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783年精神

美国独立战争有着对立的两方——但1783年11月25日的那个午后，乔治·华盛顿将军骑着一匹灰色骏马进入纽约城时，只有一方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华盛顿的身边，纽约总督快马加鞭，两侧还有驺从卫队护驾。发福的将军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紧随其后，他的身后是八排大陆军军官，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鲍厄里（Bowery）街上。市民排成很长的一列列队伍尾随着他们，有人骑马，有人步行，帽子上都戴着黑白帽章和月桂树枝。数千人挤入街道，观看这事先排练的游行队伍朝曼哈顿南端的巴特里（Battery）行进。自1776年以来，整整七年的战争与和谈期间，纽约一直被英军占领。今天，英国人终于要走了。下午一时，随着一声炮响，最后一批英军部队离开了哨所。他们朝码头行进，爬上大划艇，划向等在海港的运兵船。英国人占领美国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了。

乔治·华盛顿在纽约的胜利出场无异于美国革命获胜一方的凯旋阅兵。整整一周，爱国者们大摆筵席，点燃篝火，张灯结彩地庆祝英军撤离，还举行了北美地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烟花表演。在弗朗萨斯客栈（Fraunces’s Tavern），华盛顿和他的朋友们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直至深夜。为美利坚合众国干杯！为美国的欧洲盟友法国和西班牙干杯！为美国那些“为了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干杯！“愿美国成为地球上每一位受迫害者的避难天堂！”几天后，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则逸事，说有位英国军官到海岸边走了一遭。这位军官本来坚信权力交接之后的纽约此时已被骚乱弄得焦头烂额，却惊奇地发现“城中的一切井然有序，没有暴民，没有暴动，没有骚乱”。“这些美国人啊，”他惊叹道，“真是一群奇人，他们知道如何自治，别人谁也治不了他们。”一代又一代纽约人在11月25日这天纪念“撤离日”，这一周年纪念日后来被并入了感恩节，那是美国人在11月份庆祝国民团结的更为恒久和不朽的节日。

但是如果有人不想让英国人离开呢？当天，在喜气洋洋的纽约民众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不那么开心的面孔。对于效忠派，也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支持英国的殖民者而言，英军的撤离令他们愁肠百转，而不是兴高采烈。战争期间，数万效忠派曾为了安全搬进了纽约和英军占领的其他城市。英国人的撤离，把未来该何去何从的紧迫问题摆在了他们眼前。在新独立的美国，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待遇呢？他们会被投入监狱吗？会遭到袭击吗？还能保有自己的财产或保住饭碗吗？由于对自己的生命、自由乃至在美国能否幸福充满疑虑，6万效忠派决定跟随英国人，到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去碰碰运气。他们还带走了逾15000个黑奴，这样一来，外流总人数就达到了75000人，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口的2.5%。

他们北上来到加拿大，乘船前往英国，远行至巴哈马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有些人甚至到了更远的非洲和印度。但不管他们去向何方，这流放之旅终究是一段未知的征程。美国有难民们挚爱的亲友，他们的事业和土地、他们的家园和自幼于此长大的街道，他们曾经赖以为生的一切，全都要忍痛抛舍。在他们看来，美国与其说是“受迫害者的避难天堂”，不如说是虎视眈眈的迫害者。只有大英帝国才会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土地、紧急救助和财务激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撤离日对效忠派难民并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崭新的开始，会把他们带向一个新世界，纵然前途未卜，却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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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而言，雅各布·贝利就生动地记述了导致他逃离革命中的美国的原因。贝利在马萨诸塞出生和长大，自1760年便作为一名英国圣公会（英国国教）传教士，在缅因的波纳尔伯勒（Pownalborough）边境地区传教。他在当时地处偏远的荒野传教之时，他的哈佛同班同学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波士顿高声表达了各殖民地对英国的不满，成为独立事业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贝利曾宣誓对国王也就是他的教会元首效忠，他认为誓言是神圣的，因而在他看来，如果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既是叛国，也是渎圣。随着加入反叛一方的压力日增，贝利勉强保持着自己的忠诚。当他拒绝为殖民地议会宣布的一个特殊感恩日赋予荣耀时，波纳尔伯勒的爱国者们威胁要在教会门前竖起一根自由之杆，如果他不为节日祈福，就在那里鞭打他。另一个吓人的凶兆是他发现自己有七只羊被宰杀了，还有一头“漂亮的小母牛”在他的牧场上遭到枪杀。到1778年，这位牧师已经“遭到愤怒暴民的两次袭击——四度被拖到冷漠无情的委员会前问话……三度被从家中驱赶出去……两次遭枪杀未遂”。他为逃避被捕而在乡野间流浪，其间他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们只好忍饥挨饿，“接连几天都没有东西吃”。在贝利看来，爱国者们明摆着就是迫害者，是“一群乖戾粗野之人，他们手握权柄、心怀怨毒，只要看见任何人与大不列颠有关或对它有所依恋，便张牙舞爪山呼海啸，恨不得扒其皮、噬其血、食其肉”。

贝利当然颇有点儿语言天分，擅长耸人听闻。然而他夸张的描写也的确表达了他对家人安全发自内心的担忧。他仍然不愿意公开背叛国王，也同样不愿意因为拒绝这么做而身陷囹圄，眼前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了，哪怕它乏善可陈。1779年6月的一天，天光未亮，贝利一家人便面色严峻地“开始为我们的放逐准备行装了”。他们穿着仅存的各色七零八落的残破衣服，收拾起被褥和“我们所剩无几的一点儿值钱东西”，走向一条船，它将载着他们驶向最近的英属避难所新斯科舍。虽然遭受了种种磨难，离开故土仍然让雅各布和萨莉·贝利难抑“心中的悲苦”。两周后当他们驶入哈利法克斯港，看到“不列颠的旗帜飘扬”时，忍不住大松一口气。贝利感谢上帝“引导我和家人安然无恙地撤退到这自由与安全之所，从此远离暴政之癫狂，压迫之凶残”。他们总算来到大英帝国的领地，总算安全了。但贝利一家人落脚“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名一文、衣食无着、连个住处也没有，更别说家什了”，未来如何，只能听天由命。

本书将追随雅各布·贝利这类从革命的美国出走的难民的足迹，呈上首部效忠派大流散的全球史。虽然已有历史学家探讨过效忠派在殖民地内部的经历（特别是像贝利这样长于表达之人的思想意识），却从未有人充分描述过效忠派在美国革命期间和之后散居世界各处的历史。这些难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美国？答案五花八门，盖因他们千差万别。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成见，认为效忠派是一小撮保守派精英：有产业、有文化，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与英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属性被囊括在一个贬义的标签“托利”中，这也是英国保守党的绰号。事实上，历史学家估计，美国殖民者中始终效忠国王的人数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效忠思想广泛地存在于早期美国的整个社会、地理、种族和民族谱系中，跟他们那些爱国同胞相比，这些人的“美国性”一点儿也不弱。保守派既包括刚来不久的移民，也包括五月花号登陆者的后代。他们可能是王室公职人员，也可能是面包师、木匠、裁缝和印刷商。他们中既有英国圣公会牧师，也有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既有见多识广的波士顿人，也有卡罗来纳偏僻乡村的农民。

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效忠派都是白人。革命为十三殖民地的50万黑奴提供了一个异常动人的机遇，英国军官提出，同意参战的奴隶即可获得自由身。2万名奴隶把握住这一承诺，从而使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内战之前最大规模的北美奴隶解放运动。革命同样为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提供了一个难以推却的选择。经历了对土地如饥似渴的几代殖民者的入侵和蚕食，好几个印第安部族，特别是北方的莫霍克人和南方的克里克人，选择与大英帝国结盟。迄今为止，效忠派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经历一般都被割裂为互不相关的历史叙事，他们之间当然有着重要差异，然而随着英国的战败，不同背景的效忠派面临着同样的两难抉择——是去是留，且所有这些人都被算入了革命的难民。他们的故事是相似的，在很多重要方面也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因而本书将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来书写。

关于效忠派难民，或许最令人吃惊的一个真相是在他们的决策中，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大相径庭。他们虽然都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具体信仰却有着极大差异。其中有些人，像贝利这样的，陈明了自己所持立场背后的复杂的思想原因。但其他人持效忠立场只是因为个人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觉得最好还是跟着那个熟悉的魔鬼。此外还有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广泛存在，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殖民地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分子都要更有前途。效忠派观点的广度和深度直指这次冲突的一个基本特点，一直以来，它都被大而化之的“革命”一词掩盖了。这明摆着是一场内战——通常被当代人描述为大西洋两岸双方之间的一场内战。这是越南战争之前美国人参战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也是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前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它导致族群分化、友人反目、家人决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与他唯一的儿子、效忠派威廉之间的故事。再现美国独立战争的偶然性、高压性和极端暴力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效忠派会选择出走，像雅各布·贝利一样，他们远离故土是因为忠于原则，也是因为害怕骚扰。同样，私利也是与核心信仰一样强有力的激励因素，逃跑的奴隶和英国的印第安人同盟的例子或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本书中的每个人都作出了同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离开革命的美国。本书着笔探讨了他们在那以后的命运。在逃离美国的60000名效忠派中，大约有8000个白人和5000个获得自由的黑人到了英国，而在那里，他们往往只是陌生国度里的陌生人。绝大多数难民接受了免费土地、物品和供给等激励，奔向其他英属殖民地。一半以上移居到了北方的英属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等省，促成了这些一度由法国人明显占优的区域转变成如今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加拿大。还有约6000个移民，特别是来自美国南方的移民，前往牙买加和巴哈马群岛，还带去了15000个黑奴中的绝大多数。有些人去了更远的远方。东印度公司雇佣军中不久便会零星出现美国出生的军官，包括臭名昭著的叛徒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两个儿子。少数不走运的人最终被送往澳大利亚植物湾（Botany Bay），成为那里最早一批囚犯。其中最惊人的移民过程，或许当属在英国废奴主义者的资助下，近12000个黑人效忠派迁往非洲，在塞拉利昂建立了弗里敦乌托邦聚居地。简言之，效忠派的足迹遍及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经过还算天下太平的十年，效忠派大流散的路线图看上去已经与大英帝国的地图相差无几了。

好几项研究曾关注过这一移民过程中的具体人物和具体地点，然而效忠派在全世界范围的大流散却从未得到过完整的重构。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历史往往是在国家边界的框架之内书写的。在美国，美国革命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们主要的兴趣点在于探讨独立战争的诸多创新和成就，效忠派难民的故事根本不在美国国家叙事框架之内。他们同样很少得到英国历史学家的关注，因为这会勾起曾经战败的难堪回忆，特别是英国人在他们可以倾其兵力的“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均大获全胜。另一方面，效忠派在加拿大历史中的作用最为举足轻重，某些19世纪的加拿大保守派称他们是缔造了光荣的帝制盎格鲁—加拿大传统的“开国元勋”，冠之以“联合帝国效忠派（United Empire Loyalists）”的荣誉，这是帝国政府赋予难民及其后代的称号。然而这些待遇再次印证了“托利”这个成见，很可能也是近代学者们忽略这段历史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从未有人写过这段全球史，还有一个现实原因。1840年代，首位探索这一主题的美国历史学家洛伦佐·萨拜因（Lorenzo Sabine）曾经哀叹：“那些……远离故土之人……变成了亡命天涯的流浪者——这些人很少会留下什么记录。他们的文件早已散佚，就连他们的名字也已被世人遗忘。”事实上，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还有很多东西保存了下来：私人信件、日记、回忆录、请愿书、花名册、外交急件、法律诉讼，等等。难点在于如何把它们拼凑起来。21世纪的学者是幸运的（在资金和资料读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得益于最新的技术，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去探索国际历史。轻触一键，就能搜索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书目和数据库，膝上架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在客厅里阅读数字化的修缮本书籍和文件。旅行也越来越方便，我们可以去拼接散落在各个大陆的文件线索，一睹难民世界中的遗迹：效忠派在巴哈马的小岛上盖起的房子、在弗里敦城上的陡坡上开垦的耕田，抑或他们的墓碑，历经沧桑，仍然伫立在加拿大的海风中。

从这些出发点来考察美国革命和大英帝国，无疑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审视这场革命的国际影响。传统上，人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全球反响的理解一直与“1776年精神”有关，它启迪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法国人，去伸张自己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探寻效忠派的足迹则会展示出那场革命在世界上留下的一个不同的印记：不是镌刻在新兴共和国而是镌刻在经久不衰的大英帝国上的印记。效忠派难民亲自把美国的事物和观念带入大英帝国。幸运儿带来了他们珍爱的实物：制作精美的糖盒、食谱，或者还有更沉重的东西，如查尔斯顿家族用于印制圣奥古斯丁和巴哈马群岛首张报纸的印刷机。然而他们也带来了文化和政治影响，其中不容小觑的就是效忠派大规模转运奴隶所彰显的种族态度。一个引发剧变的文化输出就是那些黑人效忠派讲道牧师把浸礼会信仰从卡罗来纳的偏僻乡村带往四方，他们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牙买加和塞拉利昂建立了首批浸礼会教堂。所有这些文化输出中最具“美国性”的，是效忠派难民随身携带着一种反对帝国权力的抱怨话语。在英属北美、巴哈马群岛和塞拉利昂，效忠派难民向倒霉的英国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在后者听来，其诡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爱国者同胞们提出的要求。如今，“效忠派”一词往往暗含着誓死效忠某一目标的意味，但北美效忠派显然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

考察这些类型的革命遗产，会让我们注意到大英帝国的一个显著的过渡期，并有助于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美国革命是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大的一次惨败。然而它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大大挽回了颓势，不可谓不惊人。在早期先例的基础上，英国的势力在世界各地重组、扩张和重建，包括爱尔兰和印度、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非洲和澳大利亚。总起来说，1780年代成为1940年代之前大英帝国历史变故最多的十年。此外，这些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为英国统治的原则和做法确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框架。我们姑且称之为“1783年精神”，它为大英帝国带来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的蓬勃活力，也建立起一个开明立宪帝国的模式，在美国、法国和拉丁美洲等地逐渐成形的民主共和国的对立面，树起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替代选择。

这一战后重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效忠派难民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1783年精神”包括三个主要元素。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是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土大大扩张了，而效忠派充当了帝国扩张的代理人和拥护者。历史学家过去总是喜欢把美国革命描述为“第一”和“第二”大英帝国的分水岭，前者多是商业的、殖民的、大西洋两岸的，而后者则以亚洲为中心，涉及对显然是异族的成百上千万臣民实施直接统治。但效忠派难民在两者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作为英属北美、巴哈马群岛和塞拉利昂的先驱殖民者，他们显示了这个大西洋帝国在所谓帝国“向东摇摆”过程中的持久生命力。他们还在世界其他地方推动了野心勃勃的扩张进程，支持将英国主权延伸至西属美洲或美国的西部边界。虽然这些想法在今天回望之下会有些牵强，但在当时，美国的未来还未知，而英国已经（超越其他欧洲帝国）在地球上某些最远的角落站稳脚跟之时，很难说这些想法纯属荒诞不经。在澳大利亚殖民的第一个严肃提议，正是由一位北美效忠派提出的。

效忠派难民还启迪了“1783年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明确致力于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虽然美国革命宣称海外的英国臣民与英国国内民众的待遇不尽相同，至少在政治代表权上处于弱势，但革命也产生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深化了帝国保证将所有臣民——无论其族群归属和信仰如何——纳入英国权利体系的承诺。效忠派难民成为家长制统治显而易见的关注对象。黑人效忠派从越来越倾向于废奴的帝国当局获得了自由，自觉地与蓄奴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贫困匮乏的效忠派，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类，都能从一个涵盖整个帝国的难民救助项目中获得土地和供给，该项目堪称现代国际援助组织的先驱。效忠派甚至还因为遭受损失而从一个由英国政府建立的委员会那里获得了财务赔偿，这是国家福利制度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效忠派也近距离地看到，开明价值观也有种种局限。美国革命后，英国官员大体上得出的结论是，十三个殖民地获得的自由太多了，而不是太少，因而强化了行政管控。对中央集权的等级制政府的兴趣增加，便标志着“1783年精神”的第三个元素，也就是效忠派难民们始终在抵制的元素。面对自上而下的统治，他们屡次要求获得更多的代表权，而帝国当局却不愿回应，当初正是这一矛盾从根本上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效忠派固然从各种人道主义项目中获益，但他们也须直面英国政策中无数看似矛盾的地方。这个帝国一方面赋予黑人效忠派以自由，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向外贩卖效忠派名下的奴隶；它给予北方的莫霍克印第安人同盟以土地，却基本上背弃了南方的克里克人和其他同盟；它承诺赔偿效忠派的损失，但事实上往往供给不足；它把开明原则融入了等级分明的治理。统观整个大流散，难民效忠派的经历突出了承诺与期待、臣民所愿与统治者所予之间的不对等。这样的不满最终成为后革命时期大英帝国的一个持久特点，也是从“第一”帝国到“第二”帝国、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后期反殖民地运动的另一个延续性特征。

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在一场革命的余波中得以巩固的“1783年精神”——致力于威权、自由和全球扩张的精神——竟然很快就在另一场革命中经历了考验。1793年初，距离撤离日还不满十年，英国就与革命的法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冲突，这场战争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1815年。幸运的是，英国已经经受了美国共和制异见的考验，“1783年精神”为它提供了一套现成的做法和政策，用以对抗法国模式。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反，英国祭出了王权和稳定等级制度下的有限自由模式。与其说这是一种反革命观点，不如说是一种后革命视野，它的形成部分得益于在北美那场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它最终获得了优势。英国1815年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对法国的全面胜利，证明“1783年精神”战胜了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模式，也使得自由主义和立宪君主制成为欧洲内外的一种明确的政府模式。

时至今日，大英帝国的自由宪政遗产仍然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长期并存，如此一来，可以说“1783年精神”与“1776年精神”一样，都对21世纪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从某些特定的视角来看，或许“1776年精神”与“1783年精神”本就没有太大差别。后革命时期的美国同样要与各种野心和问题纠缠，跟它所决裂的大英帝国面对的那些问题大体相当：地理扩张的冲动、与欧洲各帝国的竞争、对原住民的管理、关于民主的局限和奴隶制是否合乎道义的争论。当美国在起草它自己的宪法时，英帝国当局也在为他们从魁北克到孟加拉的各个殖民领地制定宪法。当大英帝国扩张到新的殖民地、弥补了在北美的损失时，美国也很快着手建立自己的帝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便一路西扩，将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多。虽然它们的政治制度存在着一个根本分歧：一个是君主制，另一个是共和制，但关于“自由”和法治的核心重要性，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所见略同。

1815年，英国及其同盟在滑铁卢大胜，大英帝国站上了世界之巅。那时，效忠派难民已经在他们出走的各个地点建立起新的家园和社会。经历了重重劫难和动荡、失望和压力，许多幸存的难民最终找到了安心之处，他们的子女更是如此。他们从失去家园到融入新社会的轨迹，映照出大英帝国从战败到荣升全球霸主的历程。那些离开美国而投奔大英帝国的效忠派变成了一个全球大国的臣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这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无出其右。从某种意义上说，效忠派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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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再现了那些个人生活被历史事件搅得天翻地覆的普通人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旅程本身也是在探寻他们的足迹。前三章描述了效忠派所经历的美国革命；导致他们去国的原因；大部分人出走的过程，即从英国占领的各个城市大规模撤离，这是美国革命历史中一个很重要但鲜为人知的片段。第4～6章记录了那些前往英国和英属北美（如今加拿大东部三省）的难民，探讨了效忠派定居的三个特点：难民的衣食来源和接受赔偿情况；他们如何建立新的社区；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了战后帝国政府的重组。第7～9章将目光投向南方，考察了前往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和塞拉利昂的难民的命运。这些地区的难民即便在最好的年景，也须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法国革命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加剧了关于政治权利的冲突和围绕奴隶制和种族等问题的矛盾。最后一章纵览拿破仑战争和1812年战争，考察了在移民过程开始了一个世代之后，效忠派从他们的出发点美国来到对帝国的意义超过了美国的地方——印度，他们的现状如何。

没有人能够在一本书中囊括60000个故事，因此我选择关注一群代表各种不同的难民经历的人物。他们合起来可以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这次大出走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参与者的切身感受如何。那些难民既属于一个很大的世界——一个不断扩张的全球帝国，也属于一个小得惊人的世界，散居各处的人们跨越巨大的时空间隔，彼此保持着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人迁徙了不止一次。对反复出现在本书中的帝国公职人员而言，迁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比如说纽约指挥官和加拿大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还有革命前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和革命后的巴哈马地区总督邓莫尔勋爵。然而对四处漂泊的平民来说，多次迁徙更加重了战争的动荡离乱后果，也凸显出帝国引导人口沿着特定路线流动的能力。

来自佐治亚的中产阶级效忠派伊丽莎白·利希滕斯坦·约翰斯顿就深切地体会到了生活在动荡世界是何滋味。战争结束时她还未满20岁，便带着家人穿越南方一个个日渐荒芜的英属偏远村镇：萨凡纳、查尔斯顿和圣奥古斯丁，其间她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生。这些迁徙变成了战后更远大行程的预演，约翰斯顿一家先后迁往苏格兰、牙买加，最后总算在新斯科舍安顿下来，而这距他们开始这场漫长游历，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有家有产的纽约大亨贝弗利·鲁宾逊的故事则可与约翰斯顿一家的故事比照着看，对人颇有启发，他们来自更富裕的特权阶层。原本在美国拥有良田万顷，后来一家人却挤在英国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一处不大的居所。但他把自己所剩的资源全都投资在参军的孩子们身上，这是当时大英帝国能够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最佳机制。鲁宾逊的孩子们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建功立业，从新不伦瑞克到牙买加、直布罗陀、埃及和印度。鲁宾逊孙辈中有些人甚至回到纽约，在先辈们失守的地方再造辉煌。约翰斯顿和鲁宾逊两家人一样，演绎了白人效忠派难民共有的长久考虑：保住自己的社会阶层和地位；重建家业；为孩子们的成功创造条件。他们留下的文件也让我们感同身受地体察到：对那些面对失败、漂泊和离散的难民来说，战争给他们造成了怎样的情感创伤！

许多难民把自己的历程看作人生中毁灭性的挫败，但也有些人意识到，这样的动荡时局或许也意味着良好的机遇。这类幻想家中最有远见的，或许要数北卡罗来纳的商人约翰·克鲁登了，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业与英国的权威一起崩溃，却不屈不挠地推行各种重建计划，希望自己和大英帝国一样东山再起。克鲁登重建英属美洲帝国的各项计划表明，即便在战后，英国人的野心仍然蓬勃地持续和发展着。出于同一目的，马里兰效忠派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则选择“利用［克里克印第安人］原住民”，并利用他在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作用，倡导在美国西南边境建立一个效忠派的印第安国。为伸张印第安人主权所进行的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是由莫霍克酋长约瑟夫·布兰特领导的，他是当时北美最杰出的印第安人，自称效忠派。战后布兰特在安大略湖附近避难，打算从那里起家，建立一个西部印第安人联盟，保护原住民的独立自主，以免被不断前进的白人殖民者蚕食殆尽。

革命对黑人效忠派造成的损失当然被一个重要的获益抵销了：他们获得了自由。这是迈向未来的第一步，而那样的未来在当时是超乎想象的。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奴隶家庭的戴维·乔治既获得了自由，又获得了信仰，在革命进行中的南卡罗来纳皈依了浸礼会。战后他迁徙到新斯科舍，在那里开始布道，很快便拥有了一批浸礼会教众。几年后，当他决定在塞拉利昂寻找新的耶路撒冷时，很多信徒随他一起踏上了征程。信仰的网络把大西洋沿岸的黑人效忠派联系在一起。乔治的精神导师乔治·利勒选择了从偏远乡村到大英帝国的另一条路线，他和英国人一起撤离到牙买加，在那里创立了岛上的第一个浸礼会教堂。

为了再现这些个体的艰辛旅程，我探访了效忠派每个重要目的地的档案馆，力求找到这些难民本人对自己经历的叙述。人们对他们行为的解读往往经过了事后加工，效忠派们关于自己的许多著述也难免有某种目的。显然，现存最大的文件宝库、效忠派赔偿委员会的记录就是如此，该委员会是为了赔偿效忠派所遭受的损失而成立的。每一位索偿者都力图证明自己对帝国的忠诚、经历的百般痛苦和遭受的巨大财物损失，这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与黑人效忠派有关的最佳资料显示了另一种偏见，要归咎于那些急于推行某种传教事业的英国传教士。有关印第安部族的最现成的资料都是由白人官员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撰写，戴着帝国滤镜对其内容进行了筛选。还有通常因为记忆偏差而对事实的扭曲。战后多年撰写的个人叙事，像伊丽莎白·约翰斯顿的记述，往往会强调悲剧、不公和愤怒，这些在人们心头萦绕的时间要比美好的记忆长得多。19世纪初在英属北美出版的记录尤其如此，它们将效忠派描述成受害者，与美国人对立性地将他们描写成恶人相比，其曲解和误导的程度不落下风。

这类材料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客观的，但人们讲述自身故事的方式——强调什么，又对什么避而不谈——本身就能让历史学家了解到那个年代的许多事实，价值丝毫不亚于他们讲述的具体细节。难民的悲剧叙述值得我们用心倾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语。它所抓取的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往往会被关于这一时期的传统政治、经济或外交史所遗漏，但遗漏了这一部分，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革命对参与者的影响、帝国与臣民之间的互动，以及难民如何面对迁徙漂泊。它反转了我们熟悉的叙事，展开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充满另类、偶然与惊喜。谁也无法一开始就预见到美国独立战争的结局、预见到美国的生死存亡，或大英帝国将何去何从。对于1775年即将打响内战的美国殖民者而言，前路漫漫，必将充满动荡、苦痛和莫测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