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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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非

天气是难得地好,陶姮女士的心情却烂透了——丈夫因“流氓行为”被镇派出所拘押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在她的强力交涉下,交了一千元罚款才解除拘押。

“你怎么可以给钱?!”

丈夫沃克·奥尼尔一获得自由便对她大光其火;而她一言没发,甩了丈夫一记耳光。

丈夫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呆瞪着她,像受委屈的孩子,几乎要哭了。尽管他外国人特征鲜明,一只手却还是被铐在了派出所的护窗铁条上——南方的派出所通常是将待审的人铐那儿的。幸而陶姮交涉得及时,否则“待”多久是难说的。

两千多户人家的小镇,传达暗号似的,迅速就将她丈夫那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传播了开来。自然地,使她也成了一个狼狈的女人。从派出所往旅店走的路上,他俩身后始终跟着些看热闹的人,像走在荒野的两口子后边紧跟一群狼,一直跟到旅店门口。等他俩出来,他们仍守候未去。又跟着,直跟到他俩上了一辆小面包车为止……

只能坐六个人的小面包车已然超载,他俩在门口是犹豫了一下的。

“上啊上啊,下辆车也会这么挤的!今天是集日,哪有不挤的车?……”

招揽乘客并且卖票的人,一边说一边将他俩推上了车。之后,自己便上了车,理所当然地坐在司机旁的空座上。陶姮的老外丈夫,立刻聚焦了全车人的目光,包括一个抱在母亲怀中的两三岁孩子的目光。她先被推上车的,吸入一口污浊的空气,本能地朝车门转过身,双手撑于门上方。尚在车下的沃克,见状更加犹豫。他张张嘴,分明想要说句什么,大概想说“那你下来吧”;不待他那话说出口,也被卖票的推上了车。车门一关,车内的空气更加污浊。没在集上卖掉鸡的一个农妇,将两只双爪捆在一起的公鸡带上了车;而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瘦黢黑的小个汉子,膝上则横着扎口的麻袋,听里边发出的声音,显然是一头小猪。沃克不得不弯曲他那一米八的身体,即使那样,后脑脖子以及双肩,还是与车顶紧贴着了。他用屁股顶着车门,双脚蹬着车门口那一级台阶,为了保持平衡,搂住陶姮的腰。陶姮不太情愿,却无可奈何,因为再没有一点儿空间能将丈夫推开一些。丈夫的长下巴抵在她的肩部,而她倒宁愿和他脸对脸。不论对于她还是丈夫,脸对脸的别扭也强过那么样。

车一开,空气总算不那么窒人了。

沃克的唇触着了她的耳廓,他小声说:“我没做那种事。”

“别说了!”——陶姮心里的火气腾地又蹿上脑门,语调听来就挺严厉。

沃克执拗地说:“我明明是上了一个圈套,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而非相信他们不可呢?”

听来,沃克也有点儿火了。

“我非相信他们了吗?你暂时闭上嘴行不行啊?!”

陶姮嚷嚷了起来。

一时间,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俩了,连卖票的人也回过头来,连司机也说“不许再吵啊,看吓着孩子”,连麻袋里那只猪崽也停止了哼哼。

沃克咒骂了一句:“他妈的!”

之后,小面包车劣质的收音机里传出嘶嘶啦啦的歌声:

越来越好,来……

越来越好……

再之后,不知是开车的还是卖票的换了频道,收音机里又传出了相声。于是,车厢里有人笑了。相声延续了几分钟,车厢里也就笑声不断。至于那段相声究竟说了些什么,陶姮的耳朵是一句也没听进去的。她只听到了笑声,别人们的笑声,对于她不啻火上浇油……

陶姮当然是一位中国女性,不,应该说曾是一位中国女性;自从二十几年前嫁给沃克,便是一位美国公民了。目前,她是美国某州立大学的教授,教中国古典诗词。同时,还是那一州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周两节课。第一节课用英语讲,第二节课用汉语讲。沃克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教比较文学,热爱摄影,摄影作品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算得上是一位业余摄影家了。

以前,只要陶姮想回中国,沃克总是表示乐于伴她成行。他不但爱他的中国妻子,渐渐地也开始爱中国了。每一次准备陪妻子回中国,都显得有些兴奋。六年前,陶姮的父亲去世了。四年前,她母亲去世了。陶姮的父亲曾是一位大学校长,而母亲曾是省城的中学校长。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先后去世,她在国内便没亲人了,故而回国的动念起得不怎么热切了。

一种现象相当普遍,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即使早已成了外国人,对于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这一件事,习惯上往往还是要说成“回国”的。仿佛对于他或她,原属国才更是自己的“国”。这与是否喜欢或热爱后来加入国籍的那一国其实没什么必然关系,与是否融入到了那一国家的主流社会也没什么必然关系。必然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人性更倾向于维系住对自己来说最具有母体意味的原属对象。这乃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也差不多是普遍之动物性的自然表现。所以,举凡一切拥有第二国籍的人,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说法上总是那么相同。“回国”——说汉语的这么说,说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语言的也这么说;全世界差不多都这么说,发音不同而已。

陶姮是很喜欢美国的,甚至也可以说,她已经恋上了美国这个国家。在她所居住的那一个州那一座城市里,她和丈夫拥有一幢别墅式住宅,是他们婚后贷款买的。今年,也就是二〇一〇年,还清了贷款。在中国,宣传给许多中国人这么一种印象,仿佛金融海啸使美国变成了一只烂苹果,大多数美国人都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而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觉得金融海啸一下子使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正如许多中国人也并没这么觉得。单论房价的话,虽然她才回国一个星期左右,耳濡目染地,她感到中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这使她很替中国忧虑。然而以上一切,都不影响她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在已经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日子里,她每每被人问道:“你觉得美国好还是中国好?”——这么问她的,主要是她当年的同学或老师。

而她每次总是这么回答:“都好。”

一种有所准备的变聪明了的回答。

以前她可不够聪明。有次她回国后,几名大学同学聚在一起,交谈甚欢的情况下,也有人问了如上这么一句话,而她当时的回答却是:“我觉得还是美国好一些。否则我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嫁给一个美国男人,在美国长久定居下去啊!”

她那些同学,皆非庸常之辈。有的做了教授、院长;有的仕途得意,当上了副局长局长;差点儿的一个,也当上了建委的处长;还有的经商了,开上了宝马、奔驰、奥迪什么的好车。总而言之,当年大学中文系那几位关系良好的同学,都已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了,而且一个个踌躇满志,仿佛前途光明远大。当时她认为,既然都是关系良好的大学同学,没有必要不实话实说。然而她想错了,在她回美国之前,打电话逐个联系大家,提出想再聚一次时,他们一个个皆找借口回绝,有人回绝的态度还特冷淡。这使她好生纳闷,心想自己肯定是将大家都得罪了。可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着就得罪的,她却反省不出个所以然来。直至回到美国一个多月以后,才从一位已经退休了的老师的信中嗅出了点儿味儿。那老师在信中提醒她——即使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也还是要继续懂一点儿中国政治。在回国后,哪怕是和自认为关系良好的人在一起,某些不该那么说的话如果那么说了,也有可能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而一旦造成了,再想纠正就不太容易了。

陶姮立刻明白,原来是自己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自然也就联想到了和同学们的那一次聚会。可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不该“那么”说的话,却还是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不久,参加了那次聚会的乔雅娟给她打了一次越洋电话,指名道姓地告诉她,在那次聚会后,是李辰刚出卖了她,而对方是一位地级市的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正在省党校学习。他还是一名“信息联络员”,负责向有关方面定期呈报具有呈报价值的各种信息。他把她在聚会场合说的“美国当然比中国好”那一番话,当成具有呈报价值的“信息”向有关方面呈报了;同时还加上了表示气愤的评论语——“冷嘲热讽抑中扬美的言论,竟无一人予以反驳,有人还居然表示了赞同……”这么一来,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批示曰“查一查,有人是哪些人”。于是,等于所有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人都受牵连了,结果人人撇清,人人自保。毕竟,皆是有强烈上进心的人,做不到满不在乎。

“可我并没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没人问我根本不会说那些话是不是?当时我的话说得很诚恳!起码你是可以做证的吧雅娟?他为什么要把‘冷嘲热讽’四个字加在我头上呢?……”

那一天是周六,陶姮做完家务,正和丈夫在花园里闲悦地饮着上午茶。一个国际长途听下来,她的情绪大为激动。

大学时期曾经要好得如同死党的乔雅娟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劝她:“陶姮啊,你也不要太生气,而且你还要理解他一点儿。我想,他那么做,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我实难理解!迫不得已?总不会是因为有人持刀逼着他那么做的吧?”

陶姮起身离开小桌,绕到了房舍后边,她不愿丈夫听到她的话。

“当然绝不会有什么人逼他那么做。可他毕竟是一位官员啊!不论当的什么官,身在官场,那也就是在政治场。我猜他是这么想的,自己如果不那么做,万一有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么做了,倘若自己被追问到头上,不是会很被动嘛!他也不过就是出于防一手的心理,变被动为主动。他那人你也是了解的,一向谨小慎微。当了那么一个半大不小的官儿以后,更加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了。怎么说他呢,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何况,你上次回国,不是正赶上中美关系闹得挺紧张的嘛!非常时期,你和他都是非常身份,他的做法确实超明智了,但怎么说也是你应该予以原谅的。啊对了,我还得提醒你一下,以后要在中美关系好了的时候回国来,别偏偏赶上中美关系挺紧张的时候……”

她没耐性听下去,找个借口,说声“拜拜”,啪地合上了手机。回到前院,立刻冲丈夫发起火来:“你们美国政府为什么总和中国政府过不去?!……”

坐在椅子上的丈夫放下报纸,定睛看了她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姮,别忘了你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你和我一样,都是美国公民。”

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噎得陶姮一愣一愣的。

丈夫又表情严肃地说:“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懂政治。而且,也不喜欢和自己的妻子讨论政治,尤其不喜欢和妻子讨论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

他一说完。起身进到屋里去了。

陶姮被晾在那儿,久久发呆。

其实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一向认为政治完全是政治家们的事。而即使对于老牌政治家们,政治有时也难免会是一种非凡的痛苦。因为如果缺乏谋略,几乎就没有什么所谓政治的能力可言。但却进一步认为,深谙谋略肯定会使人变得不怎么可爱的。尽管如此,她仍特别关注中美关系今天怎样了明天怎样了,还一向要求自己充当促进中美关系健康有益地发展的民间使者。凡是这类民间活动,她都积极参与。至于丈夫对中国的良好态度,那更是不容怀疑。当初他们准备结婚时,她就有言在先:“你如果真爱我,那也必须做一个始终对中国态度友善的人。”——沃克当时说:“在认识你以前,我就是一个对中国态度友善的美国人。我从不与对中国态度不友善的美国人深交。”

……

当天晚上,夫妻二人躺在床上以后,她将自己心中的烦恼告诉了丈夫。

丈夫反而这么劝她:“想开点儿,不要太在意。我们结婚以前,我还受到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呢,他们曾怀疑你是中国克格勃派到美国来的。有些人的职业本能使别人不愉快,理解万岁吧!”

偏偏那时候,电话响了。她抓起电话一听,恰是李辰刚打来的。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开始向她咨询他儿子如果到美国留学,怎么样才能顺利些。

她呢,则有问必答,告知周详。

最后他语调温柔地问:“陶姮啊,你任教的那所大学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对吧?”

她说:“是的。”立刻就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话了。

果然,他紧接着说:“那,如果我儿子想进那所大学,你能帮上些忙吗?”

“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回答得有些迟疑。

对方却步步紧逼:“有你这句话太好了!那我就决定了,干脆让我儿子进你们那所大学!他到了那儿,你还会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关心他,对不对陶姮?”

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顺口说出了一个“对”字。

“陶姮,你回答得这么痛快,真让我感动!那,咱们一言为定啰?喂,喂,能听清楚吗?”

“能。”

“一言为定?”

“可是,我只承诺尽力而为,至于结果如何……”

“你尽力而为还不就等于板上钉钉了嘛!你在你们那所大学当了十几年教授,你先生当教授的时间比你还长,有你们两位教授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事儿再难那还能难到哪儿去呀?我放心了,一百个放心啦!人情后补,等你什么时候又回国了补……”

放下电话后,陶姮骂了一句:“浑蛋!”

丈夫问:“你为什么骂人家?”

她说:“我才不愿帮他!”

“那你还说尽力而为?”

“我不得不那么说!大学时期他追求过我,我俩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不那么说你让我怎么说?”

“就是那个出卖了你的人?”

“不错。是他!”

“你本来完全可以拒绝的。”

“我不愿让他猜到他的所作所为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不是……使自己陷入了虚伪的境地?”

“那又怎么样?说了尽力而为我也可以不为!”

“可虚伪,总是不好的吧?”

“人有时候那就不能不虚伪一下!”

“你们中国人不是主张‘君子坦荡荡’吗?”

“可我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使你变得虚伪啰?”

“美国就是专使人变成君子的君子国了吗?你们美国人就没有虚伪的时候了吗?”

“咱们美国!”——沃克有点儿生气了。

“那你也应该说咱们中国!”——陶姮提高了嗓门儿。

因为丈夫比自己大八岁,因为他看去比实际年龄老;也因为自己虽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但形象好,皮肤好,脸上几乎仍没皱纹,所以在他们夫妻之间,在她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往往会显得有那么点儿霸气。当然,说到底,是他将她惯的。自从结为夫妻以后,大她八岁的美国佬是那么乐于处处让着她。自从他开始秃顶了,则不但处处让着她,而且更加惯着她那种特权性质的霸气了。

丈夫那一天晚上似乎要认认真真地和她抬一次杠,他故意板着脸说:“我不能那么说。我那么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从来不曾是过中国人。”

“但你是中国的女婿!”

丈夫也被噎得直眨巴眼睛说不出话来。

“你说你说!你已经是中国的女婿了,中国还不是咱们的中国吗?”——陶姮得理不让人,不躺着了,在床上盘腿一坐,一副不争出个谁是谁非绝不罢休的样子。

丈夫只得耸耸肩,苦笑着嘟囔:“我从来也没敢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姑爷,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你爸妈的姑爷。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可以得寸进尺。”

“姑爷”二字,使陶姮扑哧笑了。

她一笑,丈夫便将她拖倒,拽入被窝,搂在了怀里。

他又说:“我们好久没抬杠了。”

她说:“是啊。”

他接着说:“其实两口子之间抬杠玩儿,挺来劲儿的,也挺过瘾的是不是?”

她就什么也不再说,吻了他一下,背过身去。沃克喜欢从她身后搂着她睡。她也早已习惯了被丈夫那么搂着睡,觉得很舒服。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虽然已经结婚二十多年了,可谓老夫老妻也,但那份相互间的恩爱却一如当年。性生活也一如当年那么有质量,仍能令彼此获得心满意足的享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在三岁时患病夭折,都不觉得生活有什么遗憾。经那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可是近来,丈夫却时而谈起有一个孩子的好处……

陶姮叹了口气。丈夫便开始爱抚她,他以为她又想起他们的女儿了。

她心里想的竟不是女儿,低声问:“亲爱的,你觉得会不会是别一种情况?”

他困惑地反问:“什么?”

她寻思着说:“就是我被出卖了那件事。”

他不得不又问:“哪一种情况?”

“如果出卖我的不是李辰刚呢?恰恰相反,是当年在大学时期和我最要好的乔雅娟呢?比如她自己出于往上爬的目的,于是抓住一个机会想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结果就做了那种可恶的事。明明是她干的,却又怕别人猜到了是她,先告诉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把她自己干的卑鄙勾当说成是别人干的?……”

丈夫沉默片刻,在她肩头轻轻吻了一下,之后温柔地说:“睡吧,别想那件破事了。”

一个外国男人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且与之恩恩爱爱地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话,附带的好处是,他说起中国话来和一个中国人那就毫无区别了,甚至连语调也会变得地地道道的中国味儿了——起码地地道道的中国老婆味儿。

她却又向丈夫转过身去,固执地说:“不,我要听听你的看法。否则我心里会总寻思那件事儿,想睡也睡不着。”

“非要听听我的看法不可?”

“对。非要听。”

“可你刚才还说,在大学时期乔雅娟和你最要好。我记得你对我提起过她多次,曾经形容她是你大学时期的死党。”

“事实正是那样。”

“后来她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没有。”

“别人对她的人品有什么负面评价吗?”

“也没有。”

“那么,你根据什么把她想得很复杂呢?”

“因为,人有时候就是那么的复杂。”

“是啊,亲爱的,人有时候的确是复杂的。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使自己也变得复杂起来。你看你,你明明并不打算帮李辰刚什么忙,却要在电话里对他承诺尽力而为,结果使自己显得挺虚伪。这会儿,你又无端地把乔雅娟猜测得很卑鄙,结果不是又使自己显得不够厚道了吗?对于她告知你的事,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不信。信不信都没什么,但你把她想得很卑鄙,那就连我,你的丈夫,也要替她鸣不平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电话忽然又响了。

陶姮犹豫一下,第二次抓起电话,这一次却是乔雅娟打来的,使她大出所料。

“嗨,陶姮,没睡吧?”

乔雅娟的话听来急急切切的。

“已经躺下了。”

陶姮的话回答得淡淡的。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声音蔫蔫的。”

“感冒了,还发着烧呢。”

“那我不跟你多聊了,简单地说,李辰刚那家伙给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

“他刚刚也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对我说了一大堆感谢你的话。我猜,是希望通过我的嘴把他那一大堆话转告给你。凭咱俩的关系,傻瓜也会估计到这一点的!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我明明告诉你了,他对你,对我们几个当年的同学做了什么勾当,你干吗还大包大揽地答应帮助他儿子的事?……”

陶姮一时嘴对着话筒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

“不信我的话是吧?”

分明,乔雅娟的情绪甚为不快。

陶姮愣了愣,慢悠悠地说:“雅娟呀,我不是感冒着嘛,困死了,美国的一种感冒药有安眠的作用……”

乔雅娟沉默了。

陶姮补充道:“真的。”

乔雅娟终于又开口了:“你认为我骗你?”

陶姮便也沉默了,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那,你睡吧,算我自讨没趣!”

乔雅娟将电话挂了,陶姮握着话筒发愣。

不知何时,丈夫已下了床。他站在床边,一手持杯,一手伸向她,掌心托着小小的一片安眠药。他经常失眠,安眠药是家中的必备药。

她疑问地看着丈夫。

他不无同情地说:“要不你更睡不着了。”

她默默放下电话,接过水杯和药片,乖孩子似的服了下去。丈夫替她将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立刻仰躺下去,闭上了眼睛。

丈夫随之也上了床,关了灯。她一翻身,又背对着丈夫,并且主动向丈夫偎靠过去。丈夫也就又从她身后搂着她,爱抚着她。

黑暗中,陶姮说:“乔雅娟不信我感冒了。”

丈夫说:“你本来就是在撒谎。”

也许是为了抵消掉一部分自己的话的批评意味,他又吻了她的肩头一下。

她温柔地问:“你还想吗?”

丈夫不明白地反问:“想什么?”

她扑哧笑出了声,莫测高深地说:“真不明白就当我没问好了,睡吧。”

不料丈夫将她的身子一扳,使她脸朝着他了,追问:“不行,你得把话说明白,要不我也肯定失眠了!”

她就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语调中满是歉意地说:“都是电话给搅的,算我欠你一次,啊?下次加倍偿还。”

一向,在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总是要好好做一次爱的。他们将做爱说成是充电。对于他们,做爱也确乎类似充电。星期日睡一上午懒觉,星期一夫妻俩都会精神焕发地去工作。但那一个夜晚,陶姮实在是没有良好的情绪和丈夫全心全意地做爱了。

丈夫这才明白她的话。他也又吻了她一次,照例吻在肩头,理解地说:“算我欠你一次,下次应该加倍偿还的是我。”

陶姮就又背贴着丈夫宽阔的胸膛了。虽然服了安眠药,她还是毫无睡意,小声说:“我们好久没去教堂了,明天咱们去教堂吧。”

丈夫说:“好啊,我也早想去了。可你,为什么忽然想去教堂呢?”

陶姮认真地说:“我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女人啊,又虚伪,又多疑,又想不开事儿,这真惭愧。明天我要去告解……”

药效终于发挥,她的话声越来越小了……

沃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过,目前他的家族成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如果以至亲关系而论的话,那么仅有一人了,便是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加州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家族中出了不少学者教授,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族,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族。对于他和陶姮的婚事,他父母当年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只有一条——陶姮不是基督教徒。

沃克当年为了爱情据理力争。

他说:“在美国,甚至在整个欧洲,年轻的女孩子中,又能有多少虔诚的基督徒呢?”

父亲说:“正因为少了,我们希望你能与一位笃信基督的女孩子结为夫妇。”

母亲说:“那样,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族为延续基督教的神圣影响作出了一份贡献。只有你的妻子也是基督教信徒,将来你们的孩子才能也是。”

他父亲还郑重声明——如果陶姮不打算皈依基督教的话,做父母的也就绝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而且,在他们婚后,父母便不和他们来往。

于是双方陷入了僵持。

为了爱情,陶姮表示,她完全可以对基督教采取一种信奉的态度,但请求允许她暂不施洗,姑且先做一名教外信徒。实际上,她当年所言的“一种信奉的态度”,指的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而已。她不仅对基督教文化有兴趣,对佛教文化也有兴趣。

当年她曾对沃克说:“你干脆这么对你父亲讲,我来到美国之前,在中国已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了。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有许多方面是相一致的。既然如此,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和是一名基督徒不也没什么两样嘛!”

“你……真是佛教徒?你可从没对我说起过……”

沃克当时呆呆地瞪着她,仿佛忽然不认识她了。

她调皮地一笑,说别当真,我不是佛教徒,不就是为了咱俩能顺利地结成婚嘛,你就那么骗骗你父母不行吗?

沃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当然不行。说他宁愿父母不参加他们的婚礼,也不愿用她的话骗自己的父母。还说,幸亏她并不真的是一名佛教徒,要是,他俩的婚事将更不顺利了。不但他的父母会坚决反对,他的全体家族成员也将会问罪于他的。这并不表示基督教徒们容不得佛教的存在,事实上在诸教派中,基督教徒们最为尊重的反而是东方的佛教。但尊重是一回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男人娶一个是佛教徒的女人为妻,便是另一回事。在同一个家庭里,倘若既挂耶稣圣像,摆着《圣经》,又设佛龛,同样摆着佛教经书的话,意味着是对两种宗教都不虔诚,都不尊敬了。

后来,多亏沃克的弟弟从中调和,沃克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陶姮那种“姑且”的请求。沃克那位是哲学教授的弟弟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尤其善于做“活的思想工作”。他说:“耶稣不但爱他的信徒,肯定也爱一切爱他的信徒的女人。如果因为她们暂且还不是他的信徒就拆散一对恋人,肯定是有悖基督思想的。”

就这么两句话,矛盾迎刃而解。他们婚后,沃克的父母不但与他们来往频频,而且很快就开始喜欢起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来。在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沃克的父亲还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智趣善贤”四个大大的汉字,镶在美观的框子里送给他们。美国老公公用磕磕绊绊的中国话说,那四个汉字代表他们老两口对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的评价。他们还感谢她使他们学会说许多中国话了。而陶姮对待他们也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向发乎真心地孝敬着。沃克的父母是在同一天去世的,一个逝于上午,一个逝于下午,都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逝于医院的同一间病房。在他们的葬礼上,陶姮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有次陶姮以一种讨教的口吻问丈夫:“亲爱的,你既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那么,真能做到别人打了你的右脸,而你会心甘情愿地将左脸也伸过去吗?”

丈夫不假思索地说:“只有傻瓜才会那样,你的丈夫肯定不是傻瓜。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也会那样,因为他们是教众榜样。而我既不是傻瓜,也不愿做任何榜样,我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如果打我右脸的是老人、孩子或妇女,我想我会微笑着把左脸也伸过去的,而我认为,通常情况之下,即使他们还想打你,往往也就不忍再打了。但如果是年龄比我小的男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他明摆着是在欺负我,我会反过来把他的牙打掉的。你丈夫有时候可不是好惹的,我是个自卫意识和自卫能力都挺强的人。”

陶姮咯咯笑了,她说:“亲爱的,你的话证明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不虔诚嘛。”

丈夫却庄重地说:“在中国,又究竟有多少官员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政党口号也罢,宗教信条也罢,都有一些象征最高境界的提法。按中国的哲学,法乎其上,才能取乎其中啊。这是符合一般逻辑的。我对我的宗教信仰的态度就是这样。”

而陶姮,她对于基督教当然并无抵触。她只不过难以信服天堂和地狱之说罢了。但是,却有些相信因果报应。因为前者是无法证实的,而在现实社会中,后一种现象却是不少的,知道得多了,往往令人不由得一信……

第二天,在教堂里,陶姮真的向神父忏悔了一通。忏悔自己不应以虚伪的态度对待别人相求的事,也忏悔自己不应以复杂的心理猜度一位好朋友的品格……

出了教堂以后,丈夫问:“心情好些了?”

她由衷地说:“好多了。”

同时却暗想,既然国内已经没有亲人了,那么以后少回国几次吧。少回国,少惹是非。

忏悔之后,她即着手办理李辰刚委托于她的那一件事。正如丈夫说的,因为李辰刚儿子的英语水平与留学所要求达到的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语文、数学两科都有不及格的记录,操作起来颇费周折。美国虽然也讲关系,讲情面,讲通融,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只要关系硬便一路绿灯。何况陶姮只不过是那一所大学里五六百位教授中平平常常的一位。她恳求丈夫出面协助一下,丈夫拒绝了。他说:“学习那么差的一个孩子,还非出国留学干吗呢?”陶姮说:“正因为学习那么差,在中国也许连所普通的大学都考不上,所以只有曲线获得大学文凭啊。”丈夫说:“如果他真来了,学习跟不上,毕不了业,甚至被取消学籍,别人一打听原来我也是推荐人,那就连我的脸也丢尽了。咱们两个人,应该确保一人不因这件事而丢脸。究竟确保你还是确保我,这倒可以由你来决定。”陶姮苦笑了,说:“那就还是确保你吧。反而确保我的话,对你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于是她一边继续尽力而为地进行,一边不时向李辰刚“汇报”情况,提醒他不到最后办成,都要做好她办不成的思想准备。而李辰刚每次与她通话之后都会这么说:“陶姮,你办事,我放心。我对你的办事能力充满信心,你也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嘛!”——口吻听来亦庄亦谐,却令陶姮分不太清究竟是庄的成分为主,还是谐的成分为主。又像是一位大大的首长,在和蔼可亲地勉励小小的下属,为的是使下属能够心怀感激,诚惶诚恐地明白——这件事交给你办,那可是对你的倚重,否则这份“工作”早分配给别人了……

丈夫虽然拒绝参与那件事,但暗中还是给予了不少协助的。几度山穷水尽,几回柳暗花明,当终于对最后一位关键人物也游说成功之后,陶姮一回到家里就让丈夫看她嘴唇。丈夫奇怪得直眨巴眼睛,她说的话却是——“我觉得我嘴唇磨薄了。”尽管办成的是别人委托的一件事而已,夫妻二人还是觉得有必要庆贺一番,于是他们到一家消费价格最高的饭店去美美地撮了一顿。在餐桌旁,她打李辰刚的手机,想将好消息及时告诉他。李辰刚的手机响了近一分钟也没人接。无奈,她只得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第二天中午,也就是中国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李辰刚回了一条短信——我们又决定让儿子到英国去留学了,一切谢谢!

陶姮的索然无法形容,却没对丈夫说。有次丈夫问起,她编了一番谎话,说那孩子想通了,认为自己还是有必要在中国提高提高英语,明年再议。丈夫反倒释然了,说这才是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