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技术，还是技术的伦理？

一个技术诞生在实验室的时候，是无法预料其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伦理”的。例如，“基因测序”在诞生之时，还是一种造价昂贵的技术，研究人员耗费数十亿美元，才破译了人类基因图谱的“天书”。而不到20年的时间，测序芯片更新换代，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全基因组测序已经降到了1千美元以内。

读懂人类的基因，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健康层面上，人类的确更加了解自己了，诸如癌症治疗、风险筛查乃至病毒识别等领域，测序技术已经无处不在。但是，基因测序技术在“平民化”、消费级的市场端，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面貌。市面上流行的消费级基因组测序，只测人们“最关心”的少量位点，价格仅在几百元人民币不等。在美国，对于自己“祖源”的追溯成为了消费级基因检测产品中的一个大潮流。一个人面对测序的态度，从最初的好奇开始（“我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发展到对自己身份的拷问（“我居然有10%的非裔美国人血统？”），这些话题，在美国“人种大熔炉”的语境里，引发了一场族群认同和种族间关系的探讨。

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玩味：基因测序的服务，会将自己和亲属联系起来。这原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鼓励大家去“安利”自己的亲友做测序。然而，这个技术设计，却无意间揭开了许多家庭原本潜藏着的秘密——孩子是收养的，私生的，捐精或者代孕的……“平民化”之后的测序技术，无意间撼动了这些家庭建立在生物血缘关系上的伦理基础，对于每个家庭，也无异于一场风暴。

这些社会和伦理的后果，或许不是技术本身能够左右的。而技术的伦理，亦需要放到社会的语境中去消化。

荷兰技术哲学家保罗·维尔比克（Paul Verbeek）曾经用超声影像技术做例子，阐述了技术所带来的伦理争论。这一技术可以在出生以前就让人们看到胎儿的样子，也能让医务工作者提前判断胎儿是否有畸形或者先天缺陷。这让母亲能够决定，将有缺陷的胎儿在足月前终止妊娠（即堕胎），或者利用超声充分判断堕胎的风险并实施。

那么，超声影像技术是否促进了堕胎行为的推广呢？它是否会因为这个伦理争议而被保守势力所反对呢？恰恰相反，保守势力认为，父母在提前“看”到了胎儿之后，更能够将胎儿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类”来看待，或者发展出母亲和胎儿之间的感知与联系。事实也证明，有一些母亲原本选择堕胎，却在看到超声影像之后放弃了堕胎的念想。维尔比克认为，谈论技术的伦理并不是技术本身的伦理，而是技术的发展为伦理判断打开了新的空间，让人们不得不在新的“现实”中面对伦理的抉择。超声技术本身并不承担伦理的判断，而是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刻画了被这些文化和社会所诠释的现实，而这些现实，才是伦理需要争辩的地带。

同样的，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并不能被判定为善抑或是恶。这并不等于简单的技术中立论，也并不是将技术仅仅视为工具看待。技术的伦理，需要将技术放进它所依赖而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技术的形态，以及技术如何“指向”（intentionality）人们的道德与伦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