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文化政治与行动主义

至此我已梳理了学术文献，现在想谈谈分析学术研究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我已提到过早期妇女运动中研究与行动之间引人注目的联系。80年前，性别研究与传媒研究已经学术制度化。这导致了学术的去政治化吗？关键问题在于学术著作语言越来越隐晦不明，而批评则由这样的语言而产生。贝尔·胡克斯对这种不透明的抽象写作表示遗憾：“这是令人沮丧的讽刺，多数谈论异质性、去中心主体和宣称承认他者认识的突破等当代话语，仍然将批评之声主要指向那些拥有共同语言的专业读者，他们的语言植根于其宣称要去挑战的非常专业的叙述。”（胡克斯，1990:25）同样地，爱丽森·莱特也指出：“如果有一天妇女意识到自己没有与拉康所说的镜像对话就不能提笔写字……那时我们也就会叫停这辆公共汽车而下车。”（莱特，1982:27）我相信，保证以清晰包容的形式交流对于任何试图改变世界的斗争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对传媒越来越复杂的理解和分析的担忧实际上很难形成立场。我们已经把去政治化这个问题搞得复杂了吗？在另一个有关“认知”、后现代和具有讽刺意味时刻的问题中，我们感到自己身处西方，如凯瑟琳·温勒（1999）所说，当遭到冒犯（即便是合理的冒犯）时，这也会变得不合潮流。近年来，那些曾经会引起愤怒反应的表述已变成主流而毫无怨声，即使是色情，现在也被视作打破界限的视觉刺激——一种新的“酷”（麦克罗比，2004d）。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传媒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对积极形象的呼吁、粘贴者运动、反攻击性媒体事件的民主运动，如反世界小姐竞选；号召更多女性在媒体工作；要求专供妇女使用的媒体空间；努力发展另类媒体；广告牌“游击战”介入活动，不懈使用面临既有常规机构挑战的对于传媒对妇女的改变的表达。在这一时期渴求改变的力量强大，参与的妇女数量巨大。让我们略微详细地看看这些政治策略。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语境下，早期对于妇女积极形象的呼吁取得了完美的效果，如盖耶·塔奇曼（1978）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个年代的传媒中，妇女形象是琐碎化的、受责难的和象征性地被废除了的。在这种背景下，传媒中的积极形象可能是不被表现为智力低下的、自恋的和依赖的妇女形象。对积极形象的呼吁也隐含着对更加多样化的媒体妇女表达的呼唤——人们希望看到年老的妇女、残疾的妇女和黑人妇女出现在银屏和杂志封面上。

然而，除此之外，积极形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麻烦。从一些基本问题上拷问，人们不可能在什么形象是积极的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形象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形象自身，而在其阐释，或者说是与其产生和得以阐释的语境的协商。它的另一个缺点是，只是在寻找一套偏激的表达代替另一套。如阿里·拉坦西（1992）论及反种族主义文学中“积极形象的令人窒息的审美”时指出，这开启了对于专制主义宣传指控的批评。可由此推论，对于那些每月购买《时尚》或《美丽佳人》杂志的多数妇女来说，一幅华丽的年轻模特或演员的图片才是引人注目的积极形象；而很明显，女性主义杂志则喜欢“有特点的”脸孔（如满脸皱纹、素面朝天的），以迎合他们特有的积极的标准。

什么才是积极的标准化？这个问题备受争议。这在残疾人关于她们的形象表达的论争中可以看得很明白。在传统意义上，这有赖于宣称“我们与你们一样”的策略，把他们描述成处于“充满欢喜的”核心家庭传统背景下，甚或（像一个慈善广告所说那样）在他们的婚礼上！然而，近年来，残疾人运动内部发出的声音却向这种严格的异性恋标准的界定表达了他们的愤慨，要求他们体现出同性恋和差异人群的权力（莎士比亚和阔克，2002）。

有趣的是，1999年《同性恋一族》这个戏剧在英国上演时，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该剧毫无顾忌地尝试“违犯异性恋规范的礼仪标准”（亚瑟斯，2004），通过一群演员以并不“平淡、圣洁、非性的，可能还是异性恋的主流形象”（多提和果乌，1997）去认知各种同性恋行为，这激怒了一些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者，他们担心这会造成失去安全积极的同性恋形象的现象。

另一种挑战形式是针对广告的粘贴者运动和游击战介入。粘贴者们宣布“这些广告是性别歧视的”或“这种形象贬低妇女”，于大庭广众之下向广告商提出要求。游击战介入活动有点不同，她们常采用在大型广告牌上涂鸦的形式。例如，汽车广告语“以沃尔沃的儿子”被涂上“下次更幸运”这样的话；另一则广告上画着一个妇女被编织进一辆诱人的汽车，写着“没躺在车上时，我是个外科医生”；第三则广告只画了一个女人穿着丝袜的圆润大腿从贝壳里伸出来，上面写着“生来活泼！”这项运动被全世界许多妇女组织所采用。在克罗地亚，BaBe（即“Be active, Be emancipated”，意为“行动起来，参与进来”）组织把粘贴者运动当作提高广告反性别歧视的长期策略之一。然而，在西方，广告商们采取了相应的标准，许多广告（如第三章我们讨论的）已经包含了对其性别歧视批评的拒绝，或采用那些反讽性地拒绝任何潜在批评的广告语。在这种语境下，尚不清楚仅仅指出性别歧视的效果会如何。鉴于构成性别歧视的任何一种得到认同的提法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就像积极形象受到争论一样，任何一种可能构成性别歧视的表述也都受到了争议。看来，要充满信心地宣告关于性别的特定表达问题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

要求媒体中的妇女专属空间，如女性节目和女性专页，是用以挑战媒体中女性表达的另一策略。这一策略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一方是关注强迫妇女只关心少数狭小空间问题的女性主义者，另一方是那些相信这是让媒体权势人物开始认真对待妇女的人（考华德，1984；弗尔德曼，2000）。虽然有人认为双方都观点偏激，但最后二者均得到了可以感受得到的政治胜利，应该承认，妇女专属空间运动与争取妇女利益的运动经过媒体的传播而得到认真对待，二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今天，这些争论作为其他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已经失去了相互关联性。看看过去十多年的报纸，就会对吸引更多女性读者成为该行业发生变化的驱动力的现象了然于胸——妇女被当作楔子以卖出更多报纸，吸引更多广告，还出现了出版“杂志化”的潮流，其越来越多地将重点放在绝大部分以妇女为目标的、充斥着巨量广告的生活栏目。这种出版的“女性化”，使对妇女专页的政治需求变得问题重重。在当下氛围中，由于性别差异被重新自然化，这仍然是个问题——我称之为“火星/金星”思维，长期以来这已经呈现为完全分割的“他的和她的”世界，其中，“女孩的事情”是生活方式、家庭、厨艺和休闲，而“男孩的事情”则是运动、政治和商业。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对隔离空间的呼吁毫无其以往所具有的政治力量，相反，这也许会使这种商业驱动的、性别差异化的世界观重新发出声音。

让更多妇女在媒体中工作并增加女性高职位人数的运动是女性主义文化政治中的重要方面。广义上看，从现象上看上去似乎已经成功——虽然并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没遭到与种族、阶级和孩童（见第四章）有关的排斥。不仅如此，已然清楚的是，媒体制造者（无论是记者、编辑、剧作家或导演）的性别与性别表达特点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它以许多调节性机构和行为为媒介，这意味着更多受雇于媒体的女性和“更佳的”媒体形象之间缺乏直接联系。

一些妇女选择利用现有的管控机构。在英国，广告标准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ASA）这个机构负责确保广告是公平的、得体的，并确保其不会造成广泛的侵犯。女性主义者们已经向它发送了成千上万条抗议性别歧视的广告。使那些像ASA这样的机构和广播公司来知晓人们的意见，对提升人们对性别歧视问题的关注至关重要——例如，BBC值班台的每个电话都被采用，对于节目内容的抱怨都被严肃对待。然而，广播公司和管理者们一般都采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媒体内容是否恰当——有关礼仪、淫秽和隐私问题，而非性别平等问题。多数国家对待暴露性的表述远比对待性别歧视（不管明显与否）严肃得多。在迪·阿米-钦（2006）关于ASA胸罩广告裁决的精彩研究中，她发现那些常被管理者认为具有侵犯性的（不管收到多少抱怨）广告都是违犯异性恋性行为或性交规则的（如暗示手淫、口交或女性完全独立于男性），而那些将女性呈现为男性消费者从属对象的广告则从裁判官那里收到更多积极的评价。

在玛格丽特·加纳费（2001）的全球性报告中，她考察了全球妇女运用现有机构抗议性别歧视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常被迫依靠关于性表现的指南）。这常促使妇女与非常保守的组织形成联盟，而她们与后者却极少共同点。然而，玛格丽特也讨论了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是如何被那些要求如他们所希望的代表妇女权力的传媒组织鼓动起来的。当然，最后的人们的抵抗常常就是“不喜欢你就关掉”。在规则日益增多的时代，这种还击有了新的意义，因为当代的新自由公民们被劝诫要“自律”。只是对儿童健康的关注更加需要注意，即便如此，保护儿童的重担也很快从传媒组织转移到了父母身上（阿尔萨斯，2004）。

人们大量的精力已投向创造另类媒体，如创建社区广播和电视台，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杂志，互联网网站等。从全球范围来看，妇女广播电台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地区。互联网上兴起了自媒体（DIY media）和其他数千种乃至数百万种另类网站、电子杂志、博客空间和其他赛博空间（如BBS），这些媒体提供与传统媒体差异极大的内容和观点。针对年轻女孩的《电子杂志》（Grrrrl）就是其中特别活跃并能给人启迪的例子。另类媒体会扮演重要角色，问题是虽然它们只被少数人（常常是自我选择的）看见或消费，但它同时却提供了一种选择使他们不去接触和改变传统主流媒体。

除上述策略外，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反种族主义者、残疾人运动者等还采取了很多其他革新途径以致力于有关表达的文化政治，比如设立奖金以鼓励更多挑战性内容，发展配有广播公司和记者清单的媒体活动设施，培植更好的媒体批评素养等。总之，我们已想到的每种策略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却非均匀的）变化。在一些国家（如荷兰和加拿大），主要的国家广播公司配备性别数量平等官员已成为常规。其他国家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如此，在今天的西方，主要的关注点不仅在于提倡什么样的活动或文化政治，更重要的在于关注什么（不管是什么）应当成为批评的目标。由此，我将转向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