认同转换，他认为古代文论的生存语境已经缺失，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在今天看来，只能作为一种背景的理论模式或研究对象存在，而将其运用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则正如两种编码系统无法兼容一样，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但是他同时又觉得中国文化没有缺失，支撑着我们的言说。王学谦先生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持反对意见，认为救治“失语”不应回归古代文论，而应促进西方文论现实化、民族化。转换者坚持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构当代文艺理论，实际上就意味着要以古代文论统摄、驾驭现代文论，就意味着“古为今用”。所以，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恋古情结”，一种复古意识，它不可能构建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当代人文精神不应立足于古代文化，而应立足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相福庭先生对“转换”的未来表示担忧，在他看来，“转换”命题的提出既有学术探索的内在追求，也存在某些非学理层面的因素和动机，所以，对于“转换”应该注意古代文论自身的学术个性和品格，并将其置于中国文论建设的大环境中。赵志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回避了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和文学理论的学科前提等重要问题，最后陷入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悖论，不可能找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朱立元先生认为以古代文论系统为本根建设当代文艺学，只承认古代文论传统，而全盘否定20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并进而指出，现当代文论传统本身就是古代文论不断进行现代转换的动态过程。孟宪蒲先生“不太欣赏或不太赞同”“失语”和“转换”两种说法，认为它们都摆脱不了“古为今用”的老调，也摆脱不掉“古”与“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指出：“古代文论之‘古’只有在生存论的视阈里，才能孕育着现在并繁衍着未来……”熊元良先生认为：“要进行文论创新，我们应当从文学艺术的质的规定性入手，而不是从纵向上回溯传统，搞什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也不是从横向上直接挪移，热衷于开发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试验田’。”在刘锋杰先生看来，“与其谈论文论失语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如谈近百年中国文论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由对这些成绩的分析出发来确定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向与策略。”进而得出结论：“中国文论创新的现代资源，是远比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与西方资源更为重要的资源类型，这里已经具有了可资直接借用的文学经验、理论雏形、认知途径和创新成果，中国现代文论的创造已经从这里出发，我们需要的只是接着走，去创造新的文论局面。”

针对学界对古代文论转换的不同理解，一些学者给予反驳。陈良运先生对学界将“现代转换”“失语”视为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做出了反驳，他从古代文学观念流动、发展的依据出发，肯定了“转换”的方向。童庆炳先生多次发表相关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如《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发表的《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这是童先生第一篇正面阐述观点的文章。之后童庆炳先生以“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兼与胡明、郭英德二位先生商榷”为题，明确对胡、郭两位学者反对“转换”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回应。童先生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1）现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是“宿命的对立面”吗？（2）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是“归入西方”吗？（3）中国古代的现代转化的“尝试”是“收工”和“失败”了吗？这三个问题是基于反对意见的直接回答，立足于现实例子的分析，为“转换”工作理清了某些思路。2003年，他又发表《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指出传统不可割裂，对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童先生的具体作为，还体现在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和《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上。李春青先生在论述对古代文论阐释的策略时指出：“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因为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每一个言说主体都应该主动参与的。如果我们认真检视一下当下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我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子是呼之欲出、随处可见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久已逝去的东西。”蒋述卓先生总结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成果时，肯定地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绝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所提出的和要解决的问题意义重大而深远，它是从对20世纪中国文论历程的深刻检讨中得出的命题，又贯串着对中西文论交汇价值取向的思索，其着眼点与归宿是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它牵涉到的其实是中国文论历史的纵深和未来的走向。”蒲震元先生认为“转换”两字有商榷之处，但古代文论的现代化是趋势，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重视国际普及与提高工作；二是重视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的拓展；三是重视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辨的有机结合，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

在认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前提下，学界对转换的可能性及具体的途径展开了积极而多元的探究，广涉名称正名、文化还原、中西对话、“人”学复苏等多个层面。高文强先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我们将‘古代文论’的名称‘正名’为‘中国文论’时，‘现代转换’其实也就完成了。当然，对‘中国文论’的建构，目前依然处于尝试探索阶段，在可预见的思路中或许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以传统文论精神为核心，二是以现代文论形态为标准。”崔茂新先生认为文化还原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一种价值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研究思路，从这一思路出发，能够使“古为今用”与“不用之用”、“回到传统”与“现代转换”、客体复原与主体创造等当前命题之间的矛盾对立整合为优势互补。高旭东先生认为当代中国确实有“失语”现象，“要建构当代中国的新诗学，不能仅仅回到古代诗学的妙悟中，而是要吸取包括中国古代、西方乃至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诗学成果，在吐纳中西的基础上创造出兼取东西方之长的现代性的诗学话语。”顾祖钊先生从王国维、宗白华的学术案例总结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绝不意味着全面恢复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也不意味着用中国文论体系去剪裁西方文论，更不意味着用西方文论体系去裁剪中国文论。……也不意味着借西方非理性之风，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直觉性、感悟式、评点式的特征夸张得妙不可言，重新回到非理性那里去。而是要借助于西方分析思辨式的理性思维方法，把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生命力的范畴进行严格地科学规范，同时把西方和东方文论中的非理性理论成果，做出理性的梳理和概括，同时融入现代文论”。他还以“中西融合”为视角，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立足于这一理论视野之下，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邹广胜先生指出，缺乏对现实文学、人生的关注，陷入自我满足的游戏之中正是目前中西文论对话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从而呼吁应该增加问题意识，辨析文化的内在复杂性和加强对“人”的观念的思考。杨星映先生对“转换”的原则和方法做出了学术探索。其原则：必须从古代文学理论自身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的角度深入发掘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含义，绝不能生搬硬套当代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解释。其方法：一是采用比较的方法，寻找共同点，辨析不同点；二是可将中西文论加以联系；三是直接诠释解说。

胡吉星和白晶玉两位学人从三个方面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进行细化：一是继承古代文论的人文主义和审美主义传统；二是转换古代文论的有效范畴，吸取传统文学批评手法的特点，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三是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通过中西对话与融合，建构具有开放性的当代中国文论。梁道礼先生通过对以往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指出进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时候，应警惕泛化倾向，要解决对古代文论本体性的理解问题，在此基础上，坚持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形式同时并举，这才是“转换”的恰当策略。陈伯海先生提出转换过程中有两个关节点——比较和分解，比较就是要把古文论放在古今与中外文论相沟通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分解则要立足于古文论自身意义的解析和阐发，区别其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整体意义和局部意义等，分别其失效的意义和内核价值。另外，他还认为：“古文论的自我封闭和现代语境中民族话语的失落，两个方面的事实反映出同一个趋向，便是古代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脱节。”因此，古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简单地将古代的文本注解、翻译成现代汉语，也不是拿现代文论或外来文论的形态来改造和取代古文论，而是要重新激活传统，让古文论走出封闭的空间，具体的途径涉及比较、分解、综合三个环节。杨文虎先生认为古代文论的转换工作不能停留在话语层面，因为这样只能得到古代文论之形，而不能得到古代文论之魂。重要的是要用理性的自由思想去揭示古代文论中“历史作用的被遗忘了的产物”。杨红旗先生引入空间理论论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进而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不是作为资源用来确证现代文论知识的正确性，而是可以据之从异质知识的立场和视角来反省和调整现代文论作为一种文论知识形态的偏差。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首先确证传统文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异质性，并进而确证这种异质的知识在现代言说的合法性。”李春青先生将古代文论研究纳入当前的文学理论“危机”之中，探究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主要并不是表现在将‘神韵’、‘意境’之类的概念用之于今日的文论之中，而是表现在今日文学理论与批评如何继承古代文论那种充满构成性、当下性、体验性的思维方式与阐释方式方面。……在中西文化互通处与新的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寻找建构新的、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属于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可能性”。

马汉钦先生提出加速中国古代诗学现代转换的三个策略：一是将中国古代诗学那些具象性、比喻性、感悟性、经验性的零散话语予以系统化，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自己的识别系统；二是加强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运用；三是培养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绝对信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西方诗学进行中国式的转化。王元骧先生认为应该“立足于西方传统文论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方法，又吸取和融合了我国古代文论的人文内涵和整体思维特点，把知识论与价值论（对于文学来说，还可以具体为人生论或生存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文学理性内涵的深入揭示和感性现象的生动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林衡勋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借鉴，探讨出“转换”的具体方法：一是以“了解之同情”为前提，结合文字训诂、考证、概念分析等方法，也就是以同情体认与理性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真正了解古文论学说文本的本义。二是以“照着讲”的原则，阐释中国文学理论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以“接着讲”的原则给古文论学说赋予新义，并创构中国文学理论新体系。陈良运先生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代文论》中客观评价了古代文论对当代文论建设的价值，认为应该运用当代的新观念和方法，将当代文论建设需要的古代文论话语进行认真的清点、筛选，建构起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并对之作现代阐释和现代转换，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提供参照。

王耘先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进行了回顾，总结出三种理论表象：其一，在价值论立场上，经历了从被“民族化”到倡导“中国特色”的演进过程；其二，在方法论选择上，虽非一概接受，却普遍依赖于西方理论的架构；其三，在具体话题的探讨上，“比较日益蓬勃”。朱立元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在立足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排除各种障碍，更自觉地关注古代文论的研究，下更大功夫，用现代意识去审视古代文论传统；更主动地整理、发现、选择、阐释、激活和吸纳其中仍有生命力、契合当代精神价值的优秀成分。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重提‘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现实意义所在。”曹顺庆先生等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有效性——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反思》中，以例证的方式明确指出：“中国文论要活过来，必须要反之本源而不是求之域外，域外资源永远只是一种辅助、参照。在观念上承认中国文论的本然地位，才能让它活过来。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化是救活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路径。”杨一铎先生认为，为改变中国学术界“古与今文论的断裂、中与西文论的隔膜”，应主张中国文论的中国化或曰语境化，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语境化及西方化的中国现代文论的中国语境化。

综观诸多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考始终是立足在中国当前的学术语境之下的，虽然表面上是出于对中国古代文论存在方式的激活，但是本质上却直接导向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设。因此，其中存在的一些争论也是正常的，是学者对时代语境不同辨析的反映。陶水平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研究历程的回顾，将其主要内容归结于三个方面：其一，中国文化和文论现代性的反思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讨论的学术背景；其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价值的现代阐释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进路；其三，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语境研究”与“超语境研究”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具体方法。这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而不同的声音可以加强思考的力度，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去超越“转换”论的思维局限。本课题也试图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积极的追问。

2．西方文论中国化

除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外，西方文论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另一条重要路径。建设中国当代文论，西方文论已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维度，如何积极地看待西方文论就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话题。随着2006年由王一川先生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的展开，对西方文论的价值追问进入一个新的层面。此外，代迅先生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第一批规划基金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由朱立元先生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给予关注，例如，乐黛云先生指出：“从理论上说，这些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受到中国文化框架的过滤和改造，又在中国的文艺实践中经过变形，已经中国化而不是原封不动的原来的西方理论。”陈厚诚和王宁先生在其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的“绪论”中也对西方文论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自觉思考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事实却在更早以前，例如，1982年谌兆麟先生就发表文章《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当然，这还不能说是最早的探究，我们只是想说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实践研究比命题出现得更早。但是，西方文论中国化引起广泛讨论，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往的探究，多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相关问题之上，而缺乏对西方文论的整体观照。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视野愈发受到关注，促使中国学界更加积极思考中西文论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西方文论中国化作为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策略也就非常自然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曹顺庆先生最早完整地提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命题，使中西文论关系得到更深层的考辨。

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探究，曹顺庆先生是将其置放在文学理论的“他国化”原则中进行考察的。这一观点最初体现在《“误读”与文论的“他国化”》一文中，曹先生指出：“在当代中国，要成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解决好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误读不失为一个好的通道。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成功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否则，只可能导致西方文论‘化中国’。”此后，曹顺庆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对“西方文论中国化”命题展开探究。李夫生和曹顺庆先生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指出：“要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转型，以避免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症状，除继承并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遗产，还应从西方文论话语中借鉴、吸收优秀的文论菁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创造出既具有世界文学普适性，更具有中国文论自身特色的新的文论话语。因此，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过程中，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不失为一个新的理论生产场阈……”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具体途径表现在：一是因势利导，依异求同；二是相互“激发”，“点亮”自身；三是以西“切”中，再铸新声。在《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一文中，曹顺庆、谭佳先生阐明：西方文论在中国，首先由于文化传播和语言译介的过滤、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具有“他国化”特征，这是“中国化”的初涉阶段。但是，只有当西方文论与中国自己独特的传统言说方式相结合，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加以创造性地吸收，并切实有效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才能推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也才能真正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在《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曹顺庆先生根据对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发展历程，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他国化’这一规律，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要实现‘中国化’，首要的不是处处紧追西方，而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曹顺庆先生和邹涛在《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中指出：要改变追赶西方理论的现状，“我们必须从‘套用’转向‘化用’。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化用’的实质是要使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坚持以我为主来消化吸收西方文论，进行深层次的话语规则融合，以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话语规则，让中国文化之树长出新枝来。”

学界还有一些学者就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翻译是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第一步，黄立先生认为，在西方文论的翻译中，可以通过误读和文化过滤对各种术语、理论进行“创造性叛逆”，同时，“更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和言说方式对西方文论中理论和术语的融合、改造和升华应用等作用”。刘颖先生在对历史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以“阐释学”一词的翻译为例指出，术语的翻译是能否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关键之一。

西方文论中国化，需要学界培养起建构的意识，总结出一些可行的方法。董学文先生明确了学界的一种意识：“中国文学理论要想自立于世界文学理论之林，就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总是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或当‘推销商’，或当‘二传手’，那是不行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要有科学的‘原创’意识，要努力实现贴近文学现实的‘中国化’，这是每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文论家的唯一选择。”童真先生确认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王富先生认为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学理背景是文学的横向发展，这一观念与后殖民理论的旅行杂糅观念异曲同工，它为西方文论中国化提供了一种理解阐释文化身份建构的维度。但是，旅行杂糅理论并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保证，它需要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外来文化的漂移和杂交，才能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谢碧娥先生将两种“转化”作综合考察，认为：“在外国文论的中国化过程当中，由于我们面对的是背景全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因此，如何以中国文论话语为母题，在与西方学术对话当中让传统话语成为普遍性的话语，于互补、互证、互识当中实现其传统的当代转化，同时也觅得西方话语的中国转化，乃是吾人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谭好哲先生指出，对于西方文论的引进，应该转换片面接受的重心，“从简单地拿来、现成地取用转向拿来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融通，转向本土化理论的创造性建构。”支宇和罗淑珍先生以具体的例子佐证西方文论中国化，他们从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在汉语语境中的存在样态总结指出，随着语境的转换，西方文论必然产生“话语变异”，它的语义内涵和话语功能有的得以保存，有的却被扩张、压缩或者替换。所以，汉语经验中的西方文论可能产生其原来根本不具备的内涵与功能。并且，这提醒我们对“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化，应该将其放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仔细辨析其话语变异情况。

近年来，从变异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化”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靳义增先生通过分析学界看待西方文论的两种基本角度，探究出西方文论“他国化”和“中国化”的利害得失，而从“他国化”走向“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有四条：一是异质文化交融，激发文论新质；二是异域文论相似，互相启发阐释；三是创造性误读异质文论；四是适应需要，促进转换。郭云先生在梳理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需要从四个方面再加强：第一，向异质性回归，由此确立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第二，根据需要将西方文化与文论的思想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转化；第三，通过文化过滤和创造性误读促进西方文论中国化；第四，“以我为主”地进行西方文论的转化，促进中国文论的激活与创新。此外，相关的探究还体现在《论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从变异学视角看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条件》等论文中。

作为西方文论中国化课题的成果，代迅先生认为，“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过程，看起来是采纳了西方的知识体系，但是隐藏在它身后的始终是与中国文学自身紧密关联的问题，是一种‘中国中心’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其实质是将西方的文论知识中国化。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关键性环节，就是选择中的‘文化过滤’，理解中的‘文化误读’，接受中的‘文化改写’。对于这样一些复杂和充满张力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思考，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样也是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王一川先生梳理了西方文论历史上的五次“转向”，对西方文论的内涵与特质进行了深度挖掘，为西方文论中国化和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借鉴。在他看来，“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前，中国文论被卷入与西方文论的平行对话中，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宿命，同时也是一种加紧自身的现代性转向和现代性铸造的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于与中国文论有着特殊关联的西方文论的深入认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从总体的研究倾向上来看，西方文论的价值正逐渐被重估，它不再是随意支离中国文论的规则。

2014年起，对西方文论的反思进入新的阶段。张江先生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并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概括为“强制阐释”。“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他认为，强制阐释有四种基本特征：一是场外征用；二是主观预设；三是非逻辑证明；四是混乱的认识路径。张江先生的观点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持续关注，“反强制阐释论”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思维。张江先生在《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对西方文论进行了细致辨析，认为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着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基于现实考量，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构建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围绕该理论视野，相继出现了一些成果，例如，王学谦先生的《用自己的眼光看西方文论——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吴子林先生的《走向中西会通的中国文论——兼论张江教授“强制阐释论”》、毛宣国先生的《强制阐释批判与中国文论重建》、李自雄先生的《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和《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杨杰先生的《强制阐释论与中国文艺理论建构》、高岩先生的《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与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等。

（二）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

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的研究方面，张海明先生的《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是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专著，对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些核心话题进行了总结和评析。韩经太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则是专门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为线索的一部著作，用近50万字的篇幅，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萌芽到鼎盛，以及其中的低潮都做了较为完整的梳理。然而，韩经太先生并非只做了材料的梳理，在以学科发展为线索的观照之中，还把握住了每个时期的根本问题，由此，他对一些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蒋述卓先生等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体系庞大，57万字，分上、中、下三编，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做了综合考察，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主线，同时对一些专题研究也进行了重点回顾。该书还有另外一大优点：书后设有附录一“20世纪香港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鸟瞰”、附录二“20世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书目”，为后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入口。

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确证给予积极关注。彭玉平和杨金文两位学者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称谓入手，认为它应该指涉三个层面的内容：学科门类、研究方向、研究对象。两位学者对整个学科进行了本体意义上的系统观照，廓清了一些研究思路。赖力行先生在《古代文论的学科特点、研究思路与历史分期》中指出：“1914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标志着古代文论研究的开始。”栗永清先生完整地考察了黄侃在北京大学所授课程，进而勾勒出古代文论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变迁轨迹，以追寻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历史起点。李平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年代，其后可以视为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三四十年代为第一期，并形成研究的高潮；五六十年代为第二期，处于低潮期；八九十年代为第三期，各种批评史著作纷纷出现，是批评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刘绍瑾先生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归功于“整理国故”思潮，他认为“整理国故”思潮中凸显的“国故”地位及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具有鲜明体现。彭玉平先生认为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文学批评学术理念的逐步深化和细密是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他考察了古代诗文评著作在目录学上的演进轨迹：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进而指出仅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起源追溯到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一观点早在他与吴承学先生合作的文章《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就已经论述得比较清楚，而且在该文中还对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以此来展望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确认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也是学术探究的重点。代迅先生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的前提和依据归于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批评体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世纪行进主要就是调节中国文论与西方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艰难曲折，有积极的建构，也不乏经验和教训。刘绍瑾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中的中西比较意识》中，梳理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过程中的中西比较意识，认为西方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直接催发或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阐释，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构。刘进才先生对1917—1927年中国对外国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引进的状态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些译介为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突破传统的文艺理论框架，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多元格局，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的发展展望方面，汪春泓先生追溯了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研究的发展轨迹，指出今后新一代学人的研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仍然要重视文献的开发积累和利用；第二，要改变研究方法单调的现状；第三，注意文艺各门类之间的交互渗透关系，以观照文学理论批评的平行生长和演变；第四，注重加强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以深化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认识。陈伯海先生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三阶段说表示赞同，并指出今后古代文论学科建设的新趋向，可能要从以往侧重“史”研究逐渐转向“论”意识的增强。陈昌恒先生在《古代文论的百年研究与世纪前瞻》中，从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古代文论的多角度研究等六个方面回顾了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现状，并以朱自清先生的观点“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为核心对古文论研究的前景给予展望。黄霖先生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概括指出，以往的研究多数体现为以今化古（以今释古、析古入今），而所谓“今”，实为“西”，所以实质上还是以西方的一套来消解和包容传统。那么，在21世纪，必须在承继和运用中来研究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在承认传统文论有活力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以我化人，复兴、光大中国传统文论，实现传统文论的完善化、现代化、实用化。针对当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迟滞沉闷局面，汪涌豪先生指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突破：本位研究与整体研究同步、客观描述与理论推阐兼顾、观念突破与方法多样并进。此外，他还提倡：“今天的文学史、批评史研究应该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向‘总体史’（histoire totale）转进，以一种‘整合的历史观’由器物而制度而精神，由语言而习尚而信仰，在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等诸端联通的前提下，在全部历史与全部现实的关系中，对古人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做出全面的网取，从而使之既契合古人的初心和本意，又呈示文心的本质，以及古代批评丰富而生动的原始景观。”黄卓越先生阐述了古代文论研究中具有模式转换意义的三种路径：对评论性资料的清理，观念史写法的引入，文化境域的视角。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与一些学术大家的建树具有莫大的关系，学界对此也给予一些关注。周兴陆先生在《从〈讲义〉到〈大纲〉——朱东润早年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一段经历》一文中，考察了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前的来龙去脉，将《大纲》及其前身《讲义》进行了对比，发现《大纲》删除了很多《讲义》中引述的西人理论，其中的原因，周兴陆先生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那种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发掘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二是在外患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朱先生爱国情绪更加激越，这种爱国情绪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郭绍虞先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论者总结他的研究成果时指出，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彭玉平先生则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几种批评史的对照，高度评价了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古代文论学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李春青先生认为：“将古代文论知识化是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最大的失误。……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古代文论，借用外来的名词术语重新为古代文论的范畴概念命名，以西方学术标准，为古代文论分类，这就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的结果与古代文论自身的固有形态与特性相去甚远。”李茂民先生通过回顾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产生背景，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和“整理国故”思潮进行探究，认为古代文论在这样的境遇下仅仅成为学科知识生成的工具，因此它需要转变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从单纯的知识生产中摆脱出来，担当起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党圣元先生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与西学模式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西学模式的引进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中的批评史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的割裂。研究目的和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回应西学问题、学科内在的演化问题、体系构造问题以及书写体例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此前，他在《学科意识与体系建构的学术效应——关于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学科的一个反思》一文中对该问题进行过一些探索。党圣元先生认为现代学术视野造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批评史和文学史的隔离；二是文论史与宽泛意义上的批评意识的割裂；三是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因此，需要对批评史研究学科史进行必要的反思，“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及其体性、体貌、体式进行还原性质的研究，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真实、完整的形态，并且总结、归纳出其中所涵之思想和知识，对于批评史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重大。”黄念然先生回顾了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代表性看法，以及四种体系建构策略，进而指出，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曹顺庆、王超先生也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给予反思，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经过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的西化之路，要改变这些状况，中国古代文论必须从多方面着手进行“中国化”的研究。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虽然为中国文论研究建构了一些研究领域，但是同样也留给学界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