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颠倒的补白

《从复旦到北影》与《京华闻见录》是前后颠倒发表了的两篇文字。因还《小说界》稿约而写。上篇写完后，先寄到了《小说界》编辑部，即是《中篇小说选刊》此期转载的这一部分。在写作下篇的过程中，因对能否印成铅字缺乏信心，很没把握，写写弃弃，最后被一种顾虑所压迫，便放置了起来，不打算寄出了。权当为自己而写，给自己看的。顾虑说到底也只有一个，唯恐使发表它的刊物受到某方面的批评。

后来《中国作家》将稿主动索去，仅两天后便通知我要发，且发在第二期。这是出乎我意料的。编辑部希望将下篇换一个独立成章的题目，所以《从复旦到北影》的下篇就变为《京华闻见录》，先于上篇发表了出来。

上下篇分两期发表，之间相隔两个月，已属无奈。又是发在两个刊物上，尤违本意。发表的前后顺序又颠倒了过来，更其有讳文章之大忌。故我这篇缀语，曰“颠倒的补白”。

使一部分文字独立成篇，不是换个题目就行的，内容上少不得也需调动增补。我在复旦出政治风头一节，是贯穿全文的认清自己的悟性。全文“腰斩”，又欲使下部能够独立成篇并保留那种悟性，只好凭记忆，将同一节文字补进其实是下篇却已独立成篇的面目先于上篇发表的“闻见录”。个中前因后果，有必要作番解释，望读者谅解。

如今两篇文字已诉之于世，与读者见面了，真伪优劣，尽在其中。是非曲直，交付公论，自己似乎也就没什么非补不行、非白不可的了。

顿笔欲罢的这会儿，忽想到一件事：一个月前，有英国的一家电视台访问了我，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采访记者长我四岁，是个非常老练机智的英国人。摄像机再次开拍前，他预先对我说：“下一个问题，希望您做到毫不迟疑地，用最简短的一两个字，如‘是’与‘否’来回答。”

我颔首认可。

遮镜板啪地响了一下，从我脸旁迅速移开，对方的录音话筒立刻伸到我嘴边，问：“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也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你看来究竟是好是坏？”

我略一怔，没想到对方是如此发问的，分明有着“诓”我上当的意思。于是我反问：“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出名的作家，那么您先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他也不由一怔。

摄像机立刻停止工作。

我接着通过翻译将我的思考告诉他：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就没有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作家，也就没有我们上一代许许多多有才华的作家们的“复活”，“文化大革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的任何方面，都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一次劫数，是中国的一次灾难。其次才是在它终于成为历史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仅仅站在文学现象的角度去概评一段历史，有时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浅薄的。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最大的恶棍，一个成千成万收买灵魂的乞乞科夫。果戈里笔下的乞乞科夫收买的是“死魂灵”，而“文革”中的乞乞科夫收买活人的灵魂。岂止成千上万，简直是十几万、几十万、千百万地收买过！这个乞乞科夫，便是以“四人帮”而人格化的那一时代的丑恶的政治。

所以外国人曾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仅仅四个人，而你们中国十亿之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何以竟会被专制了十年之久？

其中固有中国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们国民素质的某种可悲可叹可憎可恶的方面。所以十亿之众的大多数其实都如美国“圣殿教”的教徒。所以张志新，我们复旦大学当时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学生很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秋瑾。所以我将我自己在复旦的三年写出来。这三年是一面镜子，我认清了自己正是在这三年之内，我没有去将馒头蘸了人血来吃，但却与华老栓有着近乎相同的一个影子。心底里诅咒着那专制的黑暗，但却谨小慎微地扮演着一个顺民。倘那专制的刀悬在自己头上，或那专制将一品红顶子扣在自己头上，我未必不会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乞乞科夫。杀人者少数，被杀者少数。吃血馒头者少数。

剩下的大多数又是中国十亿之众中的多少？五亿？六亿？八亿？九亿？

虽不杀人却也观看过被杀者怎样被杀，虽未吃过血馒头却也观看过吃血馒头的如何用馒头去沾起血浆。观看者没有被杀的危险，也不对杀人者造成威胁。所以那一场历史话剧才轰轰烈烈地演了十年之久。直至“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我们的国民才“欣喜若狂”，敲锣打鼓，拥向街头欢天喜地热热闹闹地庆贺。

于今我常想，倘“四人帮”先下手为强了呢？我们的国民未必不也八亿九亿地“照此办理”吧？复旦的镜子，分明地照出了我与八亿、九亿乃至更多的中国人“并肩站在一起”。我离开复旦时，怀着与娼妓鬼混了三年的羞耻，推而广之推而论之，大多数中国人未必不有这种羞耻。“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责任，也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承担。历史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