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劫后余生

那些日子，当风不再从南部平原吹过，大地陷入一片令人畏惧的死寂，仿佛一座灯火熄灭后的空荡荡的鬼屋。他们吓坏了，因为大地太辽阔、太空旷，无边无际得让人生出幽闭恐惧症；他们吓坏了，因为他们感到迷茫，什么都抓不住，也辨不清方向。放眼望去，看不到一棵树，到处都一样。没有一丝绿荫。没有一条河欢快地流淌而过，那可是生命的血脉啊。没有一块土包从地面隆起，冲破地平线，产生一种视角，暂时取代一马平川的单调。他们吓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这种死寂，吓坏了1541年来寻找黄金之城的科罗纳多人；也吓坏了盎格鲁的商人们，他们先前壮着胆子放弃了沿着锡马龙河的生命线前行，开辟出了一条从独立城通往圣达菲的小路，满心希望能让原本长达七周的长途跋涉缩短几天。死寂甚至吓坏了一些科曼契人，彼时他们正驱赶着野牛穿越草地。死寂也吓坏了来自俄罗斯的日耳曼人和来自亚拉巴马的苏格兰裔爱尔兰人——这群最后的投机者在经历了两次流放之后，渴望在翻耕过的草皮上搭起窝棚，哪怕土坯屋里爬满蜈蚣和蛇，哪怕雷暴响彻天际时污泥从屋顶漏下来滴落在孩子们身上。

死寂还吓坏了被称作远征队和外乡人的驾车人。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被迫与一个对陌生人毫无回报的地方建立起一种亲密感，这里的土地和天气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恶劣、最极端的，它们只有一个要求：谦卑。

放眼整个大平原，旅客走过的地方远不及他们未曾去过的地方。或者说表面上是这样。沿着同一条直线走一个小时，眼前就会出现地图上的一座小镇——得克萨斯州的崔提镇或者内布拉斯加的伊纳维尔。小镇悄悄地消失了，在某个时候慢慢死去，不曾举行过葬礼，也不曾好好掩埋。

在别的地方，生命的碎片刚刚迈出脚就定格在死亡之中，仿佛罗得之妻在逃向高地时突然变成了盐柱一般。一座木结构的棚屋掩埋在沙砾之中，唯有屋顶的横梁依稀可见。远处是光秃秃的树丛，果园的枯枝如焦炭一般一碰即碎。那边是一座学校吗？怎么只剩下一根烟囱和两堵墙还立在那里？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围栏桩，一根根残桩从贫瘠的黄土里凸出来。这些木桩曾经承载着一种信念：南部草原上的一小块土地能长出一种东西，使这里的生活好过厄尔里奇、奥利里或蒙托亚一家抛在身后的那个地方。围栏桩高出地面6英尺多。它们现在埋在地下，只剩下穿过层层沙尘露出来的末梢。

那些雪松木桩和坍塌的家园讲述着这个地方的故事：近十年来，世界上最辽阔的草原是如何被翻了个底朝天；地皮是如何被风吹走，在空中翻飞，倾泻下令人窒息的黑沙。在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的部分地区，一连许多天笼罩在这层黑纱之中，仿佛在世界尽头的广阔舞台上拉下一块幕布。大地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姿态抽搐着，彼时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失去工作。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还有那些从未离开过的人仍然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会如此对待他们。尽管他们深爱这片土地，心中却仍疑虑重重。留下来是个错误吗？他们会不会是南部平原上的最后一代人？有些人则深感耻辱——因为土地歉收，因为他们难辞其咎。不久前，在伊纳维尔有人发现一位老妇人正在焚烧她丈夫写的一本有关沙尘碗（Dust Bowl）的日记。她的邻居惊呆了：为什么要毁掉如此亲密的家庭记录呢？妇人解释说那种恐怖不值得分享。她希望它永远消失。

围栏的尽头是一些小型农场，那里仍有生命律动，再往前去就是为余下的宅地部分服务的小镇。这里是斯普林菲尔德，又帮巴卡县挺过了一天。它位于科罗拉多东南角的最边缘，东边是堪萨斯，南边是俄克拉荷马狭长地带的无人之地，另一个角则与新墨西哥接壤。到处都是“此地待售”的标志牌。一间小型超市。一只美洲鹫歇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塔楼上。斯普林菲尔德是巴卡县的县府，约摸4000人零散地生活在这片困顿丛生的虚无之地上——每平方英里还不到两人。一百年前，人口密度这么低的县被称为“边疆”。由此看来，这个地方现在拥有的边疆远远超过草皮房子那段时期。这座小镇具有典型的高地平原的特征——那种慢慢走向死亡的颤栗。他们没打算装潢或修补一下破烂不堪的店面。一切原本就是这样。没有耀眼的旗帜，没有丝毫的伪装。

离主街几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座坚固的石屋。一阵“砰砰”的敲门声之后，一位娇小孱弱的女人应声来到门廊边。

“我找艾萨克·奥斯汀。”

“艾克？”她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你找艾克？”

“是的。”

“他在梯子那边，在修屋顶。就在后头。”

屋顶很陡，对身手敏捷的人也是种挑战。艾萨克·奥斯汀86岁了。他爬到边缘，离地面有25英尺那么高。

“你好。”他说。他仍然很矫健，有一双水蓝色的眼睛，满头银发。

“早上好。”

“你想谈谈这场旱灾？”

在南部平原，人们从不说“干旱”。

进入新世纪后的头几年，他周围的这片土地又干涸了。今年落基山脉的许多地方都没下雪，而下过雪的地方什么都没留下。山上积雪形成的白色水库已见底，而阿肯色河、锡马龙河以及从山峰点点滴滴流淌下来汇入大草原的涓涓细流都离不开它的滋养。对有些人而言，这些人大多年纪太轻，不会懂得这种死一般的干旱和另一个时代如出一辙。他们说这是第二个沙尘碗。

“从‘肮脏的三十年代’幸存下来的人没有一个相信那件事，”艾萨克一边说，一边用一只脚扒拉梯子，“找不到任何可以比较的。”

艾萨克·奥斯汀在地洞里长大，有八个兄弟姐妹。地洞就是那种——在大草原的地下挖的洞穴，是他们的家。地板就是泥地。而地面上，墙壁是板条围成的，里面没有隔热材料，外面是黑色柏油纸。每年春天，艾萨克的母亲都会往墙上泼开水，烫死刚刚孵出来的虫子。这家人在地洞里以牛粪块取暖，牛粪块被放在一个旧炉子里焚烧，留下一股难闻的粪臭，久久难以散去。厕所在户外，就是地面上的一个洞。水是从地底下一个更深的洞里打上来的。艾萨克的母亲是爱尔兰人；他不确定父亲来自哪里。

“我出生在美国，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他父亲走的是1909年的那条古老的圣达菲小道，那一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宅地法案，将个人可以探明并拥有的土地面积提升了一倍，高达320英亩，以劝导美国人去共有土地的最后一片边疆地带——即大草原西部的不毛之地——定居。最后出台一项宅地法案是个无奈之举，由铁路公司和草原各州州议员推动，目的是让人们来这片贫瘠的土地居住，这里除了几个土著狩猎营地和一些13世纪的印第安村庄，一无所有。

奥斯汀一家当时听信了传言：在无人之地的锡马龙河那边要修一座水坝，需要人手。

“他们赶着马拉着车到了那里，却被告知根本没有工作。但是听人说，如果你喜欢这个地方，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320英亩的土地。他们环顾四周，看到了与科罗拉多接壤的边界，然后说，好吧，这是一片极其平坦的土地，没有一块石头，除了野草外，空无一物。他们铲了一锹地，发现地下不是沙，草根扎得很深，便说‘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艾萨克的父亲46岁就去世了，抛下孤儿寡母10口人在高地平原中央的地底下一个逼仄的洞里过活。奥斯汀一家有了320英亩土地，还有风。风吹动风车，把水从140英尺下的奥加拉拉含水层抽上来，引到小型蓄水箱里。牲口饮着水，吃着丰茂的草，很快就肥了。水和草，要活下来靠这些就够了。要是风停得够久，奥斯汀一家反而会陷入大地走向沉默时所带来的恐惧。没有风就没有水，就没有牲口，就没法活下去。奶牛产奶和浓稠的奶油，奶油可以运到镇上直接换成面粉、咖啡、糖和一罐劣酒。这家人还有养在笼子里定期下蛋的母鸡，以及一把点22口径的来复枪。

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时，男孩们骑着骡子去上学。在接下来的9年里，艾萨克会目睹巴卡县的一幕幕疯狂景象。早些时候，一股投机狂潮促使人们疯狂地翻耕土地，以便在一个无法持续的小麦市场上赚到钱。市场过热，导致价格暴跌。雨水迟迟不来——不是单单一季，而是年复一年。没有草根固定泥土，土壤钙化，开始被风吹走。乌云般的沙尘翻滚着，升上1万多英尺高空，像移动的山脉一样滚滚而来——它们本身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沙土落下来时弄得到处都是：头发、鼻子、喉咙、厨房、卧室和水井。早上得用铲子来清除屋里的沙尘。最诡异的是周围一片漆黑。人们要给自己绑上绳子才能去几百英尺远的谷仓，就像在太空行走时要把自己拴在生命支持系统上一样。而下午刚过一半，公鸡就打鸣了。

“那时候会一连许多天伸手不见五指。”奥斯汀说，他那代人都是这么说的。他知道有些人不信，就像东部的许多人不信有关沙尘将铺天盖地的最初传言，直到1934年5月一阵风暴把大草原的风沙刮到了全美大部分地区。落在芝加哥的沙尘达1200万吨，纽约、华盛顿——甚至连远离大西洋海岸300英里的海轮——都盖上了一层棕色的毯子。

牲口的眼瞎了，窒息而死。农民切开它们的肚子发现胃里全是细沙。马匹在风暴中狂奔。孩子们咳到呕吐，被医生们所说的“尘肺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绝望之中，家家户户都把孩子们送走了。抱一抱爱人或者握一握别人的手，如此本能的动作都会使两个人摔倒，因为尘暴产生的静电太强了。艾萨克·奥斯汀一生经历了1918年的大流感、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大萧条以及将世界变得四分五裂的大战。他说没什么能与1930年代的那场黑色沙尘暴相提并论，那个时候，就连生命中最简单的事——呼吸——都成了一种威胁。

沿着巴卡县的公路朝北走，围栏指引我们找到了另一位亲历者珍妮·克拉克那里。草原的阳光很刺眼，她眯起双眼，心绪被记忆搅动。与她终生相伴的氧气瓶就在她身边一个带轮子的手推车上。她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至今仍孑然一身。笑对珍妮·克拉克而言太难了，但她的个性如同塞尔兹尔矿泉水，总是喜欢笑。她因尘肺病而伤痕累累的肺，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小片段。医生最初检查她的肺部时都以为她得的肯定是肺结核。不是的，先生。那是1930年代的黑色沙尘暴造成的。

“我还是会做噩梦。”她说。

珍妮的母亲露易斯·沃尔顿是百老汇的舞者和演员，生性活泼，时髦张扬，在《乔治·怀特的丑闻》中出演过一个角色后，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是，纽约的夜生活和艰难度日对她伤害很大。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呼吸变得很不稳定。医生开的药方是：到西部去，到南部草原，到西部去呼吸空气。她乘火车从纽约出发，一路经过芝加哥、圣路易斯、托皮卡和花园城。最终，她在科罗拉多的拉马尔下了车，感觉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四周没有一丝绿意，夜晚没有灯光。没有人的动静，也没有工厂的轰鸣。天啊，到处都是平地，就像一片棕色的海洋。一个陌生人问露易斯：“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为了这里的空气，”她说，“为了来呼吸空气。”

这种换个环境的治疗方法对另一些人很有效。19世纪以来，西部平原一直是“肺病患者”的天堂，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朝圣者这么称呼它。不只有赫里德医生，这位在家上学的迷人牙医来堪萨斯是为了治疗他的肺结核的。在这片干旱地带，每个达到一定规模的小镇都建有设施齐备的疗养院。有一段时间，科罗拉多城里到处都是操着英国口音的人，他们是为躲避英国城市里被工业污染的空气而来，因此这里人称“小伦敦”。一位医生在火车站遇到了露易斯·沃尔顿，给她指出了通往镇上最美丽的建筑——医院的路。

几年后，露易斯的健康状况的确有所改善。她又充满了活力，嫁给了一位大牧场主，生下了小女孩珍妮。这位百老汇舞蹈演员与大牧场主以及他们年幼的女儿刚刚在平原上开始新生活，头顶上的天空就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到1934年，土壤就像细细筛过的面粉，一连许多天天气热得连出门都变得有危险。在俄克拉荷马的维尼塔，一连35天气温高达华氏100度。第36天，竟然飙升至华氏117度。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南部平原的大部分农民甚至还没用上电。

沙尘像指甲锉一样擦过皮肤，力道大得让人生疼。人们把凡士林抹在鼻孔里过滤沙尘。红十字会向学校分发了呼吸面罩。家家户户都把湿毛巾塞进门底下，每天晚上还用刚刚打湿的床单遮挡窗户。床单变成了土褐色。在学校，纽约舞蹈演员的女儿珍妮·克拉克经历过多次防沙尘暴演习。风暴来袭时往往毫无征兆。在没有卫星云图的情况下，天气预报依据的是大气压变化，但是这种办法鲜少能赶在飞驰的泥土前头提醒大家。沙尘暴一路奔袭，在到达邻镇后才被人察觉，然后电话通知采取行动。

“校长会把每个人喊出教室，说：‘回家去！现在就走。赶快！’”

1935年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黎明时分是宁静的，晴朗无风。到了下午，天空变成了紫色——仿佛病了一般——气温骤降。人们望向西北边，看见一个顶部不规则的东西正在移动，遮住了地平线。空气中的电荷噼啪作响，啪嗒，啪嗒，啪嗒。鸟儿们尖叫着俯冲下来寻找庇护所。黑墙渐渐逼近，汽车上的收音机敌不过静电干扰，“咔嗒”一下没了声响。点火装置短路了。沙浪横扫路面，犹如海水漫过船头。汽车接二连三冲进了沟渠，一列火车脱了轨。

妈妈惊慌失措地大声叫她时，珍妮·克拉克正在外面玩耍。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卷入了旋涡，”她说，“突然之间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那是个黑色星期天，1935年4月14日，那天有史上最可怕的沙尘暴。风暴裹挟的泥土相当于开掘巴拿马运河时挖出的泥土的2倍。运河7年才挖好，而沙尘暴只用了一个下午。那一天，30多万吨的大平原地表土在天空飞舞。此后几周，8岁的珍妮·克拉克咳个不停。她被送去了医院，那里有几十个孩子和几十个上了年纪的病人，他们吐出来的全是细沙。医生诊断珍妮得的是尘肺病，棕色瘟疫，还说她可能活不久。医生的话，珍妮的母亲简直难以相信。她就是冲着这里的空气来的，她的宝贝女儿现在却因此奄奄一息。

往南走，在平原最西边的高处，一个饱经风霜的牛仔正在田野里放马，附近是他在得克萨斯的达尔哈特盖的房子。这块狭长地带又起风了，风滚草倒向围栏，围着棉白杨的叶子打转。迈尔特·怀特的步履缓慢而僵硬，是骑手晚年特有的那种步态。

“得下点雨才行。”他说。

怀特想起了做造雨生意的人在“肮脏的三十年代”穿街走巷的情景。达尔哈特的人集资请一个名叫特克斯·桑顿的人来人工降雨。当时，地上已经寸草不生。桑顿在空中引爆了各种烟火，就像他答应的那样。但干旱仍在继续，一天又一天，都是晴天白云。

与迈尔特·怀特一起长大的人几乎都过世了。在达尔哈特，得克萨斯狭长地带的一些市民领袖发誓决不离开这里，要在此坚守到最后一刻。如果说大自然乱了套，那么我们将倾自己所有来抗争，他们在市镇会议上这么说。每个星期天，一群手执长棍的人会把野兔赶进畜栏，敲碎它们的脑袋。有一段时间，成群的蝗虫遮天蔽日。为消灭它们，镇上的人在国民警卫队的协助下把砒霜、糖浆和麸皮混在一起洒进田里。迈尔特·怀特很难受，他厌倦了这一切：人们疯狂地捕杀野兔，蝗虫肆虐如瘟疫，小镇上随时都有人死去，天上没有送来任何慰藉。大地出了问题。

“上帝创造这片土地不是让人耕种的，”怀特说，“而是让印第安人和野牛生存栖息的。人们糟蹋了这片土地，几乎破坏殆尽。”

沙尘暴来势汹汹，就连“留守俱乐部”的发起人都开始搬出这里，但怀特一家留了下来。他们被困住了，没有钱，看不见未来，孩子们还很小。巴姆·怀特病了，迈尔特接过了父亲的一部分养家责任；日子很艰难。他是个脾气暴躁的孩子，经常跟人打架。其他孩子嘲笑他的肤色，他的皮肤看起来在太阳下暴露得太久，即便冬天也不例外。一个星期天，迈尔特向来家里做客的亲戚问起了他们家族的渊源。嘘，孩子。亲戚让他闭嘴。迈尔特没问下去。最终，一位姑母告诉他，他身上有阿巴契人和切罗基人的血统。她要他绝不告诉任何人——这是家族的秘密。

“有印第安人的血统是种耻辱，”他说，“她是那么告诉我的。”

但从那时起，怀特理解了自己内心的某些愤怒。他是印第安牛仔，他不会离开小镇。不过，要是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怎么办？

最严重的时候，沙尘碗覆盖了一亿英亩土地。扬沙横扫了北部平原，但灾害中心仍在南部平原。一片与宾夕法尼亚州面积相当的土地遭到毁灭，人们纷纷出逃。1930年代，超过25万人因沙尘碗而背井离乡。如今环顾四周，大多数人似乎只是匆匆穿过南部平原或者惊恐万状地离开。但事实并非如此。约翰·斯坦贝克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只说到人们背井离乡，移居有绿树青草的地方，没提那些人是为了逃离沙尘暴。但是，斯坦贝克的流亡之路是从靠近阿肯色州的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开始的——大都是受到经济衰败影响的佃农。处于黑色沙尘暴中心地带的家庭则生活在西部更深处，比如俄克拉荷马的盖蒙和博伊西城，或者得克萨斯的达尔哈特和福莱特，抑或堪萨斯的罗拉和吉斯梅特。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些留守者的故事，这些人或是因为没钱或是因为缺乏意识；或是出于忠诚或是顽固而畏缩不前，按照他们银行账户上的全部家当来看，他们相信明天。然而，生活在沙尘碗中心的大多数人，1930年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二，在那艰难的十年中从未离开。

彼时那里是一个失落的世界，现在也依然如此。政府视之为抛荒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印第安人遭受过背叛；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被强行送进拘留营；德国战俘被关押囚禁。如今这里只有养猪业和监狱还在蓬勃发展。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数个城镇破败凋敝，所有的县都被抛弃，留守的只剩下老人和垂死之人。飓风掩埋了更南面的城市街区，龙卷风所到之处万物皆毁，野火从一个地平线烧到另一个地平线——所有这些，南部平原都经历过。但是没有哪个能与黑色尘暴相提并论。美国气象学家将1930年代的沙尘碗评为20世纪头号的气象事件，历史学家走过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时，感叹这是美国最严重的、持续时间最久的环境灾难。

“对美国土地的破坏没有哪一次比这次更大更持久。”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写道。

此后，一些农民变了：他们更加尊重土地，建立了土壤保护区，重植草皮，誓言绝不再重蹈覆辙，绝不再让自己所生活的大自然崩溃、孩童因呼吸疾病而丧命。许多承诺仅仅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随着全球农产品时代的到来，黑色尘暴已成为遥远的战争，在新一轮“点谷成金”的狂潮中被人遗忘了。

如今，有关那个时代的叙述并没有仅仅掩埋在围栏桩和木乃伊似的宅地之中。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仍生活在我们中间，守护着尚未褪色的记忆。他们曾目睹1920年代大规模的城镇建设、农场发展壮大以及家庭兴旺富足，而随后十年里却遭到大自然的反戈一击，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好像画面模糊的黑白电影。不过，在最后一批见证者渐渐远去之前，他们还有故事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