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学术不端及治理的研究基础和实践状况

2.1 国外学术诚信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学术诚信问题和科学研究中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大致起源于科学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40年代，被称为“科学社会学之父”的美国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就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科学研究中的基本规范和越轨行为。默顿在其1942年发表的《论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科学研究中四种基本规范是公有性（Communalism）、普遍性（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默顿把那些违反这四种基本规范的科学研究行为称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科学社会学的另外一位美国学者斯托勒（N. W.Storer）在1973年编辑《科学社会学》著作时，又增加了“独创性”（Originality）作为科学研究的规范。因此，学术界将默顿、斯托勒早期定义的科学研究规范称为默顿“CUDOS”规范。20世纪50年代以后，后学院大科学时代来临，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嬗变，英国学者齐曼（J.Ziman）提出了大科学时代背景下的科学研究规范，即私产性（Proprietary）、局部性（Local）、权威性（Authoritarian）、定向性（Com-missioned）、专门性（Expert），被称为齐曼“PLACE”规范。

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科研不端事件被曝光的频率不断增加开始，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对高校学术诚信问题的研究，研究的领域集中在对学术不端状况的调查，学术诚信的界定，学术不端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以及治理对策等方面。据国内学者蒋美仕（2011）对国外文献研究的初略统计，在1999—2008年十年间，发表在《科学》《自然》《细胞》《科学与工程伦理》《柳叶刀》《互联网与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责任性》《研究政策》《商业伦理杂志》等国际重要期刊上有关科研诚信的论文、评论等就高达100余篇。其中，自2005年6月至2007年12月，仅《科学》和《自然》两本杂志就总共发表了50篇与学术诚信有关的研究论文；在2007年1月至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自然》杂志就刊载了20篇与学术诚信有关的研究论文。从SSCI期刊数据库中搜集与学术诚信研究有关的国外公开文献，其中，以“Academic integrity”为篇名的公开文献有103篇，以“Academic ethics”为篇名的公开文献有122篇，以“Academic norms”为篇名的公开文献有21篇，以“Academic misconduct”为篇名的公开文献有51篇，以“Academic corruption”为篇名的公开文献有16篇。

2.1.1 国外文献对国外学术不端状况的判断

从国外学术诚信研究的文献来看，即便像美国这样科技发达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学术不诚信的现象。美国联邦卫生部研究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在1994年至2003年十年间收到了1700余个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最终被认定的有133件，后来，收到的科研不端行为举报每年都在递增。2005年，ORI便资助了一项关于科研不诚信的调查研究，调查了1998—2001年期间来自Cochrane系统综述数据库中与Cochrane中心合作发表有关药物临床试验论文的549位作者，结果大约有29%的被调查人承认在过去的十年中知道他人或者自己在研究中存在捏造数据或错误表达的不端行为。由美国200多所高校、500多名知名学者组成的美国学术诚信中心（the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 CAI）也曾在2002年9月面向60多个大学的5万名大学生开展了一次学术诚信调查，评估报告显示，有70%的大学生承认自己有过学业欺骗行为，参加调查的接近25%的大学生承认过去在考试中有严重的作弊行为，50%的大学生承认在书面作业中有一次或超过一次的严重作弊行为。日益严峻的学术诚信问题形势，激起了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诚信、学术不端问题热烈而深入的研究。美国学者非常重视用调查研究的实证方法来研究学术诚信问题，上述提及的国外文献大都有实证调查数据予以支撑。

2.1.2 国外文献对学术诚信和学术不端的概念界定

“定义”是开展学术研究之前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认识范畴进行界定，对研究对象涉及的概念内涵做出准确描述，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是开展一切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对“学术诚信”或“学术不端”展开界定，是美国学术界开展学术诚信研究时首先重视的基本问题。虽然迄今为止，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诚信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学术诚信概念所包含的基本内容被基本锁定下来。其中，美国学术诚信研究中心将学术诚信定义为：学术诚信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坚持诚实、信任、公平、尊重与责任这五项基本的价值观。这是目前为止，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诚信较为认可的界定之一。诚实（Honesty）就是学者（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学习、教学、研究和服务中坚持诚实不欺的原则，真诚地探求真理和知识。信任（Trust）就是大学应积极营造相互信任的氛围，只有在学者之间建立了学术信任的关系和氛围，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和开展。公平（Fairness）就是要公平地对待学术成果，公正地开展学术评估。尊重（Respect）就是要尊重他人的学术观点和意见，引用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时必须予以公开标注和鸣谢。责任（Responsibility）就是要求学术团体的每位成员都恪守学术研究诚信规范和标准，并在面对学术不道德行为时，坚守职责，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制止。与学者或学术团体纷纷对“学术诚信”或“学术不端”开展界定一样，美国政府、科研资助机构、高校和科研团体根据各自的理解和实际情况，在各自范围内制定学术管理法律政策或规章制度时也对学术诚信或学术不端进行了相应的定义和界定。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对“学术不端”的定义经历了一个几经修改、不断完善，并逐渐达成一致的过程。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于2000年12月把科研不端正式定义为在计划、实施、评议研究或报道研究结果中的伪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或剽窃（Plagiarism）行为，一般简称FFP行为。这一对学术不端的狭义定义被美国学术界和政界、科研资助机构和高校广泛接受。

2.1.3 国外文献对学术不端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原因，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讨论。从学术教育的视角来看，部分学者认为，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大量出现学术不诚信行为，部分原因是美国高校在早期缺乏规范的学术伦理教育，带来了科技人员的诚信意识缺失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早在1989年，美国医学学会发布的《卫生科学中的负责任研究行为》报告就指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在科研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忽视了学术诚信教育问题。Price等学者（2001）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50%的美国大学开设了正式的关于科学研究和发表文献的伦理教育。许多研究数据也表明，高校科研人员出现学术越轨行为常常是由于缺乏对于学术规范的基本训练与常识。从道德意识和价值观角度来看，J.K.Eastman等学者（2008）分析了道德行为因素对研究人员学术诚信的影响关系，指出道德思想意识与诚信行为之间是正相关的。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研究人员包括学生的价值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更关注现实的经济利益，而较少关注科学价值的哲学思考，才导致美国学术不端案件的大量频发。

部分国外学者如Bernard（1997）、Sheard（2003）、Bob（2006）等分别从大学生的专业、性别、婚姻状况、性格特征、成绩排名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学术诚信的因素。很多国外学者还从学术欺骗等角度入手来探讨学术诚信问题。Lene Arnett Jense等学者（2002）从人的心理动机角度来评估学术欺骗，研究发现，高校大学生对学术不诚信的接纳与否主要出于其心理动机的考量。考试作弊等学术欺骗行为最容易被大学生在心理上接受的是下面三种做法：一是想通过考试作弊获得高分而不让自己的父母失望；二是想通过成功的考试来获得一份工作，减轻自己家庭的负担；三是不想因为较差的成绩而让老师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不行而受到歧视。结果验证，当评价学术欺骗的可接受性时，大家都将动机作为第一考虑，作弊行为与学生自身的自我约束与耐受性较差的心理表征有着密切联系。Jens MQler等（2003）对学术失信的概念以及学术诚信进行了维度比较。Tim West（2004）等用自然实验法探讨了学术欺骗是否与道德素养有相关关系。研究的结论证实，学术欺骗与道德素质没有必然关系，然而较高的学术欺骗行为与较低的诚信度却有必然的联系。研究同时还发现，大学生从骨子里认为欺骗是错误的行为，无论是环境使然，还是为了减轻各种压力。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从评估的角度探讨了学术欺骗的影响因素，认为学术欺骗并不具有独立性，学术欺骗行为往往和个体利益具有密切关系。随着远程网络教育的兴起，学者又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远程教育和学术诚信的相关性，研究的结论表明，远程教育课堂与传统课堂相比，带有更大的学术欺骗性。

同时，美国学者也颇为关注跨学术界的交叉研究。鉴于学术界对个体学术欺骗的影响因素关注度较高，但是从人格变量的角度来关注学术欺骗却不是很多，Craig Nathanson等（2006）从个性测量角度着手对大学生的学术诚信行为进行了探索，认为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对学术欺骗行为的发生会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探讨大学生的学术诚信治理对策，就应当从形成原因入手进行分析。Nylenna等（2006）从师生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学术诚信问题，研究结果发现，那些承认自己有学术欺骗行为的学生比没有承认自己有学术欺骗行为的学生对教师的评估更高。

还有学者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研究学术诚信问题。Charies Lipson提出了学术诚信判断的三条标准：如果说你做了某项学术工作，那么一定是真实做了；如果是引用或者借用了别人的学术成果，那么必须公开鸣谢；如果研究数据或者实验结果是通过一定渠道获得的，那么就应该如实说明，而不是伪造或者隐瞒数据结果。他指出，规范的学术引注是通往学术诚信的必由之路。

2.1.4 国外文献对学术不端治理对策的研究

不同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现行学术不诚信的治理措施进行了评估，提出了自身的改进建议。美国许多大学为了遏制学生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剽窃等学术越轨行为，大都建立了学生学术诚信荣誉制度（Honor system）。L.P.Donald等的研究显示，实施了学术诚信荣誉制度的院校往往比没有实行学术诚信荣誉制度的院校更能有效遏制学生的考试作弊和论文抄袭行为。Macce等研究分析认为，学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学生作弊与否的重要因素。那些在带有欺骗性学术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就带有较大的作弊倾向，因此，建立讲求诚信的学术文化是构建学术诚信行为的重要路径之一，特别是荣誉制度的设立可以大大促进学术诚信氛围的形成。后面将对目前国外学术诚信治理对策和状况进行评述，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