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方文献及其类型

地方文献是某一地域内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的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具有区域性、历史资料性等特征，内容上包罗万象，上自天文，下及地理，旁及社会、人文领域等各个方面，是人们认识某地域的工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地方文献”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我国图书馆界地方文献事业奠基人杜定友：“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画片、唱片、拓片、表格、传单、票据、手稿、印模、簿籍，等等。”后之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文献概念多有研究，据统计其定义不下200种。对地方文献类型的划分亦多有探讨，如按文献著述形式可分为地方政府发布的工作报告（如文件、通告、白皮书等）、地方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地方年鉴、地方志、地方史、地方档案、地方百科全书、地方丛书、地方著述、地方报刊、回忆录、传记、家谱、地方人事碑志、地方图录、地方音像资料、网络地方资料等；按出版形式可分为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及背景资料（如书信、手稿、日记、文书等）；按所属文献层面可分为方志层面、家族层面及个人层面的地方文献（本书参照此法对主要的地方文献进行概述）。

一、方志层面的地方文献

方志层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有地方志、地方史、地方年鉴、地方百科全书等文献。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认识和分类记述特定区域情况的资料性著述”，亦有图经、传、录、乘、考、书、簿等别名异称，是我国优秀文化典籍之一，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等功能，是该层面最重要的一类。据学者统计，我国古代方志总量已知者有1万多种、11万多卷，约占全部典籍的1/10。我国地方志大约起源于周朝，当时已有专门编纂地方志书的史官。据《周礼》记载：小史掌管“邦国之志”，外史掌管“四方之志”，小史、外史即管理地方志的官吏；至西晋时基本成熟，从《三国志》的《魏志》《蜀志》《吴志》到《华阳国志》，已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志；南北朝时期，政书体开始成为地方志书的一种体系形式；北宋、辽、西夏时期发展至成熟，其中宋朝地方志达600余种；明清时期更为繁荣，明朝皇帝亲自下诏，云“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且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以规范地方志书编纂工作，清代编纂的地方志达6000多种；民国时期，在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不同风格的地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志的修撰进入新阶段，除各省、市、县、镇、村志等，还编撰有文化志、博物志、水文志、艺术志等专门志。按照记述内容不同，地方志可分为综合性志书和单一性志书两大类。综合性志书记述该地区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故有“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之称，《华阳国志》《八旗通志》《民国浙江通志》等均属此列。单一性志书侧重于记述地域的某一方面，如各类专门志，《山东盐法志》《浙江省出版志》《浙江省新闻志》等均属此列。

地方史是记述某一地域过去人类社会的活动，包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变化，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等，着重于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亦分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性地方史记述了该地域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如《浙江通史》《上海史话》等。专门性地方史着重于地方某一方面的发展历史，如《广东革命报刊史》《嘉兴蚕桑史》《嘉兴藏书史》《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四川苗彝民族发展史》《土家族古史探讨》等。

地方年鉴是从综合角度或专业角度对地域或系统某一年内本地的重要时事、文献等进行资料性的总汇，全面、翔实、系统地记载和反映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文体等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发展概况，是认识与研究该区域的权威性工具书，如《嘉兴市年鉴》《四川省年鉴》等。地方百科全书是概述地方知识的著述，如《沈阳百科全书》《四川百科全书》等。地方图录是用绘画、摄影等方式反映某一地域有关事物或人物形象的工具书，包括地图、历史图谱、文物图录、艺术图谱、科技图录等，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如《汉初诸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等。

二、家族层面的地方文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地域的脉搏。一家之崇尚，关乎一地之风俗，而一地之民风，又关乎一域之文化。”可见家族层面的地方文献的重要性。家族层面的地方文献最重要者为家谱（或称族谱、家乘、宗谱、谱牒等，一般意义上可以混称），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是我国历史上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文献之一。据王鹤鸣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所录，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各藏书机构、其他国家藏书机构及散见于民间的2003年之前刊印的以汉字为主的中国各民族家谱达52401种，计608个姓氏、1200万字。

我国家谱古已有之，《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楚世家》等篇目较详细记录了黄帝等的历代世袭，或可看成我国家谱之滥觞。魏晋隋唐时期，因士族门阀制度的需要，官修的世家大族族谱兴盛，可惜大多在唐末战乱中散佚。北宋时期，家谱由皇室、贵族进入普通百姓家，欧阳修、苏洵创立了为后人所遵循的谱例。明清时期，家谱修纂异常繁盛，时“全国各地各家族，不论是望族还是乡村农家，普遍纂修、重修家谱（族谱、宗谱），几乎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其中官宦人家一般都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平民百姓、商人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民国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谱纂修一度停滞。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家谱修纂、重修再度兴起，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姓氏文化研讨会、家族联谊会。尽管各地的各家谱不尽一致，但古代家谱有其基本体例：谱名、谱序、凡例、目录、姓氏源流、先人传记、像赞、恩荣录、五服图、仕宦录、世系、字辈、家规家训、艺文、祠堂（郡望、堂号）、坟茔、谱论、余庆录、风俗礼仪、族产、契约、领谱字号等。由于时代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纂修的家谱则大多没有了像赞、恩荣录、五服图、仕宦录、余庆录、谱论、风俗礼仪、族产、契约、领谱字号等内容。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家谱与方志、正史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献大厦的三大支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及地方史的资料，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海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三、个人层面的地方文献

以个人为基础的地方文献是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类，其可靠性可能超过许多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文献。

回忆录、传记、口述史等文献自然地与地域性高度相关，此类文献主要为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与文化领域具有突出成就的人所写，以供后人参考，其中又以作家、艺术家、学者为著者主体。地方名人本就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述的重要性可窥一斑。回忆录、传记、口述史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回忆录是以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名义回忆的（包括写作、口述等方式），让他人相信其回忆内容在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作品，具有还原历史、反映时代特征及个人情况等特征，亦有自传、口述历史等特殊形式。传记有自传和他传等多种类型，其内容与社会历史和事实紧密相关，具有准确性、真实性、系统性等特征，其中自传是与地方文献最紧密相关的一类。

以口述文献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史资料尤其值得重视。我国县（区）以上的人民政协，自1960年以来，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在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基础上，编印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丛刊、丛书和专辑。1982年后，各地在“文史资料”工作中，将对地方资料的收集作为立足点，如《南昌文史资料》前言指出：要把南昌八一起义、南昌作为五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新生活运动”和“特种教育”的发起地等多少尚留在老年人脑海中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遵义文史资料》（第一辑）前言中言：要把遵义会议、丝绸和化工（遵义两大工业项目）作为《遵义文史资料》的重要选题；《湘潭文史资料》前言强调将刘揆一、秋瑾、齐白石、杨度、黎锦熙、杨昭植、毛泽东、彭德怀等在本地生活或成长的重要历史人物作为资料收集的重点……可见，“地方性”就成了其显著特色。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数量非常庞大，仅截至1990年，就已出版2300多种、13000多辑（期）、30余万篇，近2亿字数。1990年后，仍在持续出版中。文史资料的内容，大多为亲历、亲见、亲闻者自撰或由他人记录整理，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当地近代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地理诸方面情形，大大小小事件的始末和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是认识当地近代文化的重要文献。

日记是私人记载的一种文献，按照年月日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日记对于研究人物（主要指日记创作者）的生平、思想等极具价值，而如前文所言，人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日记是一种具有直接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如浙江海宁人管庭芬的日记，记事起于清嘉庆二年（1797），止于同治四年（1865），前后跨度达69年，记载涉猎面广，从生活到自然，从科举考试到对目录版本的考据，以及动荡时期基层民众的生活，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的记载，颇为详细，极具史料价值。

游记是对一个地域的气候、水文、地貌、动植物等的具体描述的文献，对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古代游记如《徐霞客游记》《水经注》《经行记》《吴船录》等，不仅记述了所经地区的疆域沿革、经济文化、风俗习惯，而且描述了这些地区的山川、气候、动植物、地貌、水文等自然景观，甚至还探讨该地自然地理现象的成因，是我们研究一地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理变化和发展规律的重要文献。

个人的文学创作或研究亦与地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地域文化对个人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个人创作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地域文化。如文学地理学研究专家邹建军教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该县的“穹窿地貌”极具特色（地球上总共有两处，另一处在西半球的巴西），极大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与研究，他说：“可以这样说，高台深谷地区的地理形态与地方文化，对笔者的个性、气质的形成及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没有这样的以高台深谷为基本内容的地理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文化，就不会有笔者最近十年以诗歌、散文和辞赋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笔者对于地理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成为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来源之一。笔者创作的汉语十四行组诗、散文和赋，都和特定的地理形态与地方传统密切相关，主要作品都是在实地考察、田野调查以及个人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创作的。”他进一步指出：“在文学地理学理论看来，文学的本质首先是地方的，任何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地方，所以任何作家和作品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空间和特定时间而存在。”