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

李二曲的学说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继承和批判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因此，要对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就必须探究其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二曲兼采众家之长，而非专主一家，他自经史子集至佛老之学，无所不涉。正是由于对古人学说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才使得他可以批判吸收包括孔孟儒学、横渠关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释老之学等在内的多家学说。

一、汲取孔孟儒学

李二曲近绍程朱陆王，远宗孔孟。二曲门人指出，读先生之书就好像见到了先生之心，见到先生之心就好像见到了孔曾思孟之心；按察司翟凤翥称二曲的《悔过自新》一书“深得孔门善诱之方”（《二曲集》卷45, 《历年纪略》“顺治十六年”条），都很好地说明了二曲遥承孔孟的思想取向。例如，“悔过”思想来源于《论语》中的“一日三省”,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二曲强调“新而又新”，来源于《大学》中的“日新”思想。《大学》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性善说源于《孟子》,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圣如尧舜，亦不过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非于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为尧舜。”（《二曲集》卷41, 《孟子上》）二曲认为，人心是善的，因此将孟子所言“放心”作为“悔过”的原因，目的在于“求其放心”，也就是找回丢失的善心、归于日新之路。“慎独”源于《中庸》：

问：《中庸》以何为要？曰：“慎独”为要。因请示“慎”之之功，曰：子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独”,“独”明而后“慎”可得而言矣。曰：注言“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曰：不要引训诂，须反己实实体认，凡有对，便非“独”, “独”则无对，即各人一念之灵明是也。天之所以与我者，与之以此也。此为仁义之根，万善之源，彻始彻终，彻内彻外，更无他作主，惟此作主。“慎”之云者，朝乾夕惕，时时畏敬，不使一毫牵于情感，滞于名义，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须逆，造次颠沛，生死患难，咸湛湛澄澄，内外罔间，而不为所转，夫是之谓“慎”。（《二曲集》卷30,《中庸》）

二、吸收横渠关学

全祖望在《二曲先生窆石文》中指出，“先生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可见，二曲与关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学为张横渠所创，由马溪田、吕泾野和冯少墟等相继承接并传至二曲。

张横渠认为，天地间存在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即善性，乃人先天所固有；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因此人需要通过变化气质以达到天地之性。在如何变化气质的问题上，二曲继承了张横渠的人性论思想。二曲认为，人禀受天地之气，于是有了善性，这种善性是人先天所固有的，因此，“善”不是在本体之外想要增加新的内容，只是“复其故”而已。这与张横渠所说的“学者先须变化气质”，通过“学礼”“克己”“集义”和“积善”等方式以养浩然之气，进而返归天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横渠认为，“反本”是“见闻之知”到“德性之知”的“尽心”过程；二曲则强调是从己心体认“天理”的重要方法。二曲指出，人经常被气质所蒙蔽、情欲所牵绊，挡住了善的光辉，但并不意味着善性的消失，善只是暂时被遮蔽住了，因此需要通过悔过自新，也就是变化气质的工夫来发觉善的存在。此外，作为关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马溪田注重实学的态度、吕泾野的“仁心说”以及冯少墟的“善心说”等皆对李二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摄入程朱理学

李二曲31岁见道前，走的是程朱路线。他认为，程朱文义精密，乃孟子以来之正统。见道后虽尊崇王学，但对其末流之弊亦有清醒认识，故主张用朱学来弥补王学之失。因此，继濂洛之正统者为二曲先生，是有一定道理的。二曲指出，如果舍弃理义而言心，那么心就是无矩之心，这样看来，不是狂妄轻率、放纵恣意，就是昏然无知、荒诞无稽。圣狂之分、吾儒异端之别皆在此处。因此，必须循理蹈义，而不为私欲所蒙蔽，这样就会俯仰无愧怍，此之谓自谦。二曲将理义与心并重，避免王学心立于理之上的弊端。

在理与气的问题上，程伊川认为，性没有不善，有不善者是才。性就是理，理从尧、舜到普通人是一样的。才禀于气，气有清有浊，禀受清者为贤，禀受浊者为愚。二曲承继了程子的理气说，指出性虽然没有不善，但禀质有纯净、驳杂，进而借程子之语进一步强调不可舍气质而言性。如果舍弃气质而言性，那么，所谓的性依附在哪里呢？性善是不能看到的，如眼睛见到的是气，视觉发达才是性善；耳朵听到的是气，听觉灵敏才是性善。以至于能感应到的都是气，感应而能全部尽其道的才是性善。如果没有气，性即使是善的，亦不能见到善。正如程子所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河南程氏遗书》卷6, 《二先生语六》）在二曲看来，气质是理与性的载体，是人先天所固有的，无所谓善恶之别。

四、吸取陆王心学

李二曲对陆象山、王阳明盛赞不已。他在评价《象山集》时指出：“先生在宋儒中，横发直指，一洗诸儒之陋；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二曲集》卷7, 《体用全学》）对于阳明，二曲评价道：

若夫良知之说，虽与程朱少异，然得此提唱，人始知契大原，敦大本。自识性灵，自见本面，夫然后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二曲集》卷15, 《授受纪要》）

可见，二曲尊崇象山、阳明其人、其学。梁启超称二曲为“王学后劲”，钱穆也认为二曲论学“大本皆宗阳明”。二曲亦坦言自己博采众家之长，不曾专主一家，但又肯定“私一姚江”。从“‘明德’即心”（《二曲集》卷29, 《大学》）、“一点良心便是性”（《二曲集》卷15, 《富平答问》）中，可见端倪。二曲又说，认识良知便是性，根据良知行事、不隐藏良知，便是率性，也就是所谓的道。良知对于人来说，片刻也不能离开，良知不离开，道自然就不会离开；形虽然有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但是良知却不会因为看不见、听不到而离开。因此，“戒慎恐惧”的人不会因为看不见、听不到而将良知隐藏起来。迹虽然有时隐约、有时细微，但是良知却昭显于心间。可见，二曲继承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他在对待“知”的态度上亦继承了陆王观点。陆王认为致吾心之知只能“反身而诚”，二曲吸收其反身内求的观点并将良知之“知”与知识之“知”予以区分。他指出，良知之“知”就是能够分辨是非、知晓善恶，即使头脑中产生不好的想法也不隐藏，相反，及时去除。知识之“知”则有4种：有的从见解中生发出来，有的依靠才能和见识得来，有的意气用事，有的被凡心俗情所染。知识之“知”不是从来就有的，但又是内心清虚纯洁的障碍。因此，学人必须先去除知识之“知”，使得内心清澈明亮。这就是“致良知”的关键。二曲还说，人有此心便有此理，从圣贤到愚夫愚妇皆是如此，此心相同、此理无异。他认为，讲到心，就如同讲到理义，否则，“舍理义而言心”，心就成了“无矩之心”（《二曲集》卷42, 《孟子下》）。这与陆象山“心即理”的观点一致。

五、借鉴释老之学

明朝末年，政治上相对黑暗、思想上相对自由，这为释、道二教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会，以至民间出现了三教融合的声音。二曲道德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儒、释、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尽管释老之学与儒学目标异趣，但李二曲依然对佛、道采取了比较开放的学术态度。二曲曰：“若欲研学术同异，折衷二氏似是之非，以一道德而砥狂澜，《释典》《玄藏》亦不可不一寓目。”（《二曲集》卷16, 《答顾宁人先生第三书》）在二曲看来，要想从根本上把握理学，就必须兼阅佛道经典。佛家《楞枷师资记》载：“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在《悔过自新说》中亦可以看到类似说法。“明镜蔽于尘垢，而光体未尝不在”; “宝珠陷于粪坑，而宝气未尝不存”; “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云蔽之也，云开则日莹。”佛家言空，但二曲并未因佛家言空而讳言空。他指出，释能五蕴皆空，而儒不能空其所知；释能上达，而儒仅仅下达。本来辟释却反尊释，尊儒而反卑儒。然而，释空其心并空其理，儒则空其心却未空其理；释纲纪伦常一切皆空，儒则纲纪伦常一切皆实。各有得失，故不可以因噎废食。二曲认为，佛家讲五蕴皆空，相比于“不能空其所知”和“不能上达之儒”来说更加高明。但佛抽离了本该有的道德理性，“空其心并空其理”，因此导致“纲纪伦常一切皆空”；相反，儒家“空其心而并未空其理”，于是“纲纪伦常一切皆实”。由此看来，后世学者不能因释氏言空而讳言空。

二曲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二字的论述上。二曲并不否认“体”“用”二字出自儒书，但“体用”二字连用则始于王弼对老子《道德经》的注释。王弼曰：“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老子道德经注》第38章）二曲说：“即此是景，更有何景。虚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岳，则几矣，然亦就景言景耳。若著于景，则必认识神为本面，障缘益甚，本觉益昧。”（《二曲集》卷2, 《学髓》）其中“虚”“明”“寂”“定”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并无二意。二曲还指出，在对“虚”的阐释上，佛、道有所不同，其中佛家之“虚”，乃虚其心且虚其理；道家之“虚”，则虚其心却未虚其理。正因为二曲少有门户之见，才使得他能更好地将释老与理学融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兼采众家之长，最终返归孔孟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