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

最早的照相是靠“影像铺”这样的店家用传统的画像方法描绘自己的容貌。当时画人叫“小照”，画亡灵为“影像”。摄影术传入中国后，人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称为“照相”。

很多人对童年照相都有种特别的情怀，它带着时间的质感始终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时的照相术，是使被摄的影像通过镜头在感光片上曝光；曝光后的感光片经冲洗加工得到呈现被摄体负像的底片；再经洗印便获得与被摄体基本一致的正像。虽然在现今这个“速食时代”，照相馆已经几乎不用胶片了，繁琐的温情再也不被关爱了，但童年的记忆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使人向往。它始终带着一种奇妙的味道，在温润着我们的心。

据史料记载，归化城的第一家照相馆“锦昌照相馆”，是1910年由内地人开设的。后来随着市场的需求，“冠北照相馆”“合记照相馆”也相继开业。

1920年，归化城大北街路西成立了一家私人“豫芳照相馆”，掌柜张占鳌，不仅精通照相术，还善于经营管理。他在区内外广招摄影技术人员，照相设备全是进口的蔡司、林哈夫等器材。靠着优质的服务，照相馆越做越大。“豫芳照相馆”不仅配有德国大型木制高级座机，还增添了德国新闻外拍机，派专职人员跑外，满足了呼市大小型会议外拍的需求。1956年公私合营，张占鳌的儿子接父亲的班当了经理。1959年呼市遭受洪灾，“豫芳照相馆”因被冲毁而倒闭。

说起“豫芳照相馆”，不得不提石寄圃。石寄圃（1910—1984），字炳经，武川县哈拉门独乡土盖门大九号村人。是从归化城走出的电影艺术家。民国十二年考入归绥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后提前离校，参加了联华公司北平厂电影训练班，半年后结业。年底进入联华上海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导演，同时在上海天一电影厂参与电影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内战开始后，石寄圃回乡。1954年在归绥豫芳照相馆（后合并到“天一”照相服务部）工作，1976年退休，1984年10月13日，因胃癌逝世，终年74岁。

记得儿时新城鼓楼西街路南有一家“春光照相馆”，那个照相馆门前的大橱窗里陈列着文艺界名流、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大幅油彩着色照片。我十分羡慕橱窗里的那些靓女俊男，每次路过都会驻足观望。这些“橱窗明星”为五六十年代灰暗色的街市平添一抹亮丽的风景。

我在“豫芳”“春光”两家照相馆里都照过相，那些照片至今保留在父母家的影集里。我儿时所有的照片都留着锅盖头，那是时代的特征。记得儿时每次照相前，父亲先要带我去剃头。那时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剃头，剃头匠的推子如果缺少润滑油，冷不丁就会把头发揪住，疼得我直龇牙。寒光闪闪的剃刀，在我耳根后挥舞时，我非常害怕把我的招风耳给削下来。使我更困惑的是，剃头匠为何非要紧贴头皮往上推，不留点坡度？仅头顶上留下一片乌黑的头发，犹如房檐、锅盖一般。

听父亲说，二十年代“豫芳照相馆”刚开张时，归化城里还没有电，不能利用灯光摄影。影棚里有个天窗，照相时要利用天窗射下的“天光”。如果光线太亮，就会拉起白布遮挡天窗来调整光线；如果遇上阴天，光线太弱，就用反光板增强光线。

“豫芳照相馆”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人蒙上布看镜头的那种。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拍照前，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即在相机的后匣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这种相机在摄影史上分为干版法和湿版法，湿版法临拍摄时现涂药水，而干版法自带药水。底片是玻璃的，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

我儿时，照相馆已经开始使用镁光灯。拍照的瞬间，镁光灯的镁粉被引燃，会发出耀眼的强光，同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几乎同时，燃烧的镁粉冒出了淡蓝色的烟雾。

我很恐惧那种一次性镁光，尤其那一声巨响、一股青烟，像炸药爆炸一样，没见过的人会吓一跳。

摄影从清末进入中国，最初一直是属于达官贵人的奢侈品。那时人们非常注重拍照时的形象，照相时必定要穿上当时最流行的衣服，如西服领带、长袍马褂、旗袍等。家中曾经有不少民国时的老照片，“文革”破四旧时，都付之一炬。

影棚中有各种的布景，分别缠在一根根长长的卷轴上，上面有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北海白塔或洋房花园。典雅如古画，摩登如月份牌儿，都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幅就展开挂好。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的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逼真。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怒放的鲜花置于花盆架子上，人手扶着花，拍出来很是雅致，似文人书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将进照相馆拍照视为人生一大事。过去有为新生儿过百天拍全祼照的习俗。届时，孩子坐在椅子上，由隐藏在椅子后面的父母密切地扶着小孩的后背；照相师一手捏着皮球快门，一手摇着小铃，把孩子逗笑了，灯光一闪就拍完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小男孩大多数人都有一张全祼的“百日留念照”。

那时，人们喜欢在拍照时突出自己的职业，甚至模仿工作的情景。毛纺厂的女工，下班后结伴来到照相馆，身穿围裙、手拿梭子，做着纺织的动作；医生也身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拍照；工人则身穿背带裤，臂套套袖，手拿活扳手展示英姿。摄影机“咔嚓”一声，将这一刻定格。

及至“文革”，各地的照相馆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纷纷改名，如东方红照相馆、朝阳照相馆、红卫照相馆等。当时因革命需要和条件局限，许多地方的照相馆还担负起了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那就是翻拍毛主席像，供新华书店统一销售。

那时，男女青年照相流行穿军装、戴军帽、扎皮带、戴红袖章、背军用挎包。上衣别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在胸前，都是最时髦、最自豪的做派。摄影棚里的背景也都更换成了北京天安门。

“文革”中我们照过一次“全家福”。记得照那张全家福时，摄影师一再强调不能随便眨眼睛，如果谁照瞎了，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自然是听话的，努力瞪着眼睛，可眨眼是瞬间的事，往往不受自己意志的控制。摄影师的头钻进镜头后的黑布里，叽里咕噜地说着话，我往往不知所措。他的头数次从黑布套中钻出来，提醒我们放松，然而照片上最不自然的人总是我。

1979年，姜昆李文华曾说过一段相声，名叫《如此照相》，说的就是“文革”时照相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有许多照片是不许照的，比如婚纱照不许照，属于低级趣味；逆光像不许照，脸发黑象征黑暗；烫发不许照，象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照相还必须摆出革命姿势，进门还得喊革命口号，否则也不许照相。貌似荒诞，其实是实情。

1976年，我和妻子的结婚照，是在市毛东面的“内蒙古照相”照的。那是一张双人黑白“大头照”。我俩都身穿清一色的蓝色制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我上衣左上侧的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我俩都没化妆，只是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按照男左女右的习俗坐在一起，将头微微靠向对方。虽然表情严肃、神色木讷，这张双人“大头照”毕竟是我们青春的见证。

作为时代的特征，那时的照片上都印有照相馆的徽标，装照片及底片的小纸袋上也无不印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最高指示”，如“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纸袋我至今仍有留存，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