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集·散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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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为自己办一所大学

现在,全中国的大学都在有计划地而又尽量地扩招,更有新的大学在兴办着。确乎,有机会读大学的下一代,人数比例是快速地增加了。

但是,不少在别人们看来很幸运地考上了大学的学子们,往往一年二年读下来,随之对他们的大学感到了失望。除了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学子们状态良好,那一种失望是较普遍的。他们在被形容为“金色年华”的六年的时间里,连续经历三次中国特色的升学考试。而那六年从人的心理年龄上讲,是本不该经历那么严峻的“事件”的。真的,他们所经历的三次考试,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家长们,难道还不算是严峻的“事件”么?他们原本以为,终于考上了大学,终于可以在经历了三次严峻的“事件”之后喘息一下了,可是大学里的学业更加繁重,要学四十几门之多,连星期六和星期日还要加课。

家长们普遍有着这样的一种观点——我们已经尽我们的能力使你们无忧无虑了,你们要做好的事情只有一桩,那就是学习。而学习是多么愉快之事啊,你们怎么还水深火热似的呢?

看来,这未免是太局外人的疑问了。

某件事的性质无论对人是多么有益的,当它的进行时成了一种超负荷的过程时,它对人的性质往往会倾斜向反面。即使它的性质原本是诗性的,其诗性也会不同程度地被抵消掉。

大学的课程真的需要四十几门之多吗?

这四十几门之多的课程,究竟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之下确定了的,还是太多地考虑到了其他的因素?

这四十几门之多的课程,真的反而有利于专业的精深吗?

是不是课程的门类越多,便越体现着综合素质的培养呢?

若论综合素质的培养,则我以为,普遍的大学里最薄弱的环节,薄弱得几乎被忽视的环节,反而是人文思想教育的方面了。

而大学里,无论理科的工科的还是文理综合类大学里,倘薄弱了人文思想之教育,那也就几乎将大学的教育功能降低到了民间匠师的水准了。

而即或从前民间的匠师,也是既教技艺,又教做人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是好师父的座右铭,而是好徒弟的座右铭。从前,父母对孩子引至师父跟前,行过拜师之礼后(从前拜师之礼是大礼),往往说一句话是——“师父,托付给您了!”正包含着父母对孩子将来成才的双重的希望——谋生的技能方面和立世的做人方面。而从前的师父们,如果是一位好师父的话,也总是尽量从两方面不负重托的。“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同行相冤,莫如相全。”这些都是从前的师父们对徒弟们的训诲,具有民间的极朴素的人文教育的意味。初级是很初级的,但毕竟是尽心思了。

现在的大学,一届一届一批一批地向社会输送着几乎纯粹的技能型人。而几乎纯粹的技能型人,活动于社会的行状将无疑是简单功利的。其人生也每因那简单功利而磕磕绊绊,或伤别人,或害自己。

但是在四十几门课程的压力之下,教师们又怎么能做得比从前的师父们更好?学子们又怎么能在大学里也兼顾做人的自修?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是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的,发生在他的外资公司在中国公开招聘的现场:一名大学生填表格之际,错了揉,揉了又错,揉成的纸团便扔在地上;而另一名大学生接连替之捡起,没发现纸篓,便揣在自己兜里……

我的外国朋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手指着两名大学生说:“你,不要填了,因为你没有必要再接受面试了;你,也不要填了,后天可以直接来面试。”

我还是不写出那名连填表资格都当场被取消了的大学生是哪一名牌大学的学子了吧。但那一名不必填表就被允许直接面试,并被录取了的学生,我的外国朋友告诉我他是——郑州的一所纺织机械学院的男生。这件事其实和他们各自的学校毫无关系。却不能不说和他们各自做人方面的起码自修有关系。

这世界上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连这一点也一并教着,那么大学就真的是高等幼稚园了。

大学里要不要减负,也主要是国家教委的事情。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要说给大学学子们的话:既然对中国大学的现状不满意,那么就自己为自己办一所大学吧,在自己的心灵里。学生,只是自己一个人;教师,是一切古今中外的学者,或作家,或诗人;教材,是一切自己喜欢的读物,或历史的,或文艺的,或传记的,或足以陶冶性情的甚或足以消遣的。这不用教委决定,这是自己完全做得了主的事;教育方针——自修以及自娱式的阅读,一种最容易向自己一个人推行的教育方针。

这肯定会使你们在大学里的时间更不够用。

那么我进一步的谏言是:除了几门直接关系到你们将来择业问题的硬主科,其他一概的课程,对付个及格就行了。某些被列为主科或必考的课程,我以为,无论是对于教着的教师还是学着的学子,都是不值得必争一搏二地对待的。

我对教文化选修课的老师们也斗胆谏言,那就是,千万思想明白了,目前,我和你们在大学里的使命,不妨理解为是一种减缓学子们课程多多的压力,使他们得以换脑的一种方式。在这一纯粹为使他们轻松一时的前提之下,我们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将人文的营养提供给学子们,完全由他们任意地选择性地接受。倘他们的评价是——“我并不反感”,我以为我们便有理由欣慰。

我为将来的中国学子们做这样的虔诚祈祷:有一天在中国有一所按照新理念兴办起来的大学出现了,学子可以只按照愿望主攻一门主科和几门副科。主科当然定是他们为了迈出校门以后择业而学的,副科是他们为了第二职业而学的。教这些课程的老师,又一定会是使他们学得深学得透的老师。其余一概课程,全由他们凭兴趣选修,从社会学到心理学到文化艺术甚至到收藏到烹饪,好比最丰盛的自助餐。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能说:“大学不仅仅教给了我谋生之本,还使我成了一个可爱的人,幸运的人,是我一辈子最怀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