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四：谣言往往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

在公共危机爆发之时，谣言中往往隐藏着官方信息与民间信息之间的结构性紧张。这种视角可以让我们的思考深入到对于权力的讨论之中。早在1951年，美国学者沃伦·彼得森（Warren Peterson）与诺埃尔·吉斯特（Noel Gist）便指出：谣言应该是被认为是舆论的特例，因为谣言是“充满影响”的集体，比民意测验更能反映出“期望、恐惧、焦虑、敌对和愿望”。在充满了稳定和秩序的现代社会之中，一旦公共危机爆发，作为信息弱势群体的公众，便可能将谣言作为一种情绪平衡的权宜之计。这里所说的情绪，可能是对控制感和确定感的诉求，可能是挑战权威、建立信息优势的渴望，也可能是对共享秘密的快感。

在此次新冠疫情之中，不同的虚假信息，同样隐藏着公众不同的情绪需求。2月9日，网传“八位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学者集体回国，合唱《我的中国心》，令美国惊慌失措”。这则谣言的吸引力，一方面来自与“钱学森回国报效”相仿的故事母题，另一方面，则隐藏着公众一直以来对美国的负面情感。2月7日，网传“哈佛大学医学院为李文亮医生降半旗”，后被证实是为了纪念另一位因帕金森症去世的医学教授史蒂芬·德拉特勒（Stephen Dretler）。显然，这则谣言寄托着公众对于李文亮医生的怀念，以及为他正名的愿望。

当谣言成为一个社会的情绪宣泄出口时，我们需要怀有更加宽容的心态，同时，这些谣言也为我们体察舆论提供了新的入口。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当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之后，最高法同样发文称：“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从14世纪欧洲“羊上树”的虚假信息，到如今中国社会的种种谣言，我们需要理解，人类社会与谣言的共存是持续性的。打个比方来说，谣言也是一种病毒，社交媒体则是它最新的宿主。我们需要承认这种不可避免的共存，会延续整个人类历史，贯穿我们的过去与未来。强调这四种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拒绝谣言本身的命名所带来的天然负面涵义，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