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一：“不信谣、不传谣”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做到

何为“谣言”？与普通人对这个词的负面理解不同，多数研究者更愿意站在中性立场，将它视为“未经官方确认的信息”。当然，因为“谣”这个字本身在汉语中代表着“凭空捏造”的含义，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谣言应该从属于更为广泛意义的“流言”，代表了流言中虚假的那一部分。这样看来，对于谣言的理解，也需要将流言作为“背景板”。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种呼吁：不信谣、不传谣。细思之下，这一口号本身并没有错，但似乎也没有抓住事情的核心。换句话讲，它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达成。恐怕不会有人会质疑，在疫情期间，那些明知是虚假信息、还愿意相信和传播的人，只是公众中极少的异类。多数人的真正困境则在于，作为身处后真相时代的个体，芸芸众生并不具备从流言中辨别出谣言的能力。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等人曾提出过一个谣言的传播公式：“谣言传播机会＝事件的模糊性×重要性”。在新冠疫情之下，互联网中的流言蜚语，恰恰将模糊的远方，转换为逼真的近身。如此说来，谣言是公众降低不确定的工具，也是呼唤确定的武器。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笃定可以从流言中挑拣出虚假的一部分，这也注定会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如此，谣言的辨识，还可能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为“疫情”吹哨，却遭到地方相关部门的训诫、官方媒体的辟谣。当时观看这则消息的人，包括你我，恐怕并没有能力去反驳。然而，当疫情真正开始，人们又开始回到这一起点，去怀念李文亮医生。这种怀念的底色之一，便是对流言的捍卫。我们基本达成了这一共识：当辟谣本身成为谣言的一部分，反而会对造成舆论更为强烈的刺激。

当然，李文亮事件还为我们注解了另一种无奈。当我们说起“不信谣、不传谣”时，其中暗示了这样一种二元关系，即民间流言蜚语的质量难以保证的，因此，我们需要依靠大众媒体的信息。这同样在客观上为大众媒体拟定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准。新闻学上有一个共识，新闻的真实性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亦认为，完整事实需要依靠报纸的有机运动来实现。简单说来，在事实的发现过程中，媒体往往只能逐渐逼近，而不能一步到位。双黄连事件便是一例。新华社记者董瑞丰发表的报道称，双黄连在体外试验中能够有效抑制新冠病毒。这份报道在被多家官方媒体转载之后，掀起了公众抢购双黄连的热潮，听说就连兽用的双黄连也被抢空了。然而，接下来的报道则为公众详细解释了体外试验本身的意义是非常初步的。甚至有专家开玩笑说，体外环境下，开水也能抑制新冠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