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开幕词

陈众议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同人：

值此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召开之际，我谨向各位致以真诚的敬意！同时，我也要向四川大学的各位领导、同事表达由衷的谢忱！没有川大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参与，便没有我们今天的盛会。关键是相聚在5月的天府之国，让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位隔代老乡的华美诗章：“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可惜我还没有看到！

言归正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是全国外国文学爱好者、研究者、教育者、翻译者和出版者共同的家园。自1978年筹建以来，她从木铎启程的意气风发到筚路蓝缕的胼手胝足再到八面来风时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从容有常、进退中绳，经历了37个年头。

30多年弹指一挥间！创始阶段的老一辈学人，除杨绛先生等硕果仅存者外，已纷纷驾鹤西去，第二代学人也悉数进入耄耋之年，而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重任和光荣属于你们！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现曙光，但正因此，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借镜正己、知己知彼。如是，本届年会确定了“外国文学与国家认同”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它至少蕴涵两层要义：一是外国文学作为本体其在各国家民族发生、兴衰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外国文学作为客体其在丰富和强化中华文化母体、助推和深化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方面的意义。二者相辅相成，盖因归根结底，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为了强健我们自己文化母体的更好的拿来。

然而，鉴于主题恢宏，我不想献丑，仅攫取一鳞半爪权作木鱼，供人敲击。因此，我选择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说本家前辈玄奘。他是我们外国文学界的祖师爷。玄奘西行，构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从而为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基因。它恰好与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遥相呼应。

佛经的翻译，素以严谨著称，其巨大成就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堪称典范。它使我们保存了数量可观的佛典，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在印度已经散佚失传。但是，如果当年随着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进入的某些外国文学可以暂且忽略不计，那么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大抵只有一个半世纪。具体说来，第一部西方小说《天路历程》，是由传教士宾威廉翻译的，时间是1853年。至于20世纪至今大量外国文学的进入，则见证了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一次伟大的觉醒，即主动拿来，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

反之，由于更为临近的汉文化区，中国文学走向国际，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以百济人王仁所取为标志。而西方译界广义的中国文学翻译起始于16世纪，初始工作也是由西方僧侣——传教士担纲的。到了公元17世纪，《赵氏孤儿》开始进入欧洲读者的视阈。18世纪，在伏尔泰等人的努力下，由《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开始登上西方舞台。如今，中外互译已经呈现出常态化、多元化态势。这是老生常谈。

问题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譬如，跨国资本和某些褊狭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文学及文学生态的冲击，必然殃及中华文化，乃至对于崛起中的我们还至为重要的国家认同。换言之，优秀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正遭受由华尔街主导的流行声色即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的漠视，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掣肘。但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的最大现实是文学的市场化，在资本和市场的交互推动下，文学趋同化愈演愈烈，却美其名曰“世界主义”，并强迫人们从“悚然”到“木然”及至“欣然”地予以接受。由是，不仅作为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的乡情正在消散，就连我们文化母体的基础、我们最大的国本——中文也面临威胁。

首先，乡情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以至于“落叶归根”成了我们先人的终极追求。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重要的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包括。但它们的共同载体却只有一个：中文。

然而，随着全球化，即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正在成为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等正在成为全球儿童的共同记忆。孩子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势不可挡。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风卷残云般横扫一切。我们迫切需要构筑既符合实际，又彰显民族大义的价值体系，尽管这显然很不容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要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这是一对矛盾，这也是老生常谈。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盖因存在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相反，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迫使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保持警惕。这正是马克思所为：明知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却从不放弃批判的武器。当然，他还经常进行武器的批判。这才是最可宝贵的。而今天在座的，除了国内著名的翻译者、研究者、教育者、出版者，还会有这支思想圆舞曲不可或缺的舞伴：媒体人和广大读者。

在此，我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本届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的名义，再一次向诸位及媒体朋友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谢谢大家！

2015年5月30日于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