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答《海上文坛》记者王雪瑛
问：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你用了多长时间收集材料和写作？
答：一九九六年产生想法，原只不过打算写组三五千字的文章，散发于各刊，以还文债。并且要求自己以轻松幽默的、近乎喜剧的笔触去写。好比给各阶层画一幅小的，单线条的，仅仅神似的速写。但这需要太高太高的文字概括能力。实在是我眼下的水平所达不到的。冲动却已产生，几番挥之不去。如同女士们某日逛商场发现了自己欲购之物，那念头盘桓脑内，无法转移。于是搁置创作了一半的长篇《荒诞之城》，一路写下来。一九九七年全年，除了写这一部书，再就写了几篇短稿。没特别为此书收集素材。因为我关注阶层形成的过程已经多年了，形形色色的人和林林总总的事，早已印在头脑中了……
问：你为什么不单独分析中国的官吏阶层？
答：原是有这一章的，近十万字。交稿前自己决定抽下来了。因为《九三断想》实际上被禁过，为此我给有关部门写过信，请求赦免出版社的责任，自己承担一切文字过失。《凝视九七》又在北京遭禁，力争解禁而未获准。一边写“分析”，心中一边先自惴惴。有些事不敢写入书中，有些事不能写，有些事不便写，有些事不忍写。因我还是希望此书顺利出版的。并非打算写给二十年后的人看。故以能够顺利出版为前提。我对此书的出版，其实一直心中无数。幸而出版了，目前又尚未遭禁，证明我们的出版法条的尺度，比我判断的要宽松许多。这是足以令我这样的作家欣慰的。但若加入对官吏阶层的分析，结果将如何，我又难以估计了。官吏阶层的分析，涉及政党与国家关系。乃一更庞大系统的命题，自知浅陋，实话实说，属于不敢加不能之列。
问：毛泽东当年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呢？你希望通过此文解决什么问题？
答：毛泽东是革命领袖，他的一切言论和文章，都是为了革命的成功。我是一个渺小的小说家，历来以职业的文学的眼光看社会和时代。社会和时代，将阶级细梳为阶层的过程，往小了比是万花筒般缭乱迷人眼的过程，往大了比如云涌星驰瞬息万变的宽银幕风光片。这过程在其他国家早已完成，且留下了多种文字形式的记载，因而使我们对于他们的过程有多角度多侧面了解的可能。中国的这一过程，分明是世界上极少的最后的过程之一。我是中国人，又是作家，正处这一时代，观而思之，极想留下一点儿力所能及的记载，为后人研究这一时代，提供哪怕百分之几的参考。如别人们做了，我决不非这样做。事实上我向许多搞社会学的朋友建议过，他们或善意地嘲笑我、挖苦我，或友爱地奉劝我打消念头。由于诸多的不敢、不能、不便、不忍，其实这本书只用了些素材的边角料。以我拥有的素材，以我的职业能力，至少应达到七分的认识价值。我的政治自律，仅仅使它达到了四五分认识价值。原也不想定此书名，明知会遭人非议的。但列了十来个书名，都不伦不类。三十几岁时，非常怕遭人非议；如今我近五十岁了，再过十年六十岁了，进入老年了。于是不再意识收缩，对一切方面的一切非议，全不在意了。只一心争取最大的思想自由和意识空间。没了这前提，便觉自己的人生太没劲。我自知这很不好，很不合时宜。吃饱了，穿暖了，又要这要那，开始要些多余的，纯粹是臭毛病。老百姓话，叫“烧包”。我也拿自己无法，每每自我批判，但心底还是有种想要的渴求。连自己也不清楚，思想自由度更宽了，意识空间更大了，到底又有哪般好？故盼着儿子早入大学，从而可以缩居乡村，开始为孩子们写童话。时兴的主张是赞赏极纯的文学。一开始也想不大懂，怎样才算是？后来自悟到，似乎只有童话，才纯得够程度。写童话就只需编织故事的技巧，不必被自寻烦恼的思想所累赘了……
问：从《九三断想》《九五随想》开始，你是不是在写作实践中形成一种富有梁晓声特色的文体；一种特别长的长篇纪实随感录？
答：我最初写的这类“东西”，时间还要早些。比如《从复旦到北影》《京华闻见录》《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等，似乎皆属同一“品种”。当时还没有“纪实小说”的归法。刊物编辑问我这算什么？算“自传”？我当时认为老者才写自传，而自己才三十多岁，不愿也不敢擅用“传”字。也觉得不配用“传”字。于是随口回答：算“自白体裁”吧！用“自白”二字，取自我剖析、自我坦白、自我交代的意思，也有点儿自说自话的意思。后来挺喜欢这一种风格。渐渐习惯了一只眼以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世事，另一只眼寻觅点儿社会学心理学的感觉。我觉得许多世事，这样看，比以纯粹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视野更广些，视力更深远些，似乎也更明透些。三十多岁时，目光像吸纳器，凡可进入文学的现象、人物、事件、情节细节，一眼捕着，就储备起来，留待小说的创作。后来就开始想为什么了。不是首先要结构一篇小说，而是首先要梳理清一些原因，寻找到一些自己信服的答案了……
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不是这种文体的延续与发展？虽说这是一篇政论文的标题，而你不是用严格的论文的方式来写的，还是带有你的一贯的长篇随笔的风格。从数量上和作品的影响上来看，这类随笔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你自己是不是很看重这些作品？
答：是延续。我认为社会论文是可以而且简直也应该写得文学化一些的。何况我这书也谈不上论文，是中学时代写过的那种议论文吧，只不过比中学时代写的长许多，但基本上还是用的中学语文老师教的那种夹叙夹议的方式。古今中外，许多作家都写过这类玩意儿。林语堂就写过不少此类美文。比如他的《关于人类的概念》《谁最会享受人生》《女人生涯》，对我而言，都是文学化了的社会论文的范本。萧伯纳就更不要说了，他写《收入的再分配》，写《资本与工资》。作家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实在没必要理解为被要求、被强加，变为主观能动真的那么有害，那么不好么？在这种能动过程中，不是也首先拓宽了自己的视野，舒展了自己的思想触角么？中国作家尤其在思想方面，受压抑的历史实在太久了，于是思想的能动性渐渐萎缩了、丧失了。我主张自己恢复这种能力。我自己不是很得意于这些“东西”。但也根本不在乎任何方面任何人的说三道四。我实际上等于是在“收拾”记忆和思考。好比家庭主妇经常收拾房间。比如我写“思考毛泽东”，其实最初是由于儿子。儿子高中后，连“四人帮”是哪些人都说不清，对“文革”更是一团糊涂。学历史，学政治，觉得毛泽东伟大了；而面对现实，比如和我一道看关于周恩来的专题片，却又陷于极大的困惑——“爸，毛泽东晚年怎么连一个亲密战友都没有了？”于是我就白天自己想，觉得想明白了，有空讲给他听。这讲给儿子听的过程，也是“收拾”自己思考的过程。比如我写《我看知青》，写《扫描中国女性》，写《俯瞰商业时代》，起初都是由于很年轻的记者们采访中问这问那，几句话回答不清，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于是人家前脚走了，我便陷入思考。有时间就写下来，于是“收拾”成了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我希望能以话题的方式，对我经历过的时代中的某些现象和事件，渐渐来一番自我思考性的梳理。我做我某个时期内想做的事，从不理睬他人的看法。这对我以后写长篇，也是一种思考准备。我对我这类东西不满意，主要指文采方面。理念的思考，一边削土豆剥葱皮也都进行。文采的激发与活跃却不同，需要好的状态。我本可写得稍微出色点儿，但颈椎病折磨我，往往只能勉强进行理念思维，文采就无奈强求了……
问：它们是不是你分析思索现状，表明作家立场的一种有效方式？
答：当然。小说是我的“主业”，它们是副产品。也可以说是小说的“生产资料”。好比一些速写，是画家作画前的积累。也许有人认为它们是政治的，而我自己认为是社会学的。政治在我这儿也是社会学的。我一直在学习以社会学的目光看许多现象、许多事件，包括政治风云。而不是反过来。
问：写这篇长文，你都有意识地做过哪些准备？有没有作过调查、访问，还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积累。文章发表后，都有些什么反响？被你分析过的资产者阶层中，有没有人向你提过意见？认为你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够了解？（其实任何人了解世界都是有限的）比如高干子弟，他们认为你对他们的心理分析准确吗？
答：当然得有些准备。我一直比较近距离地关注社会和时代，调查和访问是我的职业习惯。即使不打算写什么，也保持着这种习惯。我不是那种打算写东西了才去调查调查、访问访问的人。我是由于经常下意识地，本能地关注、调查、访问，而渐渐从中萌发出了写作的冲动。一旦决定写，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起码的“资料”。而调查、访问的形式很多，完全不必开个介绍信，正儿八经地座谈。尤其对底层百姓的生活形态，我一直了解得比较清楚。根本不必格外再去调查、访问。那是离底层百姓的生活形态太远的人们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有些作专职调查研究的人士，反而找到我家里问我。因为他们不大了解。更出我意料的是，他们周围，能向他们提供点儿有价值的参考的人士，也是极少极少的。即使去调查，去采访，被调查对象采访对象，也未见得多么真诚地面对他们。因而最终获得的，往往是数据而已。但我是被视为亲友的。我的许许多多中学同学、知青战友，不但向我倾诉愁苦，而且信赖地要求我替他们拿主意。往往的，我参与进了他们的愁苦。甚至，最后变成了我的心事难事。书出版，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替我的安危担心。这也可以理解，他们在外地，难免会把问题想得严重些。但我没感到什么压力。绝对没那么可怕。收到过警告信、恐吓信，不多，三五封而已。两年前我因评一位明星的表演，连续几天内家中还经常接到辱骂电话，恐吓电话呢！何况现在写了三十万字的一本书，肯定惹恼了些人。这我写前就有思想准备。因此书也接到过一次恐吓电话，很年轻的一个小痞子的嗓音说：“梁晓声，你小子要当心车祸啦！”——八成是受人唆使。我说：“王八蛋，那你就将暴尸街头！我死了，我儿子长大了会调查到你，替父报仇。倘我不死，那你小王八蛋没好下场！我办事，我放心。一旦要做，那就非做不可！”电话那边悄无声息。我又说：“兔崽子，还不把电话挂了！”那边乖乖地就挂了。我这人天生不怕邪。我的最大遗憾是身体太弱，不会高强的武功。要会，多好。中国警力不足是个现实。所以，恕我直言，倒是很需要点儿民间扶弱抑强的好汉。哎，可惜我自己是一辈子成不了那样的好汉了！至于真的高干子弟，他们才不屑于看我这类书。看了，也会一笑置之。他们最轻蔑的人中，有一类便是文人。他们高就高在根本不屑于理睬。我想，我在他们心目中，大概像一只蹲在树上朝人们搔首弄姿作态的猴子。法国十九世纪的贵族就是这么看待梅里美的。他们倘看了，可能仅仅对我轻蔑加厌恶。但绝对不会伤害于我。我不配他们伤害。别人转告我，他们中有几位女性看了我的书，认为分析的接近她们。但看我的书的，想来也不会是太高的高干们的女儿……
问：你被新闻媒体称作是中国作家中自觉地选择平民立场的一位，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向拜金主义、官僚主义和利己主义，在抨击中夹杂着怨气，有一种宣泄的快感，有些观点和想法失之偏颇，你对这些评价怎么看？
答：我虚心接受关于“偏颇”的指责和批评。在今天，人要做到对许多现象许多世态的看法、想法不偏颇，是很难的，也是很高的要求。我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偏颇是相对于公允而言的。但公允绝不等于中庸。我的偏颇，有时几乎是对中庸的故意的反动。我常觉得现在一方面是弊端种种，另一方面是中庸多多。中国人有句话是“内圆外方”，借用了来讲，我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在单位，在同行，在社区，在文坛，我主张“圆”一点。不是圆滑，而是和谐一些。不要因自己的存在使人感到不愉快，不安全。但是面对大社会，何妨“方”一点？有一点棱角？倘反过来就不好了，在单位，在同行，在社区，在文坛，浑身的牛气傲气骄气霸气，仿佛豪猪浑身都是刺。谁碰一下谁受伤流血。而面对大社会，却全没了丝毫棱角，中庸得令人讨厌，圆滑得没个态度，没个观点，暧暧昧昧，左绕右闪，那不就太可鄙了么？但是也不可一味地对中庸反动。偏颇到离公允极远的地步，也是和圆滑的中庸一样可鄙的。我在理念上其实并不算偏颇。起码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最大程度地接近公允，但是我的文风有时确确实实有明显的偏颇色彩，我以后会改，但也不打算改到极温良的程度。社会有时也需要几个有棱角的作家写点儿有棱角的文章。当温良的成为绝大多数，我就做不讨人喜欢的少数吧！这也算是一种自觉的生态平衡意识吧！……
问：很少有作家以你这样的方式写出长篇随笔，直接对现实发表意见和看法的。公开地反省自我、分析自我的也很少，你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性格和文化形象是怎样形成的？
答：大概也是一种反动吧。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负面，以及它对许多中国人的意识的腐蚀所作的一种反动。传统文化中有精华，倡导意识独立的那一部分，便属精华。但糟粕也不少。比如明哲保身之类。我觉得，倘论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性情的影响。近年来似有弃其精华，扬其糟粕的倾向。这倾向一九四九年后就开始了。历次政治运动使之加剧。我青少年时代读了点儿西方的哲学书籍、人文书籍，对意识的独立有一种向往。遭到压抑，不是泯灭了，反而形成了叛逆。比如当年我是知青，在团宣传股任报导员。时逢“九·一三”事件，组织政治学习。所有的人，一学，似乎全通了。我不通，也很反感虚假的“全通”。于是发言说：“既然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为什么还要钦定他为接班人，使我们的党和国家面临风险呢？”——这种问题在当年既不但被视为放肆，而且几乎等于带有政治挑衅意味。结果不久我被逐出团机关，到木材加工厂去抬木头。我的身体主要是在那两年累垮的。当年，一句与众不同的声音代价是很巨大的。我又不傻，明知这一点。明知而为之，有点偏向虎山行的意味儿。年轻气盛不惜代价。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颇怀好感，连续两次推荐我上大学。阴错阳差，否极泰来，第二次是复旦大学的名额。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亲自与我谈话。所谓“面试”。
问：“你对《牛田洋》这部小说怎么看？”
我说：“那不是文学。”
问：“那么你认为的文学是什么？”
于是列举古今中外名著——都是“封资修”。
也不是傻，不知怎么回答才保险。但就是有一种执拗，宁肯再付出代价，非说出头脑里的真实想法不可。
幸而那招生老师暗自欣赏我这种性格。否则我不会是复旦学子，恐怕今天的人生也截然不同。入了大学，第一次全系大会上，我代表新生发言——明知“复旦是虎豹豺狼之窝”一句是张春桥的话，却偏要大发质疑之词。发言尚未结束，便被打断，当即遭到纷纷批判。青年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对人生的理想。那就是——过得去的物质生活，自由表达的独立意识。我得承认，从青年时期，便是一个典型的“思想自由化”主义者了。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比“过得去”高多了，对独立意识和思想自由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了。感谢现在的开明时代，否则，我至少应被打成五次“右派”，再加上五次“思想反动”分子……这就是我今天所以这样而非别种样的文化性格的发展轨迹，但是却觉得累极了。风险还是有的，仿佛总在走钢丝，真的有些累了。有时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讨厌自己“各色”，讨厌自己不懂事，讨厌自己思想的永不成熟。我已经下决心变得懂事一点了。只要想通透了，放弃青年时期不切实际的要求，别人高兴，自己也轻松愉快。从国家的角度认识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多了，肯定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吧？那么我一定改，真的。不过，仍有一部作品属于“不懂事”的，比较放肆的产物，保证是此生最后一部，之后改……
问：公开自己的收入你有压力吗？夫人反对吗？说少了怕人笑话，说多了招贼惦记，你不觉得为难吗？
答：事后并无压力，事前心理压力很大。好在妻至今也未看过那一本书，不知我的“交代”。她上班很辛苦，早已不看我的书。有时，她在翻一本杂志，或一本集子，中有我的文章和作品，她一定越过去。她不喜欢看我的作品，喜欢看别人的。即使这一篇采访录，她也不会看到，除非我要求她看。而我不会向她提出那么不道德的要求。出书前列得还要细。不能分析别人，只有分析自己。书中的人和事，桩桩件件，皆非虚构。但由于种种顾虑，隐去了时间、地点、具体姓名，改变了我和他们接触的前因，不是虚构，也近于虚构了。写到自己，便不禁地想——终于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了。这多好啊！但出版社看了原稿摇头，说简直像审讯记录了，没必要的。“交代”个大致情况就可以了。于是删去了一半细账，只保留了粗账部分……你前边问我，对自己这类作品怎么看？现在，常常怀疑，放下小说不完成，写电视剧的机会也推掉。写了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真的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值得么？而且，写作状态也不能畅所欲言，独立的意识，个性的思想，不得不绕着圈子，前后以共性意识共性思想加以包装……于是沮丧。自我感觉一点儿也不好……
问：请你说说和牟其中的争执是怎么一回事？
答：这是一件我一直在克制，并不想与之展开的“争执”。他经他的商，我著我的文，“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是，各尽所能。
我是“民盟”盟员。我尤其有着关注社会、调研社会现状的义务。我曾在民盟的会议上谈到，要以我的这一本书，作为义务方式。它可能不够全面、不够深刻，有视野的局限性，但它是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今天，现象芜杂，谁也不敢言自己的调研包罗万千，严谨到巨细无遗的程度。本世纪以来，全世界这样的书也是不多的。何况平庸的我辈？但我确已努力朝这方面要求自己了。
牟其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媒介鼓噪为“中国首富”。我的书中提到他，是多么自然。他自己也一向洋洋自得于“首富”之称，这是明摆着的。
在我看来，中国一切现今的所谓“富豪”，十几年前皆寻常人。机遇加精明，是他们成功的条件。我书中由他们的成功重复了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看我的书，谁也不会从中看出对他的攻击。只不过文字不那么崇拜。他得允许我不崇拜他。
但是，在他那儿，看出了不以为然。（就算是不以为然，也得允许不以为然吧？）
他不允许。
在他那儿，不以为然等于大不敬，等于轻蔑，等于反他这位“当代英雄”，进而等于反对“改革开放”，等于“阻碍我们伟大的事业”，等于“腐朽没落的思潮”，等于反动……
于是他就要组织声讨。
他的“南德”内部小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难。投寄上至党政部门下至一切文化单位。
这我都在忍。
他认为他的那套生意经，诸如“空手道”，诸如“空手套白狼”，似乎是很伟大的商业理论，并以此理论批评我。我是个愿接受批判的人，但唯独不能接受他这种理论的批判。当然予以反驳。但我至今也只不过写了一篇答他的公开信。
许多报刊上的转载，不是我在要求，是他在策划。比如《作品与争鸣》的转载，是他的手下按他的授意落实的。
而我这方面，老天有眼，所持的态度是这样的——今天之前拒绝了一切报刊怂恿我反击的主动约稿，拒绝了一切采访。并且，我甚至对某些报刊记者这样回答：如果你们认为那个吴××（代牟其中的嘴的人）批判的力度还不够，声势还不大，你们完全可以再配合他，我一概地绝不作什么反应。我是打算一声不吭的。如果认为我的书中还有许多值得批判之处，也恭请批判，我也保证一声不吭。因为我有电影创作任务在身。因为颈椎病使我的写作成了苦不堪言之事。主要的，是我决定“礼让”。有时“礼让”是很必要的。
可能，这信息反馈到了他那里，于是认为我怯懦了。
我哪里又会惧他们！仅仅是“礼让”三分罢了。
于是，就在《文艺报》上出现了洋洋四千余字的大块檄文。在我的印象中，近十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艺报》，还从未对一位作家发过这么大块的批判文章。而且，洋洋四千余字，不能从我三十余万字的书中引出一句我的话，作为批判的根据。只不过一通张牙舞爪、颠倒是非的乱扣帽子而已。他们唯一在行的是，专拣有分量的政治帽子扣。
“礼让”是有度的。“争执”已被他们上升为“辩论”。仿佛他们的思想真的是什么“当代英雄”的仅次于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似的。这太妄自尊大了！
那么现在，我倒是要开口了。
尽管我是一人，他们的“嘴”不少，且有着财力的后盾，但我并不将他们当成回事儿。论思想，我有点儿，他们其实半点儿都没有。有的只不过是一套仅实用于他们自己，绝对不可以被误导成国家大计方针的生意经，加难以理解的妄自尊大，加“嘴”的功能……
你若感兴趣，就看我怎么奉陪他们一群，不，一小群到底吧！……
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